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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五四”：“五四”和我
落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刚刚接触了一篇文章，我从情感、从内心，从各个方面都无法接受的一篇诠释“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文章，我不知道怎样形容我内心的屈辱和排拒。我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先驱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后世人做如此歪曲的解读。环绕这样文章的人与事，当然更加不会有着新文学精神与文人情怀。怎么说呢？我几乎是在一种悲愤的情绪之下，落笔开始写这篇文章。
《名作欣赏》2019年第1期“一个人的‘五四”’专栏，首篇即是谢冕先生的文章《文学的青春和梦想——迎接五四新文学运动一百周年》，谢冕先生将文章分成了“一个词的概括：青春”“从‘少年中国’到‘青春中国”“绝望中寻求希望”“在‘五四’的光影中”和“缅怀和沉思”几节。对于“五四”这个常说常新的词，谢冕先生说若是用多个词为它总结，可能是：批判、革新、创造;若是两个词，可能是：科学、民主;若是一个词，那只能是：青春。就像谢冕先生的概括一样，整篇文章都是散发着五四新文学自带的青春气息，我几乎是泛着泪花读完了这篇文章。所以说，好的、有青春激情的文字，与极富青春气息的“五四”精神，即使经历了百年，也依然这样深入人心，依然常在常新。
令人遗憾，没有谢冕先生那样的年纪。谢冕先生生于1932年，可以在文学开蒙和文学阅读的最初阶段，就接触鲁迅的作品，读他写的阿Q，也可以读仍然散发着新鲜热度的郁达夫的《沉沦》，还可以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当成自己的启蒙读物。我的年龄，还不到谢冕先生的一半，我对五四新文学的阅读，差不多比谢冕先生晚了半个世纪。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五四新文学的精神，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观心理、内在的生命体验，有多么丰富的内蕴并且极富精神的力量。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心理的现代转型，不仅在当时开启了一场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对于后世、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我自己的成长和精神历程，也都发生着广泛、深远和重要的影响。五四新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有多大？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力量有多大？已经是揉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里。
孙郁先生的文章《冲绳的鲁迅语境》中说：“一八七九年琉球被并进日本”，“一九四五年冲绳被美军从日本割裂开来，直到一九七二年才复归日本。那段时间里，人们对自己身份的丧失以及帝国对自己的出卖无比愤恨”。据孙郁先生考证，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小组在这里出现。到了战后，竹内好翻译的《魯迅选集》十四卷本开始在此悄悄流行。孙郁先生忍不住说，鲁迅给这些文人以意外的鼓舞。“鲁迅不顾绝望的挺身的选择，乃黑暗里的一线光明，那么深地辐射在这个岛中。自从孔夫子的理念波及此后，鲁迅大概是第二个被久久喜爱的中国人。一大批民间思想者在支撑着六十多年的艺术，而这些艺术的核心精神与鲁迅密切相关。”孙郁先生感慨：“他们从这位中国作家的思考里找到了走出绝境的参照。”
对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与日本本土失去联系的冲绳人，鲁迅的文学，鲁迅的精神，都给他们以烛照，遑论对于我们呢？五四新文学是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精神资源，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构成、精神构成，并因之影响着中国今日的思想版图和精神版图。我的年龄，虽然小谢冕先生很多、太多，但是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却是从内心深处感谢五四新文学在文学价值之外的思想价值。五四新文学里所内蕴的现代知识者的精神力量，对我的影响，甚至是拯救了我曾经的一段沉落的心境与生命状态，赋予了我面对人生各种艰难的勇气。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夸张。
有一次，一位学者通过微信联系我，他小心翼翼地询问：“读贾平凹老师对您的评论，其中一句‘隐约地知道她有着生活的难处’抓住了我。您在艰难之中还专注于学术研究，并且成果累累，这让我心生敬意。”“希望您不会认为我是来窥探隐私的。”我答：“是难。贾老师也不知太具体。他感觉很敏锐。”他复：“其实我也遇到很大的难题，所以特别理解和佩服您。加油！向您学习！”我答：“任何艰难，只有自己能克服。不能被艰难打败。”“我读博士时，差点抑郁过……克服了，就不太容易被困难打倒了。”基于一种建立在艰难之上的信任，彼此交流和鼓励了许多……学者的联系，勾起了我的记忆里几乎已经封存，却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一段过往经历。读博士时，确实有过一段近乎抑郁症的经历。从小简单如一张白纸，所有的人生阅历，无非是书本、黑板和总是排在榜首的成绩。到北京后，经历了种种折磨—尽管与现在正在经历的折磨相比，或许根本不算什么，但当时却成了压垮我的沉重负荷……当时的我，是什么样的症状呢？觉得人生无论怎样努力，只会是备受打击，举目皆是种种的挫折与磨难，已经不会再有让我能够快乐起来的任何的人与事了。整个人被一种深重的现实挫败感和人生无意义感包围，即使身处鸟语花香的环境、热闹的人群，哪怕是被亲友们围绕，我依然会觉得那些都跟我没关系。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面，竟然觉得自己孤独绝望得无以复加，还会莫名其妙地流泪……一位医生朋友说，这已经至少是抑郁症的边缘状态了，只能靠自己克服。
这位医生朋友说得对，只能靠自己来克服，解铃还须系铃人。幸运的是，我终于“走”出了抑郁。有了这亲身的体会和经验，后来我常常劝有抑郁情绪的朋友，只能靠自己的精神力量来拯救自己;对于抑郁，实际上别人是帮不上忙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靠来自自我的精神力量的克服和超越。十五六年前，处于严重抑郁情绪中的我，现在看来其实是恰好，同时也是很幸运的，因为学业的要求，必须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我很合自己境地选择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这样一个题目，让我有可能较为全面、深入地进入了五四新文学作家们主观心理体验的层面。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人生际遇和思想主张等方面，一点一点地去加深了解和体会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精神历程;这番了解和体会又反作用于我的主观心理，让我获得了自我精神的提升与超越。现在仍然能够记得那段时间，我的身体并不好，不巧还摔成了轻微脑震荡，常常为头痛所折磨。一面，按医嘱吃药，只用三次就学会了游泳——也将之作为康复训练来克服头痛的一条途径;一面，我承受着身体与精神的痛，坚持细读或者重读五四新文学作家们的作品、生平和研究资料等，坚持做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思夜想，睡梦中都在构思论文和自我解答阅读中产生的困扰。前后用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写完了博士学位论文，也完成了自己内在精神的蜕变——我终于从抑郁症边缘的状态之中走了出来。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很清楚我是如何克服抑郁的，历历在目。时至今日抑郁症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仍然是无解。我当年能够克服和走出那样一种抑郁的状态，的的确确是从五四新文学作家和五四新文学所具备的精神力量，汲取了能量和能够用来克服抑郁的生命力量。通过阅读鲁迅作品，鲁迅的虚无绝望与“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熔铸和整合，让我看到了一个背负了几千年的重负，自己掮住了黑暗的闸门而带领大家到光明的地方去的孤独者的典型形象。但是，鲁迅并没有畏惧在生命意义的探寻当中，所产生的无以回避的虚无与绝望的感受，他以此感受为起点的对于改造国民和社会的历史责任的坚守，使鲁迅即便是一个孤独者，也肩负起了历史的责任与担当。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历程，充满了失望与希望、孤独与对孤独的反抗、虚无绝望与“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如鲁迅一般，有如此深邃的精神矛盾和心理困惑，但是，许多有良知的现代知识者，都在失望与绝望之中不断寻觅希望，在一种“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艰辛里，做着超越孤独的生命体验的努力。
赵园先生在《艰难的选择》中曾说：“你以为奇特吗？‘五四’小说中知识者个人与社会的新的联系建立的最初信息，却是由看似相反的方向发出的：知识者的孤独。这才是一种知识者更为普遍的精神标记：孤独感，寂寞感，隔膜感。”也是天作巧合，让我能在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准备和写作当中，用心去体会五四新文学和现代知识者内心的孤独，体察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和勇毅坚韧的力量，努力克服和超越孤独，即便绝望也要做绝望的抗战。通过写作“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借五四新文学精神，我把读书、写作和自己的内心，如水乳般融合在了一起。
肩负历史的孤独者鲁迅：踯躅于希望与失望之间并“作绝望的抗战”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提出，要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来推动“文化偏至”，其推动者“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必然要充当思想先行的孤独者。鲁迅在他作为思想先行者的生涯之初，还引用了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段话：“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是故，钱理群先生在《心灵的探寻》中说：“这是一个不祥的预感。鲁迅终生将面对‘吾行太远’的历史脱节：先驱者已经自觉意识到的历史变革的要求，与实现这一要求的历史条件不成熟之间的脱节;先驱者的思想所达到的历史高度与国民思想平均数之间的脱节。”
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形象谱系，似乎可以由两个维度来构成。一个维度，為其他庸众所疏离，成为被“看”的牺牲者的群众，可以被视作一种孤独的个体来研究，譬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明天》里的单四嫂子、《祝福》中的祥林嫂、《阿Q正传》中的阿Q等人物形象（可参见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这些人物形象，不是作为思想先行者的孤独者个体，但是，他们也是鲁迅作为思想先行者备受思想先行的苦楚，才能够构思和写作出的。毕飞宇在《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读<阿Q正传>》（《文学评论> 2017年第4期）中，开篇即强调，鲁迅不仅是现代汉语短篇小说的肇始者，也是现代汉语中篇小说的祖师爷，为什么放下了身段才“做起小说”来的呢？在他看来，逼着大先生放下身段的，是启蒙。从1840年，到《阿Q正传》的写作时间1921年，最困扰中国的焦虑是“侮辱”和“御侮”的问题，所以毕飞宇说：“可以这样说，一部《阿Q正传》，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侮辱’的小说，骨子里也是一部关于‘御侮’的小说。”“极端一点说，一部中国的近代思想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方法论的历史——御侮的方法论。”毕飞宇以他小说家的机敏甚至是天才般的觉察力，从小说结构和技术等方面，一层一层分析了鲁迅思想的深刻和文化批判，揭示了围绕其的“杀人问题”和精神本质。阿Q连正常人的性冲动都没有，在摸了小尼姑的脑袋之后，他所谓的“性冲动”仅仅是朝着吴妈一跪——“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她跪下了。最后，毕飞宇得出一个结论：“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从写小说的第一天起，他就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家”;“鲁迅所拥有的是‘写实能力’，鲁迅所拥有的是‘现实精神’，鲁迅所拥有的是‘现实情怀’，但是，就小说美学的范畴而言，他真的不是‘现实主义’作家。”——是的，阿Q人物形象意蕴的丰富，和小说所蕴藉的解读不尽的思想内涵，其实就是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先行者，备感“吾行太远”的思想者的孤独而写成的杰作的明证。
“孤独者”形象体系的另一个也是更加主要的维度，还是作为先觉者的“独异个人”形象。如果说，鲁迅在描写“庸众”中的孤独个体时，还可以拉开距离，更多地以一定的叙述技巧来构成反讽的效果，那么，当他在构建由狂人、夏瑜、N先生、吕纬甫、疯子、魏连殳等人组成的孤独者形象谱系的时候，更多的就是在咀嚼自己内心“吾行太远”的先觉者的孤独感受，心里充斥着“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之人”这知识者的历史责任的担当和艰难的历史选择的负载。按说，先觉者奋身而起同旧势力和封建传统抗争，甚至不惜为之牺牲自己的一切，意图唤醒和救助被奴役被欺压被愚弄的民众，其理想和追求照理该得到民众的理解与配合。但实际情况却往往恰恰相反，“庸众”们不仅常常对先觉者的呼唤没有回应，还不时麻木地鉴赏着先觉者的“牺牲”，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迫害先觉者的队伍中去，所以鲁迅曾很心痛地一针见血地指出：“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这种先觉者不被理解甚至遭到迫害的孤立无援的生存处境，成为鲁迅作品中一个较为常见的主题。在小说中则散见于《狂人日记》《长明灯》等篇章中。
《狂人日记》的主题目前已有多种解法，但我们不妨将“狂人”看作是一个隐喻了孤独无援的先觉者遭到社会庸众整体势力的迫害的典型个案。“狂人”的确是一个敢于大胆向专制文化发起挑战的先觉者，“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就已经喻指了“狂人”曾经有过大胆的反抗专制传统的行为。“狂人”作为面对专制历史的率先觉醒者，他还从“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了“吃人”的历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一系列清醒的痛苦之后，《狂人日记》的最后，“狂人”发出呼唤：“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实情却是，就连被“狂人”寄寓了希望的孩子，也全被“娘老子教的”，以同周围大人一样的眼色和脸色来对待“狂人”。“狂人”发出这最后的一呼之后，结果是“狂人”的“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先觉者在周围庸众的胁迫下回归常人世界，“独异个人”的觉醒和奋争终归宣告落败。小说《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表现的也是思想先行的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不被民众理解、遭庸众疏离的孤立地位。 如果说，《呐喊》和《彷徨》中，鲁迅还怀着毁坏铁屋子的希望，更多记取着“为别人”和给社会人看的启蒙目的，那么，更为深刻的个体孤独寂寞与生命存在虚无的体验，则被情感满溢、内心无法平静的鲁迅，以独特的艺术想象力衍化生成一丛独特的“野草”—《野草》是鲁迅写给自己的文字，也成为他那孤独心灵的深层写照。1925年5月3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表达了“为别人”和“为自己”两种不同的观点：“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鲁迅那为自己试验着的“黑暗”思想，既有来自于这位坚持在精神领域改造国民灵魂的思想先行者屡遭失望与失败而形成的孤独幻灭的生命体验，又有来自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先驱叔本华、尼采、基尔凯郭尔等人思想影响的因素，《野草》集中表达了鲁迅许多颇为接近存在主义的思想观念。解志熙在《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也说：“鲁迅在《野草》中深刻揭示了人的本源性虚无、在世的荒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绝望感。”《野草》集中体现了鲁迅“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思想，而这一切又都与鲁迅那作为思想先行者的孤独体验密不可分。
但是，鲁迅虽然体验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并没有陷入彻底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即使是置身“无路可走”境遇的《野草》当中，鲁迅仍然把“绝望抗战”作为“每一个人无可逃脱的历史责任，把义无反顾地执着于现实斗爭作为人的生存的内在需要，从而使人通过反抗而体验并赋予人生与世界以创造性的意义”（汪晖语）——鲁迅是反抗绝望的。从《呐喊》《彷徨》再到《野草》，鲁迅不断踯躅于希望与失望之间乃至处于心理的绝境，但鲁迅却没有被个体的孤独寂寞和生命存在的虚无所挫败，他“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这也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鲁迅的精神力量，也烛照了当年始终无法走出抑郁的我的内心，令我获取了走出内心绝境的精神力量。当年我战胜抑郁的那段经历，与鲁迅先生战斗生涯开始之时，相距几乎百年，但我毫无疑问仍然是鲁迅先生的新文学作品和他的精神力量的受益者。后辈如我，竟然也与“五四”有着这样深度的勾连——这也是我个人的“五四”——我亦与“五四”的精神血脉，息息相通。
醒觉而又徘徊的孤独者郁达夫：“零佘者”自居以及文人情怀
谢冕先生说他少年时代读五四新文学作品，“从鲁迅开始似懂非懂地阅读，读到郁达夫的《沉沦》，又不懂了。没关系，继续读”。而我，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里读五四新文学作品的。在那段抑郁的人生经历里读鲁迅，读郁达夫，反而更加能够理解他们的内心和生命体验，理解他们的孤独与苦闷。
郁达夫在《一封信》中说：“我想这胸中的苦闷，和日夜纠缠着我的无聊，大约定是一种遗传的疾病。但这一种遗传，不晓得是始于何时，也不知将伊于何底，更不知它是否限于我们中国的民族的？”当我自己也正经历着一种无以排解的抑郁和孤独心境的时候，我似乎更加能够理解——“而这孤独之感，依我说来，便是艺术的酵素，或者竟可以说是艺术的本身”的郁达夫了。其实，不唯郁达夫，这种孤独与苦闷之感，几乎是标识了“五四”时期知识者共性的“家族徽章”。在那个社会剧烈动荡和新旧交替嬗变的年代，知识者受新的思想和文化的熏陶，逐渐摆脱了传统的认知自我和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萌生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开始成为具备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认识的“觉醒”了的现代知识者。然而，觉醒者既难冲脱现实生活和旧的成法加诸其身尤其是对其精神上的限制，又不能冲破政治上仍未实际变革的社会所为其竖起的堵堵高墙;其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不仅倍受旧有的传统观念和生活秩序的局囿，而且因力量的脆弱和幼小还时时面临被吞噬和扼杀的危险。似乎跌入“无物之阵”的知识者，深刻体验到人生理想难以遂愿的艰难与沉重，如影随身的孤独和普遍的苦闷之感，更是再自然不过的精神与心理以及生命体验的产物了。连沈雁冰都曾提到“现在青年的烦闷，已到了极点”，而知识者各种各样的苦闷，似乎都可以归结为郁达夫自己所谓的那种“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
在郁达夫从《银灰色的死》到《出奔》50篇左右的小说中，属于自叙传小说的有近40篇。即使主人公会以“他”、于质夫、伊人、文朴等不同身份出场，但与郁达夫所秉持的“文艺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观点相一致，这些人物都是烙印了鲜明郁达夫个人色彩的形象。在体貌特征上，他们几乎都是郁达夫本人形象的翻版，肖像、气质也多酷似郁达夫本人。这些人物形象，无不在孤独感伤的心狱历程里细细品味着“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而他们的精神特征，也都与郁达夫本人取向一致——他们都是孤独苦闷、无所凭依的“零余者”。郁达夫在《零余者》中说：“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这就是霹雳的核心，另外的许多思想，不过是些附属在这霹雳上的枝节而已。这样的忽而发见了思想的中心点，以后我就用了科学的方法推了下去：——我的确是一个零余者，所以对于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a superfluous manf a useless man！ superfluous！superfluous ……证据呢？这是很容易证明的……经济困顿、生计困难，甚至成为身为现代游子的知识者与母亲产生矛盾和对抗的重要原因，使在社会上无处立足的知识者陷入无家可归、还乡不得的孤独无依的境地。而动荡的社会、混乱的年代，就更加让他们陷入失望与绝望的境地。
即便是表达“性的苦闷”，也出于表达个性觉醒和慰藉无以排解的孤独与绝望的目的。所起的作用，连郭沫若都禁不住评价：“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对于爱情，是有着一份执着和真诚的，甚至可以为了女人而牺牲和放弃自己的生命。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在流连风尘，甚至是以异常的性欲对象或性行为方式来聊以自慰的时候，心中又每每自责与忏悔，形成一种深自忏悔又孤独感伤的生命基调，彰显出他的善良、真诚和具有文人情怀的一面。郁达夫始终在文学作品，在自己的内心，做着不甘沉沦的反抗。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敢于直面孤独，敢于忏悔和反省改正自己，真诚依赖和相信来自人间温情的慰藉。他还在大量的寄情山水的游记散文中，抒发自己寄情山水、伤怀避世的情怀。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有着真诚心灵质地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他内敛的文人情怀，他不会在抗战爆发后，找到了更为有效的摆脱孤独的方式——他真正走入了现实中国，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直至最后的捐躯报国。 写到郁达夫，不得不为郁达夫，以及很多新文学家身上具备的文人情怀，写上一笔。1922年，20岁的沈从文，带着几块钱从湘西凤凰出走，只身来到北京。据说有人问他：你来北京干什么？沈从文答：我来找点理想，读点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样的沈从文，不得不说是真正的文学青年了。但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原来听闻是可以“半工半读”的北京大学，实际上根本不接收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但这个倔强的年轻人不怕困难：“只要肯勤学，总有办法的。”他想尽办法旁听北大的课程，住在便宜狭窄的公寓中节衣缩食。他给自己的住处起名“窄而霉斋”。有个轶闻，不知确否，沈从文甚至有一天决定去街上讨饭，没想到一个老乞丐对他说：“这个街道归我管，你想讨饭可不行。”走投无路、饥寒交迫之中，沈从文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当时的名人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当时的郁达夫27岁，刚从日本毕业回国，他所属的文学阵营“创造社”锋芒初露，而他自己也是一名大学教员。谁能想到，郁达夫能够走进沈从文那间窄窄的房间，瞧见整个家里炉子、御寒的棉衣全无，沈从文却还在写作，竟一时语塞。而后，郁达夫与沈从文聊了整整一个上午，直到中午，他请沈从文吃了一块七毛钱的饭，一张五元票子剩下三块多。他将余钱全给了沈从文，连同自己脖子上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后来过了许多年，沈从文对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也是在郁达夫的介绍下，不久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见完沈从文那天，郁達夫顶着风沙去给同学们上了课，回到自己的住处，“我今天上你那公寓里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想趁着大家已经睡寂了的几点钟工夫，把我要说的话，写一点在纸上。”——写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文后注明此文写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二时），发表于次日《晨报副刊》，言辞激烈，所给的建议也是太不同寻常：“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制造炸弹去吧！……”“你的没有能力做土匪，没有能力拉洋车……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窃呀！”“无论什么人的无论什么东西，只教你偷得着，尽管偷吧！”——这还真是真率的郁达夫，方才能够具有的郁达夫式的、义愤填膺的对社会的“控诉状”。沈从文当然没法按此行事，但他还是坚持写下去了，次年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遥夜》。而这篇文章被北大的哲学教授林宰平看到，予以盛赞甚至把沈从文带进新月社诵诗会，使他有机会认识了徐志摩。在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荐下，沈从文的才华渐渐被发现——徐志摩对沈从文也颇为欣赏和多有提携。
这样的文人情怀，是属于“五四”的。
落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刚刚接触了一篇文章，我从情感、从内心，从各个方面都无法接受的一篇诠释“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文章，我不知道怎样形容我内心的屈辱和排拒。我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先驱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后世人做如此歪曲的解读。环绕这样文章的人与事，当然更加不会有着新文学精神与文人情怀。怎么说呢？我几乎是在一种悲愤的情绪之下，落笔开始写这篇文章。
《名作欣赏》2019年第1期“一个人的‘五四”’专栏，首篇即是谢冕先生的文章《文学的青春和梦想——迎接五四新文学运动一百周年》，谢冕先生将文章分成了“一个词的概括：青春”“从‘少年中国’到‘青春中国”“绝望中寻求希望”“在‘五四’的光影中”和“缅怀和沉思”几节。对于“五四”这个常说常新的词，谢冕先生说若是用多个词为它总结，可能是：批判、革新、创造;若是两个词，可能是：科学、民主;若是一个词，那只能是：青春。就像谢冕先生的概括一样，整篇文章都是散发着五四新文学自带的青春气息，我几乎是泛着泪花读完了这篇文章。所以说，好的、有青春激情的文字，与极富青春气息的“五四”精神，即使经历了百年，也依然这样深入人心，依然常在常新。
令人遗憾，没有谢冕先生那样的年纪。谢冕先生生于1932年，可以在文学开蒙和文学阅读的最初阶段，就接触鲁迅的作品，读他写的阿Q，也可以读仍然散发着新鲜热度的郁达夫的《沉沦》，还可以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当成自己的启蒙读物。我的年龄，还不到谢冕先生的一半，我对五四新文学的阅读，差不多比谢冕先生晚了半个世纪。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五四新文学的精神，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观心理、内在的生命体验，有多么丰富的内蕴并且极富精神的力量。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心理的现代转型，不仅在当时开启了一场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对于后世、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我自己的成长和精神历程，也都发生着广泛、深远和重要的影响。五四新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有多大？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力量有多大？已经是揉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里。
孙郁先生的文章《冲绳的鲁迅语境》中说：“一八七九年琉球被并进日本”，“一九四五年冲绳被美军从日本割裂开来，直到一九七二年才复归日本。那段时间里，人们对自己身份的丧失以及帝国对自己的出卖无比愤恨”。据孙郁先生考证，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小组在这里出现。到了战后，竹内好翻译的《魯迅选集》十四卷本开始在此悄悄流行。孙郁先生忍不住说，鲁迅给这些文人以意外的鼓舞。“鲁迅不顾绝望的挺身的选择，乃黑暗里的一线光明，那么深地辐射在这个岛中。自从孔夫子的理念波及此后，鲁迅大概是第二个被久久喜爱的中国人。一大批民间思想者在支撑着六十多年的艺术，而这些艺术的核心精神与鲁迅密切相关。”孙郁先生感慨：“他们从这位中国作家的思考里找到了走出绝境的参照。”
对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与日本本土失去联系的冲绳人，鲁迅的文学，鲁迅的精神，都给他们以烛照，遑论对于我们呢？五四新文学是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精神资源，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构成、精神构成，并因之影响着中国今日的思想版图和精神版图。我的年龄，虽然小谢冕先生很多、太多，但是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却是从内心深处感谢五四新文学在文学价值之外的思想价值。五四新文学里所内蕴的现代知识者的精神力量，对我的影响，甚至是拯救了我曾经的一段沉落的心境与生命状态，赋予了我面对人生各种艰难的勇气。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夸张。
有一次，一位学者通过微信联系我，他小心翼翼地询问：“读贾平凹老师对您的评论，其中一句‘隐约地知道她有着生活的难处’抓住了我。您在艰难之中还专注于学术研究，并且成果累累，这让我心生敬意。”“希望您不会认为我是来窥探隐私的。”我答：“是难。贾老师也不知太具体。他感觉很敏锐。”他复：“其实我也遇到很大的难题，所以特别理解和佩服您。加油！向您学习！”我答：“任何艰难，只有自己能克服。不能被艰难打败。”“我读博士时，差点抑郁过……克服了，就不太容易被困难打倒了。”基于一种建立在艰难之上的信任，彼此交流和鼓励了许多……学者的联系，勾起了我的记忆里几乎已经封存，却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一段过往经历。读博士时，确实有过一段近乎抑郁症的经历。从小简单如一张白纸，所有的人生阅历，无非是书本、黑板和总是排在榜首的成绩。到北京后，经历了种种折磨—尽管与现在正在经历的折磨相比，或许根本不算什么，但当时却成了压垮我的沉重负荷……当时的我，是什么样的症状呢？觉得人生无论怎样努力，只会是备受打击，举目皆是种种的挫折与磨难，已经不会再有让我能够快乐起来的任何的人与事了。整个人被一种深重的现实挫败感和人生无意义感包围，即使身处鸟语花香的环境、热闹的人群，哪怕是被亲友们围绕，我依然会觉得那些都跟我没关系。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面，竟然觉得自己孤独绝望得无以复加，还会莫名其妙地流泪……一位医生朋友说，这已经至少是抑郁症的边缘状态了，只能靠自己克服。
这位医生朋友说得对，只能靠自己来克服，解铃还须系铃人。幸运的是，我终于“走”出了抑郁。有了这亲身的体会和经验，后来我常常劝有抑郁情绪的朋友，只能靠自己的精神力量来拯救自己;对于抑郁，实际上别人是帮不上忙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靠来自自我的精神力量的克服和超越。十五六年前，处于严重抑郁情绪中的我，现在看来其实是恰好，同时也是很幸运的，因为学业的要求，必须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我很合自己境地选择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这样一个题目，让我有可能较为全面、深入地进入了五四新文学作家们主观心理体验的层面。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人生际遇和思想主张等方面，一点一点地去加深了解和体会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精神历程;这番了解和体会又反作用于我的主观心理，让我获得了自我精神的提升与超越。现在仍然能够记得那段时间，我的身体并不好，不巧还摔成了轻微脑震荡，常常为头痛所折磨。一面，按医嘱吃药，只用三次就学会了游泳——也将之作为康复训练来克服头痛的一条途径;一面，我承受着身体与精神的痛，坚持细读或者重读五四新文学作家们的作品、生平和研究资料等，坚持做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思夜想，睡梦中都在构思论文和自我解答阅读中产生的困扰。前后用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写完了博士学位论文，也完成了自己内在精神的蜕变——我终于从抑郁症边缘的状态之中走了出来。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很清楚我是如何克服抑郁的，历历在目。时至今日抑郁症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仍然是无解。我当年能够克服和走出那样一种抑郁的状态，的的确确是从五四新文学作家和五四新文学所具备的精神力量，汲取了能量和能够用来克服抑郁的生命力量。通过阅读鲁迅作品，鲁迅的虚无绝望与“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熔铸和整合，让我看到了一个背负了几千年的重负，自己掮住了黑暗的闸门而带领大家到光明的地方去的孤独者的典型形象。但是，鲁迅并没有畏惧在生命意义的探寻当中，所产生的无以回避的虚无与绝望的感受，他以此感受为起点的对于改造国民和社会的历史责任的坚守，使鲁迅即便是一个孤独者，也肩负起了历史的责任与担当。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历程，充满了失望与希望、孤独与对孤独的反抗、虚无绝望与“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如鲁迅一般，有如此深邃的精神矛盾和心理困惑，但是，许多有良知的现代知识者，都在失望与绝望之中不断寻觅希望，在一种“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艰辛里，做着超越孤独的生命体验的努力。
赵园先生在《艰难的选择》中曾说：“你以为奇特吗？‘五四’小说中知识者个人与社会的新的联系建立的最初信息，却是由看似相反的方向发出的：知识者的孤独。这才是一种知识者更为普遍的精神标记：孤独感，寂寞感，隔膜感。”也是天作巧合，让我能在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准备和写作当中，用心去体会五四新文学和现代知识者内心的孤独，体察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和勇毅坚韧的力量，努力克服和超越孤独，即便绝望也要做绝望的抗战。通过写作“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借五四新文学精神，我把读书、写作和自己的内心，如水乳般融合在了一起。
肩负历史的孤独者鲁迅：踯躅于希望与失望之间并“作绝望的抗战”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提出，要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来推动“文化偏至”，其推动者“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必然要充当思想先行的孤独者。鲁迅在他作为思想先行者的生涯之初，还引用了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段话：“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是故，钱理群先生在《心灵的探寻》中说：“这是一个不祥的预感。鲁迅终生将面对‘吾行太远’的历史脱节：先驱者已经自觉意识到的历史变革的要求，与实现这一要求的历史条件不成熟之间的脱节;先驱者的思想所达到的历史高度与国民思想平均数之间的脱节。”
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形象谱系，似乎可以由两个维度来构成。一个维度，為其他庸众所疏离，成为被“看”的牺牲者的群众，可以被视作一种孤独的个体来研究，譬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明天》里的单四嫂子、《祝福》中的祥林嫂、《阿Q正传》中的阿Q等人物形象（可参见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这些人物形象，不是作为思想先行者的孤独者个体，但是，他们也是鲁迅作为思想先行者备受思想先行的苦楚，才能够构思和写作出的。毕飞宇在《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读<阿Q正传>》（《文学评论> 2017年第4期）中，开篇即强调，鲁迅不仅是现代汉语短篇小说的肇始者，也是现代汉语中篇小说的祖师爷，为什么放下了身段才“做起小说”来的呢？在他看来，逼着大先生放下身段的，是启蒙。从1840年，到《阿Q正传》的写作时间1921年，最困扰中国的焦虑是“侮辱”和“御侮”的问题，所以毕飞宇说：“可以这样说，一部《阿Q正传》，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侮辱’的小说，骨子里也是一部关于‘御侮’的小说。”“极端一点说，一部中国的近代思想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方法论的历史——御侮的方法论。”毕飞宇以他小说家的机敏甚至是天才般的觉察力，从小说结构和技术等方面，一层一层分析了鲁迅思想的深刻和文化批判，揭示了围绕其的“杀人问题”和精神本质。阿Q连正常人的性冲动都没有，在摸了小尼姑的脑袋之后，他所谓的“性冲动”仅仅是朝着吴妈一跪——“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她跪下了。最后，毕飞宇得出一个结论：“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从写小说的第一天起，他就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家”;“鲁迅所拥有的是‘写实能力’，鲁迅所拥有的是‘现实精神’，鲁迅所拥有的是‘现实情怀’，但是，就小说美学的范畴而言，他真的不是‘现实主义’作家。”——是的，阿Q人物形象意蕴的丰富，和小说所蕴藉的解读不尽的思想内涵，其实就是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先行者，备感“吾行太远”的思想者的孤独而写成的杰作的明证。
“孤独者”形象体系的另一个也是更加主要的维度，还是作为先觉者的“独异个人”形象。如果说，鲁迅在描写“庸众”中的孤独个体时，还可以拉开距离，更多地以一定的叙述技巧来构成反讽的效果，那么，当他在构建由狂人、夏瑜、N先生、吕纬甫、疯子、魏连殳等人组成的孤独者形象谱系的时候，更多的就是在咀嚼自己内心“吾行太远”的先觉者的孤独感受，心里充斥着“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之人”这知识者的历史责任的担当和艰难的历史选择的负载。按说，先觉者奋身而起同旧势力和封建传统抗争，甚至不惜为之牺牲自己的一切，意图唤醒和救助被奴役被欺压被愚弄的民众，其理想和追求照理该得到民众的理解与配合。但实际情况却往往恰恰相反，“庸众”们不仅常常对先觉者的呼唤没有回应，还不时麻木地鉴赏着先觉者的“牺牲”，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迫害先觉者的队伍中去，所以鲁迅曾很心痛地一针见血地指出：“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这种先觉者不被理解甚至遭到迫害的孤立无援的生存处境，成为鲁迅作品中一个较为常见的主题。在小说中则散见于《狂人日记》《长明灯》等篇章中。
《狂人日记》的主题目前已有多种解法，但我们不妨将“狂人”看作是一个隐喻了孤独无援的先觉者遭到社会庸众整体势力的迫害的典型个案。“狂人”的确是一个敢于大胆向专制文化发起挑战的先觉者，“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就已经喻指了“狂人”曾经有过大胆的反抗专制传统的行为。“狂人”作为面对专制历史的率先觉醒者，他还从“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了“吃人”的历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一系列清醒的痛苦之后，《狂人日记》的最后，“狂人”发出呼唤：“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实情却是，就连被“狂人”寄寓了希望的孩子，也全被“娘老子教的”，以同周围大人一样的眼色和脸色来对待“狂人”。“狂人”发出这最后的一呼之后，结果是“狂人”的“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先觉者在周围庸众的胁迫下回归常人世界，“独异个人”的觉醒和奋争终归宣告落败。小说《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表现的也是思想先行的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不被民众理解、遭庸众疏离的孤立地位。 如果说，《呐喊》和《彷徨》中，鲁迅还怀着毁坏铁屋子的希望，更多记取着“为别人”和给社会人看的启蒙目的，那么，更为深刻的个体孤独寂寞与生命存在虚无的体验，则被情感满溢、内心无法平静的鲁迅，以独特的艺术想象力衍化生成一丛独特的“野草”—《野草》是鲁迅写给自己的文字，也成为他那孤独心灵的深层写照。1925年5月3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表达了“为别人”和“为自己”两种不同的观点：“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鲁迅那为自己试验着的“黑暗”思想，既有来自于这位坚持在精神领域改造国民灵魂的思想先行者屡遭失望与失败而形成的孤独幻灭的生命体验，又有来自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先驱叔本华、尼采、基尔凯郭尔等人思想影响的因素，《野草》集中表达了鲁迅许多颇为接近存在主义的思想观念。解志熙在《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也说：“鲁迅在《野草》中深刻揭示了人的本源性虚无、在世的荒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绝望感。”《野草》集中体现了鲁迅“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思想，而这一切又都与鲁迅那作为思想先行者的孤独体验密不可分。
但是，鲁迅虽然体验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并没有陷入彻底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即使是置身“无路可走”境遇的《野草》当中，鲁迅仍然把“绝望抗战”作为“每一个人无可逃脱的历史责任，把义无反顾地执着于现实斗爭作为人的生存的内在需要，从而使人通过反抗而体验并赋予人生与世界以创造性的意义”（汪晖语）——鲁迅是反抗绝望的。从《呐喊》《彷徨》再到《野草》，鲁迅不断踯躅于希望与失望之间乃至处于心理的绝境，但鲁迅却没有被个体的孤独寂寞和生命存在的虚无所挫败，他“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这也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鲁迅的精神力量，也烛照了当年始终无法走出抑郁的我的内心，令我获取了走出内心绝境的精神力量。当年我战胜抑郁的那段经历，与鲁迅先生战斗生涯开始之时，相距几乎百年，但我毫无疑问仍然是鲁迅先生的新文学作品和他的精神力量的受益者。后辈如我，竟然也与“五四”有着这样深度的勾连——这也是我个人的“五四”——我亦与“五四”的精神血脉，息息相通。
醒觉而又徘徊的孤独者郁达夫：“零佘者”自居以及文人情怀
谢冕先生说他少年时代读五四新文学作品，“从鲁迅开始似懂非懂地阅读，读到郁达夫的《沉沦》，又不懂了。没关系，继续读”。而我，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里读五四新文学作品的。在那段抑郁的人生经历里读鲁迅，读郁达夫，反而更加能够理解他们的内心和生命体验，理解他们的孤独与苦闷。
郁达夫在《一封信》中说：“我想这胸中的苦闷，和日夜纠缠着我的无聊，大约定是一种遗传的疾病。但这一种遗传，不晓得是始于何时，也不知将伊于何底，更不知它是否限于我们中国的民族的？”当我自己也正经历着一种无以排解的抑郁和孤独心境的时候，我似乎更加能够理解——“而这孤独之感，依我说来，便是艺术的酵素，或者竟可以说是艺术的本身”的郁达夫了。其实，不唯郁达夫，这种孤独与苦闷之感，几乎是标识了“五四”时期知识者共性的“家族徽章”。在那个社会剧烈动荡和新旧交替嬗变的年代，知识者受新的思想和文化的熏陶，逐渐摆脱了传统的认知自我和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萌生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开始成为具备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认识的“觉醒”了的现代知识者。然而，觉醒者既难冲脱现实生活和旧的成法加诸其身尤其是对其精神上的限制，又不能冲破政治上仍未实际变革的社会所为其竖起的堵堵高墙;其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不仅倍受旧有的传统观念和生活秩序的局囿，而且因力量的脆弱和幼小还时时面临被吞噬和扼杀的危险。似乎跌入“无物之阵”的知识者，深刻体验到人生理想难以遂愿的艰难与沉重，如影随身的孤独和普遍的苦闷之感，更是再自然不过的精神与心理以及生命体验的产物了。连沈雁冰都曾提到“现在青年的烦闷，已到了极点”，而知识者各种各样的苦闷，似乎都可以归结为郁达夫自己所谓的那种“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
在郁达夫从《银灰色的死》到《出奔》50篇左右的小说中，属于自叙传小说的有近40篇。即使主人公会以“他”、于质夫、伊人、文朴等不同身份出场，但与郁达夫所秉持的“文艺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观点相一致，这些人物都是烙印了鲜明郁达夫个人色彩的形象。在体貌特征上，他们几乎都是郁达夫本人形象的翻版，肖像、气质也多酷似郁达夫本人。这些人物形象，无不在孤独感伤的心狱历程里细细品味着“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而他们的精神特征，也都与郁达夫本人取向一致——他们都是孤独苦闷、无所凭依的“零余者”。郁达夫在《零余者》中说：“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这就是霹雳的核心，另外的许多思想，不过是些附属在这霹雳上的枝节而已。这样的忽而发见了思想的中心点，以后我就用了科学的方法推了下去：——我的确是一个零余者，所以对于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a superfluous manf a useless man！ superfluous！superfluous ……证据呢？这是很容易证明的……经济困顿、生计困难，甚至成为身为现代游子的知识者与母亲产生矛盾和对抗的重要原因，使在社会上无处立足的知识者陷入无家可归、还乡不得的孤独无依的境地。而动荡的社会、混乱的年代，就更加让他们陷入失望与绝望的境地。
即便是表达“性的苦闷”，也出于表达个性觉醒和慰藉无以排解的孤独与绝望的目的。所起的作用，连郭沫若都禁不住评价：“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对于爱情，是有着一份执着和真诚的，甚至可以为了女人而牺牲和放弃自己的生命。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在流连风尘，甚至是以异常的性欲对象或性行为方式来聊以自慰的时候，心中又每每自责与忏悔，形成一种深自忏悔又孤独感伤的生命基调，彰显出他的善良、真诚和具有文人情怀的一面。郁达夫始终在文学作品，在自己的内心，做着不甘沉沦的反抗。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敢于直面孤独，敢于忏悔和反省改正自己，真诚依赖和相信来自人间温情的慰藉。他还在大量的寄情山水的游记散文中，抒发自己寄情山水、伤怀避世的情怀。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有着真诚心灵质地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他内敛的文人情怀，他不会在抗战爆发后，找到了更为有效的摆脱孤独的方式——他真正走入了现实中国，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直至最后的捐躯报国。 写到郁达夫，不得不为郁达夫，以及很多新文学家身上具备的文人情怀，写上一笔。1922年，20岁的沈从文，带着几块钱从湘西凤凰出走，只身来到北京。据说有人问他：你来北京干什么？沈从文答：我来找点理想，读点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样的沈从文，不得不说是真正的文学青年了。但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原来听闻是可以“半工半读”的北京大学，实际上根本不接收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但这个倔强的年轻人不怕困难：“只要肯勤学，总有办法的。”他想尽办法旁听北大的课程，住在便宜狭窄的公寓中节衣缩食。他给自己的住处起名“窄而霉斋”。有个轶闻，不知确否，沈从文甚至有一天决定去街上讨饭，没想到一个老乞丐对他说：“这个街道归我管，你想讨饭可不行。”走投无路、饥寒交迫之中，沈从文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当时的名人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当时的郁达夫27岁，刚从日本毕业回国，他所属的文学阵营“创造社”锋芒初露，而他自己也是一名大学教员。谁能想到，郁达夫能够走进沈从文那间窄窄的房间，瞧见整个家里炉子、御寒的棉衣全无，沈从文却还在写作，竟一时语塞。而后，郁达夫与沈从文聊了整整一个上午，直到中午，他请沈从文吃了一块七毛钱的饭，一张五元票子剩下三块多。他将余钱全给了沈从文，连同自己脖子上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后来过了许多年，沈从文对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也是在郁达夫的介绍下，不久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见完沈从文那天，郁達夫顶着风沙去给同学们上了课，回到自己的住处，“我今天上你那公寓里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想趁着大家已经睡寂了的几点钟工夫，把我要说的话，写一点在纸上。”——写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文后注明此文写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二时），发表于次日《晨报副刊》，言辞激烈，所给的建议也是太不同寻常：“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制造炸弹去吧！……”“你的没有能力做土匪，没有能力拉洋车……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窃呀！”“无论什么人的无论什么东西，只教你偷得着，尽管偷吧！”——这还真是真率的郁达夫，方才能够具有的郁达夫式的、义愤填膺的对社会的“控诉状”。沈从文当然没法按此行事，但他还是坚持写下去了，次年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遥夜》。而这篇文章被北大的哲学教授林宰平看到，予以盛赞甚至把沈从文带进新月社诵诗会，使他有机会认识了徐志摩。在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荐下，沈从文的才华渐渐被发现——徐志摩对沈从文也颇为欣赏和多有提携。
这样的文人情怀，是属于“五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