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首义其实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后人称为“首义”。直到今天,武昌城头还动不动就挂出“发扬首义精神”的横幅。作为常识,人们都知道武昌的首义,是革命党人的事,但事实上,这个首义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
　　
　　立宪党人,是改良派。各地的咨议局、朝廷里资政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他们包办了。对于清朝政府,理论上说,他们是帮忙而非造反的。清朝新政,立宪党人的确在帮忙,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上去。但是推到辛亥年,推不动了。三次请愿,喊破了喉咙,才换来立宪时间缩短三年。要知道,这些老大不小的绅士,不是中学生,搞一次请愿不那么容易。不仅推不动,而且满人亲贵还要收权,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争取立宪,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如果说,朝廷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之举,已经让这些绅士怒不可遏了,皇族内阁的出台,则令他们彻底失望,从头凉到了脚底。
　　
　　历史总是喜欢凑热闹,就在立宪党人心里哇凉哇凉的当口,一群新军士兵,一哄而起,革命了。但是,占领了武昌城的士兵们,群龙无首,无奈把黎元洪拖出来当头,他却是一个一言不发的“菩萨”。湖广总督瑞还 在江边的楚豫舰上,统制张彪还带着兵,在城外扎营。如果援兵到了,清军肯定会反扑过来。一群没有首领的士兵,起哄可以,真的打仗,确有麻烦。革命党人的首领在事发之前,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指望不上。这个时候,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登台了。
　　
　　汤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革命后他的出山,固然是应起义士兵之请,但请来的汤化龙,却十分积极。正由于他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黎都督开始视事,果然出手不凡,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豫舰。等到清朝的海军舰队杀过来,由于黎元洪出身北洋海军,领军的海军大臣萨镇冰是他的老师。黎元洪写信给萨镇冰,附上礼物,由另一位立宪党人李国镛托关系带上军舰。萨镇冰收了信,退了礼物,却毅然反正。等到北洋军南下,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的时候,海军反而站在“叛匪”一边打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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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两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某些重要的省份,如浙江和江苏,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那里的名绅张謇和汤寿潜,跟汤化龙一样,对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
　　
　　立宪党人的参与,使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原本这些立宪党人就是地方实力派,在地方根深叶茂。他们跟地方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面子极大,由他们出面游说,不管对方答应与否,都不会被绑了推出去砍头。三说两劝,从了的相当多,实在不从,也顶多离任出走,罕有领兵反抗的。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匕鬯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惟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由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
　　
　　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生战事,基本上商旅不惊,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怎样过,惟一感到困扰的是,听人说皇帝没有了。至于外国人,即使待在战区都没事,无论清兵还民军,碰到外国人住宅就绕着走。
　　
　　当然,立宪党人虽然掺和了革命,但是,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有人放了第一枪,他们就敢走第二步。就像汤化龙和李国镛,走得很坚定,即使北洋军攻势猛烈,攻下了汉口和汉阳,也没有退出不干的意思。■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