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 往事
　　在 宋朝以后的文献中，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同文献、甚至是同一种文献，对同一个人的年龄记载往往不尽相同，有的甚至相差达到十数岁。
　　今人不要误以为这是传写致讹，实际上是另有隐情：官员们出于某种目的，自己或由亲属在官方的档案上填写虚假的年龄。
　　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就曾说过他“年虽六十有六而实年已及七十”。对于自己的年龄竟有两种说法，且相差达四岁之多，其中显然是别有蹊跷。为什么实际年龄已经七十岁了，却又说“年虽六十有六”呢？原来这里的“六十有六”指的是“官年”。
　　皇帝拿这也没辙
　　所谓“官年”，是指文人们填写在官方的档案履历上的年龄，而真实年龄则称之为“实年”。官年这种称谓，在宋代已经普遍出现，宋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叙述过。
　　文人学子参加科举考试，或欲显年少英才，为求达官东床之选，或为老来成为“特奏名”进士（“特奏名”：宋代一项特殊政策，优待老而无成的举子，授予其出身），做官不受年龄所限，或者公卿贵族为使后代早获恩荫，早入仕籍，纷纷将实际年龄或增加、或减少数岁，登记到了档案履历上，就形成了官年。
　　从洪迈的话来看，这种虚报年龄，造成官年、实年并存的现象在当时已经较为普遍了，以至于连朝廷都不以为意了。
　　其实，这种为仕途方便而虚报年龄的行为，并不是从宋代才开始的。据《三国志》记载，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就不耻损年以求便，从侧面说明这种虚报年龄之举，在汉魏之时就已经出现。只是宋代这种行为更为普遍，而且以官年的形式公开化了。
　　宋代文人的“官年”现象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明代王世贞在自己的文章中记载，明代官场改年的现象依然存在，并且相当普遍。
　　那清代的情况又如何呢？清初学人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官年》条曾云：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
　　对此现象，清雍正帝也有感叹：朕览文武官员履历，开载年岁，任意增减，多有不实，外省文武年岁不实者尤多。
　　陆秀夫也改过年龄？
　　官年现象于宋代大量出现，明清两朝盛行，是有社会背景的。隋唐兴起的科举考试制度，到了宋代更为普遍和严格，成为文人们最主要的取仕之途。同时文官制度也随之逐渐成熟和规范，官员的任命、升迁及致仕都有具体规定。
　　比如文人们取得功名后，在具体任官上会有额外的要求，其中便包括年龄一项。在这条宝贵的进阶上，士子当然是希望能尽量多争取一点方便。于是那些想要突破年龄限制的人便在自己履历年龄上做起了手脚。岳飞之孙、南宋文学家岳珂在谈到文人们增减年龄时曾说道：今世出仕者，年至二十，始许莅官，才登七旬，即盍致仕。道出了官员改年龄的“苦衷”。
　　南宋以“负王赴海死”而彪炳青史的陆秀夫，其生年、享年早有不同说法。《宋史·陆秀夫传》载：“至元十六年二月，……负王赴海死，年四十四。”按这个说法，陆秀夫生年当在1236年。
　　但在《宋宝祐四年登科录》中，称陆秀夫生于1238年，其终年为四十二岁。另外，与陆秀夫同时代的淮阴人龚开所撰《宋陆君实传》也记载其终年“四十二”。
　　洪迈则称，官年有减岁和增岁之别，减岁之人多为以平民身份应试者，增岁之人则多为官宦子弟。而对于这种虚报年龄的作法，当时的统治者是默认的，并且在官府的公文中也不刻意地隐讳。
　　在清代，“履历”所填官年一般都比年谱所记生年要小，说明官年发展到清代时减岁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学者在顾廷龙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中，选出30名既有硃卷“履历”，又有年谱的清人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有17位硃卷“履历”上所填的官年与年谱所记生年是不同的，最多的差了6岁。
　　硃卷“履历”上所填的往往是应试者虚报的一个生年，而一旦他通过科举考试最终进仕的话，这个生年也就往往成为他今后官员履历表上官年（履历表称为“现年”）的起算之年，官年的作用由此从科举延伸到职官之中。由于硃卷上的官年是虚报的生年，也就必然导致官员履历表上的官年是一个不真实的现年。
　　在古代，官员改年龄的现象依然普遍，公然成为一种陋习，以至于连雍正这样严厉的皇帝都拿这个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