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大人们说，我刚生下来，只有3斤重，像一只生了病的小鸡，随时有可能被阎王爷带走，可父母亲不信邪，细心地照料着我。我呢，又不顺他们的心，成天哭个不停，哭落了太阳哭月亮，哭瘦了春天，哭肥了冬天。我在哭声中拔节生长。由于体弱，除了饭，中药成了我的当家肥料。幼儿时候，我不知他们是怎样让我喝下又苦又涩的中药的。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对中药的反感渗透到骨髓，一提起喝中药，脑壳皮呼哧呼哧地痛。
　　我那时有点小聪明了。如果生病了，不在父母面前轻易“暴露”，装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如果一不小心“暴露”了，硬扛着，不打针，不吃药，实在扛不过，在医生开药时，想方设法说服医生不开中药。当然，这一招不管用的时候还是不少。
　　记得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大队的赤脚医生一下给我开了3包中药。开头几天，父亲不在家，他是大队长，到县里开会去了，我闹着不喝中药，家里人也没哪个管得着。一天下午，父亲带着一身疲惫回来了，见我病得不轻，很着急。正在这时，妹妹告状，说我不听母亲的话，死活不喝药。妹妹的“汇报”点燃了父亲心中的怒气：“还了得！马上熬药！我看他喝不喝！”父亲的呵斥从院坝穿透墙壁，直达我的房间，我感觉楼板快要塌下来，窗子上的玻璃在跳舞，整个世界要翻天覆地，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这样的场面让我有点招架不住，像一只吓破了胆的小猫躲在屋的一角。
　　躲是躲不掉的。不一会儿，药熬好了。“喝药！”，父亲的声音还是高八度，重重的，足可把地面砸个坑，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望着黑黑的，正吐着热气的药碗，多少有点儿赴刑场的悲壮。走拢桌子，我慢腾腾地端起碗，嘴唇和舌头在浅水区探了探，苦味直灌全身，忙张开嘴巴，伸出舌头，让苦味逃离。没想到，这一切难以逃过父亲的火眼金睛，当我那恐惧的目光和他那火辣辣的目光相遇时，一切已经来不及了，他大步流星地走过来，端起药碗就往我嘴里灌。硬灌是无效的。我咬紧牙，让它们筑起“防药堤”，大部分药都挡在嘴外。
　　见这一招无效，父亲换了一招。把我叫到柱头前，让我背对着柱头，两只手绕过柱头绑着，然后在我嘴里放一根筷子，轻轻松松地就把药送到喉管里。
　　见药送到我的肚子里，父亲点燃一袋烟，嘿嘿地笑了。那笑，定格在我心里，许多年以后，我才真正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