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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当然也可以称为贫民或低收入者、低保户，散落在麦子店街道那些国际社区的围墙之间。
其实这个6.8平方公里的区域，在偌大的北京城颇有些声望。它位于东三环、东四环之间的黄金地带。与南面的中央商务区相比，麦子店地区因为拥有第三使馆区、燕莎商圈而更显洋气。
不过，这儿仍然有“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尚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困难群体”。
非典型贫困户
从骆鹏家的窗户看出去，就是一大片富丽堂皇的高层板楼。一楼有各种异国风情的高档餐厅，一辆辆来往驶过的奔驰、宝马显示着主人的富有。
相比之下，骆家三口人46平方米的房子就有些寒酸。骆鹏家本来并不穷。1998年的时候，父母甚至花1万多元给他买了一台电脑。如果不是这场持续了10年的疾病，他们家也许早在附近购买一套住宅。虽然不那么高档，但肯定足够他娶妻生子。
31岁的小伙子一直记得那个场景：那天他在学校的操场上刚踢了一会儿球，就感觉到全身燥热，然后身不由己地坐在了地上，再也没能起来。
医院的诊断是脊髓神经根炎，导致下肢瘫痪。骆鹏在医院呆了14个月才回到了家里。
疾病就好像一个持枪的匪徒，洗劫了这个普通的家庭。在花掉6万元积蓄之后，父母又借了6万元，才勉强支付完医院里的账单。
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父亲工作，每月有700元收入。母亲办了内退在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
虽然一些人一直认为，贫穷的原因来自懒惰。但是在麦子店地区这个样本中，多数穷人是像骆家一样因病落魄。
调查显示，它们中有三分之二拥有至少一个患者。“大部分家庭有成员长期承受疾病和贫困的折磨，无法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非常显著。”
感到害怕
虽然处在疾病带来的医疗费用等各种经济压力之下，许多家庭仍以举债的办法供子女读书。
大多是从亲戚那里借钱，另外一些人的借款来自朋友。在回答是否因家庭经济困难考虑让孩子退学时，许多父母坚定地回答“不会”；也有少数父母无奈地回答“会”或“不清楚”。
源自贫困的“羞耻感”深深困扰着他们。即使骆鹏，这个看起来很开朗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多谈自己家的窘迫。在谈起往事时，他强调：“我从不忧伤。”
孤单，人们对自己不太友好，生活没有意思，这些想法充斥在穷人們的头脑中，接近一半的人确认，自己对生活感到忧愁。
事实上，大多数贫困家庭没有合适的衣服和鞋袜参加社会交往和集体活动，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只有一双鞋。
这使得这些成年人和孩子，缺乏与社会及群体打交道的基本条件，直接结果就是可能被社会边缘化，甚至被这个社会所排斥。他们不能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也不能获得社会的回馈，同时也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
“四条线”外的救助
通常，在谈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保障时，人们会提到“四条保障线”，即：职工最低工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政府的政策是严格按照相应标准来对位的，比如低保就有收入的限制。但有些困难群体并不在这个政策的帮扶之内，”麦子店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孙守瑛举例说，部分低保家庭虽然享受了相关政策，但在巨额的医疗费面前，补助不过是杯水车薪。
早在2003年，麦子店地区人均GDP已经达到13万元，相当于当时全国水平的12倍，是当时北京市平均值的4倍，财富的来源主要是区内3000多家各类企事业单位。事实上，在3万多常住人口中，贫富差距已经显现出来。
在制度设计上，政府现阶段能够提供的资源已经明了。即使街道办每年再拿出一笔资金扶贫，在其持续性上也很难达到完美。其实到这个层面上，“除了与驻区单位讲事实摆道理，也没有什么资源。”
说这话的是李江健，北京社源传媒创始人。该公司办公地位于麦子店地区。他回忆起5年前当时麦子店街道办事处动员企业时说，主导者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你们的援手，将改变贫困人口对社会的认识。
企业对此并非没有任何抵触。比如，一些负责人立刻把它和社会上常见的“揩油”联系到一起。另外一些人觉得，城市居民有“各种政府保障”，企业有钱可以到农村扶贫。
麦子店街道开始在社区报上大量报道有关帮扶的情况，“后来我们企业都看到，确实城市里需要帮助的穷人很多，政府包揽不过来，而且钱确实给他们了。”李江健说。
贫民的压力
给钱，曾经让骆鹏有很大压力。无论救助者如何善意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这终究看起来像是一次施舍。
看着一拨又一拨好心人把一叠一叠钞票送到家中，得到父母的千恩万谢，骆鹏心里其实不是滋味。一直到2008年初，街道办事处与两家餐饮企业达成帮扶协议，由企业为他提供了电脑和上网费用。
骆鹏感觉，自己又能离开这个8平方米的小房间了。他先像大多数电脑爱好者一样学习了动漫制作。后来，因为附近有一家大型图书批发市场，他就在家开了一家网店，由父母给他进货。
生活上的改变，使骆鹏的身体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他现在已经能够出门遛弯儿，邻里关系也得到了改善。
现在，骆鹏还在一家社区论坛担任版主，并为另一家网站撰写稿件。他每个月可以收入1000多元，虽然药费仍要开销3000多元。
在李江健看来，今天的社会上不缺钱，“我觉得，政府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钱引导到该用的地方。政府资源是什么？就是好好利用它的号召力。”
他说，就是不要让这个社会冷漠。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34期
其实这个6.8平方公里的区域，在偌大的北京城颇有些声望。它位于东三环、东四环之间的黄金地带。与南面的中央商务区相比，麦子店地区因为拥有第三使馆区、燕莎商圈而更显洋气。
不过，这儿仍然有“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尚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困难群体”。
非典型贫困户
从骆鹏家的窗户看出去，就是一大片富丽堂皇的高层板楼。一楼有各种异国风情的高档餐厅，一辆辆来往驶过的奔驰、宝马显示着主人的富有。
相比之下，骆家三口人46平方米的房子就有些寒酸。骆鹏家本来并不穷。1998年的时候，父母甚至花1万多元给他买了一台电脑。如果不是这场持续了10年的疾病，他们家也许早在附近购买一套住宅。虽然不那么高档，但肯定足够他娶妻生子。
31岁的小伙子一直记得那个场景：那天他在学校的操场上刚踢了一会儿球，就感觉到全身燥热，然后身不由己地坐在了地上，再也没能起来。
医院的诊断是脊髓神经根炎，导致下肢瘫痪。骆鹏在医院呆了14个月才回到了家里。
疾病就好像一个持枪的匪徒，洗劫了这个普通的家庭。在花掉6万元积蓄之后，父母又借了6万元，才勉强支付完医院里的账单。
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父亲工作，每月有700元收入。母亲办了内退在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
虽然一些人一直认为，贫穷的原因来自懒惰。但是在麦子店地区这个样本中，多数穷人是像骆家一样因病落魄。
调查显示，它们中有三分之二拥有至少一个患者。“大部分家庭有成员长期承受疾病和贫困的折磨，无法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非常显著。”
感到害怕
虽然处在疾病带来的医疗费用等各种经济压力之下，许多家庭仍以举债的办法供子女读书。
大多是从亲戚那里借钱，另外一些人的借款来自朋友。在回答是否因家庭经济困难考虑让孩子退学时，许多父母坚定地回答“不会”；也有少数父母无奈地回答“会”或“不清楚”。
源自贫困的“羞耻感”深深困扰着他们。即使骆鹏，这个看起来很开朗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多谈自己家的窘迫。在谈起往事时，他强调：“我从不忧伤。”
孤单，人们对自己不太友好，生活没有意思，这些想法充斥在穷人們的头脑中，接近一半的人确认，自己对生活感到忧愁。
事实上，大多数贫困家庭没有合适的衣服和鞋袜参加社会交往和集体活动，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只有一双鞋。
这使得这些成年人和孩子，缺乏与社会及群体打交道的基本条件，直接结果就是可能被社会边缘化，甚至被这个社会所排斥。他们不能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也不能获得社会的回馈，同时也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
“四条线”外的救助
通常，在谈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保障时，人们会提到“四条保障线”，即：职工最低工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政府的政策是严格按照相应标准来对位的，比如低保就有收入的限制。但有些困难群体并不在这个政策的帮扶之内，”麦子店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孙守瑛举例说，部分低保家庭虽然享受了相关政策，但在巨额的医疗费面前，补助不过是杯水车薪。
早在2003年，麦子店地区人均GDP已经达到13万元，相当于当时全国水平的12倍，是当时北京市平均值的4倍，财富的来源主要是区内3000多家各类企事业单位。事实上，在3万多常住人口中，贫富差距已经显现出来。
在制度设计上，政府现阶段能够提供的资源已经明了。即使街道办每年再拿出一笔资金扶贫，在其持续性上也很难达到完美。其实到这个层面上，“除了与驻区单位讲事实摆道理，也没有什么资源。”
说这话的是李江健，北京社源传媒创始人。该公司办公地位于麦子店地区。他回忆起5年前当时麦子店街道办事处动员企业时说，主导者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你们的援手，将改变贫困人口对社会的认识。
企业对此并非没有任何抵触。比如，一些负责人立刻把它和社会上常见的“揩油”联系到一起。另外一些人觉得，城市居民有“各种政府保障”，企业有钱可以到农村扶贫。
麦子店街道开始在社区报上大量报道有关帮扶的情况，“后来我们企业都看到，确实城市里需要帮助的穷人很多，政府包揽不过来，而且钱确实给他们了。”李江健说。
贫民的压力
给钱，曾经让骆鹏有很大压力。无论救助者如何善意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这终究看起来像是一次施舍。
看着一拨又一拨好心人把一叠一叠钞票送到家中，得到父母的千恩万谢，骆鹏心里其实不是滋味。一直到2008年初，街道办事处与两家餐饮企业达成帮扶协议，由企业为他提供了电脑和上网费用。
骆鹏感觉，自己又能离开这个8平方米的小房间了。他先像大多数电脑爱好者一样学习了动漫制作。后来，因为附近有一家大型图书批发市场，他就在家开了一家网店，由父母给他进货。
生活上的改变，使骆鹏的身体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他现在已经能够出门遛弯儿，邻里关系也得到了改善。
现在，骆鹏还在一家社区论坛担任版主，并为另一家网站撰写稿件。他每个月可以收入1000多元，虽然药费仍要开销3000多元。
在李江健看来，今天的社会上不缺钱，“我觉得，政府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钱引导到该用的地方。政府资源是什么？就是好好利用它的号召力。”
他说，就是不要让这个社会冷漠。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