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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去年四中全会制定的法治政策和措施，将在两会上从党的决议转化为国家法令，得到具体实施。
去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首次将多年来对依法治国的探索，上升为中央全会的主题。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系统地提出了190项改革举措，对下一步如何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总体性的规划和部署。
这在中共执政65年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陈有西介绍，依法治国的观念，最早来自法学界。他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法学界总结文革教训，提出了限制权治、崇尚依照法律规则治国的思想。1979年9月，法学家李步云、王德祥和陈春龙发表了《论以法治国》文章，从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两方面，详细论述了应当在中国实行以法治国的方针。
但此后，中国政治高层致力于经济建设，政治领域和法学领域关于治国方略的研究基本停顿，全国人大立法偏重于刑事法和商法，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政治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也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展。
第一次将依法治国提升到国家层面，是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那次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会议还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之后，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也都一再重申依法治国。
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但把依法治国上升为中央全会的主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是第一次。
自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历届四中全会都围绕两个主题：党建和经济建设。有舆论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谈法治，从另一角度看，依法执政关系到中共执政地位的问题，依法治国实质依然是党建、执政的问题。
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也坦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来自浙江的陈有西曾在一篇分析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文章中谈到，“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思想，是从地方到中央，局部到全局，逐步形成的”。
文章举例说，2002到2007年，习近平主政浙江，先后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浙江工作三年后，2005年初，习近平在省委提出了“法治浙江”的理念。他亲自主持“法治浙江”重点课题，先后深入基层40多个乡村、社区和单位开展专题调研。2006年浙江省委做出了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决策，颁布《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开始大胆实践与探索创新。
十八大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2012年12月，履新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说，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
2013年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再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2015年3月9日，重庆市奉节县法院第三人民法庭的法官在九盘河上乘坐溜索下乡办案，辗转70余公里山路前往海拔1200余米的兴隆镇桃源村调解民事纠纷。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起草有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的四中全会文件。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至此，在中共的治国方略中，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一道，成为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鸟之两翼”。
在讲了二三十年后，中共为何把依法治国上升到这样前所未有的高度？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特殊意义究竟何在？
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寒竹认为，中共提出依法治国尽管有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如何把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有机统一起来，一直缺乏一个明确的表述。
“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如何理解中共在国家与社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宪法中规定的中共对国家的领导与国家的依法治理，究竟是两个平行并立或有高下之分的东西，还是一体两面？”寒竹说，三十多年来中共一直在探索。
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笑侠曾受邀参加有关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的小范围内部讨论。去年11月，他在新加坡管理大学演讲时说，“（四中全会）因此就把一个非常难办、理论上非常困难的问题提出来了”。 习近平在文件起草组会议上曾多次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讲不少也是新课题。能不能从理论上、实践上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科学回答，是影响全会决定起草工作成效的关键。
有媒体报道称，为了处理这个难题，四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小组吸收了大量法学背景的官员，包括中纪委副书记张军、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副秘书长姜伟、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徐显明，他们都是有深厚政法理论背景的专家。此外还有全国人大法工委秘书长李适时、副主任信春鹰、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副院长江必新、最高检察长曹建明、国务院法制办的五位正副主任等。
孙笑侠说：“以前碰到这些问题就是绕过去，但是这次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性格魅力在哪里。他的魅力就是，遇到难题不绕，是直接面对。”
《决定》把党对国家的领导、治理与社会主义法治表述为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共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是共产党领导的具体体现。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也是共产党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
寒竹认为，这“说明中共的领导力量是内在地体现在中国的法治建设的进程之中，而不是跟法治建设平行并立的另一种力量”。
在他看来，改革三十多年间所暴露的一些社会问题，为中共提供了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把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视为两个平行并立的东西，甚至把二者视为相互对立的东西，那么中国社会将无法维系稳定与发展，改革大业也无法持续。最终的结果将是既失去共产党的领导，也无法建立真正的法治。
“在过去的历史中，共产党的领导与法治总是相伴相随，当中共的领导力量遭到削弱的时候，通常也是法治溃散之时。”他说。
四中全会对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关系的阐述，不仅回答了一个中共探索多年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还被解读为中共高层进一步推进改革的突破口。
“法治是中国左右、贫富、中央地方、官民的一致要求，中国几十年来都在寻找各方诉求的交叉点，法治就是这个交叉点，现在终于找到了。”孙笑侠说。
四中全会另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表述，被认为是界定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把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框架予以确认。
多少年来，在人们心目中，改革就是解放思想敢于突破陈规，就是放开手脚打破条条框框。小岗村当年的分田承包实验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改革探索者先突破法律界限，成功地得到执政党的认可，最后立法机构以立法形式给予承认是普遍现象，这在非常时期也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但是，这种以突破法律为形式的粗放式改革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寒竹说。
对于这种先行动违法，后法律认可带来的社会弊端，中央高层已经看得很清楚。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上说，“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舆论认为，四中全会提出的立法先行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是因为这个立法先行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过去突破法律的粗放式改革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先立法，后改革将会成为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式。
四中全会后，《决定》提出的190项法治改革措施，开始由不同部门有序推进。其中，作为法治改革重头戏的司法改革，备受关注。
习近平要求抓紧编制全会重要改革举措的中长期规划，以施工图方式明确各项改革举措的改革路径、成果形式、时间进度。
2015年2月15日，最高检在公检法机关中率先发布《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就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检察改革提出六大重点任务、42项具体任务。
2015年2月26日，最高法在新春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也发布了包括7个方面、65项改革举措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并将之作为修订后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贯彻实施。
与以往不同的是，最高法还为这65项改革设定了最后期限，包括到2018年底推动形成信赖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在最高检、最高法发布的改革措施中，如何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杜绝普遍存在的权力干预司法的顽疾，最受外界的关注。
最高检在改革意见中提出，要明确上级检察院依法对下级检察院实施领导的途径及方式，严格区分内部行政管理权与检察官依法行使司法职权的界限。建立检察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防止检察机关内部人员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
最高法则提出，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执行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最高法公布改革意见的第二天，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为禁止党政官员干预司法划出红线。
会议指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主要目的是通过创新制度，制约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就是要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出“红线”，建立防止司法干预的“防火墙”和“隔离带”，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制度保障。
四中全会至今，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等相继挂牌运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提出重新组建反贪总局，加强对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一系列新机构成为司法改革的载体。
司法改革中有一部分，由各个机关自身的职权就可以完成。但另一部分涉及顶层设计的内容，则需要借助这次全国两会进一步讨论确定，变成更具操作性的法律法规。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莫纪宏表示，两会上，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工作报告必定要对如何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各项司法改革举措，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而代表和委员对两高报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将推动落实四中全会决定中的司法改革举措。
事实上，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今年两会除了两高报告外，政府工作报告和人大工作报告也都着重体现依法治国。
有细心的网友盘点发现，在李克强总理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法”字共出现了68次，在去年的报告中则出现了44次。
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宣读今年的人大工作报告，将“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列为主要任务。他说，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必须把宣传、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
为此，他明确列出，全国人大今年将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这几项任务也是四中全会《决定》原文中列出的目标。
在报告中，张德江还做出了一系列立法与修法承诺，包括修改证券法、修改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行政复议法等;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研究修订行政监察法，制定社区矫正法、反家庭暴力法、中医药法、慈善事业法，修改食品安全法、红十字会法等。
本次全国人大会议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审议立法法修正案，立法法的意义是规范所有法律行为的法，并明确地方政府订立规章不得减损法定的公民权利。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在人大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我们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第一年，所以这部法律的修改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据她透露，此次立法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内容，譬如“为了加强人权保障，增加了一个规定，就是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任何规章，只要没有上位法律、法规依据的，不能减损公民权利，也不能随意增加公民的义务”，而这些都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精神。
从理论思考到治国方略
去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首次将多年来对依法治国的探索，上升为中央全会的主题。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系统地提出了190项改革举措，对下一步如何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总体性的规划和部署。
这在中共执政65年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陈有西介绍，依法治国的观念，最早来自法学界。他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法学界总结文革教训，提出了限制权治、崇尚依照法律规则治国的思想。1979年9月，法学家李步云、王德祥和陈春龙发表了《论以法治国》文章，从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两方面，详细论述了应当在中国实行以法治国的方针。
但此后，中国政治高层致力于经济建设，政治领域和法学领域关于治国方略的研究基本停顿，全国人大立法偏重于刑事法和商法，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政治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也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展。
第一次将依法治国提升到国家层面，是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那次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会议还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之后，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也都一再重申依法治国。
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但把依法治国上升为中央全会的主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是第一次。
自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历届四中全会都围绕两个主题：党建和经济建设。有舆论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谈法治，从另一角度看，依法执政关系到中共执政地位的问题，依法治国实质依然是党建、执政的问题。
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也坦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来自浙江的陈有西曾在一篇分析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文章中谈到，“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思想，是从地方到中央，局部到全局，逐步形成的”。
文章举例说，2002到2007年，习近平主政浙江，先后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浙江工作三年后，2005年初，习近平在省委提出了“法治浙江”的理念。他亲自主持“法治浙江”重点课题，先后深入基层40多个乡村、社区和单位开展专题调研。2006年浙江省委做出了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决策，颁布《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开始大胆实践与探索创新。
十八大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2012年12月，履新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说，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
2013年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再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起草有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的四中全会文件。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至此，在中共的治国方略中，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一道，成为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鸟之两翼”。
各方诉求的交叉点
在讲了二三十年后，中共为何把依法治国上升到这样前所未有的高度？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特殊意义究竟何在？
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寒竹认为，中共提出依法治国尽管有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如何把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有机统一起来，一直缺乏一个明确的表述。
“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如何理解中共在国家与社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宪法中规定的中共对国家的领导与国家的依法治理，究竟是两个平行并立或有高下之分的东西，还是一体两面？”寒竹说，三十多年来中共一直在探索。
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笑侠曾受邀参加有关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的小范围内部讨论。去年11月，他在新加坡管理大学演讲时说，“（四中全会）因此就把一个非常难办、理论上非常困难的问题提出来了”。 习近平在文件起草组会议上曾多次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讲不少也是新课题。能不能从理论上、实践上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科学回答，是影响全会决定起草工作成效的关键。
有媒体报道称，为了处理这个难题，四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小组吸收了大量法学背景的官员，包括中纪委副书记张军、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副秘书长姜伟、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徐显明，他们都是有深厚政法理论背景的专家。此外还有全国人大法工委秘书长李适时、副主任信春鹰、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副院长江必新、最高检察长曹建明、国务院法制办的五位正副主任等。
孙笑侠说：“以前碰到这些问题就是绕过去，但是这次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性格魅力在哪里。他的魅力就是，遇到难题不绕，是直接面对。”
《决定》把党对国家的领导、治理与社会主义法治表述为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共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是共产党领导的具体体现。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也是共产党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
寒竹认为，这“说明中共的领导力量是内在地体现在中国的法治建设的进程之中，而不是跟法治建设平行并立的另一种力量”。
在他看来，改革三十多年间所暴露的一些社会问题，为中共提供了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把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视为两个平行并立的东西，甚至把二者视为相互对立的东西，那么中国社会将无法维系稳定与发展，改革大业也无法持续。最终的结果将是既失去共产党的领导，也无法建立真正的法治。
“在过去的历史中，共产党的领导与法治总是相伴相随，当中共的领导力量遭到削弱的时候，通常也是法治溃散之时。”他说。
四中全会对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关系的阐述，不仅回答了一个中共探索多年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还被解读为中共高层进一步推进改革的突破口。
“法治是中国左右、贫富、中央地方、官民的一致要求，中国几十年来都在寻找各方诉求的交叉点，法治就是这个交叉点，现在终于找到了。”孙笑侠说。
四中全会另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表述，被认为是界定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把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框架予以确认。
多少年来，在人们心目中，改革就是解放思想敢于突破陈规，就是放开手脚打破条条框框。小岗村当年的分田承包实验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改革探索者先突破法律界限，成功地得到执政党的认可，最后立法机构以立法形式给予承认是普遍现象，这在非常时期也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但是，这种以突破法律为形式的粗放式改革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寒竹说。
对于这种先行动违法，后法律认可带来的社会弊端，中央高层已经看得很清楚。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上说，“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舆论认为，四中全会提出的立法先行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是因为这个立法先行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过去突破法律的粗放式改革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先立法，后改革将会成为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式。
以施工图方式明确改革路径
四中全会后，《决定》提出的190项法治改革措施，开始由不同部门有序推进。其中，作为法治改革重头戏的司法改革，备受关注。
习近平要求抓紧编制全会重要改革举措的中长期规划，以施工图方式明确各项改革举措的改革路径、成果形式、时间进度。
2015年2月15日，最高检在公检法机关中率先发布《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就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检察改革提出六大重点任务、42项具体任务。
2015年2月26日，最高法在新春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也发布了包括7个方面、65项改革举措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并将之作为修订后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贯彻实施。
与以往不同的是，最高法还为这65项改革设定了最后期限，包括到2018年底推动形成信赖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在最高检、最高法发布的改革措施中，如何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杜绝普遍存在的权力干预司法的顽疾，最受外界的关注。
最高检在改革意见中提出，要明确上级检察院依法对下级检察院实施领导的途径及方式，严格区分内部行政管理权与检察官依法行使司法职权的界限。建立检察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防止检察机关内部人员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
最高法则提出，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执行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最高法公布改革意见的第二天，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为禁止党政官员干预司法划出红线。
会议指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主要目的是通过创新制度，制约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就是要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出“红线”，建立防止司法干预的“防火墙”和“隔离带”，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制度保障。
两会部署开局之年
四中全会至今，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等相继挂牌运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提出重新组建反贪总局，加强对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一系列新机构成为司法改革的载体。
司法改革中有一部分，由各个机关自身的职权就可以完成。但另一部分涉及顶层设计的内容，则需要借助这次全国两会进一步讨论确定，变成更具操作性的法律法规。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莫纪宏表示，两会上，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工作报告必定要对如何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各项司法改革举措，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而代表和委员对两高报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将推动落实四中全会决定中的司法改革举措。
事实上，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今年两会除了两高报告外，政府工作报告和人大工作报告也都着重体现依法治国。
有细心的网友盘点发现，在李克强总理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法”字共出现了68次，在去年的报告中则出现了44次。
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宣读今年的人大工作报告，将“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列为主要任务。他说，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必须把宣传、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
为此，他明确列出，全国人大今年将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这几项任务也是四中全会《决定》原文中列出的目标。
在报告中，张德江还做出了一系列立法与修法承诺，包括修改证券法、修改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行政复议法等;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研究修订行政监察法，制定社区矫正法、反家庭暴力法、中医药法、慈善事业法，修改食品安全法、红十字会法等。
本次全国人大会议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审议立法法修正案，立法法的意义是规范所有法律行为的法，并明确地方政府订立规章不得减损法定的公民权利。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在人大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我们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第一年，所以这部法律的修改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据她透露，此次立法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内容，譬如“为了加强人权保障，增加了一个规定，就是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任何规章，只要没有上位法律、法规依据的，不能减损公民权利，也不能随意增加公民的义务”，而这些都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