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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向受委屈者敬礼
在延安整风期间,审查干部活动被康生搞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大搞“逼、供、信”和“车轮战”,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很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打成了“特务”。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强调不能搞“逼、供、信”,并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至此,对根据地敌情的分析,终于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审干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偏差也得以认真纠正。
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光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之后,他还诙谐地说:“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在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第三次是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他说:“这两年运动中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
最初,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怨气很大,但看到毛泽东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赔礼道歉,他们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
林伯渠虚心接受批评
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召开了边区参议会,会后成立了“三三制”政权。在边区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有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三分之一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三分之一的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林伯渠同志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当选为副主席。谢觉哉同志在边区主持参议会的工作,李维汉同志担任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协助林伯渠工作。
实行“三三制”,党内外合作共事,是一个新生事物,双方都不大习惯,加之没有规范的规章制度,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些误会和隔阂。1943年,在一次由李鼎铭主持的政务会议上,李鼎铭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却说“俺没有意见”,林伯渠和李维汉都感觉不对劲。会后,林伯渠就让李维汉去找李鼎铭征求意见。李鼎铭坦率地说:“政府开会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说,我怎么发表意见?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摆设,啥事都是你们党上决定,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林伯渠、谢觉哉和李维汉虚心接受了李鼎铭的批评,共同研究商定了改善关系的办法:一是决定每周举行一次向林伯渠、李鼎铭汇报的会议,由各厅、处、院主管人轮流汇报工作,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规定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前,除经过党组织研究外,还必须向李鼎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同时还规定,各厅、处、院在处理内部领导关系时,也要参照这两条办法执行。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党内外关系,党内外人士能够开诚相见,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及其长处也得到了充分发挥。过去,李鼎铭与党内同志谈论问题时,总是说“你们党上”如何如何,后来就不再这样讲了,改成“我们政府”怎样怎样的措辞了。
陈毅主动赔礼道歉
1940年10月,江苏省东台县开明地主、苏北参政会参政员施文舫向陈毅提意见,指出东台县一个叫谭启民的区干部贪污腐化、欺下瞒上,言语间有批评陈毅偏听偏信的意思。陈毅听后有些不高兴,施文舫见此情景,只得悻悻离去。
事后,陈毅认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妥,心里很不安,夜里也没睡好。第二天清晨,陈毅一起床,早饭也没吃,就带着警卫员步行来到施文舫家登门道歉,作了自我批评。施文舫非常感动,留陈毅吃饭。随后,陈毅命令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对谭启民进行查处。谭启民被降职后劣性不改,后以私印抗币代价券及贪污腐化等罪被枪决。20多年后,陈毅想起这件事时还是感慨良多。他写了一首诗——《六十三岁生日述怀》,诗中说:“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
1942年5月,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党外人士、开明士绅更好地合作,共同抗日,陈毅指示盐阜行署召开了各阶层人士座谈会。陈毅在会议上说:“今天在座的有我们盐阜区著名教育家之一、射阳中学校长杨镜吾先生,学问、品格均出人头地,可是在去年秋天反‘扫荡’时被人诬陷,我们的一个部队没有经过详细调查,就轻易逮捕了杨先生,使杨先生饱受囹圄的痛苦。后来,我们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恢复了杨先生的自由和名誉。”陈毅一边说,一边走到杨镜吾面前,弯腰鞠躬,“我代表军队和地方党委,向您老赔礼道歉!”杨镜吾深为感动,连忙站起来鞠躬还礼。参加座谈会的各阶层人士也被陈毅的举动所感动,感慨地说:“只有共产党敢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王若飞贴告示征求意见
王若飞是一位很善于启发别人对自己进行批评,而且乐于接受批评的领导,他曾经通过贴告示来征求批评意见。在一次民主作风检讨会议之前,王若飞在墙报上贴了一个告示,虚心向大家征求意见,诚恳地希望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由于王若飞各方面都很不错,大家对他很尊重,实在没有什么意见好提,于是同志们就对他“性急”这一点提出了批评。
在民主作风检讨会上,王若飞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我的毛病很多、很大,同志们要尽量提出来,为什么只提出‘性急’这一点?但就这一点,它的危害也是很大的。由于我性情急躁,就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就不能倾听别人的意见,遇到事情就会主观主义,就会危害革命事业……”
陈云批评人讲究方法
延安整风时期,中央党校的40多位团以上干部党员,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有一个姓马的同志,过去在旧军队里干了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整风进入批评和帮助阶段后,同志们对他这段历史有看法,要求他在支部大会上讲清楚,但他的抵触情绪很大,讲不上几句就发脾气。他的检查通不过,情绪愈加反常,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忧心忡忡。
当时,毛泽东每个星期都要到党校俱乐部去一次,听取同志们对整风的反映。有一天,陈云把老马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亲切地说:“整风不是整人,我们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不通可以等一等,不要搞得太紧张。批评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和风细雨’嘛!”陈云回去后,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与支部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提出批评要讲究方法。
随后,陈云多次找老马谈心。在课余时间里,支部书记、支委、小组长也都找他拉家常。老马情绪消沉,不思茶饭,同志们就把饭菜端到他面前,关心他、体贴他。对群众的急躁情绪,支部也做了工作。老马有些问题不愿意在大会上讲,支部也不勉强,让他个别向组织上谈清楚。后来,老马放下了思想包袱。一天晚上,他竟然伤心地哭了起来,很后悔自己以前做错了事,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上全部坦露出来。大家趁热打铁,对他进行了热情的帮助。他提高了思想觉悟,整风后主动要求上前线,并且战绩突出。(作者单位: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
在延安整风期间,审查干部活动被康生搞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大搞“逼、供、信”和“车轮战”,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很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打成了“特务”。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强调不能搞“逼、供、信”,并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至此,对根据地敌情的分析,终于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审干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偏差也得以认真纠正。
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光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之后,他还诙谐地说:“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在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第三次是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他说:“这两年运动中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
最初,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怨气很大,但看到毛泽东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赔礼道歉,他们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
林伯渠虚心接受批评
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召开了边区参议会,会后成立了“三三制”政权。在边区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有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三分之一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三分之一的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林伯渠同志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当选为副主席。谢觉哉同志在边区主持参议会的工作,李维汉同志担任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协助林伯渠工作。
实行“三三制”,党内外合作共事,是一个新生事物,双方都不大习惯,加之没有规范的规章制度,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些误会和隔阂。1943年,在一次由李鼎铭主持的政务会议上,李鼎铭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却说“俺没有意见”,林伯渠和李维汉都感觉不对劲。会后,林伯渠就让李维汉去找李鼎铭征求意见。李鼎铭坦率地说:“政府开会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说,我怎么发表意见?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摆设,啥事都是你们党上决定,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林伯渠、谢觉哉和李维汉虚心接受了李鼎铭的批评,共同研究商定了改善关系的办法:一是决定每周举行一次向林伯渠、李鼎铭汇报的会议,由各厅、处、院主管人轮流汇报工作,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规定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前,除经过党组织研究外,还必须向李鼎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同时还规定,各厅、处、院在处理内部领导关系时,也要参照这两条办法执行。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党内外关系,党内外人士能够开诚相见,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及其长处也得到了充分发挥。过去,李鼎铭与党内同志谈论问题时,总是说“你们党上”如何如何,后来就不再这样讲了,改成“我们政府”怎样怎样的措辞了。
陈毅主动赔礼道歉
1940年10月,江苏省东台县开明地主、苏北参政会参政员施文舫向陈毅提意见,指出东台县一个叫谭启民的区干部贪污腐化、欺下瞒上,言语间有批评陈毅偏听偏信的意思。陈毅听后有些不高兴,施文舫见此情景,只得悻悻离去。
事后,陈毅认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妥,心里很不安,夜里也没睡好。第二天清晨,陈毅一起床,早饭也没吃,就带着警卫员步行来到施文舫家登门道歉,作了自我批评。施文舫非常感动,留陈毅吃饭。随后,陈毅命令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对谭启民进行查处。谭启民被降职后劣性不改,后以私印抗币代价券及贪污腐化等罪被枪决。20多年后,陈毅想起这件事时还是感慨良多。他写了一首诗——《六十三岁生日述怀》,诗中说:“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
1942年5月,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党外人士、开明士绅更好地合作,共同抗日,陈毅指示盐阜行署召开了各阶层人士座谈会。陈毅在会议上说:“今天在座的有我们盐阜区著名教育家之一、射阳中学校长杨镜吾先生,学问、品格均出人头地,可是在去年秋天反‘扫荡’时被人诬陷,我们的一个部队没有经过详细调查,就轻易逮捕了杨先生,使杨先生饱受囹圄的痛苦。后来,我们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恢复了杨先生的自由和名誉。”陈毅一边说,一边走到杨镜吾面前,弯腰鞠躬,“我代表军队和地方党委,向您老赔礼道歉!”杨镜吾深为感动,连忙站起来鞠躬还礼。参加座谈会的各阶层人士也被陈毅的举动所感动,感慨地说:“只有共产党敢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王若飞贴告示征求意见
王若飞是一位很善于启发别人对自己进行批评,而且乐于接受批评的领导,他曾经通过贴告示来征求批评意见。在一次民主作风检讨会议之前,王若飞在墙报上贴了一个告示,虚心向大家征求意见,诚恳地希望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由于王若飞各方面都很不错,大家对他很尊重,实在没有什么意见好提,于是同志们就对他“性急”这一点提出了批评。
在民主作风检讨会上,王若飞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我的毛病很多、很大,同志们要尽量提出来,为什么只提出‘性急’这一点?但就这一点,它的危害也是很大的。由于我性情急躁,就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就不能倾听别人的意见,遇到事情就会主观主义,就会危害革命事业……”
陈云批评人讲究方法
延安整风时期,中央党校的40多位团以上干部党员,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有一个姓马的同志,过去在旧军队里干了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整风进入批评和帮助阶段后,同志们对他这段历史有看法,要求他在支部大会上讲清楚,但他的抵触情绪很大,讲不上几句就发脾气。他的检查通不过,情绪愈加反常,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忧心忡忡。
当时,毛泽东每个星期都要到党校俱乐部去一次,听取同志们对整风的反映。有一天,陈云把老马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亲切地说:“整风不是整人,我们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不通可以等一等,不要搞得太紧张。批评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和风细雨’嘛!”陈云回去后,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与支部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提出批评要讲究方法。
随后,陈云多次找老马谈心。在课余时间里,支部书记、支委、小组长也都找他拉家常。老马情绪消沉,不思茶饭,同志们就把饭菜端到他面前,关心他、体贴他。对群众的急躁情绪,支部也做了工作。老马有些问题不愿意在大会上讲,支部也不勉强,让他个别向组织上谈清楚。后来,老马放下了思想包袱。一天晚上,他竟然伤心地哭了起来,很后悔自己以前做错了事,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上全部坦露出来。大家趁热打铁,对他进行了热情的帮助。他提高了思想觉悟,整风后主动要求上前线,并且战绩突出。(作者单位: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