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用主要是评估金融风险并决定债券发行人能否向投资人偿付所承诺的本金和利息。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信用评级就无法进入国际债券市场。评级高低直接影响受评国家或企业的融资成本。信用越来越成为全球资本流动、贸易流动、商品流动以及债权债务信贷资源配置的基石。拥有强大的信用资本成为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但是拥有评价信用资本的资格、拥有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比拥有信用资本本身更重要。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信用体系已经成为指引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风向标，而以美国为主导的信用体系更成为全球价值体系的中枢。
　　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并称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三者评级均有长期和短期之分，但有不同的级别序列。目前国际金融界的现状是：无论是市场投资者、发债者还是监管者，都存在对三大评级机构不同程度的依赖。这种依赖，使得评级机构维持着影响力。
　　在2007-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上主要的几个经济体都濒临崩溃，正是因为各国中央银行的果断干预，才将他们从崩溃边缘挽救回来。以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为代表的国际评级机构在那个时期做了很多信用评价。伊根-琼斯评级公司（美国）总裁肖恩·伊根回忆说：“当时，很多债券都是3A级的，还有一些股票都是3A级的，但是这些真正持有3A级的债券，其实资本是不充足的。事实上，正是这些3A级的金融产品，可能一个月之后就掉到了D级，这样一来，投资人的损失率达到了百分之百，整个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都差点崩溃。”
　　三大评级机构备受质疑
　　自2008年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对美国三大公司主导的评级机构批评声不绝于耳。专家学者认为，目前以美国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为主体的国际评级体系，在评级理念、评级标准、收费模式、监管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
　　“长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保护信用评级领域的垄断结构，排斥其他国家的信用评级机构进入，把信用评级作为国际争斗的利器，获取巨大的国家利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王天龙对《经济》记者说，“应该加快对国际信用评级体系进行改革，遏制其不当权力和影响力。一个更具有竞争性的全球信用评级体系将是合意的改革方向。应改变信用评级市场的垄断结构，通过增加评级机构的市场主体数量来发挥竞争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吴晶妹表示，垄断话语权控制市场就失去了公信力。所以欧洲现在率先挑战美国，目前他们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动作。
　　2012年7月，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已开始对标准普尔、惠誉以及穆迪三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投资者服务”进行调查，以确定其对银行的评价流程是否足够严谨和透明。引发人们对三大评级机构在欧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改革的关注。
　　“在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中，三大机构备受质疑，主要问题是其评级理念太落后。”吴晶妹说，“三大机构仍然是以依托于实体资本进行所谓的信用评级，这个理念就是错的。信用是一个抽象的、虚拟的资本。这种虚拟的资本时而和实体资本复合，时而超脱实体资本，有自己运行的规律。”
　　除了信用评级标准和方法等评级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之外，现在的评级机构，特别是三大机构对市场的垄断也使得收益和责任不相匹配，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代尔认为，三大评级机构对市场存在“垄断行为”，而且“犯了很大的错误”。他说：“三大评级机构垄断了整个评级业务的95%，使信用评级成为一个非常集中的产业。”“为什么这么大的评级公司会犯这么大的错误？”蒙代尔分析说，一是他们对于房地产市场作出过分乐观的估计和评价；二是他们对一些衍生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复杂性没有充分的认识；三是对一些投资者和借款人的信用程度了解得不充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存在种种弊端，将其归纳概括为五大问题。
　　一是指导思想问题。以美国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为主体的国际评级体系，首先服务、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二是评级标准问题。他们的标准是按照西方理念来进行国家政治排序。
　　三是角色冲突问题。评级机构本身所承担的公共责任就是发现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但评级机构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与自身利益最大化存在着本质的矛盾。
　　四是技术模型问题。经济环境好时评级机构都说好；经济环境恶化时都说坏。如果都是这样，这个评级机构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五是利益冲突问题。利益冲突主要是被评人的付费问题。
　　江涌认为，现在的国际评级体系在退出机制等方面也存在漏洞。“现在信用评级机构只有进入机制，没有退出机制。怎样建立评级机构的退出机制，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套新的监管机制，防止一些评级机构“把灵魂出卖给魔鬼”，防止出现“价高级高”的“卖级”行为，防止一些机构对评级进行妥协来获得收益。
　　国际评级体系中的新力量
　　全球信用危机凸显信用评级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地位，证明了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的错误损害人类的繁荣和发展。多年来，发达国家均享受全球最高信用评级，因此融资成本和违约成本相当低廉，这加剧了发达国家债务的过度积累，直至酿成危机。眼下，欧债危机骤然升级，一边是欧洲国家频频救火，另一边是所谓权威的信用评级煽风点火。美国信用资本的绝对垄断，不仅让欧洲在与美国债务资源争夺战中败下阵来，也让全球债权国与债务国的金融失衡变得越来越严重。
　　现存国际评级体系已经不能满足世界的评级需求。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中国）总裁关建中对记者说，“人类社会用承担错误评级导致的信用危机后果，并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方式，得到了这样的共识：唯有借构建一个体现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能够承担起世界评级责任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人类社会安全发展才有保障，这就是历史的召唤。” 　　2012年10月，来自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三家独立评级机构宣布联合发起成立一个新型国际评级组织——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并发布了《北京宣言》，旨在向全球提供公正的评级信息。由中国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美国伊根-琼斯评级公司、俄罗斯信用评级公司三家评级机构发起的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是一个不代表任何国家和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非主权国际评级机构，由每个国家与评级无利益冲突的私人机构共同出资组建。
　　目前已有30多个相关评级机构和组织表达了参与组建的意愿，总部将设在香港，计划用6个月时间完成组建，并用5年时间构建起统一的国际评级标准和国际评级监管体系，建成全球市场服务体系，形成参与全球评级的能力。
　　关建中认为，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是人类进入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近60年来，在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矛盾的推动下，人类经历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信用革命，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了信用经济发展阶段。”他表示，世界信用集团的定义是非主权性质，各个国家参与，而且绝对没有利益冲突，不代表任何国家、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同时，他们也提出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国际评级标准。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的办公总部选择在中国的香港，发起人之一的俄罗斯信用评级公司总裁理查德·海恩斯沃茨告诉记者，“至于集团所在地，我们不管选在哪儿都会有人反对，把总部放在伦敦会有人不满意，放在莫斯科，也会有人不满意，不管放在哪儿，都会有人不满意。我们三位发起人都认为香港是不错的选择，因为香港是汉语文化，同时又是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有西方的文化，香港能够提供中西方的视角，既然兼容中西方的视角，就跟我们想建立多边国际监管机构的标准是相符合的。”
　　改革任重道远
　　对于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组织的成立，江涌则表示，“国际信用评级体系虽然存在诸多缺陷，但是要改变他们垄断的地位并不是一段时间内就能改变的，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过，一直指责三大评级机构的欧盟国家尚未参与此次联合行动。由于欧盟国家认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加剧了欧债危机的紧张形势，欧盟已于近期展开对三大评级机构的调查，以确定其对银行的评价流程是否足够严谨和透明。
　　事实上，美国之所以会出现长期把持世界评级话语权的三大机构，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凭借经济的崛起，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为了判断不同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他们就需要设计出一套衡量各国信用风险的工具。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的变迁，从1986年起，美国开始由一个债权国向债务国转变，国际债权体系也逐渐从西方的发达国家转移到东方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虽然发展中国家从债务人变为债权人，但评级话语权却依然被三大评级机构牢牢掌握着。
　　毫无疑问，三大评级机构代表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通过掌握的信用评级标准，给予美国等与其利益一致的发达国家以较高的信用等级，大幅降低他们的融资成本，给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较低的信用等级，暗中侵蚀他们的债权利益。
　　大公国际总裁关建中称：“现存的国际评级体系主要是维护债务国的利益，已经失去独立性，而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是不代表任何国家和集团利益的非主权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旨在推动一个独立的国际评级监管体系，向世界提供公正的评级信息。”
　　俄罗斯信用评级公司总裁理查德也说：“国际评级信用体系不能由几个公司来把控，也不能由这些公司几个分析师就决定了国际金融资产的价格，必须要吸纳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才能给出正确信息来进行国际信用评级。”
　　虽然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弊端饱受批评，但是调查显示，多数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或者债券之前，通常比较看重具有三巨头之一给出评级的企业，因此其地位短期内仍然难以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