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想起了我辈年轻时当作座右铭的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直以为是列宁的原话，近读当代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才知道这句话在《列宁全集》里是找不到的。根据于老的考证，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引用列宁的话说——“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于老“洋为中用”，改为“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我正是本着这样的涵义，拜读于老“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回忆这段浮现在眼前的“过去”，更加感悟到今日倡导的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何等重要！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窃以为实在是有必要重温那段“改变中国命运”、惊心动魄的“大转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邓小平的“主题报告”成为改革开放改变中国命运的“宣言书”
　　今日重读邓小平同志30年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加感到亲切，振聋发聩，“总设计师”的睿智跃然纸上，其思想精髓至今仍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
　　历史已做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把小平的这个讲话称之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这精辟的概括是实事求是、完全正确的评价。
　　于老在《大转折》中，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小平同志曾布置有“党内一支笔”之盛名的胡乔木起草讲话稿，阅后不满意，于是才引出找胡耀邦和于光远到家中谈起草讲话稿的后事。小平同志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提纲”，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机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一句话。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小平同志逝世后，《百年潮》总编辑韩钢去于老家约稿，得知于老保存有“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稿提纲的手稿”，这喜出望外的发现，让韩钢心跳加快，无奈，“提纲手稿经过十几年的‘深藏密窖’，一时却不知去向”。一星期后，于老在电话中告诉编辑，“他和老伴翻箱倒柜好几天，找到了提纲手稿的复印件”。第二天，就在韩钢和于老看复印件时，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发生了——于老夫人蓦地从另一个房间出来，拿着几张稿纸高兴地说：“原件找到了！”——这是小平同志用铅笔写在16开白纸上的手稿，共3页，近500字。
　　10年前，在纪念小平同志的“主题报告”发表20周年的时候，于老接受记者采访谈感受时，讲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话：“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开幕的，开了20天之后，到12月初邓小平为了准备闭幕会的讲话，亲自写了3页提纲，要我组织力量为他起草讲稿。我布置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执笔起草。由于邓小平对他在这个会议闭幕式上准备怎么讲考虑得已经很成熟，写成文字并不困难。草稿写出后，邓小平亲自定稿。定稿时除执笔者外，胡耀邦和我两个人在场。讲话起草过程说明‘讲话’的指导思想和重要观点的提出都是邓小平本人的。参加这个工作的胡耀邦和我当然也讲了一些话，但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
　　于老着重指出：“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重温他的这个讲话，深刻地感到这个讲话提出的基本思想即：‘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一点也没有过时，不但没有过时，而且特别适合于今天。……时代在前进，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解放思想。我们今天要重视邓小平这个讲话的历史意义，更需要强调它的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重读于老10年前的这段讲话，同样“更需要强调它的现实意义”。
　　2008年元月，《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再版时，于老别开生面，把“再版序言”放在书的最后一页，写道，“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确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经过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获得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社会稳定、国家地位逐步提高。作为那次历史性会议的亲历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希望这本书的再版能使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借用邓拓先生的这两句诗表达于老的心情该是贴切的。
　　
　　“一个革命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30年后的今天，重读小平同志的“主题报告”，对第二部分所用的标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更觉振聋发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
　　“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会议期间，于老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经常和杨西光、王惠德“联合”发言，由他主讲的一次发言中，可反映当时的主流民意——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相应的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不等于争取民主的任务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国家的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于光远先生在《大转折》中特别指出：王惠德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言论做过系统的研究，那句“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就是王惠德背出来的。
　　无须讳言，“文革”末期的毛主席，病入膏肓的“病态心理”，使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几乎丧失殆尽。据毛主席的护士张玉凤的回忆，“1975年8月后，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护士给主席试口表，结果主席咳嗽把温度表吃掉半截，吞下了水银，三天后主席把半截温度表便出来了。”
　　“人老谢事，古之礼也”。毛主席没有遵循这条古训，我们党的制度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因之，他在重病中，难免抛出“昏招”，诸如“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天安门事件”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谕……做出的批示，也多是“好”、“是”、“对”、“快”、“嗯”之类的“一字顶一万句”的文字。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粉碎“四人帮”后，“你办事我放心”的影响还在，致使中国“在前进中徘徊两年”。只有在摒弃“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经过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神州大地万象更新，终于走上了“科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三位副总理同时召见“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的于光远
　　“唯生产力论”这个词，是“四人帮”在“文革”中特制的一根打人大棒，用意极其阴险，谁要是不跟他们去搞所谓的“阶级斗争”，就把“这顶帽子”扣过来。于老毕竟是饱读马列经典的学者，对“四人帮”的伎俩，洞若观火，看得透彻，不以为然，嗤之以鼻。
　　“在哲学中，承认意识是第一性的，我们叫它做‘唯心论’；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我们称它做‘唯物论’。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理所当然的可称之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本来就不错。”
　　1977年初，当时的3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3位副总理——纪登奎（常务）、李先念和陈永贵，在怀仁堂后厅，同时“召见”了于光远。于老在“附记”中有文字记录：缘由是于光远在读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文件中，对“唯生产力论”的用法，提出不同的意见。纪登奎主谈，李先念从头到尾没讲话，倒是陈永贵留给后人一段“高端故事”。“陈永贵自言在中央受气，周总理问他受谁的气?永贵答，受张春桥的气。总理又问，张春桥怎么气你？永贵陈却答，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唯生产力论’，张春桥说我搞‘唯生产力论’”。
　　“故事”毕竟是故事，茶余饭后聊资谈助可以，再过若干年，文人创作“宫廷”影视剧时，可能演化成细节。可是作为历史留给后人的真实记录，还是要拜读于老的“原创”：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愿意把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止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条，还有别的基本原理。我认为把自己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最为恰当。但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而这样一个论点可以简称为‘唯生产力论’，我不同意把‘唯生产力论’当作一种贬词来使用，我不同意再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不管怎么批我都反对。我说，为表示自己的坚决和勇敢，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早在1977年8月，小平同志同于光远等人谈话，研究党的“十一大”报告，曾明确表示，不同意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并且说，从现在起应该倒过来说，也就是应该承认“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小平同志特意对于光远说：你主持写的那本《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看了，看后胡耀邦说，后几段写得差些，我没有看出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修改一下可以出版。
　　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真正科学含意的匡谬，可以说是当时思想战线上“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为党的重点工作由“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以及对“生产力标准”的普及，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于光远先生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鉄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杰出地完成了他肩负的历史使命，将永载史册。
　　
　　附言
　　经济学者陈胜昌先生，现任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是于老的“高足”，知道我是于老的“超级粉丝”，每次见面都要聊起学会“名誉会长”于老的逸事。日前见面，特意送我一部于老签名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大作，让我十分感动。于老知识渊博，学贯“两科”，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业界同仁评价于老，“在学术研究中，他独立思考，追求真理，不惟书、不惟上，挥洒自如地著书立说”。于老虽古稀之年，却“童心未泯”，玩“电脑”入迷，玩“数码”精稔，玩“手机”娴熟，喜新厌旧更新“笔记本”……。自谓：“坐轮椅走天下”为乐，坚持“不背初衷，与时俱进”。特别是近年来在党史研究中，一部《大转折》洛阳纸贵，足以传诸后世，名垂千古。前年，在北京举行“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记者秦林在报道中说：不同学科领域的代表，分别介绍了于老在“发展战略、自然辩证法、技术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土经济、生产力经济、太平洋经济、休闲经济、教育思想、党史研究等学科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人们称于老是当代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著作家”，总而言之是“大家”。不管于老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些“桂冠”都是脱不掉的。著作等身，何需加冕？学人心中有杆秤，足以衡量其轻重。
　　余天性愚鲁，“好读书，却不求甚解”，对于老“大部头”的著作，多是在讲堂上接纳布道者的“二手货”。“嚼别人嚼过的馍”多有“走味”之嫌。不久前，在《北京晚报》副刊上读到于老的一篇短文《以文会友和以印寄情》，我诵读了5遍，仍爱不释手，已经成为我的“温故篇”。原来“大手笔”也能写出如此情真意切的“小文章”。正是读这篇短文，我才知道于老20年前出版过一部名为《碎思录》的书，“所写的短文，许多都是思想性或说理性较强的”精粹，并请著名物理学教授、却擅长印章艺术的戈革先生制印付梓。“要把一篇一二百字的超短文浓缩到几个字刻出来，本身就很不容易”；“刻出来的图章，每一枚都是一件艺术品，神采飞扬，栩栩如生，往往让人看起来连声叫绝”。就连《碎思录》的书名也是戈革教授拟就的。从此，我着魔似的想“淘弄”这本《碎思录》，无奈，走遍“潘家园”、“琉璃厂”等几家旧书市场，均无功而返，悻悻然。于老，我们“小人物”更爱看“大人物”写的“小文章”。大部头的巨著，少则几十元，多则几千元，实在是“爱莫能‘购’”啊！龚育之先生曾赋诗赞于老，“人生九十古今稀，学贯‘两科’今称奇。不背初衷坚信念，与时俱进奔期颐。”晚生盼您“期颐”之前，再给我们写出《碎思录》那样的“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