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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因素很多，不同的国家或经济体、不同的宏观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程度并不同。在对外直接投资宏观经济环境理论基础上，本文以各国的进出口、GDP及人均GDP、双边距离、能源为主要解释变量，运用2006～2015年的统计数据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面板模型 实证研究
一、引言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对外投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惊人。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连续13年增长，2002～20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5.9%。从流量方面來看，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实现历史突破达1456.7亿美元，超过同期吸引外资水平，成为净资金流出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2015年流量是2002年的54倍。201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0978.6亿美元，位居第八位，是2002年末存量的36.7倍{1}。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加快推进，在此情况下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综述
从东道国角度出发，Cai（1999）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归纳为：寻求扩大出口市场（market-seeking）、寻求稳定的资源供应（resource-seeking）、寻求技术和管理技能（technique and management seeking）以及寻求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seeking）。而Buckley et al.（2007）利用中国对49个国家1984～2001年的对外直接投资证据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政治风险、文化差异等有显著正相关性，而资产寻求的动机却不显著。Gani（2007）、Wei（2010）认为东道国的制度规范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但Kolstad.I&Wiig.A（2009）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中国更倾向于向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Alessia，Roberta（2011）从东道国的视角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发现只有制造业表现出了传统的市场寻求动机，而资源相关行业表现出了明显的资源寻求型因素影响。
国内学者从各个角度研究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景红桥、董二磊（2014）从比较金融体制的视角发现市场导向型金融体制是提升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程惠芳、阮翔（2004）基于引力模型研究发现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投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李辉（2007）基于静态面板模型，使用1980～2004年55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发现母国人均GDP、出口、结构因素、全球总需求、全球贸易总量对母国对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
（二）理论假设
1.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存在替代论和互补论两种主张。以Robert.Mundel（1957）为代表的替代论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资本流动越自由，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大，即两者为负相关关系。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少了商品稀缺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但生产场所的开辟与建立，会创造新的贸易领域，因此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存在互补关系。Markuson（1983）和Sevenson（1984）认为，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同时存在，结果取决于两者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若为合作的，则贸易和要素的流动表现为互补关系，反之为替代关系。周晔（2005）发现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的且最为显著的影响，存在合作的互补关系。以往研究说明了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是相互替代或互补的，在本文研究中选取进出口作为解释变量，假设对外直接投资是东道国进行出口的后续活动。
大部分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发生在贸易部门或者与其相关的部门，地区进出口总额越大，贸易开放度越高，吸引外资的水平越高。假设：
H1：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负相关。
H2：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正相关。
2.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邓宁（1980）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动态相关关系，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相关关系，而一国GDP是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好体现。Andreff（2002）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劳动密集型等为市场导向的国家，东道国GDP与对外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系。市场驱动因素中，人均GDP指标更是影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Cheung和Qian，2009）。假设：
H3：GDP与一国对外直接投資正相关。
H4：人均GDP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3.双边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引力模型是研究国际要素流动的主要范式，该模型认为双边贸易与两地的GDP、距离等因素有关。Cheng和Ma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中国企业对90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显著，市场规模大、地理距离近的国家能吸引更多投资。Portes（2001）认为距离是引力模型的基本变量，信息摩擦、信息不对称与距离正相关。信息摩擦与信息不对称是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本文使用距离这一变量代替信息摩擦和信息不对称。假设：
H5：双边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4.海外资源禀赋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邓宁认为，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国家区位优势的重要来源。从供应链角度看跨国公司通常选择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直接投资，从而为下游生产提供稳定的要素资源供给。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国内的资源供给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能源需求也成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1992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瓶颈日益严重，中国企业寻求海外资源显得尤为明显。胡博和李凌（2008）研究发现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中，发达国家的优势在于较高的科技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则在于丰富的矿产能源禀赋或潜在的国内市场。假设： H6：能源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三、数据与实证分析模型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GDP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潜力，GDP增长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市场驱动（特别是人均GDP）是影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出口可以看作是对外直接投资扩张的先期行为，而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的后续活动。对外直接投资受地理距离的影响显著，距离近的国家能够吸引更多的FDI。能源指标包括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等来代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因此，选择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出口、进口、距离、能源作为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
基本模型如下：
LnFDI=β0+β1LnDis+β2LnGDP+β3LnPGDP+β4LnEX+ β5LnIM+β6LnENE
选用108个数据齐全的国家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TATA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显示所有变量皆为水平平整的，为了避免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Hausman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表中列出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结果以作对比，差别不大，表明本模型结果比较稳健。
（二）实证结果分析
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这与中国倾向投资于距离较近的亚洲地区的经验事实相符，但距离变量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高科技的发展使交通更加便捷，进而使运输成本减少，降低了对投资的影响力。
GDP与人均GDP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在1%水平下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与Chakrabarti（2001）、Buckley（2007）、阎大颖（2013）研究结论一致。GDP越高，说明市场规模大的国家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具有吸引力，市场因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相同条件下，中国更倾向于选择市场潜力大的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地。
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负相关，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是替代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会抑制出口。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弗农曾提出，出口的发展先于国外生产，投资前的出口可以作为市场风险最小化的途径，即出口可以看作是对外直接投资扩张的先期行为，而直接投资是出口的后续活动。企业在向东道国投资实现当地生产以前，按照“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的原则，往往要经过一个直接出口的阶段，只有当出口达到相当规模以致在当地生产有利可图时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后期阶段会对出口产生抑制作用。
进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之间是互补的。随着国内更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进口原料、半成品不断增多，使外部市场内部化，进而引致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也说明中国现阶段可能存在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进而将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返销回母国满足国内需求，也可能存在着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开发和生产出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后，将产品返销回母国。
能源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和谢杰、刘任余（2011）的结论一致，我国与东道国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可能受“第三国效应”影响并存在集聚效应，对资源的寻求并不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动机并不明显，这也可能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流向发达国家有关。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东道国的视角基于2006～2015我国对10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研究表明：GDP和人均GDP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距离会抑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互相替代的，进口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互补夫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动机并不明显，可能是效率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以巩固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基本取向，以加快发展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为主要目标，实施多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战略，建立和巩固多边以及双边的投资贸易体制，以中国进出口贸易为中心进行上下游的延伸和拓展。
注释
{1}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
參考文献
[1]Cai Kevin G.，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 Novel Dimension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y[J]， The China Quarterly，1999（12）：856-880.
[2]Buckley P J，JeremyClegg，Adam R Cross.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4）：499-518.
[3]景红桥，董二磊.比较金融体制对一国OFDI的影响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4）：111-118.
[4]謝杰，刘任余.基于空间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与贸易效应研究[J].现代商贸评论，2011（06）：61-70.
[5]阎大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J].国际贸易问题，2013（07）：128-135.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面板模型 实证研究
一、引言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对外投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惊人。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连续13年增长，2002～20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5.9%。从流量方面來看，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实现历史突破达1456.7亿美元，超过同期吸引外资水平，成为净资金流出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2015年流量是2002年的54倍。201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0978.6亿美元，位居第八位，是2002年末存量的36.7倍{1}。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加快推进，在此情况下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综述
从东道国角度出发，Cai（1999）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归纳为：寻求扩大出口市场（market-seeking）、寻求稳定的资源供应（resource-seeking）、寻求技术和管理技能（technique and management seeking）以及寻求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seeking）。而Buckley et al.（2007）利用中国对49个国家1984～2001年的对外直接投资证据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政治风险、文化差异等有显著正相关性，而资产寻求的动机却不显著。Gani（2007）、Wei（2010）认为东道国的制度规范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但Kolstad.I&Wiig.A（2009）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中国更倾向于向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Alessia，Roberta（2011）从东道国的视角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发现只有制造业表现出了传统的市场寻求动机，而资源相关行业表现出了明显的资源寻求型因素影响。
国内学者从各个角度研究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景红桥、董二磊（2014）从比较金融体制的视角发现市场导向型金融体制是提升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程惠芳、阮翔（2004）基于引力模型研究发现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投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李辉（2007）基于静态面板模型，使用1980～2004年55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发现母国人均GDP、出口、结构因素、全球总需求、全球贸易总量对母国对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
（二）理论假设
1.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存在替代论和互补论两种主张。以Robert.Mundel（1957）为代表的替代论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资本流动越自由，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大，即两者为负相关关系。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少了商品稀缺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但生产场所的开辟与建立，会创造新的贸易领域，因此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存在互补关系。Markuson（1983）和Sevenson（1984）认为，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同时存在，结果取决于两者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若为合作的，则贸易和要素的流动表现为互补关系，反之为替代关系。周晔（2005）发现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的且最为显著的影响，存在合作的互补关系。以往研究说明了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是相互替代或互补的，在本文研究中选取进出口作为解释变量，假设对外直接投资是东道国进行出口的后续活动。
大部分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发生在贸易部门或者与其相关的部门，地区进出口总额越大，贸易开放度越高，吸引外资的水平越高。假设：
H1：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负相关。
H2：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正相关。
2.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邓宁（1980）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动态相关关系，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相关关系，而一国GDP是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好体现。Andreff（2002）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劳动密集型等为市场导向的国家，东道国GDP与对外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系。市场驱动因素中，人均GDP指标更是影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Cheung和Qian，2009）。假设：
H3：GDP与一国对外直接投資正相关。
H4：人均GDP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3.双边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引力模型是研究国际要素流动的主要范式，该模型认为双边贸易与两地的GDP、距离等因素有关。Cheng和Ma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中国企业对90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显著，市场规模大、地理距离近的国家能吸引更多投资。Portes（2001）认为距离是引力模型的基本变量，信息摩擦、信息不对称与距离正相关。信息摩擦与信息不对称是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本文使用距离这一变量代替信息摩擦和信息不对称。假设：
H5：双边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4.海外资源禀赋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邓宁认为，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国家区位优势的重要来源。从供应链角度看跨国公司通常选择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直接投资，从而为下游生产提供稳定的要素资源供给。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国内的资源供给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能源需求也成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1992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瓶颈日益严重，中国企业寻求海外资源显得尤为明显。胡博和李凌（2008）研究发现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中，发达国家的优势在于较高的科技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则在于丰富的矿产能源禀赋或潜在的国内市场。假设： H6：能源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三、数据与实证分析模型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GDP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潜力，GDP增长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市场驱动（特别是人均GDP）是影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出口可以看作是对外直接投资扩张的先期行为，而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的后续活动。对外直接投资受地理距离的影响显著，距离近的国家能够吸引更多的FDI。能源指标包括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等来代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因此，选择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出口、进口、距离、能源作为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
基本模型如下：
LnFDI=β0+β1LnDis+β2LnGDP+β3LnPGDP+β4LnEX+ β5LnIM+β6LnENE
选用108个数据齐全的国家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TATA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显示所有变量皆为水平平整的，为了避免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Hausman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表中列出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结果以作对比，差别不大，表明本模型结果比较稳健。
（二）实证结果分析
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这与中国倾向投资于距离较近的亚洲地区的经验事实相符，但距离变量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高科技的发展使交通更加便捷，进而使运输成本减少，降低了对投资的影响力。
GDP与人均GDP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在1%水平下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与Chakrabarti（2001）、Buckley（2007）、阎大颖（2013）研究结论一致。GDP越高，说明市场规模大的国家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具有吸引力，市场因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相同条件下，中国更倾向于选择市场潜力大的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地。
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负相关，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是替代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会抑制出口。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弗农曾提出，出口的发展先于国外生产，投资前的出口可以作为市场风险最小化的途径，即出口可以看作是对外直接投资扩张的先期行为，而直接投资是出口的后续活动。企业在向东道国投资实现当地生产以前，按照“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的原则，往往要经过一个直接出口的阶段，只有当出口达到相当规模以致在当地生产有利可图时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后期阶段会对出口产生抑制作用。
进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之间是互补的。随着国内更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进口原料、半成品不断增多，使外部市场内部化，进而引致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也说明中国现阶段可能存在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进而将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返销回母国满足国内需求，也可能存在着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开发和生产出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后，将产品返销回母国。
能源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和谢杰、刘任余（2011）的结论一致，我国与东道国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可能受“第三国效应”影响并存在集聚效应，对资源的寻求并不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动机并不明显，这也可能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流向发达国家有关。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东道国的视角基于2006～2015我国对10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研究表明：GDP和人均GDP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距离会抑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互相替代的，进口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互补夫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动机并不明显，可能是效率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以巩固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基本取向，以加快发展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为主要目标，实施多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战略，建立和巩固多边以及双边的投资贸易体制，以中国进出口贸易为中心进行上下游的延伸和拓展。
注释
{1}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
參考文献
[1]Cai Kevin G.，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 Novel Dimension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y[J]， The China Quarterly，1999（12）：856-880.
[2]Buckley P J，JeremyClegg，Adam R Cross.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4）：499-518.
[3]景红桥，董二磊.比较金融体制对一国OFDI的影响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4）：111-118.
[4]謝杰，刘任余.基于空间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与贸易效应研究[J].现代商贸评论，2011（06）：61-70.
[5]阎大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J].国际贸易问题，2013（07）：128-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