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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向受委屈者敬礼
在延安整风期间，审查干部活动被康生搞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大搞“逼、供、信”和“车轮战”，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很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打成了“特务”。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强调不能搞“逼、供、信”，并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至此，对根据地敌情的分析，终于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审干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偏差也得以认真纠正。
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光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之后，他还诙谐地说：“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在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第三次是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他说：“这两年运动中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
最初，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怨气很大，但看到毛泽东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赔礼道歉，他们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
林伯渠虚心接受批评
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召开了边区参议会，会后成立了“三三制”政权。在边区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有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三分之一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三分之一的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林伯渠同志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当选为副主席。谢觉哉同志在边区主持参议会的工作，李维汉同志担任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协助林伯渠工作。
实行“三三制”，党内外合作共事，是一个新生事物，双方都不大习惯，加之没有规范的规章制度，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些误会和隔阂。1943年，在一次由李鼎铭主持的政务会议上，李鼎铭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却说“俺没有意见”，林伯渠和李维汉都感觉不对劲。会后，林伯渠就让李维汉去找李鼎铭征求意见。李鼎铭坦率地说：“政府开会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说，我怎么发表意见？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摆设，啥事都是你们党上决定，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林伯渠、谢觉哉和李维汉虚心接受了李鼎铭的批评，共同研究商定了改善关系的办法：一是决定每周举行一次向林伯渠、李鼎铭汇报的会议，由各厅、处、院主管人轮流汇报工作，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规定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前，除经过党组织研究外，还必须向李鼎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同时还规定，各厅、处、院在处理内部领导关系时，也要参照这两条办法执行。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党内外关系，党内外人士能够开诚相见，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及其长处也得到了充分发挥。过去，李鼎铭与党内同志谈论问题时，总是说“你们党上”如何如何，后来就不再这样讲了，改成“我们政府”怎样怎样的措辞了。
陈毅主动赔礼道歉
1940年10月，江苏省东台县开明地主、苏北参政会参政员施文舫向陈毅提意见，指出东台县一个叫谭启民的区干部贪污腐化、欺下瞒上，言语间有批评陈毅偏听偏信的意思。陈毅听后有些不高兴，施文舫见此情景，只得悻悻离去。
事后，陈毅认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妥，心里很不安，夜里也没睡好。第二天清晨，陈毅一起床，早饭也没吃，就带着警卫员步行来到施文舫家登门道歉，作了自我批评。施文舫非常感动，留陈毅吃饭。随后，陈毅命令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对谭启民进行查处。谭启民被降职后劣性不改，后以私印抗币代价券及贪污腐化等罪被枪决。20多年后，陈毅想起这件事时还是感慨良多。他写了一首诗——《六十三岁生日述怀》，诗中说：“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
1942年5月，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党外人士、开明士绅更好地合作，共同抗日，陈毅指示盐阜行署召开了各阶层人士座谈会。陈毅在会议上说：“今天在座的有我们盐阜区著名教育家之一、射阳中学校长杨镜吾先生，学问、品格均出人头地，可是在去年秋天反‘扫荡’时被人诬陷，我们的一个部队没有经过详细调查，就轻易逮捕了杨先生，使杨先生饱受囹圄的痛苦。后来，我们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恢复了杨先生的自由和名誉。”陈毅一边说，一边走到杨镜吾面前，弯腰鞠躬，“我代表军队和地方党委，向您老赔礼道歉！”杨镜吾深为感动，连忙站起来鞠躬还礼。参加座谈会的各阶层人士也被陈毅的举动所感动，感慨地说：“只有共产党敢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王若飞贴告示征求意见
王若飞是一位很善于启发别人对自己进行批评，而且乐于接受批评的领导，他曾经通过贴告示来征求批评意见。在一次民主作风检讨会议之前，王若飞在墙报上贴了一个告示，虚心向大家征求意见，诚恳地希望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由于王若飞各方面都很不错，大家对他很尊重，实在没有什么意见好提，于是同志们就对他“性急”这一点提出了批评。
在民主作风检讨会上，王若飞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我的毛病很多、很大，同志们要尽量提出来，为什么只提出‘性急’这一点？但就这一点，它的危害也是很大的。由于我性情急躁，就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就不能倾听别人的意见，遇到事情就会主观主义，就会危害革命事业……”
陈云批评人讲究方法
延安整风时期，中央党校的40多位团以上干部党员，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有一个姓马的同志，过去在旧军队里干了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整风进入批评和帮助阶段后，同志们对他这段历史有看法，要求他在支部大会上讲清楚，但他的抵触情绪很大，讲不上几句就发脾气。他的检查通不过，情绪愈加反常，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忧心忡忡。
当时，毛泽东每个星期都要到党校俱乐部去一次，听取同志们对整风的反映。有一天，陈云把老马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亲切地说：“整风不是整人，我们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不通可以等一等，不要搞得太紧张。批评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和风细雨’嘛！”陈云回去后，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与支部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提出批评要讲究方法。
随后，陈云多次找老马谈心。在课余时间里，支部书记、支委、小组长也都找他拉家常。老马情绪消沉，不思茶饭，同志们就把饭菜端到他面前，关心他、体贴他。对群众的急躁情绪，支部也做了工作。老马有些问题不愿意在大会上讲，支部也不勉强，让他个别向组织上谈清楚。后来，老马放下了思想包袱。一天晚上，他竟然伤心地哭了起来，很后悔自己以前做错了事，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上全部坦露出来。大家趁热打铁，对他进行了热情的帮助。他提高了思想觉悟，整风后主动要求上前线，并且战绩突出。（作者单位：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
在延安整风期间，审查干部活动被康生搞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大搞“逼、供、信”和“车轮战”，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很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打成了“特务”。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强调不能搞“逼、供、信”，并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至此，对根据地敌情的分析，终于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审干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偏差也得以认真纠正。
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光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之后，他还诙谐地说：“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在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第三次是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他说：“这两年运动中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
最初，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怨气很大，但看到毛泽东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赔礼道歉，他们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
林伯渠虚心接受批评
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召开了边区参议会，会后成立了“三三制”政权。在边区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有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三分之一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三分之一的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林伯渠同志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当选为副主席。谢觉哉同志在边区主持参议会的工作，李维汉同志担任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协助林伯渠工作。
实行“三三制”，党内外合作共事，是一个新生事物，双方都不大习惯，加之没有规范的规章制度，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些误会和隔阂。1943年，在一次由李鼎铭主持的政务会议上，李鼎铭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却说“俺没有意见”，林伯渠和李维汉都感觉不对劲。会后，林伯渠就让李维汉去找李鼎铭征求意见。李鼎铭坦率地说：“政府开会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说，我怎么发表意见？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摆设，啥事都是你们党上决定，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林伯渠、谢觉哉和李维汉虚心接受了李鼎铭的批评，共同研究商定了改善关系的办法：一是决定每周举行一次向林伯渠、李鼎铭汇报的会议，由各厅、处、院主管人轮流汇报工作，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规定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前，除经过党组织研究外，还必须向李鼎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同时还规定，各厅、处、院在处理内部领导关系时，也要参照这两条办法执行。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党内外关系，党内外人士能够开诚相见，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及其长处也得到了充分发挥。过去，李鼎铭与党内同志谈论问题时，总是说“你们党上”如何如何，后来就不再这样讲了，改成“我们政府”怎样怎样的措辞了。
陈毅主动赔礼道歉
1940年10月，江苏省东台县开明地主、苏北参政会参政员施文舫向陈毅提意见，指出东台县一个叫谭启民的区干部贪污腐化、欺下瞒上，言语间有批评陈毅偏听偏信的意思。陈毅听后有些不高兴，施文舫见此情景，只得悻悻离去。
事后，陈毅认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妥，心里很不安，夜里也没睡好。第二天清晨，陈毅一起床，早饭也没吃，就带着警卫员步行来到施文舫家登门道歉，作了自我批评。施文舫非常感动，留陈毅吃饭。随后，陈毅命令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对谭启民进行查处。谭启民被降职后劣性不改，后以私印抗币代价券及贪污腐化等罪被枪决。20多年后，陈毅想起这件事时还是感慨良多。他写了一首诗——《六十三岁生日述怀》，诗中说：“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
1942年5月，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党外人士、开明士绅更好地合作，共同抗日，陈毅指示盐阜行署召开了各阶层人士座谈会。陈毅在会议上说：“今天在座的有我们盐阜区著名教育家之一、射阳中学校长杨镜吾先生，学问、品格均出人头地，可是在去年秋天反‘扫荡’时被人诬陷，我们的一个部队没有经过详细调查，就轻易逮捕了杨先生，使杨先生饱受囹圄的痛苦。后来，我们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恢复了杨先生的自由和名誉。”陈毅一边说，一边走到杨镜吾面前，弯腰鞠躬，“我代表军队和地方党委，向您老赔礼道歉！”杨镜吾深为感动，连忙站起来鞠躬还礼。参加座谈会的各阶层人士也被陈毅的举动所感动，感慨地说：“只有共产党敢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王若飞贴告示征求意见
王若飞是一位很善于启发别人对自己进行批评，而且乐于接受批评的领导，他曾经通过贴告示来征求批评意见。在一次民主作风检讨会议之前，王若飞在墙报上贴了一个告示，虚心向大家征求意见，诚恳地希望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由于王若飞各方面都很不错，大家对他很尊重，实在没有什么意见好提，于是同志们就对他“性急”这一点提出了批评。
在民主作风检讨会上，王若飞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我的毛病很多、很大，同志们要尽量提出来，为什么只提出‘性急’这一点？但就这一点，它的危害也是很大的。由于我性情急躁，就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就不能倾听别人的意见，遇到事情就会主观主义，就会危害革命事业……”
陈云批评人讲究方法
延安整风时期，中央党校的40多位团以上干部党员，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有一个姓马的同志，过去在旧军队里干了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整风进入批评和帮助阶段后，同志们对他这段历史有看法，要求他在支部大会上讲清楚，但他的抵触情绪很大，讲不上几句就发脾气。他的检查通不过，情绪愈加反常，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忧心忡忡。
当时，毛泽东每个星期都要到党校俱乐部去一次，听取同志们对整风的反映。有一天，陈云把老马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亲切地说：“整风不是整人，我们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不通可以等一等，不要搞得太紧张。批评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和风细雨’嘛！”陈云回去后，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与支部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提出批评要讲究方法。
随后，陈云多次找老马谈心。在课余时间里，支部书记、支委、小组长也都找他拉家常。老马情绪消沉，不思茶饭，同志们就把饭菜端到他面前，关心他、体贴他。对群众的急躁情绪，支部也做了工作。老马有些问题不愿意在大会上讲，支部也不勉强，让他个别向组织上谈清楚。后来，老马放下了思想包袱。一天晚上，他竟然伤心地哭了起来，很后悔自己以前做错了事，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上全部坦露出来。大家趁热打铁，对他进行了热情的帮助。他提高了思想觉悟，整风后主动要求上前线，并且战绩突出。（作者单位：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