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杨曦光(杨小凯)先生的第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特殊的学生。
　　
　　1975年7月,我19岁的那一年,因言论和文字问题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九年,投到岳阳建新农场三大队“劳改”。
　　
　　监房内外的人和善地望着我。一个高高大大、长相十分英俊的大哥站起来,将自己刚坐过的椅子搬到我的面前,非常热情地说:“来,坐吧。”我问他的尊姓大名,他可能怕我听不懂他的长沙话,就从床边拿下一本书,指着书上的名字说:“这是我的名字。”我睁着幼稚的眼睛望着他:“杨曦光。”
　　
　　他帮我将铺位开好,将毛巾晾到一排毛巾中间。一会儿,监狱开下午饭了,他将他桶里的水倒在一个脸盆里,叫我洗了脸再吃饭。其他的人给我找来碗和筷子。吃饭时,我谈着我最简单的所谓“政治案子”,还用郴州的地方话背诵我所写的所谓的“反动诗词”,逗得全监房的人哈哈大笑。
　　
　　可是,我却见杨曦光没有笑,他脸上显出忧郁的神色,也许是相同的遭遇吧,他是因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被捕判刑的。
　　
　　监房中,为备巡查,夜晚不准熄灯,这反而使热爱读书学习的人感到方便。杨曦光的铺位就在我的上方,每当夜深人静时,我总感到上铺有些响动。有一次,我被响动弄醒了,起来往上铺一看,只见杨曦光在灯光下刷刷地书写什么。我笑着轻轻地说:“杨曦光,你还没有睡?”他卻笑着轻轻问道:“是不是我床上的响声让你睡不好?”我赶快说:“不是,不是,这点响声根本不影响我睡觉。这么热的天气,您要注意休息呀!”他笑了笑,约我到大坪上乘凉。他告诉我,他在偷偷学习英语。我奇怪地问:“学英语,还要偷偷地学?”他说我刚来,不知道劳改队的情况,管理人员经常抄走监房中的英语书籍和英语教科书,说犯人学英语、看英语书的都是想“里通外国”,都是“崇洋媚外”。
　　
　　我问他:“劳改队管得这么紧,你怎么还学?”他却笑着说:“你想一想,10年以后、20年以后、30年以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怎么能不学?”他说的这句话,让我感悟到中国未来时代对知识需求的必然性,深深地烙入了我的心中,我因此发奋读书学习。
　　
　　我开始学的是数学和历史,从高中到大学的数学课本都是杨曦光借给我的。我写信要父亲寄来了《中国通史》,杨曦光给我找来了外国历史。我认真地学着,不懂的地方就请教杨曦光和那些教授们。
　　
　　杨曦光总是很热心地和我一道解题,谈论中外历史。他的记忆力很好,我每次谈到一些很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他都好像了如指掌,而且跟我讲令我信服的独特见解。我往往被他的见解影响着,进行独立的思考与学习。
　　
　　1975年10月左右,我搬到上铺,和杨曦光的铺位连在一块,这是难友们对我的照顾,因为上铺有电灯便于夜晚请教、读书。那时候,我已将高中的数学复习完了,进入了大学数学的学习。
　　
　　我在杨曦光的辅导下按部就班地学习,在知识的海洋中,我感到快慰,产生五彩缤纷的灵感,经常提出一些数学的应用问题,他很感兴趣。有一次,他对我讲,他想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并给我演示用一些数学方法解释经济的等式,使我大开眼界。当他讲到这种研究的应用前景时,我高兴地说,他以后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我看到了他为社会谋求福利的广阔胸怀。
　　
　　我和杨曦光作比,总感到自己的知识差得太远,所以,我有时候把《高等数学》带到棉花地里偷偷地学习,不懂的地方就请教杨曦光。我们经常在地里演算应用题,有时没纸了,就用棉花秆划着大地演算。
　　
　　1976年8月,杨曦光被调到基建组,我被调到菜园组。我们虽然不再在一个监房了,但是,我们的来往仍然密切。他经常来看我做的大学数学题,并给我修改,有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就一同请教那些一同坐牢的教授们。
　　
　　作为忠实的学生,我总想听他谈论一些政治问题和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他谈得很具科学性和哲理性。他渐渐成了我们这些难友的轴心,对我们发出志向、知识、事业引力的能量。那时候,我真的把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1976年春节那天,我特意邀他和我们老乡一块过春节。我趁着酒兴硬要在场的每一个人唱一支歌。杨曦光第一个唱了:“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他那拥有充分男人气质的深厚的歌声,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可是,30年后,身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的杨曦光(杨小凯)在真正拥有了明亮的天空、正值事业春风得意的时候,却被可恨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在心中痛苦地呼喊:“老天!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再见一面!”老天无声落泪,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百年之后,天堂见!” ■
　　
　　摘自《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参见“本刊8月荐书”,题目为编者所加,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