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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学界那场关于两卷《富春山居图》的真伪大论战，由最初极度烧脑的考据竞赛，最终演变成了鉴定方法的争锋，并在互相指谪中戛然落幕。只是，在这场论战后，参与者仍然各执己见，并没有彻底结束300年来《富春山居图》的真伪纠葛，虽然大部分学者以无用师卷为真，但是至今仍有人认为无用师卷为伪，子明卷为真。但不论如何，在这场争论中，各位学者的鉴定方法和心得为此后的考据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文就摘出部分关于两卷中董其昌跋文和邹之麟跋文的真伪论证，以窥当时诸学者的考据思路。
双胞胎董跋，孰真孰伪？
子明卷和无用师卷的前隔水处都有董其昌的题跋，而且题跋内容大体一致，只不过无用师卷董跋比子明卷的董跋多出了五十余字。在辩论中，徐复观、翁同文先生认为子明卷董跋为真，无用师卷董跋为伪，而饶宗颐、傅申、彭袭明等先生的观点与之截然相反，认为无用师卷为真，董跋也为真。徐复观在最初曾质疑，既然无用师卷曾被烧断过，那么董其昌的跋文为什么在前隔水而得以幸存。傅申等认为无用师卷在流传的过程中曾经重裱，原位于后隔水的董其昌题跋被移到了前隔水，证据就是董跋跋文右上角有半方印，与画卷卷尾左上角的半方印可合二为一。此一问题虽然解决，但是围绕着董其昌题跋的争议远不止于此。字差在哪里？
对于题跋的真伪鉴定而言，笔迹是至关重要的，不过，笔迹的鉴定涉及书法的风格、鉴赏问题，也颇为复杂。
对于无用师卷的董其昌题跋，乾隆皇帝曾给了差评，徐复观先生也认为：“子明卷的跋较无用师卷的董跋为有精神……从字迹看，只能说无用师卷的董跋，乃摹子明卷的董跋。”
傅申先生观此评论后，坦言自己也曾如徐先生一样认为无用师卷的董跋笔力弱，但后来研究董其昌1590年代的题跋，“发觉这一时期的董字确是如无用卷那样的，字中都有唐人及颜柳的笔意而运以米法。因为写得很从容，精神内敛，不容易令人觉出那是好字；然子明卷的董跋，外表雄强，而神气重浊”。
傅申的这一观点引起徐复观不满，指责傅申道：“说风便是风，说雨便是雨……无用师卷董跋的字，恰在这几年精神内敛……问题全在于‘不需要细看’，而只是在自己脑筋里‘体会得越深’……我的学养不足，却只能从‘细看入手’……由‘体会’之不同，我看不出子明卷款识的字，比另两件的字差到哪里。”
彭袭明先生的意见与傅先生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无用师卷楷法秀美（借用高士奇语），而子明卷则改用真行书，为着弥补跋文位置的空白，字形放大，而微有俗气。“徐邦达先生也认为子明卷的董跋“书极拙笨，牵丝处滞钝，明显出于临摹”。
自始至终，诸位学者都没有改变对于这段跋文字迹的原有评价，也没有再找董其昌同时期的书法进行比对，实为一件憾事。
取道泾里获此图
对于书法好坏的判断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很难通过对比双方观点来获得判断。不过，对于董跋内容的考据，读者尚可通过逻辑进行判断。
无用师卷董跋较子明卷董跋多出五十多字，对于这五十多字，辩论双方各执一词。
徐复观认为无用师卷这五十多字是“作伪者为求信于人故意加上去的”。
而饶宗颐、傅申等则认为是子明卷董跋临摹的无用师卷的董跋，傅申分析道：“以常情而论，摹临本任意裁剪原跋的文字，这是很容易而且很自然的。少临几字，不但少花气力，主要是可以减少因临坏而露出本色的机会；反之，作伪者若要增加文字，不但要费心伪造一段文字，还要言出有据，否则还要伪造一段事实。而且，这些多出来的字，从何处去临摹呢？作伪者越想无中生有，就越容易露出马脚，天下这样自作聪明的伪作者并不多见。”
徐复观反驳道：“作伪者已费大力伪造了长卷，为什么却怕多写几十个字露出马脚？”可见，双方对此问题仍是各不相让，辩无可辩。
泾里在哪？
无用师卷董跋中提到“取道泾里”，徐复观先生怀疑：“泾里”是否存在？最初徐复观没有找到这个地名，托朋友帮忙也没有找到。题跋中说此卷是在泾里购得的，“纵使泾里不属子虚乌有，则此名卷何以能由京师遽转至泾里。”对此，傅申认为物随人转，而且跋中所说“忆在长安”的时间并不确切，并不定是董其昌出发前在长安，就算那时候在长安，此卷也有足够的时间转到江南。
关于泾里，饶宗颐先生在《富春山居图释疑》中认为，这个地名在语法上并无可疑之处，无锡人很喜欢用“泾”字，泾里是由“泾”字加一个通名联缀而成。比如东林党人顾宪成文集名曰《泾皋藏稿》，宪成号泾阳，“泾皋”与“泾里”一样是由泾字加上一个通名联缀而成。而徐复观先生对此解释并不认可，认为饶宗颐所举是人名，不能证明作为地名的“泾里”。人用两个地理性的通名以为号，上面还有他的姓可资识别，但是地方用两个地理性的通名以为名则失掉了识别的作用。如“省县”、“乡镇”、“街道”等等。后来，这个地名被彭袭明先生查出在无锡。接着，饶先生考证了无用师卷上的“安绍芳印”及“懋卿父”印，安绍芳，字懋卿，《无声史诗》称他居无锡之膠山，山水画取法子久，此二印说明无用师卷曾被安绍芳收藏，安绍芳与董其昌年代相及，而泾里也在无锡，所以饶先生认为董其昌跋文中提到的“奉使三湘，取道泾里，友人华中翰为余和会，获购此图”数句是事实，此卷可能就是向安绍芳家中购得的。无用师卷在隆庆年间曾被无锡的谈氏收藏，藏于澄怀阁，之后流入安绍芳家是有可能的。
徐先生对于“泾里”在无锡一说仍不信服，“‘道出泾里’说明泾里与董其昌的关系是出发时经过的关系，而不是归程中经过的关系。因此泾里的地名找到了，其奈与董氏此行无关何？”“泾里”，只能在“龙华浦”一带找，扯不到无锡的“泾里”去。所以他仍然坚持此跋是伪物。
去路还是归程？
要想证明两则董跋的真伪，徐复观认为第一关键是考证董其昌归里的时间。如果丙申二十四年董其昌没有归里，那么这两则题跋都是假的，因为二则题跋都提到龙华浦，如果董其昌此年没有归里，自然就没有理由在家乡附近的龙华浦写下此题跋的道理。《容台别集》卷五曾记：“余以丙申秋奉使长沙，浮江归，道出齐安。”《容台诗集》卷一有：“丙申闰秋，舟行池州江中。”所以徐复观得出推论：董氏分明是这年于役长沙后，沿江东下回到故里。 根据《容台集》及相关资料，徐氏推测，丙申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董其昌奉使长沙，由京师出发，八月到长沙，“封吉藩”完成后本应回京继续任职编修，但是由于董其昌在京受到排斥，所以任务完成后径归故里，由长沙东归，一路从容游览，九月底或十月初到达华亭附近的龙华浦小作休闲，在这时候写此跋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徐先生认为“奉使三湘，取道泾里”的语气是到长沙的去路，而不是从长沙到故里的归程。所以，他推测，是伪造者误以为董其昌奉使三湘是在丙申十月，把归程误为去路，而去路须由松江入长江，非坐船不可，所以在“龙华浦”下又添“舟中”二字。这也被徐复观认为是证明无用师卷董跋真伪的决定性材料。
翁同文先生认同徐先生的结论，认为无用师卷董跋的时序、方向与董氏自述相抵牾，必定是因为从子明卷模拟妄添所致，并由此作出结论：无用师卷为假，则子明卷必为真，董其昌购入的必是有真跋的子明卷。
但是，反对方虽然同意董其昌行迹对此跋真伪鉴定的关键性作用，但是，不管是在去路或者归程中购买此卷，题跋都是符合逻辑的，反而可以证明董跋之真。据傅申考证，丙申七月，董其昌在杭州一带，并不在京师。而且，“取道泾里的时间并未确指，在去路亦可，在归程亦可。”“这两句也许是说得不清楚，其实这既然讲的是过去的事，不论是归程也好，去路也好，八月前往，十月就回来了，时间上隔得并不太长。所以，即使他是去路上购得的，但没有立刻就题，一直等到他在归程达到龙华浦时，才有闲暇和心情题上此跋，这也是很自然的事，而不是作伪者把归程误为去路的。”
彭袭明先生根据史料和地理交通情况，推测董其昌丙申秋奉使吉藩的路线是：故乡华亭出发，溯江而上至兰溪衢州，由现在的浙赣及南萍两条铁路线经江西而进入湖南的。事毕由湘江泛洞庭而至武汉，浮江东下至齐安……又次至九江，入庐山东林寺观白莲花。闰八月某日，经池州江上。又次过金陵镇江入运河，经丹阳武进，抵无锡泾里，由华中翰之介绍，向安绍芳购得此卷。最后从苏州河到达上海，十月七日题于龙华浦舟中。
为什么要坐船？
无用师卷董跋比子明卷董跋还多出了“舟中”二字，徐先生曾有怀疑，由龙华浦“至董氏故里，道途不远，船舆两便，又何必一定要在舟上呢？”
傅申先生认为，古来江南一带的书画收藏家自备书画船的不少，舟中作画也是常事，在董其昌更是多见。江南的交通水路一般不会慢于陆路，就常识而论，坐船比舆轿更稳便、可坐可卧、面积大、省差旅费、可携带家人僮仆、书画工具等。更何况他是乘船出使三湘回来，而龙华浦又在江边。所以“舟中”二字合情合理。彭先生对此也有过讨论，与傅申的意见无异。
面对傅先生和饶先生对此问题的解释，徐先生认为这个论点在自己的论证中本无关轻重，但傅先生对“舟舆两便”四字提出了五百一十九字的辩难。“似乎并没有太大毛病的话，值得傅、彭两先生费这么大的力来反驳吗？”他认为，辩论应该尽可能弄清一个问题的骨干，尽可能抓住对方语言的纲领，不可运用避坚攻弱、避实击虚的技巧。而傅先生随后声明自己尽量从各种角度去说明问题、解答问题，绝没有避而不论的企图，而且辩论的长短和问题的大小不定常成正比，那是视资料而定。
长短邹跋，谁真谁伪？
不同于两卷之董跋的形似双胞胎，两卷虽都有邹之麟的题跋，但是内容长短差异非常大，徐先生认为子明卷的邹跋为真，但是彭、傅、饶三位先生认为子明卷为假，无用师卷邹跋为真。
纠结软还是着力自然？
反驳方的学者均认为子明卷邹跋的书法不好，徐邦达先生对其评价为“尖劲险恶”。为了证实子明卷邹跋的真实性，徐复观先生将题跋与其他存世邹之麟的字迹进行了比较，《明清名贤百家书札》中的两通书札的“麟”字，翁万戈藏邹册九页的“麟”字、子明卷的“麟”字大体相同，与无用师本的“麟”字全不相同，且两卷邹跋的字体虽大体相同，而子明卷的字较有精神。子明卷邹跋所署“麟”字款咀颜书的精髓，无用师卷邹跋虽极力模仿，但纠结软穉，不像是邹之麟这种“迫古作者”的文字。所以，徐先生认为子明卷邹跋为真，无用师本的邹跋为伪。
虽然比较字迹的方法很常用，但是在此例中，彭袭明先生认为。邹之麟的署名有多种不同的写法，不可执一而论：“大抵古人款字书写不原因，与年龄、功力、工具、情绪有关，决不能如刻板一般，丝毫不变的。”
对于徐复观先生说无用师卷的邹跋字纠结软穉，傅先生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无用卷邹跋的文字洋洋洒洒，笔笔着力而又自然，只是此跋的款字比较近于正楷罢了。
长短二跋，谁更可靠？
对于长短两则邹跋的真伪，徐复观认为子明卷的短跋为真，无用师卷的长跋是作伪者为了增值而妄添的。但是饶宗颐、傅申等认为无用师卷的邹跋才为真，子明卷的邹跋是作伪者删减无用师卷的邹跋而来，饶宗颐认为，子明卷邹跋不成文义。他们是如何做出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呢？
饶宗颐认为无用师卷的邹跋十分可靠，原因如下：
首先，邹臣虎和吴问卿的关系甚深，邹之麟曾为吴问卿题匾曰“富春轩”。题跋中邹氏“巧取”之评论，即针对无用师卷黄子久原跋：“有巧取豪者，俾先识卷末”而发。子久跋末识“十年青龙在庚寅”与邹跋谓“庚寅画画”正合。而邹作跋时间亦在庚寅，如是巧合，故跋云“可异也”。
其次，邹之麟临本后的题跋和两首绝句可以作为旁证。卷后题跋：“子久《富春图》，余曾一再见于枫隐主人处，业为题识卷尾。”庚寅年跋语中“五岳有真形图，而富春亦有之”，他借用道教五岳真形图的典故来相比况，因子久是道教中人，十分切当。而邹之麟在其仿本上曾题过两首绝句，一首为“山川图画自天然，何必丹青借笔传；此日真形已残败，却怜纸上化为烟。”另一首是“世盼分明是图画，一翻过眼一番无。劫灰已作千年话，何有区区一卷乎。”“此日真形已残败”句分明借用“五岳真形图”比拟《富春山居图》，说这幅真形图已是残破，不是完本，“纸上化为烟”即慨叹该卷曾经被吴问卿付火之事。 彭袭明认同饶宗颐的子明卷邹跋为伪的观点，原因是该邹跋不合题他人藏画文字的惯例。“题他人藏画，不论明的暗的，必须牵连到藏画人与题画人的关系、地点、年月等等，尤其在单独书写时，更不能忽略。此跋没头没脑，除赞叹几句画法外，什么也没有说明。其次，子明卷签题是‘山居图’，而邹跋则称之日‘富春山图’，极明显是为着要仿效无用师卷跋文而作的。”
对于邹仿本之绝句，徐复观先生有其他解释。在他看来，邹题绝句本是抒发亡国之哀，并不是感叹付火事。而且《五岳真形图》是道教避灾祈福的符箓，与山水画无丝毫关系，后人在绘画上可能偶一借用，邹的绝句中的“真形”作隐喻之用。而无用师卷邹跋，则在绘画上作正面的典故用，他认为以邹之麟的博学，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跋中引苏东坡的“泥上偶然留指爪”，把“泥”字错成“冰”字，即使是误记，但冰上留不到指爪，邹氏是可以了解的。所以，不同于饶宗颐，徐复观认为无用师卷邹跋为伪铁证如山，证据如下：
1.从跋文内容来看，子明卷跋文短，没有提过邹之麟榜书“富春轩”的故事情有可原，但是无用师卷邹跋废了这么多笔圣并没有提到藏画的“富春轩”，反而说“置之枕藉，以卧以起。陈之座右，以食以饮”，古今收藏家有这种处置名画的方式吗？伪作该跋的清客不曾有机会参与到故家巨室的生活圈子里，所以作这种“把肉麻当有趣的陈述”。
2.无用师卷邹跋提到：“国变时，问卿一无所问，独徒跣而携此卷。”据此，吴问卿在国变时应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只不过是席先人余业的一个孝廉，家居宜兴，受国变的影响应当不大。陈其年《感旧诗》自注对吴问卿的描述，没有因国难徒跣逃离，因此受到损失的痕迹。伪跋作者之所以这么写是为了要说出“直性命徇之矣”这句话，为伪造付火故事作伏线。
3.无用师卷邹跋：“庚寅画画，题画人又适庚寅”，庚寅年乃吴问卿死去的那一年。据邹之麟仿《富春山图》题款谓：“余曾一再见于枫隐主人处”，为什么邹氏要等到吴问卿死后才题跋，未免太奇怪了。至于此跋内容与子久之款相合，若承认两者皆伪，或竟出自一人之手，自不足为异。
此外，从人品个性来看，明代相关文献显示邹之麟性格傲岸，而无用师卷的邹跋“把吴问卿捧得肉麻兮兮的，全是清客口气”，徐复观认为邹不会说出这些无聊的话，两跋相比之下，子明卷邹跋更适合其身份个性。
虽然徐复观和翁同文认为铁证如山，但是，在傅申看来，他们并没有列出确凿的证据。翁先生以为先有无用卷上的“伪”邹跋，然后乃有无用师卷上的“伪”黄公望题记，这是先入为主的观念所致，而在解释时有倒果为因的现象。饶先生和傅先生都曾引证秦潜的《曝画纪余》中抄录的沈颢临本，该临本上录有黄公望、董其昌、沈周的跋，经对比与今传无用师卷上相同，而与子明卷上的跋语不同，证明沈颢在1630年左右在吴氏云起楼所摹的是无用师卷，而不是如翁先生所言的子明本，证明董其昌和吴氏所藏的也不是如徐教授所说的子明本，而是无用师卷。
但是翁同文仍坚持子明卷邹跋为真，因为他认为沈颢仿本为伪，民国十八年始见著录，卷长仅八尺余，与《富春山图》相去甚远。只不过，翁先生并没有提供详细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沈颢仿本为伪。总之，对于饶、傅、彭三先生对于子明卷邹跋的否定，徐复观、翁同文始终没有接受，两人坚持无用师卷的邹跋才是伪。
无用师卷邹跋：
余生平喜画，师子久，每对知己论子久画，书中之右军也，圣矣。至若《富春山图》，笔端变化鼓舞，又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海内赏鉴家，愿望一见不可得。余辱问卿知，凡再三见，窃幸之矣。问卿何缘，乃与之周旋数十载，置之枕藉，以卧以起。陈之座右，以食以饮。倦为之爽，闷为之欢，醉为之醒。家有云起楼，山有秋水庵，夫以据一邑之胜矣。溪山之外，别具溪山；图画之中，更添图画。且也名花绕屋，名酒盈樽，名书名画，名玉名铜，环而拱一《富春图》。尝闻天上有富贵神仙，岂胜是耶。又闻子久当年，元是仙人，故遗此迹与问卿游戏耶？国变时，问卿一无所问，独徒跣而携此卷。嗟平，此不第情好寄之，直性命徇之矣。彼五岳有真形图，而富春亦有之，可异也。当年此图，画与僧无用。追随问卿护持此卷者，亦是一僧，可异也。庚寅画画，题画人来又适庚寅，可异也。虽然，余欲加一转语焉，绘画小道耳，巧取豪敓，何必蚤计，载之记中也。东坡不云乎：“冰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记东西。”问卿目空一世，胸绝纤尘。乃时移事迁，感慨系之，岂爱根犹未割耶？庞居士不云平：“但愿空诸所有，不欲实诸所无。”嗟平，余言亦太饶舌矣。野老邹之麟识。
子明卷邹跋：
黄子久，画之圣者也，书中之右军。至若《富春山图》，笔端变化鼓舞，又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昧庵老人之麟题。
谁收藏了子明卷？
在书画作伪的方法中，有一个方法是伪造前人印章以提高画价，所以，在书画鉴定中，鉴定印章对辅助书画真伪的判断价值有限。印章为真，书画不一定为真，因为有可能是后人持前人印章钤盖的，或者从其他地方移来的；印章为伪，则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书画是真的，只是画商为进一步提高画作价值，伪造了该印章，另一种可能就是此作品就是伪作。
可见，不能仅仅依靠印章的真伪去判断书画的真假，往往需要结合文献去互证。而且，书画的流传历史也并非完整无缺，也会出现无法考证的空白时间段，但是，这并不代表在这段时间内，该画没有易主，只不过是因为文献史料有所欠缺罢了。在《富春山居图》的这场大论争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在争论子明卷上刘钰、瞿式耜、唐宇昭三人的收藏印，疑点重重。
双胞胎董跋，孰真孰伪？
子明卷和无用师卷的前隔水处都有董其昌的题跋，而且题跋内容大体一致，只不过无用师卷董跋比子明卷的董跋多出了五十余字。在辩论中，徐复观、翁同文先生认为子明卷董跋为真，无用师卷董跋为伪，而饶宗颐、傅申、彭袭明等先生的观点与之截然相反，认为无用师卷为真，董跋也为真。徐复观在最初曾质疑，既然无用师卷曾被烧断过，那么董其昌的跋文为什么在前隔水而得以幸存。傅申等认为无用师卷在流传的过程中曾经重裱，原位于后隔水的董其昌题跋被移到了前隔水，证据就是董跋跋文右上角有半方印，与画卷卷尾左上角的半方印可合二为一。此一问题虽然解决，但是围绕着董其昌题跋的争议远不止于此。字差在哪里？
对于题跋的真伪鉴定而言，笔迹是至关重要的，不过，笔迹的鉴定涉及书法的风格、鉴赏问题，也颇为复杂。
对于无用师卷的董其昌题跋，乾隆皇帝曾给了差评，徐复观先生也认为：“子明卷的跋较无用师卷的董跋为有精神……从字迹看，只能说无用师卷的董跋，乃摹子明卷的董跋。”
傅申先生观此评论后，坦言自己也曾如徐先生一样认为无用师卷的董跋笔力弱，但后来研究董其昌1590年代的题跋，“发觉这一时期的董字确是如无用卷那样的，字中都有唐人及颜柳的笔意而运以米法。因为写得很从容，精神内敛，不容易令人觉出那是好字；然子明卷的董跋，外表雄强，而神气重浊”。
傅申的这一观点引起徐复观不满，指责傅申道：“说风便是风，说雨便是雨……无用师卷董跋的字，恰在这几年精神内敛……问题全在于‘不需要细看’，而只是在自己脑筋里‘体会得越深’……我的学养不足，却只能从‘细看入手’……由‘体会’之不同，我看不出子明卷款识的字，比另两件的字差到哪里。”
彭袭明先生的意见与傅先生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无用师卷楷法秀美（借用高士奇语），而子明卷则改用真行书，为着弥补跋文位置的空白，字形放大，而微有俗气。“徐邦达先生也认为子明卷的董跋“书极拙笨，牵丝处滞钝，明显出于临摹”。
自始至终，诸位学者都没有改变对于这段跋文字迹的原有评价，也没有再找董其昌同时期的书法进行比对，实为一件憾事。
取道泾里获此图
对于书法好坏的判断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很难通过对比双方观点来获得判断。不过，对于董跋内容的考据，读者尚可通过逻辑进行判断。
无用师卷董跋较子明卷董跋多出五十多字，对于这五十多字，辩论双方各执一词。
徐复观认为无用师卷这五十多字是“作伪者为求信于人故意加上去的”。
而饶宗颐、傅申等则认为是子明卷董跋临摹的无用师卷的董跋，傅申分析道：“以常情而论，摹临本任意裁剪原跋的文字，这是很容易而且很自然的。少临几字，不但少花气力，主要是可以减少因临坏而露出本色的机会；反之，作伪者若要增加文字，不但要费心伪造一段文字，还要言出有据，否则还要伪造一段事实。而且，这些多出来的字，从何处去临摹呢？作伪者越想无中生有，就越容易露出马脚，天下这样自作聪明的伪作者并不多见。”
徐复观反驳道：“作伪者已费大力伪造了长卷，为什么却怕多写几十个字露出马脚？”可见，双方对此问题仍是各不相让，辩无可辩。
泾里在哪？
无用师卷董跋中提到“取道泾里”，徐复观先生怀疑：“泾里”是否存在？最初徐复观没有找到这个地名，托朋友帮忙也没有找到。题跋中说此卷是在泾里购得的，“纵使泾里不属子虚乌有，则此名卷何以能由京师遽转至泾里。”对此，傅申认为物随人转，而且跋中所说“忆在长安”的时间并不确切，并不定是董其昌出发前在长安，就算那时候在长安，此卷也有足够的时间转到江南。
关于泾里，饶宗颐先生在《富春山居图释疑》中认为，这个地名在语法上并无可疑之处，无锡人很喜欢用“泾”字，泾里是由“泾”字加一个通名联缀而成。比如东林党人顾宪成文集名曰《泾皋藏稿》，宪成号泾阳，“泾皋”与“泾里”一样是由泾字加上一个通名联缀而成。而徐复观先生对此解释并不认可，认为饶宗颐所举是人名，不能证明作为地名的“泾里”。人用两个地理性的通名以为号，上面还有他的姓可资识别，但是地方用两个地理性的通名以为名则失掉了识别的作用。如“省县”、“乡镇”、“街道”等等。后来，这个地名被彭袭明先生查出在无锡。接着，饶先生考证了无用师卷上的“安绍芳印”及“懋卿父”印，安绍芳，字懋卿，《无声史诗》称他居无锡之膠山，山水画取法子久，此二印说明无用师卷曾被安绍芳收藏，安绍芳与董其昌年代相及，而泾里也在无锡，所以饶先生认为董其昌跋文中提到的“奉使三湘，取道泾里，友人华中翰为余和会，获购此图”数句是事实，此卷可能就是向安绍芳家中购得的。无用师卷在隆庆年间曾被无锡的谈氏收藏，藏于澄怀阁，之后流入安绍芳家是有可能的。
徐先生对于“泾里”在无锡一说仍不信服，“‘道出泾里’说明泾里与董其昌的关系是出发时经过的关系，而不是归程中经过的关系。因此泾里的地名找到了，其奈与董氏此行无关何？”“泾里”，只能在“龙华浦”一带找，扯不到无锡的“泾里”去。所以他仍然坚持此跋是伪物。
去路还是归程？
要想证明两则董跋的真伪，徐复观认为第一关键是考证董其昌归里的时间。如果丙申二十四年董其昌没有归里，那么这两则题跋都是假的，因为二则题跋都提到龙华浦，如果董其昌此年没有归里，自然就没有理由在家乡附近的龙华浦写下此题跋的道理。《容台别集》卷五曾记：“余以丙申秋奉使长沙，浮江归，道出齐安。”《容台诗集》卷一有：“丙申闰秋，舟行池州江中。”所以徐复观得出推论：董氏分明是这年于役长沙后，沿江东下回到故里。 根据《容台集》及相关资料，徐氏推测，丙申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董其昌奉使长沙，由京师出发，八月到长沙，“封吉藩”完成后本应回京继续任职编修，但是由于董其昌在京受到排斥，所以任务完成后径归故里，由长沙东归，一路从容游览，九月底或十月初到达华亭附近的龙华浦小作休闲，在这时候写此跋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徐先生认为“奉使三湘，取道泾里”的语气是到长沙的去路，而不是从长沙到故里的归程。所以，他推测，是伪造者误以为董其昌奉使三湘是在丙申十月，把归程误为去路，而去路须由松江入长江，非坐船不可，所以在“龙华浦”下又添“舟中”二字。这也被徐复观认为是证明无用师卷董跋真伪的决定性材料。
翁同文先生认同徐先生的结论，认为无用师卷董跋的时序、方向与董氏自述相抵牾，必定是因为从子明卷模拟妄添所致，并由此作出结论：无用师卷为假，则子明卷必为真，董其昌购入的必是有真跋的子明卷。
但是，反对方虽然同意董其昌行迹对此跋真伪鉴定的关键性作用，但是，不管是在去路或者归程中购买此卷，题跋都是符合逻辑的，反而可以证明董跋之真。据傅申考证，丙申七月，董其昌在杭州一带，并不在京师。而且，“取道泾里的时间并未确指，在去路亦可，在归程亦可。”“这两句也许是说得不清楚，其实这既然讲的是过去的事，不论是归程也好，去路也好，八月前往，十月就回来了，时间上隔得并不太长。所以，即使他是去路上购得的，但没有立刻就题，一直等到他在归程达到龙华浦时，才有闲暇和心情题上此跋，这也是很自然的事，而不是作伪者把归程误为去路的。”
彭袭明先生根据史料和地理交通情况，推测董其昌丙申秋奉使吉藩的路线是：故乡华亭出发，溯江而上至兰溪衢州，由现在的浙赣及南萍两条铁路线经江西而进入湖南的。事毕由湘江泛洞庭而至武汉，浮江东下至齐安……又次至九江，入庐山东林寺观白莲花。闰八月某日，经池州江上。又次过金陵镇江入运河，经丹阳武进，抵无锡泾里，由华中翰之介绍，向安绍芳购得此卷。最后从苏州河到达上海，十月七日题于龙华浦舟中。
为什么要坐船？
无用师卷董跋比子明卷董跋还多出了“舟中”二字，徐先生曾有怀疑，由龙华浦“至董氏故里，道途不远，船舆两便，又何必一定要在舟上呢？”
傅申先生认为，古来江南一带的书画收藏家自备书画船的不少，舟中作画也是常事，在董其昌更是多见。江南的交通水路一般不会慢于陆路，就常识而论，坐船比舆轿更稳便、可坐可卧、面积大、省差旅费、可携带家人僮仆、书画工具等。更何况他是乘船出使三湘回来，而龙华浦又在江边。所以“舟中”二字合情合理。彭先生对此也有过讨论，与傅申的意见无异。
面对傅先生和饶先生对此问题的解释，徐先生认为这个论点在自己的论证中本无关轻重，但傅先生对“舟舆两便”四字提出了五百一十九字的辩难。“似乎并没有太大毛病的话，值得傅、彭两先生费这么大的力来反驳吗？”他认为，辩论应该尽可能弄清一个问题的骨干，尽可能抓住对方语言的纲领，不可运用避坚攻弱、避实击虚的技巧。而傅先生随后声明自己尽量从各种角度去说明问题、解答问题，绝没有避而不论的企图，而且辩论的长短和问题的大小不定常成正比，那是视资料而定。
长短邹跋，谁真谁伪？
不同于两卷之董跋的形似双胞胎，两卷虽都有邹之麟的题跋，但是内容长短差异非常大，徐先生认为子明卷的邹跋为真，但是彭、傅、饶三位先生认为子明卷为假，无用师卷邹跋为真。
纠结软还是着力自然？
反驳方的学者均认为子明卷邹跋的书法不好，徐邦达先生对其评价为“尖劲险恶”。为了证实子明卷邹跋的真实性，徐复观先生将题跋与其他存世邹之麟的字迹进行了比较，《明清名贤百家书札》中的两通书札的“麟”字，翁万戈藏邹册九页的“麟”字、子明卷的“麟”字大体相同，与无用师本的“麟”字全不相同，且两卷邹跋的字体虽大体相同，而子明卷的字较有精神。子明卷邹跋所署“麟”字款咀颜书的精髓，无用师卷邹跋虽极力模仿，但纠结软穉，不像是邹之麟这种“迫古作者”的文字。所以，徐先生认为子明卷邹跋为真，无用师本的邹跋为伪。
虽然比较字迹的方法很常用，但是在此例中，彭袭明先生认为。邹之麟的署名有多种不同的写法，不可执一而论：“大抵古人款字书写不原因，与年龄、功力、工具、情绪有关，决不能如刻板一般，丝毫不变的。”
对于徐复观先生说无用师卷的邹跋字纠结软穉，傅先生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无用卷邹跋的文字洋洋洒洒，笔笔着力而又自然，只是此跋的款字比较近于正楷罢了。
长短二跋，谁更可靠？
对于长短两则邹跋的真伪，徐复观认为子明卷的短跋为真，无用师卷的长跋是作伪者为了增值而妄添的。但是饶宗颐、傅申等认为无用师卷的邹跋才为真，子明卷的邹跋是作伪者删减无用师卷的邹跋而来，饶宗颐认为，子明卷邹跋不成文义。他们是如何做出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呢？
饶宗颐认为无用师卷的邹跋十分可靠，原因如下：
首先，邹臣虎和吴问卿的关系甚深，邹之麟曾为吴问卿题匾曰“富春轩”。题跋中邹氏“巧取”之评论，即针对无用师卷黄子久原跋：“有巧取豪者，俾先识卷末”而发。子久跋末识“十年青龙在庚寅”与邹跋谓“庚寅画画”正合。而邹作跋时间亦在庚寅，如是巧合，故跋云“可异也”。
其次，邹之麟临本后的题跋和两首绝句可以作为旁证。卷后题跋：“子久《富春图》，余曾一再见于枫隐主人处，业为题识卷尾。”庚寅年跋语中“五岳有真形图，而富春亦有之”，他借用道教五岳真形图的典故来相比况，因子久是道教中人，十分切当。而邹之麟在其仿本上曾题过两首绝句，一首为“山川图画自天然，何必丹青借笔传；此日真形已残败，却怜纸上化为烟。”另一首是“世盼分明是图画，一翻过眼一番无。劫灰已作千年话，何有区区一卷乎。”“此日真形已残败”句分明借用“五岳真形图”比拟《富春山居图》，说这幅真形图已是残破，不是完本，“纸上化为烟”即慨叹该卷曾经被吴问卿付火之事。 彭袭明认同饶宗颐的子明卷邹跋为伪的观点，原因是该邹跋不合题他人藏画文字的惯例。“题他人藏画，不论明的暗的，必须牵连到藏画人与题画人的关系、地点、年月等等，尤其在单独书写时，更不能忽略。此跋没头没脑，除赞叹几句画法外，什么也没有说明。其次，子明卷签题是‘山居图’，而邹跋则称之日‘富春山图’，极明显是为着要仿效无用师卷跋文而作的。”
对于邹仿本之绝句，徐复观先生有其他解释。在他看来，邹题绝句本是抒发亡国之哀，并不是感叹付火事。而且《五岳真形图》是道教避灾祈福的符箓，与山水画无丝毫关系，后人在绘画上可能偶一借用，邹的绝句中的“真形”作隐喻之用。而无用师卷邹跋，则在绘画上作正面的典故用，他认为以邹之麟的博学，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跋中引苏东坡的“泥上偶然留指爪”，把“泥”字错成“冰”字，即使是误记，但冰上留不到指爪，邹氏是可以了解的。所以，不同于饶宗颐，徐复观认为无用师卷邹跋为伪铁证如山，证据如下：
1.从跋文内容来看，子明卷跋文短，没有提过邹之麟榜书“富春轩”的故事情有可原，但是无用师卷邹跋废了这么多笔圣并没有提到藏画的“富春轩”，反而说“置之枕藉，以卧以起。陈之座右，以食以饮”，古今收藏家有这种处置名画的方式吗？伪作该跋的清客不曾有机会参与到故家巨室的生活圈子里，所以作这种“把肉麻当有趣的陈述”。
2.无用师卷邹跋提到：“国变时，问卿一无所问，独徒跣而携此卷。”据此，吴问卿在国变时应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只不过是席先人余业的一个孝廉，家居宜兴，受国变的影响应当不大。陈其年《感旧诗》自注对吴问卿的描述，没有因国难徒跣逃离，因此受到损失的痕迹。伪跋作者之所以这么写是为了要说出“直性命徇之矣”这句话，为伪造付火故事作伏线。
3.无用师卷邹跋：“庚寅画画，题画人又适庚寅”，庚寅年乃吴问卿死去的那一年。据邹之麟仿《富春山图》题款谓：“余曾一再见于枫隐主人处”，为什么邹氏要等到吴问卿死后才题跋，未免太奇怪了。至于此跋内容与子久之款相合，若承认两者皆伪，或竟出自一人之手，自不足为异。
此外，从人品个性来看，明代相关文献显示邹之麟性格傲岸，而无用师卷的邹跋“把吴问卿捧得肉麻兮兮的，全是清客口气”，徐复观认为邹不会说出这些无聊的话，两跋相比之下，子明卷邹跋更适合其身份个性。
虽然徐复观和翁同文认为铁证如山，但是，在傅申看来，他们并没有列出确凿的证据。翁先生以为先有无用卷上的“伪”邹跋，然后乃有无用师卷上的“伪”黄公望题记，这是先入为主的观念所致，而在解释时有倒果为因的现象。饶先生和傅先生都曾引证秦潜的《曝画纪余》中抄录的沈颢临本，该临本上录有黄公望、董其昌、沈周的跋，经对比与今传无用师卷上相同，而与子明卷上的跋语不同，证明沈颢在1630年左右在吴氏云起楼所摹的是无用师卷，而不是如翁先生所言的子明本，证明董其昌和吴氏所藏的也不是如徐教授所说的子明本，而是无用师卷。
但是翁同文仍坚持子明卷邹跋为真，因为他认为沈颢仿本为伪，民国十八年始见著录，卷长仅八尺余，与《富春山图》相去甚远。只不过，翁先生并没有提供详细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沈颢仿本为伪。总之，对于饶、傅、彭三先生对于子明卷邹跋的否定，徐复观、翁同文始终没有接受，两人坚持无用师卷的邹跋才是伪。
无用师卷邹跋：
余生平喜画，师子久，每对知己论子久画，书中之右军也，圣矣。至若《富春山图》，笔端变化鼓舞，又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海内赏鉴家，愿望一见不可得。余辱问卿知，凡再三见，窃幸之矣。问卿何缘，乃与之周旋数十载，置之枕藉，以卧以起。陈之座右，以食以饮。倦为之爽，闷为之欢，醉为之醒。家有云起楼，山有秋水庵，夫以据一邑之胜矣。溪山之外，别具溪山；图画之中，更添图画。且也名花绕屋，名酒盈樽，名书名画，名玉名铜，环而拱一《富春图》。尝闻天上有富贵神仙，岂胜是耶。又闻子久当年，元是仙人，故遗此迹与问卿游戏耶？国变时，问卿一无所问，独徒跣而携此卷。嗟平，此不第情好寄之，直性命徇之矣。彼五岳有真形图，而富春亦有之，可异也。当年此图，画与僧无用。追随问卿护持此卷者，亦是一僧，可异也。庚寅画画，题画人来又适庚寅，可异也。虽然，余欲加一转语焉，绘画小道耳，巧取豪敓，何必蚤计，载之记中也。东坡不云乎：“冰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记东西。”问卿目空一世，胸绝纤尘。乃时移事迁，感慨系之，岂爱根犹未割耶？庞居士不云平：“但愿空诸所有，不欲实诸所无。”嗟平，余言亦太饶舌矣。野老邹之麟识。
子明卷邹跋：
黄子久，画之圣者也，书中之右军。至若《富春山图》，笔端变化鼓舞，又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昧庵老人之麟题。
谁收藏了子明卷？
在书画作伪的方法中，有一个方法是伪造前人印章以提高画价，所以，在书画鉴定中，鉴定印章对辅助书画真伪的判断价值有限。印章为真，书画不一定为真，因为有可能是后人持前人印章钤盖的，或者从其他地方移来的；印章为伪，则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书画是真的，只是画商为进一步提高画作价值，伪造了该印章，另一种可能就是此作品就是伪作。
可见，不能仅仅依靠印章的真伪去判断书画的真假，往往需要结合文献去互证。而且，书画的流传历史也并非完整无缺，也会出现无法考证的空白时间段，但是，这并不代表在这段时间内，该画没有易主，只不过是因为文献史料有所欠缺罢了。在《富春山居图》的这场大论争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在争论子明卷上刘钰、瞿式耜、唐宇昭三人的收藏印，疑点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