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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万里，支部始终在连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标志长征开始。踏上长征征程的三大主力红军，是非常年轻的队伍，据师永刚、刘琼雄编著的《红军》一书记载：大约54%的战士是在24岁以下；将领的平均年龄也没有超过30岁。然而，被迫转移和长途行军使得一颗颗年轻的心变得异常沉重。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阴影笼罩心头；漫漫征程，不知目的地在何方。这时，行走中的连队党支部、党小组和党团员无疑成为战士们可靠的支柱。
长征时先后担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和一师三团政委的肖锋同志一直坚持写日记。他在1934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二营文书小胡对我说：总支书，你们心里有个底吗？自离开中央苏区，我们整天走。从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走到贵州，快走了半个中国了，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我告诉他说，中国这么大，帝国主义分割统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哪里好粉碎国民党‘围剿’，就到哪里去。要相信党和红军总会找到创造苏区的地方的。小胡说，听你这么说，中国革命有希望，我的脚就有劲了。”这段日记记录了长征开始时的境况，而一声“总支书”的呼唤，也成为“支部建在连上”的印证。
长征开始，距毛泽东同志1927年9月在三湾改编时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整整7年。回顾这7年，随着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军队伍的壮大，红军中已初步形成了从前委到支部的党组织体系，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1932年9月21日红军总政治部所发《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提出：“支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堡垒’，连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领导群众的‘核心’”。从1932年起，苏区中央局还每年在全苏区范围内发动一次民主评议形式的“支部改造运动”。这些都为红軍连队党的工作打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长征开始时，由于连续作战和不断突围转移，人员伤亡大，支部工作有所削弱。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了整编，连队党支部建设也得到加强。从1935年2月中旬至5月初，红军总政治部连续下发《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关于团总支委团青年委员会及连支部干事会组织问题的命令》和《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等文件，就党支部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强调要“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时间，建立连队中支部工作，向支部工作最薄弱的连队进行突击，建立模范支部，发展党团员，加强党团员教育，最高度的发扬好党团员的积极性和领导作用。”特别是《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较完整地对党支部工作作了规范。红军中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了这些文件精神。如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就结合连队党支部建设实际，进行了思想和组织整顿。《红军第一军政治部关于婆罗子整顿工作报告》中说：整顿中“首先加强支部各委员的教育”，然后就党支部建设中的问题组织大家进行了检查和纠正。
长征中的红军各连队，党员均占很大比例。据长征前的1934年春季统计，红军中党员为28%，非党员为72%，已超过当时毛泽东同志认为的1/3的最佳比例。而据肖锋《长征日记》记载，他在长征中接触的连队，党员所占比例多在1/3以上：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一营特务连有105人，其中党员45人，团员35人；一团二营四连有275人，其中党员123人，团员103人；二团一营二连有89人，其中党员25人，团员30人；二团二营五连有75人，其中党员25人，团员27人。军团直属队炮兵连有115人，其中党员45人，团员52人；侦察连有87人，其中党员42人，团员32人；警卫连有120人，其中党员54人，团员60人。
超过连队人数1/3的党员组成数个党支部和党小组，成为连队的“堡垒”“核心”，凝聚着整个红军队伍。肖锋日记的不少内容，都记录了长征中对连队党支部的要求和工作情况：
1935年3月10日：“四连党支部在行军大休息时召开支委会，批评二排胡排长工作方式生硬，不能以理服人。经过思想斗争，他的工作方式有所改进。”
1935年4月5日：“晚，一团总支书记康志祥同志反映，全团十二个连队，有七个连战斗力较强，主要是连队干部团结，支部堡垒作用好。八连较差，得抽人帮助整顿，搞好支部建设，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1935年5月2日：“我跟二团政委邓华行军，谈到如何抓好七连支部工作的问题。该连连长和政指团结较好，有希望把支部工作做好。”
1935年6月3日：“师政召开政工会议……上级提出几点要求：1.要充分理解北上会师的意义；2.要整顿纪律，加强组织纪律性，克服在白区行动大半年造成的松懈现象；3.加强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注意群众纪律……”
1935年7月4日：“原地休息，上午，直属队总支召开有各连政指参加的政工会议。大家汇报了近期的工作和思想状况。”“军团组织部刘道生副部长听完汇报后讲了话。他首先表扬了警卫连、工兵连、炮兵连等单位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发挥得较好，能够团结互助，减员较少，应该向他们学习。”
……
“在草地行军中，我们一般的是不断的进行工作，支部工作未停止，干部的积极性和吃苦耐劳性大大提高了。”这句话则摘自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总结报告。
可以说，在整个长征中，如肖锋《长征日记》所记，也如红二方面军总结报告所写，红军各部队包括后来孤军奋战的西路军，连队党支部工作都未停止，且留下了许多生动的故事。
艰难困苦，因有支部不溃散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同志撰写的《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考证：红军长征共行走了14个省，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有过600多次重要战役。这是历史上未有的征程。红军能在整体上始终保持着顽强的斗志和严明的纪律，与连队党支部的作用有着直接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要求：连队一切政治动员与运动，首先要在党员中进行深入的解释和讨论，统一党员的认识，并经过他们传达到每个战士中。每次战斗前，支部须尽可能在党员中解释本连的具体战斗任务，进行讨论，保障任务的完成。
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同志在《飞夺泸定桥》一文中对战前党支部动员有生动的描述：“我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
杨成武同志在《突破天险腊子口》一文中还记述了攻打腊子口前的动员：“支部大会也开始了，每个党团员都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今晚的战斗，我们不但要自己坚决勇敢，我们的任务还要领导全体战士们，和我们都一样的坚决勇敢。’‘我们下定决心，今晚无论如何要夺取腊子口，以战斗的胜利，来拥护党中央的决议。’”
红军长征中的苦和险，有些甚至超出人所能耐受的极限。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连队要解决生存问题，要进行战斗，还要完成宣传和扩红任务，都需要“堡垒”“核心”的坚强领导，需要精神力量。因而，红军各级干部都很重视党支部的作用；连队遇到的困难或矛盾，要通过支委会、支部大会或党小组会来解决。
肖锋在1935年8月24日日记中写道：“天黑后，我们在草地露营。军团聂（荣臻）政委找我去汇报军团前梯队四天过草地的情况。我说，根据14个单位统计，已掉队250人，牺牲120多人。大家心情十分难过。聂政委指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
时任中央纵队干部团一营政委的丁秋生同志在《过草地时的干部团收容队》一文中回忆：团长陈赓和团政委宋任穷“命令我带领一个连队，担任過草地的团收容队。”“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把党支部委员召集到一起，一边艰难地走着，一边商议着怎样战胜困难，把部队带出草地。会后，支委们分头向党员、骨干作了布置。于是，体质稍好的同志由干部、党员带领，加强了行军的先头和后卫，既掩护部队，防敌袭扰，又继续担负收容，不让一个还有一口气的同志掉队；同时，把几十位收容来的同志组织起来，编成班排，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小组，加强宣传鼓动，坚定大家走出草地的信心。党支部还发动党团骨干，开展体力互助，提出了‘我们都是亲兄弟，友爱互助出草地’的行动口号。大家纷纷表示：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块；就是爬，也要坚决爬出草地。”
年仅13岁的小战士罗玉棋在随红四方面军十师新剧团第二次过草地时掉队了。一路上，掉队的“连我在内共有56个人”，“像56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将坠向何地”，罗玉棋在《草地上最难忘的一个人》中回忆道。幸运的是遇到了带着轻伤又为找通讯员也掉队的二十八团三连李副连长。“看见我们这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李副连长发火地冲着我们说：‘干吗这个模样！红军战士英雄汉，就是死也要死得痛快，怎能垂头丧气！我们要活，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看见大家情绪有了恢复，李副连长又提议成立支部，我们共青团员也和党员编在一起，我们都一致选举他为支部书记”。“李副连长还说：‘我们虽然掉队了，但有了党就有了力量！现在我们56个人，像一根拧不断的铜绳，这就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力量！实在跟不上队伍，仍可以打游击’。接着他又具体分配了任务：拾草的拾草，烧火的烧火，用洋瓷盆把明天早晨的食物储存起来……经过一连串工作，我们又鼓起了勇气。”
时任红二军团某部二连指导员的钱治安同志以亲身经历写下了《一次支委会》：那是在全连找不到一粒粮食时，突然在一户藏民的牛圈里发现了埋在土里的一缸青稞。“于是，一次紧急的党支部委员会，就在这家牛圈旁边召开了。”一边是不能动藏民东西的纪律，一边是饥饿难耐的战士，还有十几个病号。激烈的讨论后，“支委会通过以白洋买粮食的决定。”粮食怎么分？“支委会决定：病号每人分八小碗，一般同志每人五小碗，干部每人三小碗。”根据支委会决定，文书写了字条，“大意是：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您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五十块白洋留给您，请收下。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二连全体。”
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部党支部书记的沈润生同志在《和刘伯承同志过组织生活》一文中回忆：刚进入炉霍，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同志得知还有人对再次过草地想不通，就建议召开一个支部会做思想工作。会上大家情绪热烈，七嘴八舌地议论，刘伯承同志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还提议：“每个同志给二、六军团的同志们赠送一件纪念品”，“织一件毛衣、毛裤，毛袜都行，从我做起”，“同志们一致赞成这个意见，会后，立即行动起来。”
长征时担任周恩来同志警卫员的魏国禄同志在《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中回忆：过了乌江后，部队进入彝族地区。“我们直属队党支部召开了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康克清同志作了工作动员讲话。”她要求“一定要认真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向彝民“做好宣传工作，不进入他们的村寨”，还号召每个同志“都要准备一些东西，作为送给他们的礼物。”
长征时先后担任军委教导师参谋长、干部团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的孙毅同志在《忆彭总的关心和教诲》一文中写下了记忆深刻的一次党小组会：因为宿营分房遇到困难又被误解，自己请辞科长，受到军团长彭德怀同志的批评。彭总同军团政委杨尚昆同志共同建议通过党小组会来解决问题。“小组会开得很成功”，“杨政委一方面对我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另一方面对我缺乏斗争性的弱点，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批评”。我“谈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作了检查”，“其他同志也都各自作了自我批评”。
长征途中，红军高级干部都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并在其中积极工作。 警卫员魏国禄回忆：长征途中，周副主席非常繁忙，仍很重视过党的组织生活。有一次吃饭时他忽然问我：“小组长同志，我们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小组会呢？”“开过啦。看到首长很忙，没有通知你。”“唉，那怎么能行！我是个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可是你的不对呀。”周副主席“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认真地向我提出了批评。最后他又用很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党性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接受了这次教训，每次开会我都告诉他，而他只要有时间，每次都参加，并且很认真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肖锋在1935年9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直属队总支开会，朱瑞主任、谭政部长、刘原部长、罗荣桓副主任参加了会议，主要是批评供给部赵尔陆部长的本位主义。”“老部长们都带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原则，不讲情面。”
红军长征中有一支特殊连队，即高级干部休养连。这个连队建有党总支部，总支书记是董必武同志，委员有侯政、李坚真、邓颖超和吴仲廉。总支下面设支部，李坚真兼任连部党支部书记，邓颖超兼任女同志班党支部书记。为了带领大家走过雪山草地，党总支和各支部想尽办法准备。董必武同志事必躬亲的“书记”形象可见《董必武传》：他被公认为是连队的“保护神”。大家称赞他尽心尽责有“三不停”：为了带好队伍，脑子思考不停；每到驻地事事过问，手脚忙个不停；行军走路宣传鼓动，嘴上说个不停。
坚强堡垒，以钢筋铁骨铸成
连队党支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堡垒’”。“堡垒”之坚强，因以崇高理想作基石；以共产党员的钢筋铁骨铸成。
“红军内部有很大的党员成分，这也是西征成功的条件之一。有些队伍内党员团员成分达到40%。连长以上的指挥员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大多数都是党员或团员。红军内面的共产党员，无论指导人员或下级兵士，其勇敢及其对党对无产阶级之忠实，真正可做模范。”
“每逢战斗开始，一连之内必先从党员中选好四五个后备连长。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阵亡，立刻就以第一后备连长担任指挥，全连依旧继续作战，如遇不幸，又有第二个来代替他，依次继续。党员受伤时，绝不肯扰乱同志们的心思，从来不肯叫苦喊痛，而鼓励未受伤的战友们说：“不要紧，你们只管前进。”应当承认，红军内面的共产党员，是我们党内的优秀党员。”
这两段文字摘自陈云同志写于1935年的《英勇的西征》。“西征”即长征。该文曾以施平署名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80年后读这些文字，仿佛还能听见长征路上那荡气回肠的一声声或高亢或低沉的呼喊：“我先上！我是共产党员！”如时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政治部主任的王首道同志在《长征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一文中所说：“无论是强渡大渡河的勇士，还是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都是由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如《细节决定历史》一书所载时任红二军团四师和六师政委廖汉生同志的回忆：“长征中吃苦最多的是党员，负伤最多的是党员，牺牲最多的也是党员。”
长征中先后任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一营一连指導员、连长、营政委的刘震同志回忆独树镇之战：“最危急时刻，吴焕先政委赶到阵前，指挥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就地进行抵抗，他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声呼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
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六连连长的胡炳云同志回忆腊子口战斗：敌人对崖路封锁得太严，“我跟团总支书记商议了一下，决定召开党团员大会，组织敢死队，以少数兵力，接二连三向敌人轮番进攻”。“会上，总支书记讲完话，党团员都纷纷表示：‘坚决夺取腊子口，走上抗日最前线！’当场就有20多个战士报名参加敢死队。”
肖锋在1935年3月18日日记中写道：“我们向各连党、团支部传达了南下抢占乌江的决定。讨论时有人提起，去年冬渡乌江时，处分了两个怕死鬼。那两人明明会游泳，关键时刻却不愿当水手，结果都受到了纪律的制裁。为了革命，就要不怕牺牲。共产党员没有什么可畏惧的，生为革命，死也要为革命，决不能贪生怕死不革命。”
在最艰难的雪山草地上，“要把生存的希望先给他人；把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党支部对党员的要求。曾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任护理员的王克同志在口述历史《60年前的宣誓》中说：“每到一座雪山脚下，指导员除了给战士们作动员，组织大家备好辣椒、沙土、木棍等，还要给党员单独开会，要求党员要照顾好年小体弱的同志，带好伤病员。”“翻过山，天黑了，找个僻静地方，党小组就开会汇报：自己筋疲力尽的时候，有没有丢下伤病员？看见体弱的同志是不是帮他们背了背包？发现情绪低的同志是不是做了工作？”“多站一下，危险就多一分，所以担任收容任务的多数是党员。”“每到露营，党员们总是先把搪瓷缸、脸盆让给别的同志用”，有时“自己烧的水刚开，还没来得及放进炒面、野菜，又开始行军了。”“我们党员，明知道死亡就在身边，自己已经很虚弱，还把别人的枪挎在肩上；自己宁愿吃野菜充饥，把仅有的一点炒面、牛皮让给别的战士。”
“党小组票选尝野菜”是一则被多次引用的故事：红六军团保卫局执行科7位同志在草地上断粮几日。为了战胜饥饿，大家分头采了一些野菜，却分不清哪些有毒，哪些能吃。4名党员和3名要求入党的同志都请求由自己先尝。党小组长、科长杨洪山宣布召开党小组会选出先尝的同志。会上又经过争执，投票选出年轻党员陈云开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陈云开在尝到第7种野菜时，中毒失去知觉。当他苏醒时，看到同志们都围在他身边，一位同志正端着冒热气的野菜汤往他嘴里送。最终，7位同志靠着野菜充饥，一起走出了草地。
应该说，如果没有这么多具有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堡垒”的坚强，也没有革命的胜利；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不是“支部建在连上”，铸就了坚强“堡垒”，理想再高，牺牲再多，也难以汇聚成整个红军和党的力量。
今天重温这些久远的故事，除了感动还有什么？也许能引发出对于人民军队乃至整个党“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更多方面的思考吧。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标志长征开始。踏上长征征程的三大主力红军，是非常年轻的队伍，据师永刚、刘琼雄编著的《红军》一书记载：大约54%的战士是在24岁以下；将领的平均年龄也没有超过30岁。然而，被迫转移和长途行军使得一颗颗年轻的心变得异常沉重。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阴影笼罩心头；漫漫征程，不知目的地在何方。这时，行走中的连队党支部、党小组和党团员无疑成为战士们可靠的支柱。
长征时先后担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和一师三团政委的肖锋同志一直坚持写日记。他在1934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二营文书小胡对我说：总支书，你们心里有个底吗？自离开中央苏区，我们整天走。从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走到贵州，快走了半个中国了，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我告诉他说，中国这么大，帝国主义分割统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哪里好粉碎国民党‘围剿’，就到哪里去。要相信党和红军总会找到创造苏区的地方的。小胡说，听你这么说，中国革命有希望，我的脚就有劲了。”这段日记记录了长征开始时的境况，而一声“总支书”的呼唤，也成为“支部建在连上”的印证。
长征开始，距毛泽东同志1927年9月在三湾改编时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整整7年。回顾这7年，随着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军队伍的壮大，红军中已初步形成了从前委到支部的党组织体系，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1932年9月21日红军总政治部所发《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提出：“支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堡垒’，连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领导群众的‘核心’”。从1932年起，苏区中央局还每年在全苏区范围内发动一次民主评议形式的“支部改造运动”。这些都为红軍连队党的工作打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长征开始时，由于连续作战和不断突围转移，人员伤亡大，支部工作有所削弱。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了整编，连队党支部建设也得到加强。从1935年2月中旬至5月初，红军总政治部连续下发《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关于团总支委团青年委员会及连支部干事会组织问题的命令》和《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等文件，就党支部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强调要“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时间，建立连队中支部工作，向支部工作最薄弱的连队进行突击，建立模范支部，发展党团员，加强党团员教育，最高度的发扬好党团员的积极性和领导作用。”特别是《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较完整地对党支部工作作了规范。红军中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了这些文件精神。如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就结合连队党支部建设实际，进行了思想和组织整顿。《红军第一军政治部关于婆罗子整顿工作报告》中说：整顿中“首先加强支部各委员的教育”，然后就党支部建设中的问题组织大家进行了检查和纠正。
长征中的红军各连队，党员均占很大比例。据长征前的1934年春季统计，红军中党员为28%，非党员为72%，已超过当时毛泽东同志认为的1/3的最佳比例。而据肖锋《长征日记》记载，他在长征中接触的连队，党员所占比例多在1/3以上：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一营特务连有105人，其中党员45人，团员35人；一团二营四连有275人，其中党员123人，团员103人；二团一营二连有89人，其中党员25人，团员30人；二团二营五连有75人，其中党员25人，团员27人。军团直属队炮兵连有115人，其中党员45人，团员52人；侦察连有87人，其中党员42人，团员32人；警卫连有120人，其中党员54人，团员60人。
超过连队人数1/3的党员组成数个党支部和党小组，成为连队的“堡垒”“核心”，凝聚着整个红军队伍。肖锋日记的不少内容，都记录了长征中对连队党支部的要求和工作情况：
1935年3月10日：“四连党支部在行军大休息时召开支委会，批评二排胡排长工作方式生硬，不能以理服人。经过思想斗争，他的工作方式有所改进。”
1935年4月5日：“晚，一团总支书记康志祥同志反映，全团十二个连队，有七个连战斗力较强，主要是连队干部团结，支部堡垒作用好。八连较差，得抽人帮助整顿，搞好支部建设，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1935年5月2日：“我跟二团政委邓华行军，谈到如何抓好七连支部工作的问题。该连连长和政指团结较好，有希望把支部工作做好。”
1935年6月3日：“师政召开政工会议……上级提出几点要求：1.要充分理解北上会师的意义；2.要整顿纪律，加强组织纪律性，克服在白区行动大半年造成的松懈现象；3.加强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注意群众纪律……”
1935年7月4日：“原地休息，上午，直属队总支召开有各连政指参加的政工会议。大家汇报了近期的工作和思想状况。”“军团组织部刘道生副部长听完汇报后讲了话。他首先表扬了警卫连、工兵连、炮兵连等单位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发挥得较好，能够团结互助，减员较少，应该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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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地行军中，我们一般的是不断的进行工作，支部工作未停止，干部的积极性和吃苦耐劳性大大提高了。”这句话则摘自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总结报告。
可以说，在整个长征中，如肖锋《长征日记》所记，也如红二方面军总结报告所写，红军各部队包括后来孤军奋战的西路军，连队党支部工作都未停止，且留下了许多生动的故事。
艰难困苦，因有支部不溃散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同志撰写的《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考证：红军长征共行走了14个省，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有过600多次重要战役。这是历史上未有的征程。红军能在整体上始终保持着顽强的斗志和严明的纪律，与连队党支部的作用有着直接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要求：连队一切政治动员与运动，首先要在党员中进行深入的解释和讨论，统一党员的认识，并经过他们传达到每个战士中。每次战斗前，支部须尽可能在党员中解释本连的具体战斗任务，进行讨论，保障任务的完成。
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同志在《飞夺泸定桥》一文中对战前党支部动员有生动的描述：“我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
杨成武同志在《突破天险腊子口》一文中还记述了攻打腊子口前的动员：“支部大会也开始了，每个党团员都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今晚的战斗，我们不但要自己坚决勇敢，我们的任务还要领导全体战士们，和我们都一样的坚决勇敢。’‘我们下定决心，今晚无论如何要夺取腊子口，以战斗的胜利，来拥护党中央的决议。’”
红军长征中的苦和险，有些甚至超出人所能耐受的极限。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连队要解决生存问题，要进行战斗，还要完成宣传和扩红任务，都需要“堡垒”“核心”的坚强领导，需要精神力量。因而，红军各级干部都很重视党支部的作用；连队遇到的困难或矛盾，要通过支委会、支部大会或党小组会来解决。
肖锋在1935年8月24日日记中写道：“天黑后，我们在草地露营。军团聂（荣臻）政委找我去汇报军团前梯队四天过草地的情况。我说，根据14个单位统计，已掉队250人，牺牲120多人。大家心情十分难过。聂政委指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
时任中央纵队干部团一营政委的丁秋生同志在《过草地时的干部团收容队》一文中回忆：团长陈赓和团政委宋任穷“命令我带领一个连队，担任過草地的团收容队。”“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把党支部委员召集到一起，一边艰难地走着，一边商议着怎样战胜困难，把部队带出草地。会后，支委们分头向党员、骨干作了布置。于是，体质稍好的同志由干部、党员带领，加强了行军的先头和后卫，既掩护部队，防敌袭扰，又继续担负收容，不让一个还有一口气的同志掉队；同时，把几十位收容来的同志组织起来，编成班排，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小组，加强宣传鼓动，坚定大家走出草地的信心。党支部还发动党团骨干，开展体力互助，提出了‘我们都是亲兄弟，友爱互助出草地’的行动口号。大家纷纷表示：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块；就是爬，也要坚决爬出草地。”
年仅13岁的小战士罗玉棋在随红四方面军十师新剧团第二次过草地时掉队了。一路上，掉队的“连我在内共有56个人”，“像56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将坠向何地”，罗玉棋在《草地上最难忘的一个人》中回忆道。幸运的是遇到了带着轻伤又为找通讯员也掉队的二十八团三连李副连长。“看见我们这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李副连长发火地冲着我们说：‘干吗这个模样！红军战士英雄汉，就是死也要死得痛快，怎能垂头丧气！我们要活，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看见大家情绪有了恢复，李副连长又提议成立支部，我们共青团员也和党员编在一起，我们都一致选举他为支部书记”。“李副连长还说：‘我们虽然掉队了，但有了党就有了力量！现在我们56个人，像一根拧不断的铜绳，这就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力量！实在跟不上队伍，仍可以打游击’。接着他又具体分配了任务：拾草的拾草，烧火的烧火，用洋瓷盆把明天早晨的食物储存起来……经过一连串工作，我们又鼓起了勇气。”
时任红二军团某部二连指导员的钱治安同志以亲身经历写下了《一次支委会》：那是在全连找不到一粒粮食时，突然在一户藏民的牛圈里发现了埋在土里的一缸青稞。“于是，一次紧急的党支部委员会，就在这家牛圈旁边召开了。”一边是不能动藏民东西的纪律，一边是饥饿难耐的战士，还有十几个病号。激烈的讨论后，“支委会通过以白洋买粮食的决定。”粮食怎么分？“支委会决定：病号每人分八小碗，一般同志每人五小碗，干部每人三小碗。”根据支委会决定，文书写了字条，“大意是：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您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五十块白洋留给您，请收下。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二连全体。”
时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部党支部书记的沈润生同志在《和刘伯承同志过组织生活》一文中回忆：刚进入炉霍，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同志得知还有人对再次过草地想不通，就建议召开一个支部会做思想工作。会上大家情绪热烈，七嘴八舌地议论，刘伯承同志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还提议：“每个同志给二、六军团的同志们赠送一件纪念品”，“织一件毛衣、毛裤，毛袜都行，从我做起”，“同志们一致赞成这个意见，会后，立即行动起来。”
长征时担任周恩来同志警卫员的魏国禄同志在《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中回忆：过了乌江后，部队进入彝族地区。“我们直属队党支部召开了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康克清同志作了工作动员讲话。”她要求“一定要认真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向彝民“做好宣传工作，不进入他们的村寨”，还号召每个同志“都要准备一些东西，作为送给他们的礼物。”
长征时先后担任军委教导师参谋长、干部团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的孙毅同志在《忆彭总的关心和教诲》一文中写下了记忆深刻的一次党小组会：因为宿营分房遇到困难又被误解，自己请辞科长，受到军团长彭德怀同志的批评。彭总同军团政委杨尚昆同志共同建议通过党小组会来解决问题。“小组会开得很成功”，“杨政委一方面对我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另一方面对我缺乏斗争性的弱点，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批评”。我“谈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作了检查”，“其他同志也都各自作了自我批评”。
长征途中，红军高级干部都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并在其中积极工作。 警卫员魏国禄回忆：长征途中，周副主席非常繁忙，仍很重视过党的组织生活。有一次吃饭时他忽然问我：“小组长同志，我们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小组会呢？”“开过啦。看到首长很忙，没有通知你。”“唉，那怎么能行！我是个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可是你的不对呀。”周副主席“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认真地向我提出了批评。最后他又用很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党性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接受了这次教训，每次开会我都告诉他，而他只要有时间，每次都参加，并且很认真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肖锋在1935年9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直属队总支开会，朱瑞主任、谭政部长、刘原部长、罗荣桓副主任参加了会议，主要是批评供给部赵尔陆部长的本位主义。”“老部长们都带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原则，不讲情面。”
红军长征中有一支特殊连队，即高级干部休养连。这个连队建有党总支部，总支书记是董必武同志，委员有侯政、李坚真、邓颖超和吴仲廉。总支下面设支部，李坚真兼任连部党支部书记，邓颖超兼任女同志班党支部书记。为了带领大家走过雪山草地，党总支和各支部想尽办法准备。董必武同志事必躬亲的“书记”形象可见《董必武传》：他被公认为是连队的“保护神”。大家称赞他尽心尽责有“三不停”：为了带好队伍，脑子思考不停；每到驻地事事过问，手脚忙个不停；行军走路宣传鼓动，嘴上说个不停。
坚强堡垒，以钢筋铁骨铸成
连队党支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堡垒’”。“堡垒”之坚强，因以崇高理想作基石；以共产党员的钢筋铁骨铸成。
“红军内部有很大的党员成分，这也是西征成功的条件之一。有些队伍内党员团员成分达到40%。连长以上的指挥员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大多数都是党员或团员。红军内面的共产党员，无论指导人员或下级兵士，其勇敢及其对党对无产阶级之忠实，真正可做模范。”
“每逢战斗开始，一连之内必先从党员中选好四五个后备连长。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阵亡，立刻就以第一后备连长担任指挥，全连依旧继续作战，如遇不幸，又有第二个来代替他，依次继续。党员受伤时，绝不肯扰乱同志们的心思，从来不肯叫苦喊痛，而鼓励未受伤的战友们说：“不要紧，你们只管前进。”应当承认，红军内面的共产党员，是我们党内的优秀党员。”
这两段文字摘自陈云同志写于1935年的《英勇的西征》。“西征”即长征。该文曾以施平署名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80年后读这些文字，仿佛还能听见长征路上那荡气回肠的一声声或高亢或低沉的呼喊：“我先上！我是共产党员！”如时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政治部主任的王首道同志在《长征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一文中所说：“无论是强渡大渡河的勇士，还是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都是由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如《细节决定历史》一书所载时任红二军团四师和六师政委廖汉生同志的回忆：“长征中吃苦最多的是党员，负伤最多的是党员，牺牲最多的也是党员。”
长征中先后任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一营一连指導员、连长、营政委的刘震同志回忆独树镇之战：“最危急时刻，吴焕先政委赶到阵前，指挥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就地进行抵抗，他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声呼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
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六连连长的胡炳云同志回忆腊子口战斗：敌人对崖路封锁得太严，“我跟团总支书记商议了一下，决定召开党团员大会，组织敢死队，以少数兵力，接二连三向敌人轮番进攻”。“会上，总支书记讲完话，党团员都纷纷表示：‘坚决夺取腊子口，走上抗日最前线！’当场就有20多个战士报名参加敢死队。”
肖锋在1935年3月18日日记中写道：“我们向各连党、团支部传达了南下抢占乌江的决定。讨论时有人提起，去年冬渡乌江时，处分了两个怕死鬼。那两人明明会游泳，关键时刻却不愿当水手，结果都受到了纪律的制裁。为了革命，就要不怕牺牲。共产党员没有什么可畏惧的，生为革命，死也要为革命，决不能贪生怕死不革命。”
在最艰难的雪山草地上，“要把生存的希望先给他人；把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党支部对党员的要求。曾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任护理员的王克同志在口述历史《60年前的宣誓》中说：“每到一座雪山脚下，指导员除了给战士们作动员，组织大家备好辣椒、沙土、木棍等，还要给党员单独开会，要求党员要照顾好年小体弱的同志，带好伤病员。”“翻过山，天黑了，找个僻静地方，党小组就开会汇报：自己筋疲力尽的时候，有没有丢下伤病员？看见体弱的同志是不是帮他们背了背包？发现情绪低的同志是不是做了工作？”“多站一下，危险就多一分，所以担任收容任务的多数是党员。”“每到露营，党员们总是先把搪瓷缸、脸盆让给别的同志用”，有时“自己烧的水刚开，还没来得及放进炒面、野菜，又开始行军了。”“我们党员，明知道死亡就在身边，自己已经很虚弱，还把别人的枪挎在肩上；自己宁愿吃野菜充饥，把仅有的一点炒面、牛皮让给别的战士。”
“党小组票选尝野菜”是一则被多次引用的故事：红六军团保卫局执行科7位同志在草地上断粮几日。为了战胜饥饿，大家分头采了一些野菜，却分不清哪些有毒，哪些能吃。4名党员和3名要求入党的同志都请求由自己先尝。党小组长、科长杨洪山宣布召开党小组会选出先尝的同志。会上又经过争执，投票选出年轻党员陈云开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陈云开在尝到第7种野菜时，中毒失去知觉。当他苏醒时，看到同志们都围在他身边，一位同志正端着冒热气的野菜汤往他嘴里送。最终，7位同志靠着野菜充饥，一起走出了草地。
应该说，如果没有这么多具有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堡垒”的坚强，也没有革命的胜利；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不是“支部建在连上”，铸就了坚强“堡垒”，理想再高，牺牲再多，也难以汇聚成整个红军和党的力量。
今天重温这些久远的故事，除了感动还有什么？也许能引发出对于人民军队乃至整个党“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更多方面的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