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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赵氏政权岌岌可危，直至1279年覆亡，这一时期活得最苦最累，又最让人敬佩的，非宋丞相文天祥莫属。其诗集《指南录》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他出使元营，被扣押，后乘隙逃归的经历，笔调辛酸，而又处处显露着坚忍的意志，苏教版必修三“烈士的抉择”单元收录的《<指南录>后序》就是文天祥为该诗集所写的序文之一。这篇序文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叙述九死一生的经历，抒发悲情和表达救国志向上，写至第7段，作者情难自禁，文笔一转，改为带有强烈主观感情的议论：
【原文呈现】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按照写作规律，每一个自然段落一般都会有“中心句”或“关键词”，可以是原文的句子，也可以根据内容自我提炼。教学中引导学生去寻找本段的中心词句，可以抓住一处设问句：“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再提炼出一个字：义。这样就回答了段首提出的问题，侥幸存活为了什么？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是为“义” ！此处作者表达了自己坚守“仁义”而矢志报国的坚定志向，而段落其他文字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词句展开的，联系全篇，本段主要抒写了以下三种情感内涵：
一、忠孝难全的愧疚之情
忠、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已不单纯属于“人情”范畴了，而是上升到了世人必须遵循的“伦理”层面，带有一种得到社会公众广泛认可的基本道德规范的性质，简单地说，就是生活规矩，应该怎么着，不该怎么着。封建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士”，你必须“忠”且“孝”，否则难以立身为人。社会就拿这个来约束禁锢你，这很可怕。
作为一个封建大儒，文天祥就深深地陷入到“忠孝不得”的痛苦之中而内心无法自拔。他写作《〈指南录〉后序》前后，正值南宋政权如风中残烛，将灭未灭之时，正如前文所写，“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迫”，逼近的意思，国都四周尽是元兵，这就意味着国将不国了。而此时文家老母亲尚在，而文天祥觉得“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不得爱身，意味着冒险。他毅然“辞相印不拜”，“以父母之遺体行殆（殆：冒险）”，出使北营，国将不国，还要那“右丞相”的虚名做甚？然而“孝道”是不能不讲的。按照传统观念，身体发肤是父母精血，是父母赐予自己的，既受之父母，损之则有罪，再加上“母在，儿不远行”的训诫，文天祥都触犯了，因此认为自己不孝，自己“死有余责”，愧疚得要“请罪于母”。
同时对于自己做“臣子”的职责，文天祥也自认做得不够好，有污点。当时国家被欺凌，君主受侮辱，臣子应该“分当引决”（理当自杀），以死保名节。正如《管仲列传》记载“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公子纠夺王位失败，召忽为尽人臣礼节，遂自杀而亡。可见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为主上事，追随而死”的举动。而文天祥选择“隐忍以行”，并引用唐人南霁云的话“将以有为也”，一方面自勉，另一方面也是在向世人解释，然而倘若自己日后无为，岂不贻笑天下？此时的一句“将以有为也”到那时显得如此苍白反而成为自己贪生怕死的明证。无论怎样，自己可以效仿古代忠士，却未能这样做，自己不是个好大臣，于是他又向君王“请罪”。我们可以看到，文天祥内心其实饱受煎熬！
文天祥向“君亲”请罪！而“君不许”“母不许”，这两处“不许”值得玩味，个中含义应该是：①暗示自己违背“忠孝”之训实属无奈，这种违背是人生一种道义上的“取舍”，乃形势所迫，是舍小义以成就大事；②表示君主和母亲知道自己的苦衷，是理解自己的，“不许”写出了君亲替文天祥心痛以及文天祥被理解后内心的欣慰之情。
我们看到，对于尽“孝”，文天祥后来还力求有所补救，他的弟弟文壁降元，文天祥没有进行过多的指责，而是令弟弟带走自己的诗稿，并要求弟弟将一个儿子过继到自己名下，以继承香火。用此法履行孝道，也是对自己一个安慰。而文天祥最后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天祥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于是就义。在“将以有为”时选择忍辱不死，在“无可再为”后慷慨赴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文天祥也算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虽有忠孝难全的愧疚之情，但终获补救。
二、直面人生苦痛之从容
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笔者认为，文天祥就是这样的猛士，他敢于直面南宋惨淡的时局，没有抱怨；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历经几番磨难，一心归向朝廷。内心为国为民为时局而哀痛，却又以自己还能活着做“正义之事”而倍感幸福！
而呈现在文天祥面前的又是一个怎样的现实呢？当时，南宋王朝危在旦夕，朝廷惊慌万状，投降活动日甚一日。派人出使元朝，“求称侄纳币，不从；称侄孙，不从。”左丞相留梦炎也于年前偷偷溜走降元去了。右丞相陈宜中到元营办理正式投降手续，也在十八日夜逃之夭夭。文天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正月十九日“早除枢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并奉旨诣北军讲和的。
明知不可为而努力为之，是文天祥直面人生苦痛的第一步，在九死一生之后，笑谈“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大谈“活着”的意义，是其直面人生苦痛的第二步。作者写道：“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其中“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紧承上文所写的“义”，正是被“义”所激励才使得文天祥“无往而不得死所”，“死在那里”只是形式，内心存有浩然正气，充满“正义”的力量才是决定人生意义的主要因素。这句话写出了文天祥一身的胆气，展现出的是面对不幸时局生死之间的淡定从容！在经历了一路“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的磨练之后，才有了内心“死固付之度外矣”的伟大的自我重塑。而“诚不自意”以下四句，作者直呼“想不到能回到宋朝！”既衬托出前文九死一生的遭遇之艰险，又表达了得偿所愿的满足。“返吾衣冠，重见日月，得正丘首”，一切的亲苦都值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到最后一刻，又有什么可遗憾的？！这是其直面人生苦痛的第三步，因此“诚不自意”以下四句语言虽平淡，但平中见奇，我们分明看到了文天祥挺胸抬头，直面浓密的战争乌云，绝不逃避的坚定神情。此时的文天祥无疑是高大的。
三、对“义”无尽追求之心
这一议论段，先从一句问话发声，“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由此引出自己不忠不孝有罪，才逗引出请罪之举，又巧妙地借“请罪”，实则阐述自己心中所追求的“义”的理念。“请罪于先人之墓”，先人之墓，就是所谓的列祖列宗，但紧承的文字，哪里是请罪之语？人活着即使无法拯救国难，死后要变成恶鬼去杀贼，这是由生到死从生命纵向来阐释“义”的持久坚守。而依靠上天的神灵、祖宗的福泽，修整武备，跟随国君出征，充当先锋，洗雪朝廷的耻辱，恢复开国皇帝的事业，则是勾画出心中期盼许久的一幅横断面，在画面的中心，就是文天祥的形象——开路先锋。这分明是人生铮铮誓言！九死一生，一心向南，就是为了实现“义”，为回到南宋疆土，在祖国土地上战斗到最后一刻。
文天祥顶天立地，他没什么可怕的，但也顾忌世人对他有“不忠不孝”的误解，如何从“忠孝难两全”的人生困局中突围而出？靠的就是一切行为都建立在“激于义”的基础上去行事。
仁义——仁心义举，义偏于行动，而“仁”更偏于内在。文天祥做《衣带赞》藏于衣间，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在课上我和学生分析至此，更深地感觉到了文天祥的内心世界——孔子教导成仁，孟子教导取义，只要把道义做到了极点，那么所希望的仁德自然也就做到了极至，我们读圣贤之人的著作，学习的是什么东西？（仁义）。（既然学会了仁义）那么从今往后，就几乎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文天祥面对现实，可以坦荡地说：自己不惭愧 ，也不愧对别人。因为我所做的一切是符合仁义的。生之我幸，死之亦从容，生有所为，死亦得其所，人从生到死，一生追求什么？——“义”。做出了“义举”便是怀有一颗“仁心”，既然这样，内心复何憾哉！人生复何求哉！
《论语·宪问》中有言：“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可以视作对《〈指南录〉后序》议论段内容最恰当的注解，也是对文天祥人格最好的写照。
[作者通联：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第二高级中学]
【原文呈现】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按照写作规律，每一个自然段落一般都会有“中心句”或“关键词”，可以是原文的句子，也可以根据内容自我提炼。教学中引导学生去寻找本段的中心词句，可以抓住一处设问句：“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再提炼出一个字：义。这样就回答了段首提出的问题，侥幸存活为了什么？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是为“义” ！此处作者表达了自己坚守“仁义”而矢志报国的坚定志向，而段落其他文字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词句展开的，联系全篇，本段主要抒写了以下三种情感内涵：
一、忠孝难全的愧疚之情
忠、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已不单纯属于“人情”范畴了，而是上升到了世人必须遵循的“伦理”层面，带有一种得到社会公众广泛认可的基本道德规范的性质，简单地说，就是生活规矩，应该怎么着，不该怎么着。封建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士”，你必须“忠”且“孝”，否则难以立身为人。社会就拿这个来约束禁锢你，这很可怕。
作为一个封建大儒，文天祥就深深地陷入到“忠孝不得”的痛苦之中而内心无法自拔。他写作《〈指南录〉后序》前后，正值南宋政权如风中残烛，将灭未灭之时，正如前文所写，“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迫”，逼近的意思，国都四周尽是元兵，这就意味着国将不国了。而此时文家老母亲尚在，而文天祥觉得“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不得爱身，意味着冒险。他毅然“辞相印不拜”，“以父母之遺体行殆（殆：冒险）”，出使北营，国将不国，还要那“右丞相”的虚名做甚？然而“孝道”是不能不讲的。按照传统观念，身体发肤是父母精血，是父母赐予自己的，既受之父母，损之则有罪，再加上“母在，儿不远行”的训诫，文天祥都触犯了，因此认为自己不孝，自己“死有余责”，愧疚得要“请罪于母”。
同时对于自己做“臣子”的职责，文天祥也自认做得不够好，有污点。当时国家被欺凌，君主受侮辱，臣子应该“分当引决”（理当自杀），以死保名节。正如《管仲列传》记载“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公子纠夺王位失败，召忽为尽人臣礼节，遂自杀而亡。可见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为主上事，追随而死”的举动。而文天祥选择“隐忍以行”，并引用唐人南霁云的话“将以有为也”，一方面自勉，另一方面也是在向世人解释，然而倘若自己日后无为，岂不贻笑天下？此时的一句“将以有为也”到那时显得如此苍白反而成为自己贪生怕死的明证。无论怎样，自己可以效仿古代忠士，却未能这样做，自己不是个好大臣，于是他又向君王“请罪”。我们可以看到，文天祥内心其实饱受煎熬！
文天祥向“君亲”请罪！而“君不许”“母不许”，这两处“不许”值得玩味，个中含义应该是：①暗示自己违背“忠孝”之训实属无奈，这种违背是人生一种道义上的“取舍”，乃形势所迫，是舍小义以成就大事；②表示君主和母亲知道自己的苦衷，是理解自己的，“不许”写出了君亲替文天祥心痛以及文天祥被理解后内心的欣慰之情。
我们看到，对于尽“孝”，文天祥后来还力求有所补救，他的弟弟文壁降元，文天祥没有进行过多的指责，而是令弟弟带走自己的诗稿，并要求弟弟将一个儿子过继到自己名下，以继承香火。用此法履行孝道，也是对自己一个安慰。而文天祥最后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天祥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于是就义。在“将以有为”时选择忍辱不死，在“无可再为”后慷慨赴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文天祥也算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虽有忠孝难全的愧疚之情，但终获补救。
二、直面人生苦痛之从容
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笔者认为，文天祥就是这样的猛士，他敢于直面南宋惨淡的时局，没有抱怨；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历经几番磨难，一心归向朝廷。内心为国为民为时局而哀痛，却又以自己还能活着做“正义之事”而倍感幸福！
而呈现在文天祥面前的又是一个怎样的现实呢？当时，南宋王朝危在旦夕，朝廷惊慌万状，投降活动日甚一日。派人出使元朝，“求称侄纳币，不从；称侄孙，不从。”左丞相留梦炎也于年前偷偷溜走降元去了。右丞相陈宜中到元营办理正式投降手续，也在十八日夜逃之夭夭。文天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正月十九日“早除枢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并奉旨诣北军讲和的。
明知不可为而努力为之，是文天祥直面人生苦痛的第一步，在九死一生之后，笑谈“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大谈“活着”的意义，是其直面人生苦痛的第二步。作者写道：“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其中“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紧承上文所写的“义”，正是被“义”所激励才使得文天祥“无往而不得死所”，“死在那里”只是形式，内心存有浩然正气，充满“正义”的力量才是决定人生意义的主要因素。这句话写出了文天祥一身的胆气，展现出的是面对不幸时局生死之间的淡定从容！在经历了一路“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的磨练之后，才有了内心“死固付之度外矣”的伟大的自我重塑。而“诚不自意”以下四句，作者直呼“想不到能回到宋朝！”既衬托出前文九死一生的遭遇之艰险，又表达了得偿所愿的满足。“返吾衣冠，重见日月，得正丘首”，一切的亲苦都值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到最后一刻，又有什么可遗憾的？！这是其直面人生苦痛的第三步，因此“诚不自意”以下四句语言虽平淡，但平中见奇，我们分明看到了文天祥挺胸抬头，直面浓密的战争乌云，绝不逃避的坚定神情。此时的文天祥无疑是高大的。
三、对“义”无尽追求之心
这一议论段，先从一句问话发声，“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由此引出自己不忠不孝有罪，才逗引出请罪之举，又巧妙地借“请罪”，实则阐述自己心中所追求的“义”的理念。“请罪于先人之墓”，先人之墓，就是所谓的列祖列宗，但紧承的文字，哪里是请罪之语？人活着即使无法拯救国难，死后要变成恶鬼去杀贼，这是由生到死从生命纵向来阐释“义”的持久坚守。而依靠上天的神灵、祖宗的福泽，修整武备，跟随国君出征，充当先锋，洗雪朝廷的耻辱，恢复开国皇帝的事业，则是勾画出心中期盼许久的一幅横断面，在画面的中心，就是文天祥的形象——开路先锋。这分明是人生铮铮誓言！九死一生，一心向南，就是为了实现“义”，为回到南宋疆土，在祖国土地上战斗到最后一刻。
文天祥顶天立地，他没什么可怕的，但也顾忌世人对他有“不忠不孝”的误解，如何从“忠孝难两全”的人生困局中突围而出？靠的就是一切行为都建立在“激于义”的基础上去行事。
仁义——仁心义举，义偏于行动，而“仁”更偏于内在。文天祥做《衣带赞》藏于衣间，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在课上我和学生分析至此，更深地感觉到了文天祥的内心世界——孔子教导成仁，孟子教导取义，只要把道义做到了极点，那么所希望的仁德自然也就做到了极至，我们读圣贤之人的著作，学习的是什么东西？（仁义）。（既然学会了仁义）那么从今往后，就几乎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文天祥面对现实，可以坦荡地说：自己不惭愧 ，也不愧对别人。因为我所做的一切是符合仁义的。生之我幸，死之亦从容，生有所为，死亦得其所，人从生到死，一生追求什么？——“义”。做出了“义举”便是怀有一颗“仁心”，既然这样，内心复何憾哉！人生复何求哉！
《论语·宪问》中有言：“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可以视作对《〈指南录〉后序》议论段内容最恰当的注解，也是对文天祥人格最好的写照。
[作者通联：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第二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