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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篇文章，谈论的金庸，是作为小说家的金庸，而非报人金庸，也非作为社会贤达金庸。
尽管还有人在贬低金庸，在我看来，近50年来，影响华人精神最深的一人，还是金庸。
毋庸讳言，金庸已经成为华人世界的精神组成的重要部分。就像奥威尔式的话语和隐喻在英文的体系之中，金庸式的话语，在华人圈里，也是通用的隐喻和典故。这是金庸最为成功的地方。事实证明，即便“90后”不识金庸，但金庸首创的典故，已经浸入到华语圈之中，构成了现代汉语的有机部分。即便不知来历，被动受到浸染，也仅是不自知而已。比如很多桥段，已经成为通用的隐喻，像“岳不群”“欲练神功，引刀自宫”等。
这就是影响力，是一个事实。
我读的第一本金庸，是《乾隆秘史》。那是一个夏天，我小学刚毕业，被姑父叫去看管西瓜地。姑父搭建了一个草棚，就在田头。西瓜地里从来没有猹，你无法去想象，自己就是那个戴银项圈的少年润土。午后阒寂，田野里空旷无人，热风从东南方向吹来。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发现，在枕头底下，有一本书，上书四个大字：乾隆秘史。
这是我读金庸的开端。
当然，我要到以后才知道，原来这本书就是《书剑恩仇录》。我所读的第一本金庸，无非是盗版。那时候，没人知道什么叫知识产权，随便翻印，金庸先生恐怕一毛钱稿费也没拿到。但为什么改名叫《乾隆秘史》呢？难道“秘史”两字，更吸引人？
此后，被阅读金庸的快感所驱使，百方搜求，上天入地，只为读到一本金庸小说。
这样，很多年过去了，当我读完15部金庸小说的时候，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再也没有这么多、这么好的阅读体验了。想必很多人的感觉，跟我是一样的。
今晚，集体悼念金庸老爷子的热潮过去了，一个中年人在后半夜的静谧里，回忆阅读金庸的经历。我想问的是，小说，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你说这是集体回忆青春也好，你说这是怀旧也好，在我们过去的生命里，金庸无疑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小说家的不朽，就在于这个地方。
就我个体而言，若论读金庸这么多年，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我可以说，我身上很多东西，都是被金庸所塑造的。
比如，我是一个非常重信义的人。要么不答应，答应了一定会完成。当然你说这不是契约社会最起码的吗？但抱歉，我是农耕文明里长大的，并不是在商业的契约精神中长大的。但我同时是在金庸小说里长大的。在金庸笔下，大侠都言出必践。《天龙八部》中，段誉被朱丹臣找到，说好要带木婉清回家去，夜半又要跟木婉清逃跑。想不到朱丹臣早就在路边守候，并且吟了一句诗：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你看，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句诗。
这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金庸本人，在价值观上，偏向于民族主义加民本主义。或者可以这么说，金庸的政治观，基本上属于儒家的明君思想，再加一点点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我曾经写过，金庸笔下的丐帮人物，论及跟异族的争斗，总是觉得，我们汉人多，10个打他们1个，只要团结，一定能打赢契丹人、金国人、蒙古人……但事实上这不过是臆想。因为这跟组织结构有关。我小的时候读金庸，不理解，后来读了黄仁宇，知道了数目字管理，才明白，靠臆想，救不了中国。
当然，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在整个20世纪，民族主义都是影响最为强劲的意识形态之一，这是社会思潮，金庸生活在那个年代，受此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警句，当然令人血脉贲张。但这里显然有一个误区，就是“大词”裹挟了个体。有意思的是，我从金庸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馈赠，恰恰是个体的自由。
就个体选择而言，金庸却塑造了另一类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成为近代小说中绝无仅有的一类人。这类人，以黄药师、令狐冲、杨过、段誉等为代表，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自由。
在整个华语文学中，像这样崇尚个体自由，追求个性解放，非常现代而又独特的人，又能这么深入人心地被读者惦记，除了金庸笔下的这些人物，几乎为零。
这一类人，不受任何帮派的约束，他们对个体自我的追求，超越全部。他们蔑视礼法，崇尚个人，随心所欲，不拘一格。
在我读金庸的过程中，这些人物，才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他们个性张扬，飞扬跋扈。活得堂堂正正，活得彻彻底底、痛快淋漓。这四个人，代表金庸小说中最闪光的东西，就是个体的自由。当然，四个人各有特色。
先来说段誉。段誉追求个人自由的表现，就是反抗命运，追求爱情。他的离家出走，是因为老爹逼他学武功。这种反抗，即是自由。段誉完全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人，惜乎后来，形势所逼，还是成了大理皇帝。这对段誉来说，恐怕就是人生悲剧的开端。
其实我倒是很理解为什么大理的皇帝要出家。因为，做皇帝，做一个好皇帝，实在太累了。我们做人都这么累，何况皇帝。出家，卸下全部俗物，真的是個很好的选择呢。看来，大理国的皇帝，都有自由主义的传承。
黄药师，据说是个亦正亦邪的人。他是一个宋明理学的叛教者。当然，这里也是他追求自由的表现，但我总觉得黄药师的自由尚不彻底。对于黄蓉婚事的干涉，对江湖地位的在意，都不见得他是一个心灵彻底自由的人。但也因此，金庸塑造黄药师也是特别真实，特别出色。因为黄药师“亦正亦邪”，自称“黄老邪”，所以黄药师心里，还有很多礼教在，否则，何必称自己为“邪”呢？但也已经很不错了，我也很爱黄老邪，即便他有时候会以礼教的那一套去反对礼教。但是，黄老邪，那种拖泥带水之中，对自由的追求，反而显得特别真诚。谁又不是活在现实之中呢，黄药师的局限，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局限。
杨过不错，自由得很彻底。并且，杨过身上有非常独特的东西，在遇到小龙女之前，他完全就是一个彼得·潘式的人物。即便后来与小龙女互剖心迹之后，杨过身上的彼得·潘性格也经常有所显现。说句比较中国化的词语，就是顽童心性。比如，杨过去襄阳城最主要的目的，才不是为了救民众于倒悬之中呢，而是为郭二小姐过生日的。这一点是特别值得赞赏的地方。
当然，杨过也曾为抗击蒙古出过力，这也都是真实的杨过。人就是这么复杂。杨过选择归隐，很个人主义。以后无话，一直到《倚天屠龙记》里，才有后人出来教训周芷若。我猜他后来的小日子过得不错。
彻底自由的是令狐冲。有人问我最喜欢的金庸笔下人物是谁，那就是令狐冲。令狐冲完全是个异数。在“君子剑”门下，作为首席大弟子，居然，能做到彻底自由而我心光明。按照这个道理，令狐冲才是“任我行”。而任我行一点都不任我行，后来被名缰利锁捆绑，跟东方不败又有何异？
而令狐冲全然不是这样的。那些被世人看得很重的东西，比如绝世武功，比如江湖地位，对令狐冲而言，通通不存在。他就要活得率性。这大概也是任盈盈最爱他的地方吧。
金庸1953年开始写武侠，1972年封笔，我要到他封笔之后才出生。但试问，就这个时代的华语小说而言，论个性张扬，率性随情，有超过上述人物形象的吗？窃以为，即便解冻之后的寻根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派小说，对于自由的描述，也远不及金庸。
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70后，很多人对自由的体认，很大程度上来自金庸。作为一个小说家，在他信笔写下的篇章里，竟然包含着如此多样的人生境界。
现在，老爷子走了。功过是非，令人评说。但对我而言，若我性格中还有一种对俗见的抛离，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主要就是得益于老爷子的小说。这才是金庸最为珍贵的地方。
责任编辑 黄佳锐
尽管还有人在贬低金庸，在我看来，近50年来，影响华人精神最深的一人，还是金庸。
毋庸讳言，金庸已经成为华人世界的精神组成的重要部分。就像奥威尔式的话语和隐喻在英文的体系之中，金庸式的话语，在华人圈里，也是通用的隐喻和典故。这是金庸最为成功的地方。事实证明，即便“90后”不识金庸，但金庸首创的典故，已经浸入到华语圈之中，构成了现代汉语的有机部分。即便不知来历，被动受到浸染，也仅是不自知而已。比如很多桥段，已经成为通用的隐喻，像“岳不群”“欲练神功，引刀自宫”等。
这就是影响力，是一个事实。
我读的第一本金庸，是《乾隆秘史》。那是一个夏天，我小学刚毕业，被姑父叫去看管西瓜地。姑父搭建了一个草棚，就在田头。西瓜地里从来没有猹，你无法去想象，自己就是那个戴银项圈的少年润土。午后阒寂，田野里空旷无人，热风从东南方向吹来。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发现，在枕头底下，有一本书，上书四个大字：乾隆秘史。
这是我读金庸的开端。
当然，我要到以后才知道，原来这本书就是《书剑恩仇录》。我所读的第一本金庸，无非是盗版。那时候，没人知道什么叫知识产权，随便翻印，金庸先生恐怕一毛钱稿费也没拿到。但为什么改名叫《乾隆秘史》呢？难道“秘史”两字，更吸引人？
此后，被阅读金庸的快感所驱使，百方搜求，上天入地，只为读到一本金庸小说。
这样，很多年过去了，当我读完15部金庸小说的时候，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再也没有这么多、这么好的阅读体验了。想必很多人的感觉，跟我是一样的。
今晚，集体悼念金庸老爷子的热潮过去了，一个中年人在后半夜的静谧里，回忆阅读金庸的经历。我想问的是，小说，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你说这是集体回忆青春也好，你说这是怀旧也好，在我们过去的生命里，金庸无疑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小说家的不朽，就在于这个地方。
就我个体而言，若论读金庸这么多年，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我可以说，我身上很多东西，都是被金庸所塑造的。
比如，我是一个非常重信义的人。要么不答应，答应了一定会完成。当然你说这不是契约社会最起码的吗？但抱歉，我是农耕文明里长大的，并不是在商业的契约精神中长大的。但我同时是在金庸小说里长大的。在金庸笔下，大侠都言出必践。《天龙八部》中，段誉被朱丹臣找到，说好要带木婉清回家去，夜半又要跟木婉清逃跑。想不到朱丹臣早就在路边守候，并且吟了一句诗：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你看，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句诗。
这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金庸本人，在价值观上，偏向于民族主义加民本主义。或者可以这么说，金庸的政治观，基本上属于儒家的明君思想，再加一点点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我曾经写过，金庸笔下的丐帮人物，论及跟异族的争斗，总是觉得，我们汉人多，10个打他们1个，只要团结，一定能打赢契丹人、金国人、蒙古人……但事实上这不过是臆想。因为这跟组织结构有关。我小的时候读金庸，不理解，后来读了黄仁宇，知道了数目字管理，才明白，靠臆想，救不了中国。
当然，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在整个20世纪，民族主义都是影响最为强劲的意识形态之一，这是社会思潮，金庸生活在那个年代，受此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警句，当然令人血脉贲张。但这里显然有一个误区，就是“大词”裹挟了个体。有意思的是，我从金庸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馈赠，恰恰是个体的自由。
就个体选择而言，金庸却塑造了另一类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成为近代小说中绝无仅有的一类人。这类人，以黄药师、令狐冲、杨过、段誉等为代表，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自由。
在整个华语文学中，像这样崇尚个体自由，追求个性解放，非常现代而又独特的人，又能这么深入人心地被读者惦记，除了金庸笔下的这些人物，几乎为零。
这一类人，不受任何帮派的约束，他们对个体自我的追求，超越全部。他们蔑视礼法，崇尚个人，随心所欲，不拘一格。
在我读金庸的过程中，这些人物，才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他们个性张扬，飞扬跋扈。活得堂堂正正，活得彻彻底底、痛快淋漓。这四个人，代表金庸小说中最闪光的东西，就是个体的自由。当然，四个人各有特色。
先来说段誉。段誉追求个人自由的表现，就是反抗命运，追求爱情。他的离家出走，是因为老爹逼他学武功。这种反抗，即是自由。段誉完全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人，惜乎后来，形势所逼，还是成了大理皇帝。这对段誉来说，恐怕就是人生悲剧的开端。
其实我倒是很理解为什么大理的皇帝要出家。因为，做皇帝，做一个好皇帝，实在太累了。我们做人都这么累，何况皇帝。出家，卸下全部俗物，真的是個很好的选择呢。看来，大理国的皇帝，都有自由主义的传承。
黄药师，据说是个亦正亦邪的人。他是一个宋明理学的叛教者。当然，这里也是他追求自由的表现，但我总觉得黄药师的自由尚不彻底。对于黄蓉婚事的干涉，对江湖地位的在意，都不见得他是一个心灵彻底自由的人。但也因此，金庸塑造黄药师也是特别真实，特别出色。因为黄药师“亦正亦邪”，自称“黄老邪”，所以黄药师心里，还有很多礼教在，否则，何必称自己为“邪”呢？但也已经很不错了，我也很爱黄老邪，即便他有时候会以礼教的那一套去反对礼教。但是，黄老邪，那种拖泥带水之中，对自由的追求，反而显得特别真诚。谁又不是活在现实之中呢，黄药师的局限，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局限。
杨过不错，自由得很彻底。并且，杨过身上有非常独特的东西，在遇到小龙女之前，他完全就是一个彼得·潘式的人物。即便后来与小龙女互剖心迹之后，杨过身上的彼得·潘性格也经常有所显现。说句比较中国化的词语，就是顽童心性。比如，杨过去襄阳城最主要的目的，才不是为了救民众于倒悬之中呢，而是为郭二小姐过生日的。这一点是特别值得赞赏的地方。
当然，杨过也曾为抗击蒙古出过力，这也都是真实的杨过。人就是这么复杂。杨过选择归隐，很个人主义。以后无话，一直到《倚天屠龙记》里，才有后人出来教训周芷若。我猜他后来的小日子过得不错。
彻底自由的是令狐冲。有人问我最喜欢的金庸笔下人物是谁，那就是令狐冲。令狐冲完全是个异数。在“君子剑”门下，作为首席大弟子，居然，能做到彻底自由而我心光明。按照这个道理，令狐冲才是“任我行”。而任我行一点都不任我行，后来被名缰利锁捆绑，跟东方不败又有何异？
而令狐冲全然不是这样的。那些被世人看得很重的东西，比如绝世武功，比如江湖地位，对令狐冲而言，通通不存在。他就要活得率性。这大概也是任盈盈最爱他的地方吧。
金庸1953年开始写武侠，1972年封笔，我要到他封笔之后才出生。但试问，就这个时代的华语小说而言，论个性张扬，率性随情，有超过上述人物形象的吗？窃以为，即便解冻之后的寻根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派小说，对于自由的描述，也远不及金庸。
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70后，很多人对自由的体认，很大程度上来自金庸。作为一个小说家，在他信笔写下的篇章里，竟然包含着如此多样的人生境界。
现在，老爷子走了。功过是非，令人评说。但对我而言，若我性格中还有一种对俗见的抛离，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主要就是得益于老爷子的小说。这才是金庸最为珍贵的地方。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