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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让我们都认为审讯员会通过恐吓、打击士气，必要的时候虐待对象来完成审讯任务。但最近有研究人员发现，当审讯员对嫌疑人强调说他们有权不开口时，嫌疑人反而更有可能说话。
专业审讯人员清楚酷刑并不起作用，但迄今为止没有人能证明这点。两位英国科学家通过分析数百起针对恐怖犯罪嫌疑人的绝密讯问实录，彻底改变了获取实情的方法。
2013年，一名英国男子因计划绑架和残忍谋杀一名士兵被逮捕。犯罪嫌疑人有前科，他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支持圣战。警察在对他的住处进行搜查时，找到了一只装有锤子、菜刀和地图的袋子，地图上标有附近某军营位置。
在该嫌犯被捕之后不久，一名反恐警察讯问了他，希望了解他的犯罪计划，以及他是否有同犯。但是这名叫做迪奥拉的被拘留者拒绝交代任何事情。
在看这段录像时，从迪奥拉的大声嚷嚷自己所知道的东西里可以洞察到他的欲望，他面前有一本摊开的《可兰经》。他自称是为了英国人民的利益而战，但在他确信审讯人员跟他一样关心英国之前，他拒绝回答任何提问。
尽管那个审讯发生在很多年以前，但今天重看录像还是能感觉到现场的紧张气氛。迪奥拉时不时会拒绝审讯人员而沉默不语，抑或是站起来离开审讯室，也会时不时生气。每次他回到审讯室，迪奥拉的律师都建议他保持沉默。但迪奥拉并没有听从律师的建议，他说了很多话，但并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
迪奥拉：“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什么理由？”
审讯人员：“我之所以问你这些问题，因为我需要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了解你在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迪奥拉：“不，那只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理由。我问的是这些东西为什么对你很重要。”
面对迪奥拉的言语攻击，审讯人员一直保持着超人的克制，但他没有办法扭转审讯僵局，最终他的上司接替了他继续进行讯问。在新来的审讯人员坐下来的时候，迪奥拉重申了会对合适的人开诚布公的承诺，并恢复了他的询问立场。他问：“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些问题？好好想想你的理由。”
新审讯员没有直接回答迪奥拉的提问，但他的开场白扭转了迪奥拉的态度 “在我们逮捕你的那天，我相信你意图谋杀一名英国士兵或者警察。我不清楚发生事情的详细经过，为什么你认为有必要这么做，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只有你清楚这些，我希望你能帮我了解事情的发生。如果你不想说，那就别说。我不能强迫你。”这位审讯员打开他的笔记本，把空白的笔记本展示给迪奥拉看：“看到了吗？我甚至没有问题清单。”
迪奥拉回应说：“漂亮。出于你对我的关心和尊重，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但只是为了帮助你理解这个国家真正在发生的事情。”
多年来，民众普遍相信强迫式审讯是有效审讯的方法。从美剧《纽约重案组》到《24小时》，再到《猎杀本·拉登》，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审讯员通过恐吓、打击士气，必要的时候虐待对象来完成审讯任务。史蒂文·克莱曼曾是陆军上校，也是美军经验丰富卓有成效的审讯人员，他告诉记者不只是普通大众这样认为，“那些从来没有参与过审讯的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高级军官，在某种程度上也都以为这种方式是有效的。”
2013年，克莱曼试图阻止他的同事在审讯中虐待伊拉克叛乱分子。他之后成为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虐囚的军官。克莱曼除了认为这么做是不对之外，他还认为这种做法很愚蠢。他认为强迫式审讯会由于破坏了信任而适得其反。很多专业人士跟研究审讯的科学家也认同这点。但是要转变军界和执法界的传统观念非常困难。当然，要证明什么审讯方式行之有效也非常困难。因为重大案件的审理过程都是机密，很少能被客观的研究人员接触到。现有的科学文献大多是基于实验室实验，让大学生去扮演嫌疑人，而非实际案例。
最近两名英国研究人员打破了这一尴尬局面。前面提到的迪奥拉的讯问过程，是今年早些时候记者在利物浦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看到的审讯视频片段，陪同观看的是该大学的审判心理学教授劳伦斯·阿里森，以及专业顾问艾米丽·阿里森。而记者之所以被允许观看这些真实录影片段，是跟反恐警察协商的结果。因为涉案人员身份保密需要，在叙述中有些细节做了改动，但里面的对话都是引用审讯时的原话。
阿里森夫妇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他们与反恐部门经常密切合作，得到允许观看超过1000小时的真实审讯录影，观察和分析了数百场对重大反恐案件嫌疑人的审讯，其中包括爱尔兰武装分子、基地组织成员、右翼极端分子。基于这项研究，阿里森构建了全球首个基于实证的审讯策略综合模型。克莱曼现在为军方和警察提供审讯策略的培训，他说在向业界介绍阿里森夫妇的研究成果时，很少会受到专业人士的反对。他说：“即使是那些之前对这个科学方法一无所知的人，也能跟他们产生共鸣。”阿里森夫妇针对什么是有效的审讯策略提供了一个权威的叙述，而这一切都植根于对人类关系的深刻理解。
艾米丽·阿里森暂停了迪奥拉的录影，说：“我把这叫做‘汉尼拔·莱科特式讯问”，他想找审讯人员麻烦。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录影的时候，我不得不停下观看。我觉得很愤怒，心砰砰直跳。当然，如果你当时在审讯室里，可能比这要糟1000倍。”劳伦斯·阿里森点头说：“身为审讯人员，你必然会有情绪反应，你会想说，你才是那个坐在椅子上被审的疑犯，而不是我。他们都在试图操控对方，然后矛盾就升级了。”当审讯变成了一场辩论，审讯就失败了。艾米丽说：“你要记住自己进去审讯室的目的是要收集信息。你不是代表受害者或者警察演讲。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攻击对方，就要问问自己：这么做我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因为他们可能会拒绝再跟你交谈。”
在记者观看那段视频的当天，他们也遇到了一位英国反恐警察官员， 他跟阿里森夫妇合作培训审判人员的精英骨干。反恐警察说：“首要的事情是把你的自我留在（审讯室）门口，即使这很困难。” 劳伦斯成名于一件重大案件的公开调查。1993年，科林·斯塔格被错误指控强奸并谋杀了名叫瑞秋·尼克尔的年轻母亲。尽管没有审讯供述把斯塔格直接跟谋杀联系起来，但警方在将他跟由心理学家创建的罪犯档案进行匹配之后，把他列为了头号嫌疑人。劳伦斯观看了审讯斯塔格的录像，在录像里审讯员预设了斯塔格是有罪的，在审讯时咄咄逼人并且诱导跟恐吓嫌疑人。在审讯无果之后，警方释放了斯塔格，并开始了对嫌疑人的钓鱼行动。2008年，该案的真凶罗伯特·纳帕被绳之以法。
艾米丽和劳伦斯与1998年结婚，艾米丽曾在威斯康星的监狱当顾问，后来加入了柴郡缓刑服务组织，再之后创立了一间咨询公司，帮助社工为遭遇家暴的家庭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她跟丈夫开始合作参与一些刑事案件的工作。在斯塔格调查之后，警方开始固定召集一些外部专家参与审讯，劳伦斯也在其中。艾米丽也为劳伦斯提供协助，她将成瘾咨询中让当事人讲述难以启齿的经历的方法用到审讯中，因为成瘾咨询者同样不希望跟咨询师同处一室也不想跟咨询师说话。阿里森夫妇一起阅读审讯笔录，观看审讯视频，有时甚至在后台实时监控审讯，评估被审者的动态，寻找让对象开口的方法。2004年他们首次参与了反恐审判，协助调查北爱尔兰的北方银行劫案，武装劫匪在贝尔法斯特劫走了2650万英镑。
2010年美国中情局的高价值在押人员审讯小组找到了劳伦斯，他对英国行之有效的反恐审讯很感兴趣。美国在911后严酷审讯思想占据了主流， 在关塔那摩的恐怖分子甚至受到了刑讯逼供。高价值在押人员审讯小组的头儿邀请劳伦斯申请他们的研究基金。劳伦斯则想通过实证分析找到新东西，于是开始跟政府反恐部门沟通，希望能够得到审讯一手资料。在长达两年的沟通过程后，于2012年获批观看长达1000小时的真实审讯录影。
这些审讯录影被保存在约克郡的警察机构，夫妇俩轮流去警署观看，常常还会带上研究助理。到达警署后将有专人负责接待并陪同观看。阿里森夫妇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审讯行为分类法，对每段录像进行详细分析。 审讯人员跟嫌疑人之间互动的每个维度都会被单独归类和打分，包括嫌疑人的反审讯策略（完全沉默？哼歌？），审讯人员的提问方式（对抗性的？权威的？被动的？），嫌疑人的行为举止（主导的？抽离的？），嫌疑人提供的信息数量和质量等等。诸如此类的数据会被收入到总共150个变量里。
对所有录影资料进行观看和编码耗时8个月，当数据采集工作完成之后，劳伦斯把原始数据交给了利物浦大学的同事保罗·克里斯蒂安森，由他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衡量了审讯结果和审讯过程与情感协调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情感协调会类似吐真药，能让被审者吐露实情。
尽管情感协调获得了精英审讯人员的认同，但人们对它的理解还比较模糊和片面的。人们很容易把情感协调误认为是和善。劳伦斯指出，不少审讯的失败就是因为审讯人员过于和善，他们太快默许了嫌疑人的要求，在关键时刻不懂得乘胜追击。因此，好的审讯员应该是灵活的：知道什么时候该表示同情，什么时候要直接强势。他们很少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被审者，不管是公然的威胁还是秘密的操控。
回到艾米丽从成瘾咨询中借鉴的提问技巧。瘾君子通常会说谎，拒绝承认是自己的问题，也会抗拒心理辅导。前人的研究表明，当瘾君子觉得受到了批判或者被命令，就会产生抵触心理，因此戒断更为困难。心理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表现得强势，只会适得其反，加强了瘾君子的抗拒感。因此咨询师要致力于取得患者的信任，让患者放下防备心来和咨询师交流。再经由咨询师的引导，让患者产生改变的动机，从而开始戒断的行动。这个咨询方法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跟传统方法相比，这个方式的转变在于咨询师的立场，从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专家，转向成为一个更谦逊的合作调查员，让对方感觉自己有主动权。
艾米丽注意到，审讯过程跟成瘾咨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好的审讯员会暂时放下道德判断，表达出真诚的好奇心。被拘留的嫌疑人和瘾君子一样想要感觉自由，而审判员可以帮到他们。这也在阿里森夫妇对恐怖主义录像的分析中得到了证实。他们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当审讯员对嫌疑人强调说他们有权不开口时，嫌疑人反而更有可能说话。劳伦斯说：“你给对方施加越多压力，对方越不愿跟你交谈。你需要让对方感觉他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今年夏天早些时候曼彻斯特和伦敦在两周内接连发生了恐怖袭击，之后进行了紧急的调查试图找出袭击者机器背后的网络。所有跟嫌疑人有过接触的人都得接受调查询问，这项调查任务被交给了全国各地反恐部门的调查专家。这些专家都是Alcyone课程的同学，该密集培训课程由阿里森夫妇和警方联合设计，为期6天。现有超过150名警员参加了这个课程。课程的核心是一系列角色扮演，由专業的演员扮演被询问人，比如跟恐怖分子有关联的黑帮头目，在社交媒体上宣传极端主义思想的年轻女性等等。受训的警员需要通过模拟询问得到特定的信息。在询问前警员会被告知一些嫌疑人的情况，但并不清楚嫌疑人的性格，嫌疑人可能是忧郁的、寡语的、攻击性强的，也可能是有魅力但闪烁其词的。
劳伦斯说他们希望创造比真实状况更难的场景，专业演员们会尽可能地激怒、挑衅或者逃避审讯员，在模拟审讯中把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推到失控的边缘。而课程的主持人会在场外观察，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他们会观察审讯员是否能够在压力下进行自我调节，保持良好的自制力。
对审讯的研究很多会集中在如何发现假口供上，但即使谎言也能提供信息，最难的是面对一个什么都不说的嫌疑人。比如受过训练的爱尔兰武装分子在审讯中始终保持沉默。而一些嫌疑人只会给出一个字的答案，或者讲述一个预先想好的故事，甚至干脆转过身去背对审讯员。而像迪奥拉这样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则倾向于长时间地大声嚷嚷意识形态。所有这些策略都可能激怒审判员。
在Alcyone课程第一天，劳伦斯介绍了这项研究，讲授了“人际心理学”。 一个被审者可能是敌对的、合作的、害怕的，或者上述特点都有，会给审讯人员造成很大的情绪压力。有经验的审讯人员擅长管理自己的本能反应，就像水手能够在怒海中驾驭惊涛骇浪一样。人际心理学的前提是，在任何对话中，对话参与者都有地位要求——感觉被尊重、倾听和交流——感到被理解。劳伦斯指出，力量和爱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只有当双方都感觉得到了公平时，对话才能顺利进行下去。
劳伦斯随机对记者做了一个测试。他指着记者的笔记本说：“能把这个给我吗？”记者本能地摇摇头。劳伦斯说：“为什么？给我几张纸。”记者再次拒绝了。劳伦斯提高嗓门：“拜托，你在开什么玩笑？”记者感觉困扰，想不出理由不给他纸，但也不愿意就此妥协，因为如果给他就像被小小羞辱了一番似的。然后劳伦斯解释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自主权测试。人们不喜欢被人操控，有时他们会提出‘我想要一个本子’来打破审讯室力量的平衡。如果此时你不去处理它，这就成了审讯的障碍。所以要么你给他纸，要么解释为什么你不给。”当它演变成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时，审讯就失败了。
因此在迪奥拉的第二次审讯中，审讯人员是这样让他开口的：只有你清楚这些。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来告诉我。如果你不想说，我也不想勉强你。我希望你能帮我理解发生的事情。你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专业审讯人员清楚酷刑并不起作用，但迄今为止没有人能证明这点。两位英国科学家通过分析数百起针对恐怖犯罪嫌疑人的绝密讯问实录，彻底改变了获取实情的方法。
2013年，一名英国男子因计划绑架和残忍谋杀一名士兵被逮捕。犯罪嫌疑人有前科，他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支持圣战。警察在对他的住处进行搜查时，找到了一只装有锤子、菜刀和地图的袋子，地图上标有附近某军营位置。
在该嫌犯被捕之后不久，一名反恐警察讯问了他，希望了解他的犯罪计划，以及他是否有同犯。但是这名叫做迪奥拉的被拘留者拒绝交代任何事情。
在看这段录像时，从迪奥拉的大声嚷嚷自己所知道的东西里可以洞察到他的欲望，他面前有一本摊开的《可兰经》。他自称是为了英国人民的利益而战，但在他确信审讯人员跟他一样关心英国之前，他拒绝回答任何提问。
尽管那个审讯发生在很多年以前，但今天重看录像还是能感觉到现场的紧张气氛。迪奥拉时不时会拒绝审讯人员而沉默不语，抑或是站起来离开审讯室，也会时不时生气。每次他回到审讯室，迪奥拉的律师都建议他保持沉默。但迪奥拉并没有听从律师的建议，他说了很多话，但并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
迪奥拉：“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什么理由？”
审讯人员：“我之所以问你这些问题，因为我需要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了解你在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迪奥拉：“不，那只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理由。我问的是这些东西为什么对你很重要。”
面对迪奥拉的言语攻击，审讯人员一直保持着超人的克制，但他没有办法扭转审讯僵局，最终他的上司接替了他继续进行讯问。在新来的审讯人员坐下来的时候，迪奥拉重申了会对合适的人开诚布公的承诺，并恢复了他的询问立场。他问：“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些问题？好好想想你的理由。”
新审讯员没有直接回答迪奥拉的提问，但他的开场白扭转了迪奥拉的态度 “在我们逮捕你的那天，我相信你意图谋杀一名英国士兵或者警察。我不清楚发生事情的详细经过，为什么你认为有必要这么做，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只有你清楚这些，我希望你能帮我了解事情的发生。如果你不想说，那就别说。我不能强迫你。”这位审讯员打开他的笔记本，把空白的笔记本展示给迪奥拉看：“看到了吗？我甚至没有问题清单。”
迪奥拉回应说：“漂亮。出于你对我的关心和尊重，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但只是为了帮助你理解这个国家真正在发生的事情。”
多年来，民众普遍相信强迫式审讯是有效审讯的方法。从美剧《纽约重案组》到《24小时》，再到《猎杀本·拉登》，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审讯员通过恐吓、打击士气，必要的时候虐待对象来完成审讯任务。史蒂文·克莱曼曾是陆军上校，也是美军经验丰富卓有成效的审讯人员，他告诉记者不只是普通大众这样认为，“那些从来没有参与过审讯的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高级军官，在某种程度上也都以为这种方式是有效的。”
2013年，克莱曼试图阻止他的同事在审讯中虐待伊拉克叛乱分子。他之后成为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虐囚的军官。克莱曼除了认为这么做是不对之外，他还认为这种做法很愚蠢。他认为强迫式审讯会由于破坏了信任而适得其反。很多专业人士跟研究审讯的科学家也认同这点。但是要转变军界和执法界的传统观念非常困难。当然，要证明什么审讯方式行之有效也非常困难。因为重大案件的审理过程都是机密，很少能被客观的研究人员接触到。现有的科学文献大多是基于实验室实验，让大学生去扮演嫌疑人，而非实际案例。
最近两名英国研究人员打破了这一尴尬局面。前面提到的迪奥拉的讯问过程，是今年早些时候记者在利物浦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看到的审讯视频片段，陪同观看的是该大学的审判心理学教授劳伦斯·阿里森，以及专业顾问艾米丽·阿里森。而记者之所以被允许观看这些真实录影片段，是跟反恐警察协商的结果。因为涉案人员身份保密需要，在叙述中有些细节做了改动，但里面的对话都是引用审讯时的原话。
阿里森夫妇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他们与反恐部门经常密切合作，得到允许观看超过1000小时的真实审讯录影，观察和分析了数百场对重大反恐案件嫌疑人的审讯，其中包括爱尔兰武装分子、基地组织成员、右翼极端分子。基于这项研究，阿里森构建了全球首个基于实证的审讯策略综合模型。克莱曼现在为军方和警察提供审讯策略的培训，他说在向业界介绍阿里森夫妇的研究成果时，很少会受到专业人士的反对。他说：“即使是那些之前对这个科学方法一无所知的人，也能跟他们产生共鸣。”阿里森夫妇针对什么是有效的审讯策略提供了一个权威的叙述，而这一切都植根于对人类关系的深刻理解。
艾米丽·阿里森暂停了迪奥拉的录影，说：“我把这叫做‘汉尼拔·莱科特式讯问”，他想找审讯人员麻烦。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录影的时候，我不得不停下观看。我觉得很愤怒，心砰砰直跳。当然，如果你当时在审讯室里，可能比这要糟1000倍。”劳伦斯·阿里森点头说：“身为审讯人员，你必然会有情绪反应，你会想说，你才是那个坐在椅子上被审的疑犯，而不是我。他们都在试图操控对方，然后矛盾就升级了。”当审讯变成了一场辩论，审讯就失败了。艾米丽说：“你要记住自己进去审讯室的目的是要收集信息。你不是代表受害者或者警察演讲。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攻击对方，就要问问自己：这么做我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因为他们可能会拒绝再跟你交谈。”
在记者观看那段视频的当天，他们也遇到了一位英国反恐警察官员， 他跟阿里森夫妇合作培训审判人员的精英骨干。反恐警察说：“首要的事情是把你的自我留在（审讯室）门口，即使这很困难。” 劳伦斯成名于一件重大案件的公开调查。1993年，科林·斯塔格被错误指控强奸并谋杀了名叫瑞秋·尼克尔的年轻母亲。尽管没有审讯供述把斯塔格直接跟谋杀联系起来，但警方在将他跟由心理学家创建的罪犯档案进行匹配之后，把他列为了头号嫌疑人。劳伦斯观看了审讯斯塔格的录像，在录像里审讯员预设了斯塔格是有罪的，在审讯时咄咄逼人并且诱导跟恐吓嫌疑人。在审讯无果之后，警方释放了斯塔格，并开始了对嫌疑人的钓鱼行动。2008年，该案的真凶罗伯特·纳帕被绳之以法。
艾米丽和劳伦斯与1998年结婚，艾米丽曾在威斯康星的监狱当顾问，后来加入了柴郡缓刑服务组织，再之后创立了一间咨询公司，帮助社工为遭遇家暴的家庭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她跟丈夫开始合作参与一些刑事案件的工作。在斯塔格调查之后，警方开始固定召集一些外部专家参与审讯，劳伦斯也在其中。艾米丽也为劳伦斯提供协助，她将成瘾咨询中让当事人讲述难以启齿的经历的方法用到审讯中，因为成瘾咨询者同样不希望跟咨询师同处一室也不想跟咨询师说话。阿里森夫妇一起阅读审讯笔录，观看审讯视频，有时甚至在后台实时监控审讯，评估被审者的动态，寻找让对象开口的方法。2004年他们首次参与了反恐审判，协助调查北爱尔兰的北方银行劫案，武装劫匪在贝尔法斯特劫走了2650万英镑。
2010年美国中情局的高价值在押人员审讯小组找到了劳伦斯，他对英国行之有效的反恐审讯很感兴趣。美国在911后严酷审讯思想占据了主流， 在关塔那摩的恐怖分子甚至受到了刑讯逼供。高价值在押人员审讯小组的头儿邀请劳伦斯申请他们的研究基金。劳伦斯则想通过实证分析找到新东西，于是开始跟政府反恐部门沟通，希望能够得到审讯一手资料。在长达两年的沟通过程后，于2012年获批观看长达1000小时的真实审讯录影。
这些审讯录影被保存在约克郡的警察机构，夫妇俩轮流去警署观看，常常还会带上研究助理。到达警署后将有专人负责接待并陪同观看。阿里森夫妇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审讯行为分类法，对每段录像进行详细分析。 审讯人员跟嫌疑人之间互动的每个维度都会被单独归类和打分，包括嫌疑人的反审讯策略（完全沉默？哼歌？），审讯人员的提问方式（对抗性的？权威的？被动的？），嫌疑人的行为举止（主导的？抽离的？），嫌疑人提供的信息数量和质量等等。诸如此类的数据会被收入到总共150个变量里。
对所有录影资料进行观看和编码耗时8个月，当数据采集工作完成之后，劳伦斯把原始数据交给了利物浦大学的同事保罗·克里斯蒂安森，由他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衡量了审讯结果和审讯过程与情感协调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情感协调会类似吐真药，能让被审者吐露实情。
尽管情感协调获得了精英审讯人员的认同，但人们对它的理解还比较模糊和片面的。人们很容易把情感协调误认为是和善。劳伦斯指出，不少审讯的失败就是因为审讯人员过于和善，他们太快默许了嫌疑人的要求，在关键时刻不懂得乘胜追击。因此，好的审讯员应该是灵活的：知道什么时候该表示同情，什么时候要直接强势。他们很少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被审者，不管是公然的威胁还是秘密的操控。
回到艾米丽从成瘾咨询中借鉴的提问技巧。瘾君子通常会说谎，拒绝承认是自己的问题，也会抗拒心理辅导。前人的研究表明，当瘾君子觉得受到了批判或者被命令，就会产生抵触心理，因此戒断更为困难。心理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表现得强势，只会适得其反，加强了瘾君子的抗拒感。因此咨询师要致力于取得患者的信任，让患者放下防备心来和咨询师交流。再经由咨询师的引导，让患者产生改变的动机，从而开始戒断的行动。这个咨询方法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跟传统方法相比，这个方式的转变在于咨询师的立场，从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专家，转向成为一个更谦逊的合作调查员，让对方感觉自己有主动权。
艾米丽注意到，审讯过程跟成瘾咨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好的审讯员会暂时放下道德判断，表达出真诚的好奇心。被拘留的嫌疑人和瘾君子一样想要感觉自由，而审判员可以帮到他们。这也在阿里森夫妇对恐怖主义录像的分析中得到了证实。他们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当审讯员对嫌疑人强调说他们有权不开口时，嫌疑人反而更有可能说话。劳伦斯说：“你给对方施加越多压力，对方越不愿跟你交谈。你需要让对方感觉他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今年夏天早些时候曼彻斯特和伦敦在两周内接连发生了恐怖袭击，之后进行了紧急的调查试图找出袭击者机器背后的网络。所有跟嫌疑人有过接触的人都得接受调查询问，这项调查任务被交给了全国各地反恐部门的调查专家。这些专家都是Alcyone课程的同学，该密集培训课程由阿里森夫妇和警方联合设计，为期6天。现有超过150名警员参加了这个课程。课程的核心是一系列角色扮演，由专業的演员扮演被询问人，比如跟恐怖分子有关联的黑帮头目，在社交媒体上宣传极端主义思想的年轻女性等等。受训的警员需要通过模拟询问得到特定的信息。在询问前警员会被告知一些嫌疑人的情况，但并不清楚嫌疑人的性格，嫌疑人可能是忧郁的、寡语的、攻击性强的，也可能是有魅力但闪烁其词的。
劳伦斯说他们希望创造比真实状况更难的场景，专业演员们会尽可能地激怒、挑衅或者逃避审讯员，在模拟审讯中把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推到失控的边缘。而课程的主持人会在场外观察，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他们会观察审讯员是否能够在压力下进行自我调节，保持良好的自制力。
对审讯的研究很多会集中在如何发现假口供上，但即使谎言也能提供信息，最难的是面对一个什么都不说的嫌疑人。比如受过训练的爱尔兰武装分子在审讯中始终保持沉默。而一些嫌疑人只会给出一个字的答案，或者讲述一个预先想好的故事，甚至干脆转过身去背对审讯员。而像迪奥拉这样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则倾向于长时间地大声嚷嚷意识形态。所有这些策略都可能激怒审判员。
在Alcyone课程第一天，劳伦斯介绍了这项研究，讲授了“人际心理学”。 一个被审者可能是敌对的、合作的、害怕的，或者上述特点都有，会给审讯人员造成很大的情绪压力。有经验的审讯人员擅长管理自己的本能反应，就像水手能够在怒海中驾驭惊涛骇浪一样。人际心理学的前提是，在任何对话中，对话参与者都有地位要求——感觉被尊重、倾听和交流——感到被理解。劳伦斯指出，力量和爱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只有当双方都感觉得到了公平时，对话才能顺利进行下去。
劳伦斯随机对记者做了一个测试。他指着记者的笔记本说：“能把这个给我吗？”记者本能地摇摇头。劳伦斯说：“为什么？给我几张纸。”记者再次拒绝了。劳伦斯提高嗓门：“拜托，你在开什么玩笑？”记者感觉困扰，想不出理由不给他纸，但也不愿意就此妥协，因为如果给他就像被小小羞辱了一番似的。然后劳伦斯解释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自主权测试。人们不喜欢被人操控，有时他们会提出‘我想要一个本子’来打破审讯室力量的平衡。如果此时你不去处理它，这就成了审讯的障碍。所以要么你给他纸，要么解释为什么你不给。”当它演变成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时，审讯就失败了。
因此在迪奥拉的第二次审讯中，审讯人员是这样让他开口的：只有你清楚这些。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来告诉我。如果你不想说，我也不想勉强你。我希望你能帮我理解发生的事情。你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