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永嘉学派，因其代表人物多为浙江永嘉人而得名，是南宋时期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永嘉学派在宋元之际断裂，明清之后复兴，尤其是晚清的孙衣言、孙诒让父子，致力发扬光大永嘉“事功学术”，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取得学术重要成就的同时，也为发展地方实业、提倡新式教育而作出了卓越贡献。
永嘉学派，渊源于北宋永嘉（今温州）学者王开祖、丁昌期、林石（三人被统称为“皇佑三先生”）和周行已、许景衡等“永嘉九先生”。后者学于王安石的新学、吕大临的关学、程颐的洛学，并将学说带回浙江。南宋时，永嘉地区学者辈出，薛季宣开创事功之学，继之者陈傅良，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郑伯熊、郑伯海、郑伯英、徐谊等都是前期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
永嘉学派出现的背景：南宋时期，永嘉（今温州）地区工商业经济发达，出现数量众多的富商、富工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他们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买卖自由，尊重富人，并希望能减轻捐税，发展商业。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指出：“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按语）永嘉学派最大的特点是强调功利，注重事功。具体地讲，这种事功之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杰出人物应是“实德”和“实政”的结合；二是提出义理不能脱离功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三是主张“农商一体”。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商业，并指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四是主张“富国强兵”。论述了“夷夏之辨”与“正恶之辨”的区别，突出金兵入侵的非正义性，强调抗击金人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强调以民为本，坚持改革政弊，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考求历代国家的成败兴亡、典章制度的兴废，希望以此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求个人的心性修养，从而使它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永嘉学派虽然在南宋时期很活跃，但却在宋元之际一度断裂。清初的《宋元学案》该书，给予永嘉学派很多的肯定和赞誉，甚至对其失传流露出些许同情和遗憾，于编者看来，永嘉学派的思想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是没有实质作用的，充其量仅能纠正朱学的某些弊端。这种见解从黄宗羲、全祖望的许多论述中都可以见的到。
清代中叶，温州地区受海禁、迁界政策之累和三藩之乱的破坏，温州文化日陷颓势。从道光年间开始，永嘉学派开始走向复兴，以张振夔、孙希旦、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宋恕、陈虬、陈黻宸等人为代表，温州知识分子开始从学术资源的枯竭来思考区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也使永嘉学派开始走向复兴。
具体而言，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做学术史的梳理工作，同时孙衣言在其子孙诒让的协助下点校整理了《永嘉丛书》，丛书收录了温州历代文献10多种，包括刘安上、刘安节、许景衡、薛季宣、林季仲、陈傅良、叶适等人的别集，从时间上看，自北宋末年程学南传开始，一直贯穿到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全盛期。入选书目本身就是一部永嘉学派发展的学术史，这一工作对永嘉学的复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1913年陈黻宸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讲中国通史，其讲稿撰成《中国通史》一书，论次自春秋以来至于清代，提纲挈领，间发议论。陈黻宸结合清末学界的风气，针对性地呼吁重视社会史研究。他认为社会史研究是研究政治的基础，并对清末宋学派纵横捭阖的政论表示了鄙弃，既对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进行了批判，也对好发空论的宋学进行了批判。
晚清有志于复兴永嘉学派的温籍知识分子，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给予史学高度的重视。宋恕的史学著作并不多，有《浙学史》《永嘉先辈学案》《朝鲜大事记》等。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主张，是重视世界史研究。宋恕认为清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书，“题名皆陋，将以尊内，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是反辱国矣”。在转译日文成风的近代学术界，宋恕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实是值得赞扬的。
以經世致用的目的研究史学，是近代温州知识分子复兴永嘉学派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一特色使永嘉学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版图上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地位。在清末学术裂变中，温籍知识分子还通过作新国学，躬行西学来处理国学和西学的关系。在清理旧学时，除了批判空洞无物的理学糟粕（从广义的角度看，康梁之学其实也属于理学）外，温籍知识分子还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中开物成务、富国强兵的有益成分。同时，温籍知识分子否认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无能为力。
而在呼吁作新国学的同时，温籍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吸收也是彻底的。他们不但从书本上吸收西学，还身体力行，率先在教育、实业等领域引入西方文明。如陈虬的利济医院开创了中国初等医科教育的先河。朴学大师孙诒让，不仅为浙南初等师范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积极发展农工商业，以实业救国，曾多次被提名、担任一些近代企业的管理者。历史上，在驰骋商场的同时，在学术上又能达到“三百年绝等双”（章太炎语）水平的，唯孙诒让一人耳。
温籍知识分子大多数接受的是传统国学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感情很深，因此当欧风美雨来袭、烧经之说甚嚣尘上时，他们都感到了忧虑和痛心。宋恕首先否定理学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指出永嘉学派的“纯”与“实”，界定了永嘉学派的“事功”主题。而近代温籍知识分子从永嘉学派的文献中汲取了思想精华，在近代情境中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可以说，“贯穿古今，通经致用”是南宋永嘉学派的思想灵魂，叶适认为这是向儒家“道之本统”的回归；“融会中西”则是永嘉学近代存续的具体形式，而这三者又统一于温籍知识分子对“儒术”的近代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近代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道之本统”的新见解、新境界。
永嘉学派在晚清复兴，功莫大于孙衣言、孙诒让父子也。
孙衣言是温州瑞安人，他开始全面接触永嘉学术是在他为官以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五十二中所书：“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版）强调功利，注重事功，这是永嘉学派最大的特点。
从道光三十年（1850）考取进士直至咸丰八年（1858），孙衣言一直在翰林院任职，其间参与《宣宗实录》编纂，曾独编《夷务书》100卷。同治五年二月，孙衣言遵旨筹划，并呈上《密陈夷务疏》，他认为“道光二十年以来办理夷务，无事不识，而尤莫误于不争天津海口，驯致庚申之变”。他认为西学并非完全不可取，关键是要能够经世济世，研究和解决实际的问题。他强调以经学为本，注重科学，反对空谈，按照时代的要求做事。因此，他积极上书清政府，提出治国改革之理念；在地方上主政则清廉为民。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孙衣言得知清廷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就愤而作《志愤诗》12首，以纪丧权辱国之痛。道光三十年（1850），37岁的孙衣言考中进士，此后他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侍讲、上书房师傅，后又出为安庆知府、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最终以太仆寺卿致仕。孙衣言正式进入官僚队伍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各种弊端已初露端倪，西方列强无不对中国虎视眈眈。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入侵天津，举朝争议和战不决，孙衣言连上了两道奏章，提到了御兵之策。同年六月，因上《御戈之策章》，坚持主战言论，孙衣言被调任安庆知府。孙衣言没有因此气馁，而是在任上广施惠政。同治五年（1866），孙衣言遵旨参与筹划，上《密陈夷务疏》。咸丰十一年，孙衣言升任安徽按察使。光绪元年八月，升任湖北布政使，两年后调任江宁布政使，整饬盐务、厘捐，明断疑狱，治有政声。
孙衣言早年做过三年的国子监琉球教习，三年中他与琉球弟子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琉球为日本吞并后，年已古稀的孙衣言还惦记琉球门生，他的再传弟子林世功曾往中国求救，但愿望破灭，愤而在北京总理衙门前挥剑自杀，以死抗议日本的吞并。 后来孙衣言还任过短期的杭州紫阳书院的山长。紫阳书院为清代官府书院，也是属于官学教育的范畴。家学方面，孙衣言晚年的时候在家乡瑞安讲学并建立玉海楼。根据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记载，光绪元年（1875） ，孙氏筑“诒善祠塾”，衣言以永嘉经制之学垂为世训，手题楹帖：“务求知古如君举 ；尤喜能文似水心。”在孙衣言的努力下，教育出来不少的杰出弟子，著名的有晚清大儒孙诒让以及清末名臣黄体芳。
孙衣言早年文从桐城学派，晚年则推崇永嘉学派。晚年的孙衣言深刻地认识到该学派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并决心以振兴永嘉学派为己任，推广永嘉学派的言论及思想。他的学生黄体芳自称“弱冠从吾师游，每侍从，辄闻吾师称南宋乡先生之学以教学者，有所论著，必三致意焉”（《孙延钊集》上海科学技术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经过多方努力，孙衣言组织搜辑遗佚文献编成《永嘉集》74卷，校刻“永嘉丛书”13种，收录乡哲遗文佚事，编有《永嘉学案》及《瓯海轶闻》57卷。此外，他还于光绪八年（1882）编成《叶水心年谱》。在孙衣言的带领下，他的弟弟孙锵鸣、次子孙诒让，学生黄体芳等均以全力发扬永嘉之学。而在这些人当中，孙诒让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
孙诒让，孙衣言之子，既能叱咤商场和各种社会事务，又能在学术上达到“三百年绝等双”，成为“晚清特立之儒”。孙诒让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秉承了孙衣言的治学之道，发扬光大永嘉学术，积极复兴永嘉学派。孙诒让也是朴学大师，但他又与其他乾嘉朴学学者不同，他治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救国。他的为学宗旨是“务实”“应时需”，即把学术与经世致用的思想统一起来。他研治《周礼》是为了从中寻找一条致富之路，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撰写《墨子间诂》，是因为墨子主张强本节用，兼爱非攻，劳身苦志，应变持危。孙诒让非常重视永嘉文献，独力编成了《温州经籍志》《永嘉丛书札记》。孙诒让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和实践，他参与筹办瑞安团防，并管理过瑞安筹防局，担任过浙江保路拒款瑞安分会会长。孙诒让还积极兴办实业，曾集资兴办蚕学馆，教导饲蚕种桑实业，组织瑞安务农支会，试种湖桑和瓯柑。1904年这一年中，孙诒让组织富强矿物公司，设立大新轮船股份公司，并组织创办人力车公司。1905年瑞安成立商会，自为总理。他的这些实践，开启了温州兴办实业的风气，对温州的近代化进程意义重大。孙诒让还积极投身改革，积极支持先进人士。甲午戰争失利后，孙诒让支持汪康年等发动公车上书，并附上了自己的名字，“虽获严谴，所不计也”（《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孙诒让拍电报给张之洞，试图营救秋瑾。1907年，在孙诒让的援助下，“新山歌”案得以平息，保全了敖嘉熊和陈梦熊等革命烈士。受父亲热衷于教育的影响，孙诒让致力于浙南初等师范事业。在戊戌变法前，孙诒让发起创办了瑞安学计馆、瑞安方言馆、温州府学堂、温州师范学堂。此后，他还主持过温处学务分处并负责具体事务。据统计，温处学府在1896年至1908年共13年间，共创办各级各类学校309所，其中有243所是在学务分处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孙氏父子对永嘉事功之学的实践可谓是一脉相承，嘉道以降“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是晚清学术思想界的重大变化，晚清复兴的南宋永嘉学派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一支学术流派。在南宋永嘉学风与晚清社会巨变相互激荡中形成的孙氏家学的治学门径是文字学、校勘学等考证方法，治学宗旨是求“经世致用”。孙氏父子治学立足于汉学考证，又汲取宋学大义，呈现汉宋兼采的特色，这既是永嘉学派流风所致，也显示了嘉道以降学术思想界调和汉宋的新动向，它表明嘉道以降纯汉学已退居次席，晚清学风也随之大变。
永嘉学派以其鲜明的“经世”特点，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事功之学的传承往往也离不开时代的要求。很多情况下，当一个王朝濒临毁灭的时候，总会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一股经世思潮，知识分子渴望通过事功改变国家的命运。永嘉学派，于南宋时希望通过经世致用的思想振兴朝纲；而于晚清时则希望通过经世实学的思想富国强兵。
（作者简介：叶正社，温州市国学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兴文，温州市国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永嘉学派的创立与沿革
永嘉学派，渊源于北宋永嘉（今温州）学者王开祖、丁昌期、林石（三人被统称为“皇佑三先生”）和周行已、许景衡等“永嘉九先生”。后者学于王安石的新学、吕大临的关学、程颐的洛学，并将学说带回浙江。南宋时，永嘉地区学者辈出，薛季宣开创事功之学，继之者陈傅良，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郑伯熊、郑伯海、郑伯英、徐谊等都是前期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
永嘉学派出现的背景：南宋时期，永嘉（今温州）地区工商业经济发达，出现数量众多的富商、富工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他们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买卖自由，尊重富人，并希望能减轻捐税，发展商业。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指出：“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按语）永嘉学派最大的特点是强调功利，注重事功。具体地讲，这种事功之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杰出人物应是“实德”和“实政”的结合；二是提出义理不能脱离功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三是主张“农商一体”。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商业，并指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四是主张“富国强兵”。论述了“夷夏之辨”与“正恶之辨”的区别，突出金兵入侵的非正义性，强调抗击金人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强调以民为本，坚持改革政弊，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考求历代国家的成败兴亡、典章制度的兴废，希望以此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求个人的心性修养，从而使它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永嘉学派虽然在南宋时期很活跃，但却在宋元之际一度断裂。清初的《宋元学案》该书，给予永嘉学派很多的肯定和赞誉，甚至对其失传流露出些许同情和遗憾，于编者看来，永嘉学派的思想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是没有实质作用的，充其量仅能纠正朱学的某些弊端。这种见解从黄宗羲、全祖望的许多论述中都可以见的到。
永嘉学派的晚清复兴
清代中叶，温州地区受海禁、迁界政策之累和三藩之乱的破坏，温州文化日陷颓势。从道光年间开始，永嘉学派开始走向复兴，以张振夔、孙希旦、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宋恕、陈虬、陈黻宸等人为代表，温州知识分子开始从学术资源的枯竭来思考区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也使永嘉学派开始走向复兴。
具体而言，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做学术史的梳理工作，同时孙衣言在其子孙诒让的协助下点校整理了《永嘉丛书》，丛书收录了温州历代文献10多种，包括刘安上、刘安节、许景衡、薛季宣、林季仲、陈傅良、叶适等人的别集，从时间上看，自北宋末年程学南传开始，一直贯穿到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全盛期。入选书目本身就是一部永嘉学派发展的学术史，这一工作对永嘉学的复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1913年陈黻宸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讲中国通史，其讲稿撰成《中国通史》一书，论次自春秋以来至于清代，提纲挈领，间发议论。陈黻宸结合清末学界的风气，针对性地呼吁重视社会史研究。他认为社会史研究是研究政治的基础，并对清末宋学派纵横捭阖的政论表示了鄙弃，既对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进行了批判，也对好发空论的宋学进行了批判。
晚清有志于复兴永嘉学派的温籍知识分子，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给予史学高度的重视。宋恕的史学著作并不多，有《浙学史》《永嘉先辈学案》《朝鲜大事记》等。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主张，是重视世界史研究。宋恕认为清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书，“题名皆陋，将以尊内，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是反辱国矣”。在转译日文成风的近代学术界，宋恕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实是值得赞扬的。
以經世致用的目的研究史学，是近代温州知识分子复兴永嘉学派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一特色使永嘉学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版图上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地位。在清末学术裂变中，温籍知识分子还通过作新国学，躬行西学来处理国学和西学的关系。在清理旧学时，除了批判空洞无物的理学糟粕（从广义的角度看，康梁之学其实也属于理学）外，温籍知识分子还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中开物成务、富国强兵的有益成分。同时，温籍知识分子否认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无能为力。
而在呼吁作新国学的同时，温籍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吸收也是彻底的。他们不但从书本上吸收西学，还身体力行，率先在教育、实业等领域引入西方文明。如陈虬的利济医院开创了中国初等医科教育的先河。朴学大师孙诒让，不仅为浙南初等师范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积极发展农工商业，以实业救国，曾多次被提名、担任一些近代企业的管理者。历史上，在驰骋商场的同时，在学术上又能达到“三百年绝等双”（章太炎语）水平的，唯孙诒让一人耳。
温籍知识分子大多数接受的是传统国学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感情很深，因此当欧风美雨来袭、烧经之说甚嚣尘上时，他们都感到了忧虑和痛心。宋恕首先否定理学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指出永嘉学派的“纯”与“实”，界定了永嘉学派的“事功”主题。而近代温籍知识分子从永嘉学派的文献中汲取了思想精华，在近代情境中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可以说，“贯穿古今，通经致用”是南宋永嘉学派的思想灵魂，叶适认为这是向儒家“道之本统”的回归；“融会中西”则是永嘉学近代存续的具体形式，而这三者又统一于温籍知识分子对“儒术”的近代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近代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道之本统”的新见解、新境界。
永嘉学派的重要传人
永嘉学派在晚清复兴，功莫大于孙衣言、孙诒让父子也。
孙衣言是温州瑞安人，他开始全面接触永嘉学术是在他为官以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五十二中所书：“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版）强调功利，注重事功，这是永嘉学派最大的特点。
从道光三十年（1850）考取进士直至咸丰八年（1858），孙衣言一直在翰林院任职，其间参与《宣宗实录》编纂，曾独编《夷务书》100卷。同治五年二月，孙衣言遵旨筹划，并呈上《密陈夷务疏》，他认为“道光二十年以来办理夷务，无事不识，而尤莫误于不争天津海口，驯致庚申之变”。他认为西学并非完全不可取，关键是要能够经世济世，研究和解决实际的问题。他强调以经学为本，注重科学，反对空谈，按照时代的要求做事。因此，他积极上书清政府，提出治国改革之理念；在地方上主政则清廉为民。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孙衣言得知清廷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就愤而作《志愤诗》12首，以纪丧权辱国之痛。道光三十年（1850），37岁的孙衣言考中进士，此后他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侍讲、上书房师傅，后又出为安庆知府、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最终以太仆寺卿致仕。孙衣言正式进入官僚队伍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各种弊端已初露端倪，西方列强无不对中国虎视眈眈。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入侵天津，举朝争议和战不决，孙衣言连上了两道奏章，提到了御兵之策。同年六月，因上《御戈之策章》，坚持主战言论，孙衣言被调任安庆知府。孙衣言没有因此气馁，而是在任上广施惠政。同治五年（1866），孙衣言遵旨参与筹划，上《密陈夷务疏》。咸丰十一年，孙衣言升任安徽按察使。光绪元年八月，升任湖北布政使，两年后调任江宁布政使，整饬盐务、厘捐，明断疑狱，治有政声。
孙衣言早年做过三年的国子监琉球教习，三年中他与琉球弟子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琉球为日本吞并后，年已古稀的孙衣言还惦记琉球门生，他的再传弟子林世功曾往中国求救，但愿望破灭，愤而在北京总理衙门前挥剑自杀，以死抗议日本的吞并。 后来孙衣言还任过短期的杭州紫阳书院的山长。紫阳书院为清代官府书院，也是属于官学教育的范畴。家学方面，孙衣言晚年的时候在家乡瑞安讲学并建立玉海楼。根据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记载，光绪元年（1875） ，孙氏筑“诒善祠塾”，衣言以永嘉经制之学垂为世训，手题楹帖：“务求知古如君举 ；尤喜能文似水心。”在孙衣言的努力下，教育出来不少的杰出弟子，著名的有晚清大儒孙诒让以及清末名臣黄体芳。
孙衣言早年文从桐城学派，晚年则推崇永嘉学派。晚年的孙衣言深刻地认识到该学派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并决心以振兴永嘉学派为己任，推广永嘉学派的言论及思想。他的学生黄体芳自称“弱冠从吾师游，每侍从，辄闻吾师称南宋乡先生之学以教学者，有所论著，必三致意焉”（《孙延钊集》上海科学技术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经过多方努力，孙衣言组织搜辑遗佚文献编成《永嘉集》74卷，校刻“永嘉丛书”13种，收录乡哲遗文佚事，编有《永嘉学案》及《瓯海轶闻》57卷。此外，他还于光绪八年（1882）编成《叶水心年谱》。在孙衣言的带领下，他的弟弟孙锵鸣、次子孙诒让，学生黄体芳等均以全力发扬永嘉之学。而在这些人当中，孙诒让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
孙诒让，孙衣言之子，既能叱咤商场和各种社会事务，又能在学术上达到“三百年绝等双”，成为“晚清特立之儒”。孙诒让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秉承了孙衣言的治学之道，发扬光大永嘉学术，积极复兴永嘉学派。孙诒让也是朴学大师，但他又与其他乾嘉朴学学者不同，他治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救国。他的为学宗旨是“务实”“应时需”，即把学术与经世致用的思想统一起来。他研治《周礼》是为了从中寻找一条致富之路，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撰写《墨子间诂》，是因为墨子主张强本节用，兼爱非攻，劳身苦志，应变持危。孙诒让非常重视永嘉文献，独力编成了《温州经籍志》《永嘉丛书札记》。孙诒让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和实践，他参与筹办瑞安团防，并管理过瑞安筹防局，担任过浙江保路拒款瑞安分会会长。孙诒让还积极兴办实业，曾集资兴办蚕学馆，教导饲蚕种桑实业，组织瑞安务农支会，试种湖桑和瓯柑。1904年这一年中，孙诒让组织富强矿物公司，设立大新轮船股份公司，并组织创办人力车公司。1905年瑞安成立商会，自为总理。他的这些实践，开启了温州兴办实业的风气，对温州的近代化进程意义重大。孙诒让还积极投身改革，积极支持先进人士。甲午戰争失利后，孙诒让支持汪康年等发动公车上书，并附上了自己的名字，“虽获严谴，所不计也”（《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孙诒让拍电报给张之洞，试图营救秋瑾。1907年，在孙诒让的援助下，“新山歌”案得以平息，保全了敖嘉熊和陈梦熊等革命烈士。受父亲热衷于教育的影响，孙诒让致力于浙南初等师范事业。在戊戌变法前，孙诒让发起创办了瑞安学计馆、瑞安方言馆、温州府学堂、温州师范学堂。此后，他还主持过温处学务分处并负责具体事务。据统计，温处学府在1896年至1908年共13年间，共创办各级各类学校309所，其中有243所是在学务分处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孙氏父子对永嘉事功之学的实践可谓是一脉相承，嘉道以降“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是晚清学术思想界的重大变化，晚清复兴的南宋永嘉学派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一支学术流派。在南宋永嘉学风与晚清社会巨变相互激荡中形成的孙氏家学的治学门径是文字学、校勘学等考证方法，治学宗旨是求“经世致用”。孙氏父子治学立足于汉学考证，又汲取宋学大义，呈现汉宋兼采的特色，这既是永嘉学派流风所致，也显示了嘉道以降学术思想界调和汉宋的新动向，它表明嘉道以降纯汉学已退居次席，晚清学风也随之大变。
永嘉学派以其鲜明的“经世”特点，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事功之学的传承往往也离不开时代的要求。很多情况下，当一个王朝濒临毁灭的时候，总会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一股经世思潮，知识分子渴望通过事功改变国家的命运。永嘉学派，于南宋时希望通过经世致用的思想振兴朝纲；而于晚清时则希望通过经世实学的思想富国强兵。
（作者简介：叶正社，温州市国学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兴文，温州市国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