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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7-29
作者简介：冯建民（1982-），男，山东阳信人，教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教育考试史研究。
继常州“今文经学派”庄存与、宋凤翔、刘逢禄等人的奠基，至道光年间，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借经言政，揭露社会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今文经学走向兴盛，风靡一时。诚如周予同所言：“一直到了清代的中末期，因为社会、政治、学术各方面趋势的汇合，于是这骸骨似的今文学忽而复活，居然在学术界有当者披靡的现象”[1]。今文经学的兴盛不仅“引发了汉学自身的分裂”[2]，而且“当这一学术思想风气，被这些试图开宗立派的学者推到极端，并有意将这种学术取向与乾嘉时代的古典之学对立起来的时候，它在某种程度上似乎真的改变了清代的学术地图，引发了相当深刻的思想与学术转型”[3]。这一重大的学术转型与科举考试之间存在着何等关系？又会对晚清的科举考试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便就此试以剖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引导思想界转向，改革科举呼声高涨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对于引导知识界、思想界走出考据学繁琐细碎之泥潭，转向“经世致用”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思想界将目光聚焦于科举考试这一千古旧制，针对其与社会脱节，不能选拔实用人才、空疏无用等问题，纷纷畅言，变革科举呼声日渐高涨。
龚自珍针对科举脱离实际的弊端指出：“今世，科场之文，万啄相因，词可猎而取，貌了拟而肖，坊间倾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4]。故此，他大胆提出要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魏源则对八股取士空疏无用进行了抨击，“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其部曹观政，无非胥史文例是求，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5]。魏源认为必须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以实用知识来选才。“国家欲兴数十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法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舍胥吏案例而图讦谟、图远猷始”[6]。
19世纪50～60年代，思想界纷纷借用今文经学，指陈时弊，倡导科举变革，其中以冯桂芬（1809～1874）最具代表性。冯桂芬认为必须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缪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7]（P37）。他认为科举考试“不过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而已……然所试之事太易，则聪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7]（P38）。因此，他极力建议加大考试难度。在试艺校阅上，他主张变合校为分校，实行三场各一主考，分别校阅的方式，以克服“以一艺之优劣为去取”[7]（P38）的弊端。
二、促成科举变革，废八股改试策论
戊戌年间，廖平以及康、梁等人对于科举制进行了猛烈抨击，大大推动了清廷变革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的决策出台。廖平从“托古改制，因时救弊”的立场出发，严厉批判了科举制度的弊端，认为科举麻痹国政，造成国家衰败。因此，他主张科举考试内容应用《王制》来取代小学训诂，而制度应该以策论来代替八股时文，“以救时言《王制》之易小学，亦如策论之易八比试帖也”[8]。康有为则猛烈抨击八股文迂腐无用，空疏谫陋，阻碍人才培养。“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矣”[9]。“方今国事艰危，人才乏绝，推原其由，皆因科举仅试八股之故”[10]。而其追随者梁启超对八股取士的攻击更是犹过之而无不及，他说：“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1]。并且呼吁将西学引入科举考试，培养实用人才。
在康、梁等人的积极敦促下，光绪帝于“百日维新”期间，下诏变法，改革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上谕中说：“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弊，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12]。
三、考试内容趋于实用，经学类试题考核转向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盛，不仅推动了晚清科举的制度变革，而且还对考试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科举试题上，则是由原先注重考查考据学试题转向讲求实用。这在晚清的历科殿试策问中表现最为明显。例如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殿试，制策以经义、钱币、水利、用人发问，在策问的最后提到，“夫研经训以求实用，权食货以阜民生，讲疏浚以利农功，等俊乂以熙治绩，皆经邦之要道，立政治宏纲也”[13]。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恩科殿试，讲求实用的基调则更为明显，“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也，要为其有用者”[14]。纵观晚清的各科殿试策问，可以清晰地看出，事关国计民生、治国安邦的问题大大增加，而乾、嘉时期殿试策问中关于经学源流，经籍版本辨别，史书体例类等考据学试题则迅速减少，甚而消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晚清社会现实所导致的“经世致用”思潮兴起，而今文经学对于这股思潮的兴起则有明显的推波助澜作用。
其次，晚清科举考试中经学类试题由以前偏重考核古文经学源流、经籍版本等问题转向考核今文经学经籍真伪、师承源流等问题。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恩科殿试中的经学策问：
“董仲舒《春秋决事》十六篇，今佚不传。《困学纪闻》所载凡三，此外尚有存着否？《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后之用者，惟宇文泰、苏绰差为近古。而刘歆、王安石或以文奸，或以致弊。岂《周官》果出于伪托欤？抑不善用者之过欤？[14]”
在设问中，不仅提到了董仲舒的《春秋决事》，而且指出《周礼》一经被刘歆所窜改，让应考者回答《周礼》的真伪问题，是否为刘歆伪造。而在《周礼》的真伪上，龚自珍认为《周礼》乃是刘歆窜改，借王莽改制而立于学官，加之经名。可见，此殿试策有着明显的今文经学导向。再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科山西乡试的第一道策问： “汉晋以后，诸儒又皆各守师法。……《易传》、《诗序》之外，能举其授受之学欤？田何之《易》、毛公之《诗》，公谷之《春秋》，申公之于《鲁诗》，张苍之于左氏，其学皆有所本，能详其师承欤？《易》有施孟、费高，《书》有伏、孔，《诗》有毛、齐、鲁、韩，《礼》有二戴，《春秋》有左、公、谷，其间文字异同，章句错互，其故何欤？[15]”
从今文经学的观点看，今文经学在西汉皆立博士，受业皆祖孔子，大多是孔门后裔，《五经》传授也各有师承。很明显，此道策问侧重考查考生对于今文经学师承源流的知识掌握程度。
四、援引《公羊》成时尚，考卷评校有导向
伴随着今文经学的日益兴盛，到光绪朝中期，知识分子喜谈《公羊》，援引《公羊》家言，畅言变通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受其影响，光绪朝中期以后的乡、会试首场制义中援引《公羊》也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江南乡试，中式第31名的江标（江苏苏州人）在首艺题，“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中以“权”字作为中心语，大谈权变，指出“《春秋》一书，圣人之权书也。”，“《春秋》之作，所以补《诗》教之衰也。闻之权者，从变而移，《春秋》之常辞也。”在答题结尾出写出，“夫经者，法也。法久必变。《易》曰‘穷则通，通则变，变则久。’”[16]等语句。这与今文经学家一贯所提倡的《易》是以“通变不倦为宗旨”的主张是完全契合的。次年的己丑科会试，中式第4名的李滋然（四川重庆人）在首艺中更是大谈《春秋》：
“礼乐参四代，述《春秋》以传教也。……昔孔子暮年归鲁，考《礼》正《乐》而后始作《春秋》，以四代之宏纲，作质文之沿革。……历撮其大要以告之，此笔削之微旨也。……亦谓《春秋》讬天，王以垂制作，惟颜子智，足知此使其克享天年，躬膺授受，依经作传，三科九旨，理必至明，又何至环顾及门，仅传卜商，卒至传家，纷歧麟经，终晦矣。[16]”
李滋然的答卷中，指出了《春秋》乃是孔子暮年归鲁之后所作，是“笔削之微旨”，指出《春秋》乃是“王以垂制作”和其“三科九旨”的思想主张。这与公羊学派的主张是高度吻合的。
光绪朝中后期，考生喜谈《公羊》、热衷援引的社会风气，也对考官阅卷评校产生了导向性作用。据载，自光绪朝中期开始，乡、会试的首场制义中若有引用《公羊》者，往往易于中式。“制艺中之讲《公羊》者，自光绪戊子江南乡试始。主考为李芍农侍郎文田、王可荘太守仁堪，皆崇尚经学者，故所取士，如费念慈、李传元、江标，皆表表者也。次年己丑会试，总裁为潘文勤公祖荫，正场首艺，凡发挥《公羊》‘王鲁’之义者，无不获售，江南连捷者十余人。癸巳，费充浙江副考官，所取之士，如钱保寿、邹寿祺，皆治《公羊》学者”[17]。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借用《公羊》家言，较其他学说更具新意，不仅可以给考官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投考官所喜好。在当时士人中间广为流传的今文经学著作以何休的《公羊释例》最受追捧，其原因在于“何氏《公羊释例》一书为最善本，盖体例详明，而文采亦不枯寂也”[17]。
参考文献
[1]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周予同，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2.
[2] [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M].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4.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80.
[4] [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344.
[5] [清]魏源.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165.
[6] [清]魏源.圣武记（卷11）附录[Z].清道光刻本.
[7] [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8] [清]廖平.知圣篇（卷上）[Z].清光绪刻本.
[9]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269.
[10]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8：215
[11] 洪治纲.梁启超经典文存[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9-10 .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6 .
[13] 宣宗成皇帝实录（卷351）[A]清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6：343-344.
[14] 邓洪波.中国状元殿试试卷大全（下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845.
[15]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山西乡试题名录[A].姜亚沙.中国科举录续编（第7册）[Z].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379-382.
[16] 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62册）[Z].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449-452.
[17]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33.
作者简介：冯建民（1982-），男，山东阳信人，教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教育考试史研究。
继常州“今文经学派”庄存与、宋凤翔、刘逢禄等人的奠基，至道光年间，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借经言政，揭露社会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今文经学走向兴盛，风靡一时。诚如周予同所言：“一直到了清代的中末期，因为社会、政治、学术各方面趋势的汇合，于是这骸骨似的今文学忽而复活，居然在学术界有当者披靡的现象”[1]。今文经学的兴盛不仅“引发了汉学自身的分裂”[2]，而且“当这一学术思想风气，被这些试图开宗立派的学者推到极端，并有意将这种学术取向与乾嘉时代的古典之学对立起来的时候，它在某种程度上似乎真的改变了清代的学术地图，引发了相当深刻的思想与学术转型”[3]。这一重大的学术转型与科举考试之间存在着何等关系？又会对晚清的科举考试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便就此试以剖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引导思想界转向，改革科举呼声高涨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对于引导知识界、思想界走出考据学繁琐细碎之泥潭，转向“经世致用”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思想界将目光聚焦于科举考试这一千古旧制，针对其与社会脱节，不能选拔实用人才、空疏无用等问题，纷纷畅言，变革科举呼声日渐高涨。
龚自珍针对科举脱离实际的弊端指出：“今世，科场之文，万啄相因，词可猎而取，貌了拟而肖，坊间倾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4]。故此，他大胆提出要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魏源则对八股取士空疏无用进行了抨击，“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其部曹观政，无非胥史文例是求，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5]。魏源认为必须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以实用知识来选才。“国家欲兴数十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法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舍胥吏案例而图讦谟、图远猷始”[6]。
19世纪50～60年代，思想界纷纷借用今文经学，指陈时弊，倡导科举变革，其中以冯桂芬（1809～1874）最具代表性。冯桂芬认为必须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缪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7]（P37）。他认为科举考试“不过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而已……然所试之事太易，则聪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7]（P38）。因此，他极力建议加大考试难度。在试艺校阅上，他主张变合校为分校，实行三场各一主考，分别校阅的方式，以克服“以一艺之优劣为去取”[7]（P38）的弊端。
二、促成科举变革，废八股改试策论
戊戌年间，廖平以及康、梁等人对于科举制进行了猛烈抨击，大大推动了清廷变革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的决策出台。廖平从“托古改制，因时救弊”的立场出发，严厉批判了科举制度的弊端，认为科举麻痹国政，造成国家衰败。因此，他主张科举考试内容应用《王制》来取代小学训诂，而制度应该以策论来代替八股时文，“以救时言《王制》之易小学，亦如策论之易八比试帖也”[8]。康有为则猛烈抨击八股文迂腐无用，空疏谫陋，阻碍人才培养。“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矣”[9]。“方今国事艰危，人才乏绝，推原其由，皆因科举仅试八股之故”[10]。而其追随者梁启超对八股取士的攻击更是犹过之而无不及，他说：“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1]。并且呼吁将西学引入科举考试，培养实用人才。
在康、梁等人的积极敦促下，光绪帝于“百日维新”期间，下诏变法，改革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上谕中说：“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弊，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12]。
三、考试内容趋于实用，经学类试题考核转向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盛，不仅推动了晚清科举的制度变革，而且还对考试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科举试题上，则是由原先注重考查考据学试题转向讲求实用。这在晚清的历科殿试策问中表现最为明显。例如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殿试，制策以经义、钱币、水利、用人发问，在策问的最后提到，“夫研经训以求实用，权食货以阜民生，讲疏浚以利农功，等俊乂以熙治绩，皆经邦之要道，立政治宏纲也”[13]。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恩科殿试，讲求实用的基调则更为明显，“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也，要为其有用者”[14]。纵观晚清的各科殿试策问，可以清晰地看出，事关国计民生、治国安邦的问题大大增加，而乾、嘉时期殿试策问中关于经学源流，经籍版本辨别，史书体例类等考据学试题则迅速减少，甚而消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晚清社会现实所导致的“经世致用”思潮兴起，而今文经学对于这股思潮的兴起则有明显的推波助澜作用。
其次，晚清科举考试中经学类试题由以前偏重考核古文经学源流、经籍版本等问题转向考核今文经学经籍真伪、师承源流等问题。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恩科殿试中的经学策问：
“董仲舒《春秋决事》十六篇，今佚不传。《困学纪闻》所载凡三，此外尚有存着否？《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后之用者，惟宇文泰、苏绰差为近古。而刘歆、王安石或以文奸，或以致弊。岂《周官》果出于伪托欤？抑不善用者之过欤？[14]”
在设问中，不仅提到了董仲舒的《春秋决事》，而且指出《周礼》一经被刘歆所窜改，让应考者回答《周礼》的真伪问题，是否为刘歆伪造。而在《周礼》的真伪上，龚自珍认为《周礼》乃是刘歆窜改，借王莽改制而立于学官，加之经名。可见，此殿试策有着明显的今文经学导向。再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科山西乡试的第一道策问： “汉晋以后，诸儒又皆各守师法。……《易传》、《诗序》之外，能举其授受之学欤？田何之《易》、毛公之《诗》，公谷之《春秋》，申公之于《鲁诗》，张苍之于左氏，其学皆有所本，能详其师承欤？《易》有施孟、费高，《书》有伏、孔，《诗》有毛、齐、鲁、韩，《礼》有二戴，《春秋》有左、公、谷，其间文字异同，章句错互，其故何欤？[15]”
从今文经学的观点看，今文经学在西汉皆立博士，受业皆祖孔子，大多是孔门后裔，《五经》传授也各有师承。很明显，此道策问侧重考查考生对于今文经学师承源流的知识掌握程度。
四、援引《公羊》成时尚，考卷评校有导向
伴随着今文经学的日益兴盛，到光绪朝中期，知识分子喜谈《公羊》，援引《公羊》家言，畅言变通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受其影响，光绪朝中期以后的乡、会试首场制义中援引《公羊》也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江南乡试，中式第31名的江标（江苏苏州人）在首艺题，“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中以“权”字作为中心语，大谈权变，指出“《春秋》一书，圣人之权书也。”，“《春秋》之作，所以补《诗》教之衰也。闻之权者，从变而移，《春秋》之常辞也。”在答题结尾出写出，“夫经者，法也。法久必变。《易》曰‘穷则通，通则变，变则久。’”[16]等语句。这与今文经学家一贯所提倡的《易》是以“通变不倦为宗旨”的主张是完全契合的。次年的己丑科会试，中式第4名的李滋然（四川重庆人）在首艺中更是大谈《春秋》：
“礼乐参四代，述《春秋》以传教也。……昔孔子暮年归鲁，考《礼》正《乐》而后始作《春秋》，以四代之宏纲，作质文之沿革。……历撮其大要以告之，此笔削之微旨也。……亦谓《春秋》讬天，王以垂制作，惟颜子智，足知此使其克享天年，躬膺授受，依经作传，三科九旨，理必至明，又何至环顾及门，仅传卜商，卒至传家，纷歧麟经，终晦矣。[16]”
李滋然的答卷中，指出了《春秋》乃是孔子暮年归鲁之后所作，是“笔削之微旨”，指出《春秋》乃是“王以垂制作”和其“三科九旨”的思想主张。这与公羊学派的主张是高度吻合的。
光绪朝中后期，考生喜谈《公羊》、热衷援引的社会风气，也对考官阅卷评校产生了导向性作用。据载，自光绪朝中期开始，乡、会试的首场制义中若有引用《公羊》者，往往易于中式。“制艺中之讲《公羊》者，自光绪戊子江南乡试始。主考为李芍农侍郎文田、王可荘太守仁堪，皆崇尚经学者，故所取士，如费念慈、李传元、江标，皆表表者也。次年己丑会试，总裁为潘文勤公祖荫，正场首艺，凡发挥《公羊》‘王鲁’之义者，无不获售，江南连捷者十余人。癸巳，费充浙江副考官，所取之士，如钱保寿、邹寿祺，皆治《公羊》学者”[17]。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借用《公羊》家言，较其他学说更具新意，不仅可以给考官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投考官所喜好。在当时士人中间广为流传的今文经学著作以何休的《公羊释例》最受追捧，其原因在于“何氏《公羊释例》一书为最善本，盖体例详明，而文采亦不枯寂也”[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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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M].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4.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80.
[4] [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344.
[5] [清]魏源.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165.
[6] [清]魏源.圣武记（卷11）附录[Z].清道光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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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廖平.知圣篇（卷上）[Z].清光绪刻本.
[9]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269.
[10]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8：215
[11] 洪治纲.梁启超经典文存[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9-10 .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6 .
[13] 宣宗成皇帝实录（卷351）[A]清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6：343-344.
[14] 邓洪波.中国状元殿试试卷大全（下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845.
[15]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山西乡试题名录[A].姜亚沙.中国科举录续编（第7册）[Z].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37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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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