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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格林卡于1804年出生于一个庄园主家庭，童年时就对民间乐曲发生兴趣，从农奴乐师学习小提琴、钢琴，经常是农奴乐队音乐会的座上客，而且参加演奏小提琴、长笛等。1818～1822年，在圣彼得堡贵族寄宿学校学习期间受教于未来的十二月党人、诗人丘赫尔别凯，有进步思想的学者老师，如法学家库尼岑、历史学家阿尔谢尼耶夫、心理学家兼美术家加利奇，这些都是当时反对农奴制的著名人士，因此对少年格林卡的个性和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格林卡的公民意识和热爱自由的思想日益成熟，圣彼得堡学业结束后不久，十二月党人于1825年12月起义失败，格林卡也由于与“叛乱者”有交往而被传讯。
在圣彼得堡学习期间，那里的艺术氛围熏陶着青年格林卡，从而使其音乐天赋得到发挥。他经常涉足剧院，欣赏莫扎特、罗西尼和法国音乐学院教授凯鲁比尼等人的知名歌剧，跟贝姆学小提琴，向爱尔兰钢琴家菲尔德学钢琴。而德国钢琴家作曲家迈耶尔则是格林卡乐理学习的主要老师。
1824年格林卡任职交通委员会办公厅，这个公职他并不经心，却尽力搞音乐创作，并创作了不少室内乐作品、钢琴曲、乐队用曲。他早年优秀的浪漫曲《穷歌手》和《格鲁吉亚之歌》最能表明一位天才的作曲家已脱颖而出了。
1830～1834年间，格林卡先后游学意大利、奥地利、德国，了解了欧洲各大城市的音乐生活，结识了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贝里尼、浪漫主义歌剧巨匠唐尼采蒂，因此这期间他的作品如室内乐《悲怆三重奏》、《降E大调六重奏》、浪漫曲《威尼斯之夜》、《胜利者》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生活感受，同时对意大利浪漫主义歌剧也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萌生了写歌剧的想法， 虽然意大利歌剧中旋律因素多彩多姿，令人赞叹，但格林卡内心却是“……我真心地不能做一个意大利人，因为我心系祖国，因此我萌生了要写俄罗斯风格的歌剧的想法。”1834年春，格林卡回国后立即着手他第一部歌剧《伊凡·苏萨宁》的创作。
这部歌剧充分体现了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已树立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创作原则，而且作曲家在诠释历史主题时又遵循将其体现为人民悲剧的原则，从而使俄罗斯人民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苏萨宁的形象中得到感人的全面表现。值得指出的是苏萨宁这个人民英雄形象是受到著名十二党诗人雷列耶夫的《沉思》的影响而创作的。更有意思的是此剧于1836年首演于圣彼得堡大剧院时剧名是《为沙皇献身》。这是因为当时的皇帝尼古拉一世对新歌剧十分关注而钦定的。
《伊凡·苏萨宁》首演成功，成了俄罗斯艺术生活的大事，普希金、果戈里、茹科夫斯基、奥多耶夫斯基等知名作家纷纷致以热烈祝贺。然而，格林卡乐曲中的人民性遭到贵族观众的非议，认为该剧的音乐是“乡巴佬音乐”，所幸的是脚本作者、宫廷诗人罗森所写的唱词道白不乏传统的尊君色彩，从而最终获得官方的认可。
格林卡第一部歌剧的成功为俄罗斯音乐艺术开启了崭新的经典时代，不仅在俄罗斯获得应有的评价，外国评论家也给予很高评价，法国的一位评论家写道：“这不仅仅是部歌剧，而是一部民族史诗。”
格林卡的第二部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是一部气势磅礴的作品，从1837年构思至1842年首演于圣彼得堡大剧院，断断续续写作的六年中他还创作了不少高质量的乐曲，有据普希金的诗篇《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我们的玫瑰在哪儿》、《静夜和风》谱写的浪漫曲，还有悲歌《彷徨》、声乐组曲《告别圣彼得堡》等。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使格林卡在精神和生活上陷入困境。第一件事是1837年皇帝为了奖励格林卡的创作而任命他为宫廷合唱团的乐长，岂料尼古拉一世的“皇恩”成了作曲家的沉重负担，因为这个差使置格林卡于奴仆似的宫廷官员地位，这岂能忍受；另一件事是与1835年结婚的妻子伊万诺娃打离婚官司。这是一桩错误的婚姻，伊万诺娃没有文化，心胸狭隘，与丈夫的音乐兴趣格格不入，本来就使格林卡深感失望，现在又雪上加霜，上流社会中庸俗无耻的搬弄是非导致格林卡再也无法将这个不愉快的婚姻维持下去。两件事情使格林卡异常沮丧，他远离亲朋，埋身于演艺圈中，嫉恨、谎言蜚语和一些微不足道的不幸，使他深陷孤独而难以自拔。
蛰居了两年后，格林卡先后在法国和西班牙游学，记录下民间歌手和吉他手演奏的西班牙旋律，观察了西班牙的民间音乐，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创作了两部著名的交响序曲：《阿拉·霍塔》、《回忆马德里的夏夜》（现简称为《马德里之夜》）。四年的欧洲之行终于使俄罗斯音乐大师享誉欧陆，名闻遐迩。
1847年回国后在家乡住了一段时间，翌年三月旅居波兰华沙，格林卡完成了《回忆卡斯蒂里亚》，值得指出的是，此时他创作了著名的《卡玛林斯卡亚幻想曲》，从而实现了作曲家把俄罗民歌交响化的夙愿。
格林卡的晚年，19世纪50年代正值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创作成熟繁荣时期，艺术中民主化进程发展时期，也是农奴制改革的前夜，这些社会因素对他的创作思想影响很大，从而萌生了创作以乌克兰民间习俗和歌颂人民英雄为主题的交响乐的计划，如50年代初，据果戈里中篇小说的构思的主题交响乐《达拉斯·布里巴》，1855年准备写一部描写民间习俗的歌剧《一女两夫》。遗憾的是两部酝酿中的巨著未能付诸实现。但其创作思想却在60年代形成的对开拓俄罗斯民族音乐有贡献的众多作曲家的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格林卡去世的前一年春，为了研究他深感兴趣的古老的复调音乐，建立有俄罗斯特色的对位法，他不顾体弱多病，千里迢迢来到柏林，悉心研究了意大利复调音乐大师帕莱斯特里纳、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和德国伟大的作曲家巴赫等人的作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第二年的二月，他病逝柏林。
格林卡不仅是俄罗斯的乐坛巨擘，而且也是世界乐坛上不朽的音乐大师，之所以能有如此殊荣是因为他热爱人民，深刻理解人民性，尊奉人民性为自己的创作原则，格林卡认为人民性就是普希金所说的，反映人民的性格、世界观、思想方式以及他们的情感。他自己曾说：“让我每时每刻都和人民在一起，我要和人民同甘苦，共欢乐。”又说：“人民创造音乐，而我们艺术家只是改编而已。”格林卡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两部歌剧的主人公苏萨宁和鲁斯兰的英雄形象上。他最著名的三部幻想曲《阿拉贡霍塔》、《马德里之夜》与《卡玛林斯卡亚》则是他后面那句话的体现，可以说是作曲家在民间歌曲的启迪下，谱写成的描绘民间习俗、反映其思想感情的代表作。
格林卡的创作极其丰富，几乎囊括了全部主要的音乐体裁：歌剧、戏剧音乐、交响乐、钢琴曲、浪漫曲、室内乐。他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俄罗斯古典歌剧，他的歌剧对俄罗斯交响乐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是他首先以歌剧形式创作交响乐，而且完全摒弃歌剧中带道白的“混合”原则，这种大胆的创新可以说是对当时俄罗斯所有歌剧的一个挑战。
总之，格林卡的创作大力推进了俄罗斯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深深影响了后继的乐坛巨子，甚至可以说20世纪苏联各民族的音乐流派也在格林卡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影响下成长壮大。
在圣彼得堡学习期间，那里的艺术氛围熏陶着青年格林卡，从而使其音乐天赋得到发挥。他经常涉足剧院，欣赏莫扎特、罗西尼和法国音乐学院教授凯鲁比尼等人的知名歌剧，跟贝姆学小提琴，向爱尔兰钢琴家菲尔德学钢琴。而德国钢琴家作曲家迈耶尔则是格林卡乐理学习的主要老师。
1824年格林卡任职交通委员会办公厅，这个公职他并不经心，却尽力搞音乐创作，并创作了不少室内乐作品、钢琴曲、乐队用曲。他早年优秀的浪漫曲《穷歌手》和《格鲁吉亚之歌》最能表明一位天才的作曲家已脱颖而出了。
1830～1834年间，格林卡先后游学意大利、奥地利、德国，了解了欧洲各大城市的音乐生活，结识了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贝里尼、浪漫主义歌剧巨匠唐尼采蒂，因此这期间他的作品如室内乐《悲怆三重奏》、《降E大调六重奏》、浪漫曲《威尼斯之夜》、《胜利者》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生活感受，同时对意大利浪漫主义歌剧也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萌生了写歌剧的想法， 虽然意大利歌剧中旋律因素多彩多姿，令人赞叹，但格林卡内心却是“……我真心地不能做一个意大利人，因为我心系祖国，因此我萌生了要写俄罗斯风格的歌剧的想法。”1834年春，格林卡回国后立即着手他第一部歌剧《伊凡·苏萨宁》的创作。
这部歌剧充分体现了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已树立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创作原则，而且作曲家在诠释历史主题时又遵循将其体现为人民悲剧的原则，从而使俄罗斯人民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苏萨宁的形象中得到感人的全面表现。值得指出的是苏萨宁这个人民英雄形象是受到著名十二党诗人雷列耶夫的《沉思》的影响而创作的。更有意思的是此剧于1836年首演于圣彼得堡大剧院时剧名是《为沙皇献身》。这是因为当时的皇帝尼古拉一世对新歌剧十分关注而钦定的。
《伊凡·苏萨宁》首演成功，成了俄罗斯艺术生活的大事，普希金、果戈里、茹科夫斯基、奥多耶夫斯基等知名作家纷纷致以热烈祝贺。然而，格林卡乐曲中的人民性遭到贵族观众的非议，认为该剧的音乐是“乡巴佬音乐”，所幸的是脚本作者、宫廷诗人罗森所写的唱词道白不乏传统的尊君色彩，从而最终获得官方的认可。
格林卡第一部歌剧的成功为俄罗斯音乐艺术开启了崭新的经典时代，不仅在俄罗斯获得应有的评价，外国评论家也给予很高评价，法国的一位评论家写道：“这不仅仅是部歌剧，而是一部民族史诗。”
格林卡的第二部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是一部气势磅礴的作品，从1837年构思至1842年首演于圣彼得堡大剧院，断断续续写作的六年中他还创作了不少高质量的乐曲，有据普希金的诗篇《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我们的玫瑰在哪儿》、《静夜和风》谱写的浪漫曲，还有悲歌《彷徨》、声乐组曲《告别圣彼得堡》等。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使格林卡在精神和生活上陷入困境。第一件事是1837年皇帝为了奖励格林卡的创作而任命他为宫廷合唱团的乐长，岂料尼古拉一世的“皇恩”成了作曲家的沉重负担，因为这个差使置格林卡于奴仆似的宫廷官员地位，这岂能忍受；另一件事是与1835年结婚的妻子伊万诺娃打离婚官司。这是一桩错误的婚姻，伊万诺娃没有文化，心胸狭隘，与丈夫的音乐兴趣格格不入，本来就使格林卡深感失望，现在又雪上加霜，上流社会中庸俗无耻的搬弄是非导致格林卡再也无法将这个不愉快的婚姻维持下去。两件事情使格林卡异常沮丧，他远离亲朋，埋身于演艺圈中，嫉恨、谎言蜚语和一些微不足道的不幸，使他深陷孤独而难以自拔。
蛰居了两年后，格林卡先后在法国和西班牙游学，记录下民间歌手和吉他手演奏的西班牙旋律，观察了西班牙的民间音乐，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创作了两部著名的交响序曲：《阿拉·霍塔》、《回忆马德里的夏夜》（现简称为《马德里之夜》）。四年的欧洲之行终于使俄罗斯音乐大师享誉欧陆，名闻遐迩。
1847年回国后在家乡住了一段时间，翌年三月旅居波兰华沙，格林卡完成了《回忆卡斯蒂里亚》，值得指出的是，此时他创作了著名的《卡玛林斯卡亚幻想曲》，从而实现了作曲家把俄罗民歌交响化的夙愿。
格林卡的晚年，19世纪50年代正值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创作成熟繁荣时期，艺术中民主化进程发展时期，也是农奴制改革的前夜，这些社会因素对他的创作思想影响很大，从而萌生了创作以乌克兰民间习俗和歌颂人民英雄为主题的交响乐的计划，如50年代初，据果戈里中篇小说的构思的主题交响乐《达拉斯·布里巴》，1855年准备写一部描写民间习俗的歌剧《一女两夫》。遗憾的是两部酝酿中的巨著未能付诸实现。但其创作思想却在60年代形成的对开拓俄罗斯民族音乐有贡献的众多作曲家的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格林卡去世的前一年春，为了研究他深感兴趣的古老的复调音乐，建立有俄罗斯特色的对位法，他不顾体弱多病，千里迢迢来到柏林，悉心研究了意大利复调音乐大师帕莱斯特里纳、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和德国伟大的作曲家巴赫等人的作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第二年的二月，他病逝柏林。
格林卡不仅是俄罗斯的乐坛巨擘，而且也是世界乐坛上不朽的音乐大师，之所以能有如此殊荣是因为他热爱人民，深刻理解人民性，尊奉人民性为自己的创作原则，格林卡认为人民性就是普希金所说的，反映人民的性格、世界观、思想方式以及他们的情感。他自己曾说：“让我每时每刻都和人民在一起，我要和人民同甘苦，共欢乐。”又说：“人民创造音乐，而我们艺术家只是改编而已。”格林卡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两部歌剧的主人公苏萨宁和鲁斯兰的英雄形象上。他最著名的三部幻想曲《阿拉贡霍塔》、《马德里之夜》与《卡玛林斯卡亚》则是他后面那句话的体现，可以说是作曲家在民间歌曲的启迪下，谱写成的描绘民间习俗、反映其思想感情的代表作。
格林卡的创作极其丰富，几乎囊括了全部主要的音乐体裁：歌剧、戏剧音乐、交响乐、钢琴曲、浪漫曲、室内乐。他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俄罗斯古典歌剧，他的歌剧对俄罗斯交响乐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是他首先以歌剧形式创作交响乐，而且完全摒弃歌剧中带道白的“混合”原则，这种大胆的创新可以说是对当时俄罗斯所有歌剧的一个挑战。
总之，格林卡的创作大力推进了俄罗斯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深深影响了后继的乐坛巨子，甚至可以说20世纪苏联各民族的音乐流派也在格林卡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影响下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