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9日，《河南民报》率先披露重大消息，接着，平津各报纷纷转载发出号外：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日本天皇的外甥——吉川贞佐少将、日军驻开封地区参谋长山本大佐、日军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宪兵队长藤井治少佐等5人，在开封城内徐府街山陕甘会馆的特工总部被同时刺杀，当场毙命。日本朝野震惊，天皇扼腕痛哭……

暗流涌动：

中日特工反复交手

　　1940年4月，战争阴影下的古都开封阴晴不定。暗流涌动中，敌我双方特工都在窥测动向，企图寻找有利时机，扼住对方咽喉，置对方于死地。
　　早在1939年9月，潜伏在国民党“军统”豫站行动组组长、中共秘密党员牛子龙，获悉准确情报：日寇将在华从事多年特务活动的“有功之臣”吉川贞佐升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授衔少将，在此坐镇指挥华北各地的日伪特务活动。
　　吉川贞佐非等闲之辈，有着日本天皇外甥的特殊身份，少时考入士官学校宪兵科，尤善侦探专业，潜伏华北地区多年，专门从事策反暗杀中国特务人员、收集中国情报的勾当，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特务组织，先后扩充了青岛、济南、太原、河南特务机关和各下属机构，并将遍布各地的“情报站”“调查班”“剿共队”（“特务队”）及“外勤情报员”组成了严密的情报网。同时还与华北方面军宪兵司令部联合，向华北各地派驻了大量的宪兵队。他们以瓦解中共抗日武装和地下组织为主要目标，向各根据地派遣特务并进行情侦、策反和暗杀活动，在占领区大肆破坏抗日组织，屠杀抗日志士，进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同时采取多种手段对当地国民党军队和特工组织进行分化诱降。
　　为扼制日寇不断强化的特务活动，国共两党的特工人员先后以牙还牙，采取各种手段对罪大恶极的敌伪头目进行了刺杀和镇压行动。国民党平津特工机构先后制造了刺杀汉奸张敬尧、殷汝耕、王克敏等多个大案。共产党的锄奸行动也让汉奸们谈虎色变。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锄奸反霸”运动，将敌伪派往根据地的大小特务抓获，肃奸行动吓得汉奸特务们提心吊胆。
　　为了报复国共两党连续不断的刺杀和镇压活动，吉川贞佐上任后把破坏抗日组织、抓捕“地下抗日分子”作为第一要务。据伪河南警务厅有关资料统计，日特机关仅在1939年下半年就抓捕中共人员466人、国民党人員105人、军统豫站人员十余人。吉川本人亲自下令杀害抗日志士120余人。

谋刺吉川：

国共双方联手

　　为了有效保卫党的组织，为牺牲的同志和死难同胞报仇，中共河南地方党组织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与国民党河南地区“军统”组织联手，寻机除掉吉川贞佐这个恶魔。为慎重起见，经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鄂豫边区党委民运部长吴祖贻、开封地下党负责人王永泉等人研究决定，由具有国共双重身份的牛子龙出面与“军统”豫站沟通，共同组织力量实施刺杀计划。牛子龙早年在樊钟秀部任职参加反蒋活动，1930年5月在许昌秘密加入中共。樊部失败后，牛子龙回到郏县教书，并协助中共地下党开展宣传工作。1938年受党指派，牛子龙回到家乡，经原樊钟秀部的老朋友关慧通牵线，与国民党第八方面军军法处处长宋际春、“军统”豫站站长岳烛远结拜为兄弟，加入了“军统”豫站。牛子龙担任“军统”豫站行动组长后，先后组织了多起暗杀日寇汉奸的行动。
　　吉川贞佐经过一番周密调查后，认定“军统”豫站和牛子龙是“事端祸首”。日本华北方面军要求吉川加强行动，立即铲除“军统”豫站，“严厉处置”牛子龙。而吉川认为，“军统”组织虽与日军作对，但在反共方面还有利用价值，特别是在华北中共势力较强的态势下，还需借助“军统”之力对付共产党，因此对待“军统”豫站的上策不是铲除，而是设法为己所用。吉川对此非常自信，因为不久前，他曾将指挥刺杀王克敏的“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劝降归顺。
　　牛子龙摸清了吉川的“底牌”，决定利用其急于打入“军统”组织的图谋，将计就计选派得力人员诈降打入敌特机关，伺机进行刺杀行动。他将计划上报党组织后立即得到批准。之后，牛子龙又将情况报告给了其把兄弟、“军统”豫站站长岳烛远。此时，岳烛远刚接到戴笠的指令，要求其重点加强对日伪高层头目的刺杀和重要情报搜集工作。因为“军统”正在上海地区与原“中统”“军统”变节人员组成的汪伪特务组织“76号”厮杀得难解难分，急需在华北地区开辟“第二战场”，转移日伪视线，减轻其在上海的生存压力。接到牛子龙的报告后，岳烛远立刻对共产党提出的联手杀敌计划表示欢迎，并指令牛子龙尽快与中共党组织联系，物色人员实施刺杀行动。
　　牛子龙通过党组织得到消息：他的学生，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地下党员吴秉一（又名吴凤翔）已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成功出狱，被派往郏县和襄城交界的小磨山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牛子龙深知，吴秉一是刺杀吉川的理想人选。牛子龙立即密约党组织负责人王永泉，向他汇报了自己的思想。王永泉表示同意，并亲自赶到郏县，当面向吴秉一交待了打入敌特内部、伺机刺杀吉川的任务。吴秉一听说要他与“军统”联手刺杀日寇头目，开始有些疑惑。王永泉向他反复强调这是党组织的决定，要他与牛子龙密切配合，利用一切条件做好统战工作，争取早日完成任务。吴秉一从内心里佩服自己的老师牛子龙，对于完成党组织安排给他们的任务充满信心。他坚定地表示：“我的命丢了两次，都是党给捡回来的，只要能完成任务，即使再丢一回也没什么遗憾。”随后吴秉一潜回郑州与牛子龙会面，在认真研究如何与“军统”豫站携手刺杀吉川的方案后，便秘密潜入日军占领下的开封。

将计就计：

从容应对稳中得手

　　1940年2月，吴秉一按计划来到开封牛子龙的岳父董文学家，通过董老先生初步掌握日伪军的防卫情况：敌人在开封城内戒备森严，各城门和主要街巷哨岗林立，根本无法接近吉川一级的日本高官。依据新情况，牛子龙又安排吴秉一与开封地下党徐景吾、李洋斋接上关系。徐景吾原在北平读书，后因参加中共组织的平津流亡学生抗日活动遭到国民党逮捕，在狱中与吴秉一结为好友并一同出狱，后受党组织派遣打入伪政府任财务科长。徐、李二人首先将吴秉一落脚在一家可靠的瓷器店，接着详细侦察开封守敌的布防，共同研究刺杀吉川的行动步骤。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接近吉川？这是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商讨中，徐景吾向吴秉一提供了一个重要人物：权沈斋。此人是开封汉奸特务队长，一个铁杆效忠日本人的走狗，所以吉川视他为心腹，而他的特点是“贪财好利”。吴秉一拍手叫道：“好！我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人！就从权沈斋身上下手，通过他接近吉川。” 　　一个月后的一天，徐景吾出面通过一个富商在开封一家大饭庄宴请权沈斋，并将吴秉一介绍给他，在推杯换盏中请他为吴“搭桥铺路”。酒足饭饱之后，两人送权沈斋回家，临别时徐景吾将一个装满银圆的古瓷笔筒送给权沈斋。过了几天，吴秉一又带着大把银圆和名贵的麝香、人参、烟酒等礼品再次到权家登门拜访，借机向权沈斋“委屈”地细述了自己“被诬”入狱、逃脱后又遭国民党通缉走投无路的遭遇，表示自己想“归顺皇军另谋出路”。狡猾的权沈斋虽见钱眼开，但对吴秉一心存疑虑，仅表示愿意通融通融。第二天，吴秉一以去禹县进瓷器为名，潜往郑州向牛子龙汇报了情况。为了消除权沈斋的戒心、增加吴秉一的信任度，牛子龙命手下的“造假高手”编造了一份“花名册”，让吴秉一带上再去见权沈斋，声称自己在小磨山拉起了一支武装，如能得到“皇军”收编，他愿意将这支队伍拉过来“效忠皇军”。
　　几天后，当吴秉一再次去见权沈斋时，权沈斋突然问吴秉一：是否知道牛子龙？吴秉一在与其周旋中，听出了敌人急于抓捕牛子龙迫其“归顺”的意图，便痛快地承认自己与牛子龙过去是朋友，后因坐牢与牛子龙失去联系。权沈斋告诉吴秉一，牛子龙派人刺杀了刘兴周等人，日本人要抓他并彻底摧毁“军统”豫站，只要吴秉一能“戴罪立功”，日后不愁没有飞黄腾达之日。吴秉一立刻表示愿设法把牛子龙骗到开封来，“到时想办法逼他就范”。权沈斋喜出望外地对吴秉一许诺：“只要你能把牛子龙弄到开封，就为皇军立了首功！我一定在吉川那里保举你。”吴秉一作出保证，并把自己带来的“花名册”交给了权沈斋。拿到吴秉一的“花名册”后，邀功心切的权沈斋立马将情况报告给了吉川。吉川听说吴秉一要带队伍从小磨山下来投奔，很是高兴，尤其听说吴秉一愿意策反牛子龙更是欢喜，因为他此时正为其兵力不足和如何搞定“军统”豫站而头痛，有人主动送上门来，真是“时来运转，机不可失”。但吉川毕竟是出身科班、久经风雨的特务高官，他的本能反应就是“是否其中有诈？”他向权沈斋面授机宜：继续拉拢吴秉一，同时严密监视吴的动向，并设计反复对其进行考验。
　　一天，吴秉一在从禹县返回瓷器店的路上，一个修鞋匠突然窜到他的身边，压低嗓门告诉吴秉一他是地下党的交通员，有几位“同志”在禹王台被捕，“请设法营救”。有着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吴秉一立刻识破了这个冒牌货的“仙人跳”闹剧。二话不说，上去就是劈头盖脸几个大嘴巴。当他回到瓷器店还未喘口气，街上警笛大作，紧接着两个披头散发的青年女子闯了进来，声称自己是抗日人员，正被日伪特务追捕，请吴秉一给予救助。吴秉一一眼就看出这又是鬼把戏，顿时火上眉梢，上前一手抓一个将两人扔出了门外……虽然几次考验并没发现吴秉一的破绽，但狡猾的吉川仍不死心，他指令权沈斋给吴秉一出一个“新课题”，深入考验吴秉一。
　　过了几天，吴秉一来到权沈斋处听信儿，并告知他已初步做好了对牛子龙的策反工作，牛子龙表示愿意“与皇军合作”，但必须瞅准机会方能脱身来开封谈判。权沈斋听后便向吴秉一传达吉川的指令：根据“皇军”掌握的情报，“军统”豫站最近从重庆得到一批美制武器和爆破器材，如果牛子龙真的愿来谈判，就让他先给吴秉一带回上述两件武器作为信物。这是吴秉一第一次从权沈斋嘴里得到吉川对自己的要求，便满口答应下来。几天后，吴秉一通过牛子龙顺利地从“军统”方面拿到了美制左轮枪和爆破装置，他找到权沈斋说要把这些东西亲手交给吉川，同时请求“皇军”解决自己队伍拉过来后的粮弹补给及驻防问题。通过几次考验，吉川对吴秉一稍释怀疑，但他又提出吴秉一的武装仅有“花名册”不行，必须按“皇军”的要求进行实名“点验”。5月15日下午，吉川给吴秉一下达指令，要他率小磨山武装的“先遣队”驻扎到开封城西董章镇，其余人员驻扎在镇西听候命令。吴秉一立即将情况向牛子龙汇报，牛子龙认为，刺杀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没必要再和吉川周旋下去，应当机立断采取行动。于是命令地下党员王宝义率刘胜武、姚栓紧、张茂亭及数名“军统”特工组成“先遣队”，交给吴秉一供日军“点验”，再由吴秉一统一指挥，选准时机执行刺杀任务。牛子龙也迅速带领十几名枪手赶到中牟县做好接应吴秉一的准备。
　　5月15日晚，吴秉一带领王宝义等人的“先遣队”来到董章镇驻扎，随后吉川便派两名日军军官乘车前来对“先遣队”进行了“接收点验”，同时命吴秉一携带左轮手枪和爆破装置各一件，只身随车前往开封城内的山陕甘会馆面见吉川。一场精心策划的除奸“大戏”拉开帷幕。

英雄虎胆：

情况突变果断出手

　　山陕甘会馆位于开封市中心偏北，是清乾隆年间由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富商集资修建的一处精美的明清庭院式建筑。自从吉川把特务机关搬到这里后，山陕甘会馆就成了华北日伪特务机关的虎穴狼窝。
　　穿过会馆曲径幽深的庭廊来到后院，在一所古朴典雅略显阴暗的西屋办公室，吴秉一终于见到了吉川。他向吉川交出了自己所带的“信物”——一支左轮手枪和爆破装置，吉川这才感到满意。接着又连连追问吴秉一关于“军统”豫站和共产党游击队的一些情况，吴秉一成竹在胸，对答如流。这让吉川如释重负地打消了所有疑虑，立即让吴秉一抓紧整训队伍听从调遣，同时继续保持与牛子龙的联系，让他尽快来开封与“皇军”合作。为表示对吴秉一的器重，决定要接见吴秉一的“副司令”王宝义，破例给吴秉一签发了两张特别通行证。
　　吴秉一立刻火速派人向牛子龙汇报，共同协调行动。吴秉一则赶到约定地点，会同整装待命的王宝义，与“军统”人员商量具体行动方案。最后决定：由吴秉一、王宝义持特别通行证直接执行刺杀任务；姚栓紧、刘胜武和配合行动的徐景吾、李洋斋在会馆的对面街上，负责观察敌情，燃放鞭炮，制造喧闹气氛，以掩护和策应会馆里的刺杀行动；张茂亭则准备5辆可靠的人力车在附近一家山货店门口等候，随时准备接应吴秉一、王宝义等人撤离。
　　5月17日下午6时许，吴秉一和王宝义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按照与吉川约定的时间赶到山陕甘会馆。两人持特别通行证顺利通过门卫，穿过深长的庭院，来到了吉川和汉奸翻译官陈凯居住的后院。按照事先计划，吴秉一负责打西屋的吉川，王宝义负责打南屋的陈凯。当吴秉一来到西屋门前时，忽然听到有几個人在西屋用日语说话，现场情况与原先掌握的只有吉川一人的情况不一样。怎么办？千钧一发之际，已不容任何犹豫，吴秉一瞬间横下一条心：按计划出手，以快打慢，置敌于死地。他正欲推门进去，只听吱呀一声门开了，吴秉一抬手一枪，正中一个日本卫兵的前额。接着，他乘势冲进屋里，迎面一枪将一个准备拔刀的日军军官击毙。此时，3米远外的一个日本军官正举起案几上的花瓶欲砸过来，未等其出手，眼疾手快的吴秉一回手又是一枪。那人应声倒地，花瓶重重地扣在自己头上。吴秉一接着又转手向其身后的吉川开枪，但连开两枪都没打响，原来子弹卡壳了。
　　吉川趁势滚地准备逃走，吴秉一立刻将瞎火的左轮手枪狠狠砸向吉川的脑袋。就在吉川下意识地双手抱头之际，吴秉一随手拔出预先准备的20响驳壳枪对准吉川就是几个点射，顷刻间将其打成了“马蜂窝”。这时在南屋没有找到人的王宝义听到枪声，立即转过来支援，用驳壳枪从窗口向屋内之敌射击，两人将顽抗的4个敌人全部击毙。沉着细心的吴秉一随手将吉川办公桌及抽屉里的重要文件和枪支收走，二人迅速撤离了会馆。
　　由于山陕甘会馆前后院距离很长，吴、王二人又是近距离射击，加之大门外配合人员燃放鞭炮作掩护，驻在会馆前院的卫兵居然没有听到后院的枪声，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吴秉一和王宝义完成刺杀行动后，大摇大摆地通过正门撤出，来到前街会合刘胜武、姚栓紧和徐景吾等人，又赶到山货店门口，与等候的张茂亭一起上车直奔西城墙下。途中突然警笛长鸣，一辆辆日军巡逻车发出刺耳的响声穿街而过。吴秉一他们抓住事先备好的绳索迅速爬过城墙，借城外蒿草的掩护急速向中牟县方向撤退，同前来接应的牛子龙会合后，安全撤到了郑州。此次刺杀行动，使4名日寇高官加一卫兵命丧黄泉，汉奸陈凯因事外出侥幸逃脱。
　　在中国人民14年抗战中，无论是腥风血雨的激烈战场，还是隐蔽战线上的无情绞杀，能集中击毙数名日本中高级军官的，仅此一次。吉川贞佐是被国共特工联手刺杀的首位高级将领。这在二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影响之大，震惊中外。若干年后，吴秉一奉命回延安学习，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这位抗日英雄。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同舟共进》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