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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黄河水患给中国人带来了无穷尽的灾难，但中国人仍然自豪地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因为黄河对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笔者以为长期治理水患熔铸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在世界历史中，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关于洪水灾害的回忆和传说，我们可以称这段世界范围内的洪水灾害为“洪水时代”。伴隨着“洪水时代”的来临，各个古老文明或者湮没、消逝在滔滔洪水之中，或者流亡、迁徙于异域他乡，但当时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文明却既没有消失也未迁走他乡，而是靠着“大禹治水”这项规模空前的伟大工程奇迹般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繁荣起来。因此之故 ，后人对治水中的英雄人物大禹评价极高，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评价“大禹治水”时也写道“禹是古帝中被崇拜的一人。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 是不可抗拒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 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洪水时代”的“大禹治水”中孕育、产生开来的，“大禹治水”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逻辑起点。
对当时的华夏族来说，面对洪水的威胁， 怨天尤人、坐以待毙不可取；而背井离乡、迁往他方则很不现实，因为作为华夏族生活核心地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有自己的特殊性，它的北边是比较难以逾越的茫茫戈壁，西北则是隔断交通的万里黄沙，西南是世界上最高大、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则面临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当时的华夏族简直是无路可退、无处可迁。而只有正视洪水威胁、想方设法战而胜之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但是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其不发达的条件下，要整治、疏导“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咎”（《尚书·尧典》）的洪水绝对不是某一个部族或某几个部族所能单独完成的，而必须进行充分的组织动员以唤起一种坚决抗争的决心和同仇敌忾的意志，依靠一种强大的组织系统将华夏族内部的各种人力、物力资源调动、整合起来。而“大禹治水”的成功则表明当时的华夏族确实奇迹般地做到了这一点。
仔细分析“大禹治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华夏族战胜外部威胁、度过“洪水时代”危机依靠的乃是“自”、“强”二字。“自”是一种决断力，它体现了华夏族的一种意志和决断，就是面对洪水威胁而又无处可退这样一种严峻的环境，华夏族决定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奋力一搏，以求峰回路转、绝处求生。“强”是一种实行力，它体现了华夏族这种决断和意志的实施和展开，共包括组织内部力量和对抗外部威胁这两个互为表里的内容；就其具体策略而言，则是战略上疏导和战术上堰堵。
可以说“自”、强”二字对当时的华夏族成功战胜外部威胁、顺利度过“洪水时代”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大禹治水”的直接结果就是：当华夏水患消除之后，一个真正的国家政权也就同时建立起来了。然而“大禹治水”仅仅是个开始，虽然在“后洪水时代”再也未曾出现像“洪水时代”那样的大水患，但对灾难的记忆却是不可磨灭的，更重要的是此后黄河水患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永远悬在了中国人的头顶，研究历史我们会发现黄河水患几乎贯穿此后的中国历史，据文献记载，自公元前602年到新中国成立前2000多年中，黄河下游因洪水决口泛滥达1500多次，平均3年2次，下游改道26次，其中较大而长时期的改道有9次，曾有7个入海口，涉及范围北至津沽，南达淮河，约25万平方公里，淮河和海河也成了黄河的受害者。每次决口泛滥，都造成“江河横溢，人为鱼鳖”的凄惨景象。例如1933年黄河发大水，下游决漫堤72处，使河北、山东、河南三省67个县受灾而积达12000平方公里，364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18000多人被夺去了生命。 因为黄河水患贯穿整个中国历史之中，治水不可能一劳永逸，由此决定了产生于治水中的“自”、“强”也不能有始无终，而必须是“水患不止”，“自强不息”。正是在与黄河水患的反复较量中，产生于“大禹治水”中的“自”、“强”的经验逐渐被提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意识。自强不息的意识反映了华夏族度过“洪水时代”后的深刻思考：如果一个民族存在侥幸的心理、抱着“临时抱佛脚”的态度，危机降临后才想起要“自”、“强”，那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很危险。正是因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危机不可捉摸，就需要对“自”、“强”不断地坚持和强化。应该说自觉地将“大禹治水”中的“自”、“强”经验提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意识体现了华夏族在度过危机后对自身的反思和重新认识，“自”、“强”仅仅是一种应急之道，而自强不息则超越了“洪水时代”的灾害本身，是对应急之道的提炼和升华，自强不息着眼于一种保证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永久之计。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夏族自强不息的现实目的是为了迎接未来的某一个比“洪水时代”更可怕的外部威胁，而这个新的外部威胁在近现代历史上终于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向中国走来，这就是西方“海洋文明”（蓝色文明）向中国“大陆文明”（黄色文明）的挑战。
总之：孕育于中国“洪水时代”时期、形成于“后洪水时代”的自强不息民族精神是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卡尔 A.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2]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出版社，1959.
[4]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M].卷24，11-12.
[5]岑仲勉.黄河变迁史[M].人民出版社，1957.
[6]钱穆.国史大纲[M].商务印书馆，1996.
[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商务印书馆，1996.
[8]范文澜.中国通史[M].人民出版社，2009.
[9]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在世界历史中，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关于洪水灾害的回忆和传说，我们可以称这段世界范围内的洪水灾害为“洪水时代”。伴隨着“洪水时代”的来临，各个古老文明或者湮没、消逝在滔滔洪水之中，或者流亡、迁徙于异域他乡，但当时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文明却既没有消失也未迁走他乡，而是靠着“大禹治水”这项规模空前的伟大工程奇迹般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繁荣起来。因此之故 ，后人对治水中的英雄人物大禹评价极高，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评价“大禹治水”时也写道“禹是古帝中被崇拜的一人。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 是不可抗拒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 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洪水时代”的“大禹治水”中孕育、产生开来的，“大禹治水”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逻辑起点。
对当时的华夏族来说，面对洪水的威胁， 怨天尤人、坐以待毙不可取；而背井离乡、迁往他方则很不现实，因为作为华夏族生活核心地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有自己的特殊性，它的北边是比较难以逾越的茫茫戈壁，西北则是隔断交通的万里黄沙，西南是世界上最高大、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则面临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当时的华夏族简直是无路可退、无处可迁。而只有正视洪水威胁、想方设法战而胜之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但是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其不发达的条件下，要整治、疏导“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咎”（《尚书·尧典》）的洪水绝对不是某一个部族或某几个部族所能单独完成的，而必须进行充分的组织动员以唤起一种坚决抗争的决心和同仇敌忾的意志，依靠一种强大的组织系统将华夏族内部的各种人力、物力资源调动、整合起来。而“大禹治水”的成功则表明当时的华夏族确实奇迹般地做到了这一点。
仔细分析“大禹治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华夏族战胜外部威胁、度过“洪水时代”危机依靠的乃是“自”、“强”二字。“自”是一种决断力，它体现了华夏族的一种意志和决断，就是面对洪水威胁而又无处可退这样一种严峻的环境，华夏族决定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奋力一搏，以求峰回路转、绝处求生。“强”是一种实行力，它体现了华夏族这种决断和意志的实施和展开，共包括组织内部力量和对抗外部威胁这两个互为表里的内容；就其具体策略而言，则是战略上疏导和战术上堰堵。
可以说“自”、强”二字对当时的华夏族成功战胜外部威胁、顺利度过“洪水时代”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大禹治水”的直接结果就是：当华夏水患消除之后，一个真正的国家政权也就同时建立起来了。然而“大禹治水”仅仅是个开始，虽然在“后洪水时代”再也未曾出现像“洪水时代”那样的大水患，但对灾难的记忆却是不可磨灭的，更重要的是此后黄河水患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永远悬在了中国人的头顶，研究历史我们会发现黄河水患几乎贯穿此后的中国历史，据文献记载，自公元前602年到新中国成立前2000多年中，黄河下游因洪水决口泛滥达1500多次，平均3年2次，下游改道26次，其中较大而长时期的改道有9次，曾有7个入海口，涉及范围北至津沽，南达淮河，约25万平方公里，淮河和海河也成了黄河的受害者。每次决口泛滥，都造成“江河横溢，人为鱼鳖”的凄惨景象。例如1933年黄河发大水，下游决漫堤72处，使河北、山东、河南三省67个县受灾而积达12000平方公里，364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18000多人被夺去了生命。 因为黄河水患贯穿整个中国历史之中，治水不可能一劳永逸，由此决定了产生于治水中的“自”、“强”也不能有始无终，而必须是“水患不止”，“自强不息”。正是在与黄河水患的反复较量中，产生于“大禹治水”中的“自”、“强”的经验逐渐被提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意识。自强不息的意识反映了华夏族度过“洪水时代”后的深刻思考：如果一个民族存在侥幸的心理、抱着“临时抱佛脚”的态度，危机降临后才想起要“自”、“强”，那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很危险。正是因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危机不可捉摸，就需要对“自”、“强”不断地坚持和强化。应该说自觉地将“大禹治水”中的“自”、“强”经验提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意识体现了华夏族在度过危机后对自身的反思和重新认识，“自”、“强”仅仅是一种应急之道，而自强不息则超越了“洪水时代”的灾害本身，是对应急之道的提炼和升华，自强不息着眼于一种保证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永久之计。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夏族自强不息的现实目的是为了迎接未来的某一个比“洪水时代”更可怕的外部威胁，而这个新的外部威胁在近现代历史上终于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向中国走来，这就是西方“海洋文明”（蓝色文明）向中国“大陆文明”（黄色文明）的挑战。
总之：孕育于中国“洪水时代”时期、形成于“后洪水时代”的自强不息民族精神是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卡尔 A.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2]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出版社，1959.
[4]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M].卷24，11-12.
[5]岑仲勉.黄河变迁史[M].人民出版社，1957.
[6]钱穆.国史大纲[M].商务印书馆，1996.
[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商务印书馆，1996.
[8]范文澜.中国通史[M].人民出版社，2009.
[9]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