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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十家”最后一位元老离职
有人说，中国公募基金开始进入没有英雄的年代。
4月29日，公募基金标志性人物、有“公募一哥”之称的华夏基金副总经理王亚伟，宣布辞职。5月8日，公募基金行业的“经营之王”、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也宣布离任。至此，中国基金业“老十家”的最后一位创始人也退出了这场游戏。
一个时代的背影
基金“老十家”包括南方、国泰、华夏、鹏华、富国、嘉实、华安、博时、长盛、大成在内的中国第一代十家基金公司。
1998年，证监会批准成立了首批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基金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和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此后，这十家公司成为基金排行榜上长盛不衰的热门公司，人们亲切地称之为“老十家”。
“老十家”创建时，公司首任总经理都只有30岁左右，且均怀揣硕士以上名校文凭，可谓一时才俊。然而，他们却没有在基金总经理的位置上停留太久。背后的原因可谓五花八门，大致可归为三个类型：原地起跳型（如陈勇胜、肖风、洪磊）——升任董事长或从政；梦想型（如张佑君、龙小波、李建国、范勇宏）——不甘止步于此，另谋高就；欲速不达型（如熊双文、员瑞恒、韩方河）——犯了错误被迫下课，甚至有人锒铛入狱。
原地起跳型的代表人物非陈勇胜莫属。1998年3月5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陈勇胜成为中国第一家基金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在陈勇胜的主持下，国泰基金的工作日趋平稳，一年多后，陈勇胜全身而退，成为公司的董事长，这个身份一直延续到现在。
刚刚离职的范勇宏是典型的梦想型。事实上，他和王亚伟的辞职并不令业内人士奇怪，大家认为这是“早晚的事”。知情人士称，范勇宏在华夏基金一直比较强势，甚至想主导接盘者的选择，因此和股东不和，并且萌生退意。早在2011年9月，他和王亚伟就曾提出辞职申请，但遭到了证监会的驳回，理由是“社会影响过大”。今年五一前夕，二人终于顺利全身而退，范勇宏也立刻投入了自己梦想已久的事业——筹办中国基金业协会。
之所以产生范勇宏这样的“有志者”，也在于他们对公募基金现状的不满。范勇宏在2010年底曾经公开表示，从内部来看，基金发展遭遇到制度的瓶颈，目前仍无法实现持有人、基金经理利益一致性的问题。其结果是，基金公司管理层和基金经理等人才频繁跳槽，或者由公募转向私募等其他资产管理领域。而范勇宏所筹办的中国基金业协会，作为未来该行业的独立自律性组织，可以对基金销售活动进行自律管理，并对基金销售人员进行资格管理。
元老之一、现任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副主任洪磊也曾公开表示，“我国基金行业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律性机构发展的速度……它能够对我们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行为，对我们基金风格的稳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约束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范勇宏能够加入这支筹建队伍，估计除了华夏基金外的每一个基金人士都会感到快慰。
相较而言，欲速不达型的几位元老则比较悲剧。
员瑞恒2006年因违规组织策划大象创投等公司进行资本运作、擅自出境和婚外生子，成为中国基金业高级从业人员被开除公职的第一人。
1999年初，因对南方证券1996年10月至1997年4月间违反证券法规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熊双文被暂停证券从业资格六个月，此后他曾努力再度在证券行业谋职，不过未能如愿，如今已经销声匿迹。
韩方河是下场最惨的一个，2007年因受贿400多万元（含一套当时价值200万元的豪宅）及共同操纵股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如今依然在狱中服刑。
从张佑君到员瑞恒，再到范勇宏，“老十家”元老们不同的归宿映射出的则是相同的行业环境。“只要是市场可作为的事情，监管部门就要坚决放松管制，但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搞‘老鼠仓’、不能进行非公平交易、不能搞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2012年3月洪磊公开表示。
谁愿意终老公募基金？
有媒体预言，王亚伟的离开，不仅可能终结华夏基金行业第一的“神话”，也可能带动全行业的一次转身。
对众多曾追随王亚伟的投资者来说，王亚伟的离去也让“王亚伟概念股”成了记忆，华夏基金更变得空余一具躯壳。今年一季度，华夏旗下部分基金已经出现了净赎回，其中华夏大盘精选净赎回份额高达1.6亿份，净赎回比率为25.69%。人们揣测，这和王亚伟离职的消息有关。
而对于整个公募基金行业而言，元老们的先后离去，也让这个年轻的行业面临“不可承受之轻”。仅仅13年时间，公募基金行业已从一个朝阳行业慢慢开始出现退化衰老、青黄不接的迹象，核心人才的频繁变动就是其表现之一。
根据晨星统计，截至2012年2月底，最近一年公募基金行业共计发生基金经理变动200次，与去年同期的149次和2010年同期的94次相比，公募基金经理换将的频次进一步放大。基金经理的人均任职年限仅为1.5年。
“做基金经理尽管表面光鲜，实则有难言之苦。”某基金员工马前（化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如今的严格监管下，每个基金经理都要在摄像头的监视下度过每一分钟，工作时间的行为全部被监控。除了自己的账户，就连父母妻儿的账户都要逐一上报。此外，行业的排名压力让基金经理们不堪重负。“就像悬在上空的利刃，今年的苟活也不能保你明年的安泰”。“业绩考核不达标可能随时被炒鱿鱼。更有甚者，公募基金还要承担违规风险，一着不慎就戴上了‘操纵股价’的帽子，很可能终身不能进入这个行业。”马前说，“‘老十家’里这样的前车之鉴还少吗？”
近两年，随着A股熊市，公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或实业成了一股风潮：2010年9月，交银施罗德总经理莫泰山转投重阳私募公司任总裁；2010年12月，天治基金总经理刘珀宏转投尚奕私募公司任合伙人；2011年6月，招商基金总经理成保良转投上海瑞力投资有限公司任董事长……业内风传，王亚伟离职后也计划单飞去香港做私募。
“在私募基金里，你有更高的经济回报，更灵活的投资渠道，没有行业排名压力，也没有进监狱的担忧。”马前说。
事实上，快速的人员流动并不仅限于公募高层，在公募普通员工中更是常见。据马前介绍，名校高材生进入公募，花2-3年可以从普通职员做到基金经理助理，再2-3年就可以做到基金经理，但基金经理并不是他们的梦想，这一过程都是为了镀金。“许多公募基金人一方面为了谋生户口，一方面也在借此获得资源和人脉，以便未来去其他行业发展。除了私募基金外，信托、期货、实业等公司都非常喜欢有公募背景的人。在众多诱惑下，有多少人愿意在公募基金终老呢？”马前说道。
有人说，中国公募基金开始进入没有英雄的年代。
4月29日，公募基金标志性人物、有“公募一哥”之称的华夏基金副总经理王亚伟，宣布辞职。5月8日，公募基金行业的“经营之王”、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也宣布离任。至此，中国基金业“老十家”的最后一位创始人也退出了这场游戏。
一个时代的背影
基金“老十家”包括南方、国泰、华夏、鹏华、富国、嘉实、华安、博时、长盛、大成在内的中国第一代十家基金公司。
1998年，证监会批准成立了首批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基金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和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此后，这十家公司成为基金排行榜上长盛不衰的热门公司，人们亲切地称之为“老十家”。
“老十家”创建时，公司首任总经理都只有30岁左右，且均怀揣硕士以上名校文凭，可谓一时才俊。然而，他们却没有在基金总经理的位置上停留太久。背后的原因可谓五花八门，大致可归为三个类型：原地起跳型（如陈勇胜、肖风、洪磊）——升任董事长或从政；梦想型（如张佑君、龙小波、李建国、范勇宏）——不甘止步于此，另谋高就；欲速不达型（如熊双文、员瑞恒、韩方河）——犯了错误被迫下课，甚至有人锒铛入狱。
原地起跳型的代表人物非陈勇胜莫属。1998年3月5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陈勇胜成为中国第一家基金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在陈勇胜的主持下，国泰基金的工作日趋平稳，一年多后，陈勇胜全身而退，成为公司的董事长，这个身份一直延续到现在。
刚刚离职的范勇宏是典型的梦想型。事实上，他和王亚伟的辞职并不令业内人士奇怪，大家认为这是“早晚的事”。知情人士称，范勇宏在华夏基金一直比较强势，甚至想主导接盘者的选择，因此和股东不和，并且萌生退意。早在2011年9月，他和王亚伟就曾提出辞职申请，但遭到了证监会的驳回，理由是“社会影响过大”。今年五一前夕，二人终于顺利全身而退，范勇宏也立刻投入了自己梦想已久的事业——筹办中国基金业协会。
之所以产生范勇宏这样的“有志者”，也在于他们对公募基金现状的不满。范勇宏在2010年底曾经公开表示，从内部来看，基金发展遭遇到制度的瓶颈，目前仍无法实现持有人、基金经理利益一致性的问题。其结果是，基金公司管理层和基金经理等人才频繁跳槽，或者由公募转向私募等其他资产管理领域。而范勇宏所筹办的中国基金业协会，作为未来该行业的独立自律性组织，可以对基金销售活动进行自律管理，并对基金销售人员进行资格管理。
元老之一、现任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副主任洪磊也曾公开表示，“我国基金行业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律性机构发展的速度……它能够对我们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行为，对我们基金风格的稳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约束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范勇宏能够加入这支筹建队伍，估计除了华夏基金外的每一个基金人士都会感到快慰。
相较而言，欲速不达型的几位元老则比较悲剧。
员瑞恒2006年因违规组织策划大象创投等公司进行资本运作、擅自出境和婚外生子，成为中国基金业高级从业人员被开除公职的第一人。
1999年初，因对南方证券1996年10月至1997年4月间违反证券法规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熊双文被暂停证券从业资格六个月，此后他曾努力再度在证券行业谋职，不过未能如愿，如今已经销声匿迹。
韩方河是下场最惨的一个，2007年因受贿400多万元（含一套当时价值200万元的豪宅）及共同操纵股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如今依然在狱中服刑。
从张佑君到员瑞恒，再到范勇宏，“老十家”元老们不同的归宿映射出的则是相同的行业环境。“只要是市场可作为的事情，监管部门就要坚决放松管制，但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搞‘老鼠仓’、不能进行非公平交易、不能搞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2012年3月洪磊公开表示。
谁愿意终老公募基金？
有媒体预言，王亚伟的离开，不仅可能终结华夏基金行业第一的“神话”，也可能带动全行业的一次转身。
对众多曾追随王亚伟的投资者来说，王亚伟的离去也让“王亚伟概念股”成了记忆，华夏基金更变得空余一具躯壳。今年一季度，华夏旗下部分基金已经出现了净赎回，其中华夏大盘精选净赎回份额高达1.6亿份，净赎回比率为25.69%。人们揣测，这和王亚伟离职的消息有关。
而对于整个公募基金行业而言，元老们的先后离去，也让这个年轻的行业面临“不可承受之轻”。仅仅13年时间，公募基金行业已从一个朝阳行业慢慢开始出现退化衰老、青黄不接的迹象，核心人才的频繁变动就是其表现之一。
根据晨星统计，截至2012年2月底，最近一年公募基金行业共计发生基金经理变动200次，与去年同期的149次和2010年同期的94次相比，公募基金经理换将的频次进一步放大。基金经理的人均任职年限仅为1.5年。
“做基金经理尽管表面光鲜，实则有难言之苦。”某基金员工马前（化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如今的严格监管下，每个基金经理都要在摄像头的监视下度过每一分钟，工作时间的行为全部被监控。除了自己的账户，就连父母妻儿的账户都要逐一上报。此外，行业的排名压力让基金经理们不堪重负。“就像悬在上空的利刃，今年的苟活也不能保你明年的安泰”。“业绩考核不达标可能随时被炒鱿鱼。更有甚者，公募基金还要承担违规风险，一着不慎就戴上了‘操纵股价’的帽子，很可能终身不能进入这个行业。”马前说，“‘老十家’里这样的前车之鉴还少吗？”
近两年，随着A股熊市，公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或实业成了一股风潮：2010年9月，交银施罗德总经理莫泰山转投重阳私募公司任总裁；2010年12月，天治基金总经理刘珀宏转投尚奕私募公司任合伙人；2011年6月，招商基金总经理成保良转投上海瑞力投资有限公司任董事长……业内风传，王亚伟离职后也计划单飞去香港做私募。
“在私募基金里，你有更高的经济回报，更灵活的投资渠道，没有行业排名压力，也没有进监狱的担忧。”马前说。
事实上，快速的人员流动并不仅限于公募高层，在公募普通员工中更是常见。据马前介绍，名校高材生进入公募，花2-3年可以从普通职员做到基金经理助理，再2-3年就可以做到基金经理，但基金经理并不是他们的梦想，这一过程都是为了镀金。“许多公募基金人一方面为了谋生户口，一方面也在借此获得资源和人脉，以便未来去其他行业发展。除了私募基金外，信托、期货、实业等公司都非常喜欢有公募背景的人。在众多诱惑下，有多少人愿意在公募基金终老呢？”马前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