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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三学生王喜麟的印象中，太姥姥是个顶讲究的人，家里收拾得干净利落，总是穿戴整齐，甚至在耄耋之年，她还涂指甲油。不过她们很少交谈，更别提了解太姥姥那曾经显赫一时的家庭。
位于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的邹家村，在28岁的邹雪平眼中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子，从村东头走到西头只要六七分钟，因为比周围的村子小，所以外村人都叫他们“小邹家村人”。邹雪平这个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从来都没想到，这个村能比城里更有故事。
“告诉大巴司机在47公里下。”当章梦奇回父亲的村子时，母亲总是这样嘱咐她。其实村子的名字是钓鱼台村，只是由省道拐向村子的岔路口有块里程碑，上面写着“47”，于是26岁的章梦奇以此为村子命名。她并不出生在这里，只偶尔来看看亲戚。自17岁到北京上大学，她与村子之间便划了一道清晰的界限。然而从2010年8月11日开始，她却踏上了自己的“47公里”的旅程。
这是3个普通的年轻人，历史课可能并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课程，但他们却以不同的方式被卷入历史，于是课本上那些名词有了生动的注解。
村子与历史一样陌生
与乡亲们不同的是，章梦奇几乎不会说方言，她曾经一度暗自为这个差异感到庆幸，“似乎可以撇清自己是个农民后代的嫌疑”。
可是，在2010年，她却选择回到农村。这个决定与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创立的“民间记忆计划”有关。
吴文光于2005年开始运作“村民影像计划”，由“草根背景”的村民开始拍摄纪录片，记录自己的村子，“尝试用自己的声音说话”。2009年，一些年轻纪录片作者和学生受到启发返回自己的村子，拍摄、采访老人，主要内容集中于1959年—1961年，3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历史。2011年5月，“民间记忆计划”被正式定名，参与者把回村采访资料做成纪录片、舞台剧。
对于3年自然灾害，章梦奇所知寥寥。历史对她来说是一本很机械的书，“我从来就分不清‘唐宋元明清’，还有那些年代和顺序”。但章梦奇曾听外婆说过一些往事，有一次外婆提到“信阳事件”，她追问了一句，外婆只答，是饿死人的事情，她没再追问，“怕外婆一讲起来就没完没了”，并且，她从不觉得这些故事和自己有关联。而当她又一次走进村里，却发现于她而言，这个村子的现在和它50年前的“饥饿历史”一样陌生。
“民间记忆计划”的另一个参与者邹雪平对这段历史亦知之甚少，她大学期间惟一读完的一本课外书是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想像仅来自这部文学作品。
“在草场地做活动谈到历史记忆的时候，我发现基本上‘80后’对1949年—1979年这30年间的历史只知道一些轮廓、名词，没有细节和内容。”这也是吴文光发起“民间记忆计划”的最初动因。
意识到记忆断层的，不止吴文光一人。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的创办人李远江曾是一名中学历史教师，他认为历史教育有其问题：“精英史观让历史变得乏味，因为只会讲到王侯将相，与大众无关。应该让孩子们去了解前辈的历史，让他们转换视角去看普通人在历史中曾受到的挤压，如何面对，只有这样的历史才跟他们相关。”
2011年，这项由中学生参与的写作大赛正式启动，李远江希望孩子们能寻找到大历史中的“失踪者”。
但在当下，却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做搜寻者。吴文光认为：“年轻人关于未来人生的规划和房子、存款关联在一起，这很正常，但是在这个时代里，它已经被夸大。因此，那些新的、另类的想法存活率极低。他们很难从主流环境中脱离。”
好在，已经有人站出来追索那些鲜活的历史细节，这更接近真实。
孩子们不愿意听的故事
“他们很孤独，家里的孩子不愿意听他们的故事。”在采访中，“民间记忆计划”的参与者都说到同样一句话。
在邹雪平的采访过程中，金奶奶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这是村里惟一一位戴眼镜的老人。“我小时候总去金奶奶家，但上中学后，我见了她不会叫奶奶，甚至有时故意避开，忘了是什么原因，大概是忘了该怎么称呼她。”邹雪平是在2010年采访她时，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吕转改。采访前，金奶奶整理头巾，拍打衣服，待她坐定，开始对着一台乌黑的机器和邹雪平讲起自己的故事，这故事不时被她的叹气声和片刻的沉默打断。
金奶奶的孩子饿死好几个，只剩一个儿子。有个孩子死时手里还攥着一点儿干粮。听到这儿时，邹雪平心里产生疑问，怎么拿着粮食还会饿死？为什么不把手里的粮食吃掉？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金奶奶继续讲述：“俺曾去外村要饭，在路上看到好多人倒在地上就不动弹了。上人家里要饭，一进门，眼泪就哗哗掉。看见人家在井上淘漏（洗）菜，就和人家说，大娘，给俺点菜吃。人家说俺这还是买的。她给了俺一点，俺就填在嘴里。要点儿萝卜、地瓜就装在口袋里，家里还有孩子呢。”就在那几年，金奶奶把眼睛哭坏了。
至今，邹雪平已经回村5次，共采访了32个老人，她把自己拍摄的影像剪辑成一个纪录片，取名为《饥饿的村子》。
刘顺芳是章梦奇第一个采访对象，她是当年村里为数不多的上过学的女人，小时候家里因为没有男孩而被人瞧不起，她的父亲为了改变家族的命运，不顾一切送她上学。说到这，她突然痛哭起来，让章梦奇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这个采访会让她这么伤心”。
章梦奇第一次从一个老人口中直接听到她从前的故事，和看电视读书的感觉完全不同。
刘顺芳讲述的故事多与“偷吃”相关：“1959年还是没得吃，我从学校回来就帮爸爸放牛。有一天碰见一个姓刘的哑巴，他给我指一个屋里有吃的。我说那怎么吃得到？他就指他掏到的一个洞，洞里有花生。我跟他一放牛就去掏，维持生活。”末了被人发现，抓到了哑巴，还打了他，刘顺芳就再也不敢去了。她说：“那是逼的，没得办法，不是偷我活不到今天。”
章梦奇记得，刘顺芳讲到这里时声音变高了，“说到偷，她没有一丝羞愧的表情”。
2012年，因为要参加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王喜麟先后拜访了自己的太姥姥、三太舅姥爷、二舅姥爷，听他们讲述一段已尘封近一个世纪的故事。
“头戴盛锡福，脚踏新盛泰，身穿谦祥益，手戴亨得利。”解放前的老青岛，曾流传这样4句民谣。说的是当时在城里名声最响的4个老字号商铺。“其中，新盛泰的创始人就是我太姥姥的父亲胡秀章。当时争穿‘新盛泰’皮鞋是一种时尚。”王喜麟说。
“1956年，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进入高潮，‘新盛泰’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皮件店也未能摆脱得了合营的命运，被并入华东靴鞋皮件厂，走向公私合营。太姥姥的三弟失掉了父辈的事业，从店里的掌柜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店员。”王喜麟写道：“太姥姥家庭原本祥和安静的生活，也在这无法抗拒的洪流中顷刻间被冲垮了；而曾经是青岛市的名片之一的‘新盛泰’更是曲终人散，从此被历史掩埋。”
“三太舅姥爷出生时正是家庭最繁盛之时，每每提到，他的眼中都闪出别样的光芒，除了讲给我听，还拿出了他一直用报纸包裹着、仔细收藏多年的文献给我参考。”而就在王喜麟访问后的第5天，三太舅姥爷因胃出血，紧急住进医院，“我没能有机会听他再给我讲幾则从前的事儿”。
刻着逝者名字的墓碑被立起
留下历史资料固然重要，但在吴文光看来，怎样让纪录片和现实连接在一起更有价值。
在第一年的采访结束后，“民间记忆计划”的参与者发现，尽管了解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但那些在历史中不可见的小人物的名字仍未被记起。于是，在第二次回访时，大家开始了另一项任务：统计各村在3年自然灾害中死去的人的名字，并为他们立碑。
据邹雪平调查统计，当时，邹家村有36个村民因为饥饿死亡，岁数最大的75岁，最小的不足周岁。而在章梦奇调查的钓鱼台村中，共有14人在那一时期去世。
刻着逝者名字的墓碑终于被立起，立碑的钱都是村民自己捐的，从1元到100元不等。邹雪平说：“几十年后，墓碑依然会站在这个空旷的田野间，就像根一样深深地埋在邹家村的土壤里面，一年年地繁衍下去。”
除了立碑以慰死者外，邹雪平和章梦奇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从老人口中知道了那些苦难的故事，实际上也揭开了他们的一道疮疤，这不公平，该如何回报他们？如何回报乡村？于是她们有了不同的计划。
邹雪平在村里设立了老人基金，用于为孤寡老人购买生活用品；章梦奇则在村里建立了一个图书室，取名为“47公里书屋”，她觉得只要村民们愿意看，图书室就值得做。尽管这个图书室并没有专门的场地，只借用了村民邱家发家的一间屋子，尽管这个书屋目前仅有117本书。
类似的计划正在增加，对此，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新认为：“当年轻人知道历史解释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就会急剧增加，也容易被激发起社会责任感。当严肃的情感被激发，他们对社会的付出也将更积极。”
积极回报社会的同时，参与者也面临着现实的压力。
“我没有想到自己和村子里的老人走这么近，和这段有关饥饿的历史走这么近；但也没想到，我和父母、家人却走远了。”邹雪平在村里拍摄老人的事遭到了全家的反对。“我爸说挨饿的事是不能说的，是要犯错误的。我娘反对我的理由则是觉得我读了大学，不去找一个正经稳妥的工作，却做这种‘会犯错误’、又不挣钱的事。就连我上高中的弟弟也觉得我太不现实了。”在与家庭抗衡的过程中，邹雪平一度犹豫，但她还是想坚持：“尽管不挣钱，但我也不管家里要钱，我想趁现在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种意义在哪儿，邹雪平也不能说得清，但她却记得过程中的感受。每次回村，她都去看金奶奶，娘俩有时说上几句话，有时沉默无语。邹雪平喜欢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坐着，因为她总害怕下次回村就再也见不到金奶奶，担心再也遇不上一段可见的历史。
位于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的邹家村，在28岁的邹雪平眼中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子，从村东头走到西头只要六七分钟，因为比周围的村子小，所以外村人都叫他们“小邹家村人”。邹雪平这个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从来都没想到，这个村能比城里更有故事。
“告诉大巴司机在47公里下。”当章梦奇回父亲的村子时，母亲总是这样嘱咐她。其实村子的名字是钓鱼台村，只是由省道拐向村子的岔路口有块里程碑，上面写着“47”，于是26岁的章梦奇以此为村子命名。她并不出生在这里，只偶尔来看看亲戚。自17岁到北京上大学，她与村子之间便划了一道清晰的界限。然而从2010年8月11日开始，她却踏上了自己的“47公里”的旅程。
这是3个普通的年轻人，历史课可能并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课程，但他们却以不同的方式被卷入历史，于是课本上那些名词有了生动的注解。
村子与历史一样陌生
与乡亲们不同的是，章梦奇几乎不会说方言，她曾经一度暗自为这个差异感到庆幸，“似乎可以撇清自己是个农民后代的嫌疑”。
可是，在2010年，她却选择回到农村。这个决定与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创立的“民间记忆计划”有关。
吴文光于2005年开始运作“村民影像计划”，由“草根背景”的村民开始拍摄纪录片，记录自己的村子，“尝试用自己的声音说话”。2009年，一些年轻纪录片作者和学生受到启发返回自己的村子，拍摄、采访老人，主要内容集中于1959年—1961年，3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历史。2011年5月，“民间记忆计划”被正式定名，参与者把回村采访资料做成纪录片、舞台剧。
对于3年自然灾害，章梦奇所知寥寥。历史对她来说是一本很机械的书，“我从来就分不清‘唐宋元明清’，还有那些年代和顺序”。但章梦奇曾听外婆说过一些往事，有一次外婆提到“信阳事件”，她追问了一句，外婆只答，是饿死人的事情，她没再追问，“怕外婆一讲起来就没完没了”，并且，她从不觉得这些故事和自己有关联。而当她又一次走进村里，却发现于她而言，这个村子的现在和它50年前的“饥饿历史”一样陌生。
“民间记忆计划”的另一个参与者邹雪平对这段历史亦知之甚少，她大学期间惟一读完的一本课外书是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想像仅来自这部文学作品。
“在草场地做活动谈到历史记忆的时候，我发现基本上‘80后’对1949年—1979年这30年间的历史只知道一些轮廓、名词，没有细节和内容。”这也是吴文光发起“民间记忆计划”的最初动因。
意识到记忆断层的，不止吴文光一人。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的创办人李远江曾是一名中学历史教师，他认为历史教育有其问题：“精英史观让历史变得乏味，因为只会讲到王侯将相，与大众无关。应该让孩子们去了解前辈的历史，让他们转换视角去看普通人在历史中曾受到的挤压，如何面对，只有这样的历史才跟他们相关。”
2011年，这项由中学生参与的写作大赛正式启动，李远江希望孩子们能寻找到大历史中的“失踪者”。
但在当下，却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做搜寻者。吴文光认为：“年轻人关于未来人生的规划和房子、存款关联在一起，这很正常，但是在这个时代里，它已经被夸大。因此，那些新的、另类的想法存活率极低。他们很难从主流环境中脱离。”
好在，已经有人站出来追索那些鲜活的历史细节，这更接近真实。
孩子们不愿意听的故事
“他们很孤独，家里的孩子不愿意听他们的故事。”在采访中，“民间记忆计划”的参与者都说到同样一句话。
在邹雪平的采访过程中，金奶奶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这是村里惟一一位戴眼镜的老人。“我小时候总去金奶奶家，但上中学后，我见了她不会叫奶奶，甚至有时故意避开，忘了是什么原因，大概是忘了该怎么称呼她。”邹雪平是在2010年采访她时，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吕转改。采访前，金奶奶整理头巾，拍打衣服，待她坐定，开始对着一台乌黑的机器和邹雪平讲起自己的故事，这故事不时被她的叹气声和片刻的沉默打断。
金奶奶的孩子饿死好几个，只剩一个儿子。有个孩子死时手里还攥着一点儿干粮。听到这儿时，邹雪平心里产生疑问，怎么拿着粮食还会饿死？为什么不把手里的粮食吃掉？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金奶奶继续讲述：“俺曾去外村要饭，在路上看到好多人倒在地上就不动弹了。上人家里要饭，一进门，眼泪就哗哗掉。看见人家在井上淘漏（洗）菜，就和人家说，大娘，给俺点菜吃。人家说俺这还是买的。她给了俺一点，俺就填在嘴里。要点儿萝卜、地瓜就装在口袋里，家里还有孩子呢。”就在那几年，金奶奶把眼睛哭坏了。
至今，邹雪平已经回村5次，共采访了32个老人，她把自己拍摄的影像剪辑成一个纪录片，取名为《饥饿的村子》。
刘顺芳是章梦奇第一个采访对象，她是当年村里为数不多的上过学的女人，小时候家里因为没有男孩而被人瞧不起，她的父亲为了改变家族的命运，不顾一切送她上学。说到这，她突然痛哭起来，让章梦奇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这个采访会让她这么伤心”。
章梦奇第一次从一个老人口中直接听到她从前的故事，和看电视读书的感觉完全不同。
刘顺芳讲述的故事多与“偷吃”相关：“1959年还是没得吃，我从学校回来就帮爸爸放牛。有一天碰见一个姓刘的哑巴，他给我指一个屋里有吃的。我说那怎么吃得到？他就指他掏到的一个洞，洞里有花生。我跟他一放牛就去掏，维持生活。”末了被人发现，抓到了哑巴，还打了他，刘顺芳就再也不敢去了。她说：“那是逼的，没得办法，不是偷我活不到今天。”
章梦奇记得，刘顺芳讲到这里时声音变高了，“说到偷，她没有一丝羞愧的表情”。
2012年，因为要参加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王喜麟先后拜访了自己的太姥姥、三太舅姥爷、二舅姥爷，听他们讲述一段已尘封近一个世纪的故事。
“头戴盛锡福，脚踏新盛泰，身穿谦祥益，手戴亨得利。”解放前的老青岛，曾流传这样4句民谣。说的是当时在城里名声最响的4个老字号商铺。“其中，新盛泰的创始人就是我太姥姥的父亲胡秀章。当时争穿‘新盛泰’皮鞋是一种时尚。”王喜麟说。
“1956年，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进入高潮，‘新盛泰’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皮件店也未能摆脱得了合营的命运，被并入华东靴鞋皮件厂，走向公私合营。太姥姥的三弟失掉了父辈的事业，从店里的掌柜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店员。”王喜麟写道：“太姥姥家庭原本祥和安静的生活，也在这无法抗拒的洪流中顷刻间被冲垮了；而曾经是青岛市的名片之一的‘新盛泰’更是曲终人散，从此被历史掩埋。”
“三太舅姥爷出生时正是家庭最繁盛之时，每每提到，他的眼中都闪出别样的光芒，除了讲给我听，还拿出了他一直用报纸包裹着、仔细收藏多年的文献给我参考。”而就在王喜麟访问后的第5天，三太舅姥爷因胃出血，紧急住进医院，“我没能有机会听他再给我讲幾则从前的事儿”。
刻着逝者名字的墓碑被立起
留下历史资料固然重要，但在吴文光看来，怎样让纪录片和现实连接在一起更有价值。
在第一年的采访结束后，“民间记忆计划”的参与者发现，尽管了解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但那些在历史中不可见的小人物的名字仍未被记起。于是，在第二次回访时，大家开始了另一项任务：统计各村在3年自然灾害中死去的人的名字，并为他们立碑。
据邹雪平调查统计，当时，邹家村有36个村民因为饥饿死亡，岁数最大的75岁，最小的不足周岁。而在章梦奇调查的钓鱼台村中，共有14人在那一时期去世。
刻着逝者名字的墓碑终于被立起，立碑的钱都是村民自己捐的，从1元到100元不等。邹雪平说：“几十年后，墓碑依然会站在这个空旷的田野间，就像根一样深深地埋在邹家村的土壤里面，一年年地繁衍下去。”
除了立碑以慰死者外，邹雪平和章梦奇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从老人口中知道了那些苦难的故事，实际上也揭开了他们的一道疮疤，这不公平，该如何回报他们？如何回报乡村？于是她们有了不同的计划。
邹雪平在村里设立了老人基金，用于为孤寡老人购买生活用品；章梦奇则在村里建立了一个图书室，取名为“47公里书屋”，她觉得只要村民们愿意看，图书室就值得做。尽管这个图书室并没有专门的场地，只借用了村民邱家发家的一间屋子，尽管这个书屋目前仅有117本书。
类似的计划正在增加，对此，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新认为：“当年轻人知道历史解释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就会急剧增加，也容易被激发起社会责任感。当严肃的情感被激发，他们对社会的付出也将更积极。”
积极回报社会的同时，参与者也面临着现实的压力。
“我没有想到自己和村子里的老人走这么近，和这段有关饥饿的历史走这么近；但也没想到，我和父母、家人却走远了。”邹雪平在村里拍摄老人的事遭到了全家的反对。“我爸说挨饿的事是不能说的，是要犯错误的。我娘反对我的理由则是觉得我读了大学，不去找一个正经稳妥的工作，却做这种‘会犯错误’、又不挣钱的事。就连我上高中的弟弟也觉得我太不现实了。”在与家庭抗衡的过程中，邹雪平一度犹豫，但她还是想坚持：“尽管不挣钱，但我也不管家里要钱，我想趁现在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种意义在哪儿，邹雪平也不能说得清，但她却记得过程中的感受。每次回村，她都去看金奶奶，娘俩有时说上几句话，有时沉默无语。邹雪平喜欢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坐着，因为她总害怕下次回村就再也见不到金奶奶，担心再也遇不上一段可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