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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教学质量的基本支撑和重要保障。本期“北外英语教育七十年”摘选了《用精神行走的人——记老一代北外外语教师的教育人生》中关于“师资队伍建设”的相关访谈内容*。从老一辈北外教师的回忆和叙述中，我们可以窥见北外老一辈优秀教师的群体图像，了解北外“传、帮、带”的教师培养传统，洞悉北外高素质师资队伍的发展路径。教书者必先强己，育人者必先律己，教师的个人素质和言传身教对学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北外老教师对于“一名优秀教师需要具备的能力和素质”这一话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相信每一位教师都能感受到老一辈对于教育事业高度的责任感和赤子之心。
陈琳：外语学院的师资力量那是没得说的。外语学院的主任是一位姓初的老教授（初大告），是一位老专家，还有王佐良、许国璋、胡文仲。一直到现在，北外师资都是由老中青相结合的学科带头人组成的。这也是北外的一个特点，尤其是北外英语系的一个特点。我们还是年轻老师的时候，都是许国璋带着我们在一起备课，现在好像不那么强调集体备课了。那个时候，年轻老师对这些老一辈老师是非常尊敬的，在他们面前就是恭恭敬敬、想从他们那里学东西的学生。老一辈也非常热心、诚挚，而且对年轻老师非常关怀、负责任。我们上课的时候，伊莎白·柯鲁克（以下称“伊莎白”）会来听课，听完了课就要给我们提意见。
当时，我们教学讨论有两种分组办法：一是按教学年级组分，二是按教研室分。同年级的老师在一块切磋、备课，按照语音、语法、词汇分出教研室，通过这样的机构来发挥集体的力量。我觉得现在好像不如过去那么强调发挥集体的力量，不知道这个印象对不对。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很重视研究工作。像M. A. K. Halliday（韩礼德）这样的大师不断来北外开讲座，他在北外待过相当长的时间，给年轻的老师们讲各种各样的知识。过去，王佐良、许国璋在主持学校和系里的工作时是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经常会请一些国际大师来办讲座。北外的老师，无论年纪大小，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教材的编写以及一些研究工作，比如写文章、出书。这在过去是外语系的一个传统，我觉得现在也还是保留了这个传统的。
陳妞培：我记得当时我刚当老师的时候，学校不允许我教精读课，也不允许我教主要的课。我负责教两个班的语音，一个班的泛读，还有两个班的听力。有一个班的泛读课是范瑛老师教的，她是个非常出色的老师。学校让我去听她的课，所以我既要听所有的精读课，还要听范瑛老师的泛读课。我觉得听他们的课非常有收获。听课不是随便听，至少要求听一个礼拜。我听了一个学期，这样一来我的工作量就很大了。我认为范瑛老师讲课有几个特点：她的每个point都是扎扎实实的；听完她的课后就知道她有哪几点是一定要让学生掌握的；她对黑板的利用是非常规范化的。原先有个老教授就说我：“陈妞培，我看你这个黑板利用得太乱了。”老教师都讲究怎么样利用黑板。他说你这边应该写新知识，那边应该写学过的知识。我教书的时候，这些老师对我的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求我养成一种非常严谨的教学态度，不能随随便便糊弄。
我当时听课的时候是一本正经地学习，不是去玩的。听人家的一节课、两节课是听不出这个老师的所以然来的。我听了马元曦老师一个礼拜的课。马老师的主要特点是能把一个水平较低的学生教得非常出色。听一节、两节她的课会觉得非常枯燥无味，但是听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发现她所有课上的项目都是扎扎实实地让学生掌握了的。我觉得一个年轻教员要是听老教员的课，不要轻描淡写地听。你要有目的地去听课，而且起码要听人家一个礼拜的课。因为课是有连续性的，不是说一节课就能完成全部内容。有的老师他一节课完不成的东西，后来会完成的，因为他有一个plan。不要通过听一次课，觉得这个老师教得不怎么样就放弃了，你要至少听完他如何完成整个教学任务的课程。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做到。这是我做教员的一个体会——要诚心诚意地去学。
Teaching plan是每个人都要轮流做的，每个课文都有Teaching plan。这样的话，教学的内容和要求就很明确。大家轮流做，一个学期你起码要做两个或者三个Teaching plan，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本身对教学就有数了。
胡文仲：备课是大家集体备课。那时候伊莎白老师跟我们在一个组，大家一起备课，一起讨论。讨论结束后，伊莎白在打字机上用复写纸把讨论内容中的语言点（language points）打出来，一人给一份。每个礼拜都有集体备课，一备就是一下午。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这篇精读课文应该怎么教，谁都可以提问题。在座的教师提出看法，大家进行讨论，最后由伊莎白把它打印出来。备课由教学组长主持，老教师讲得更多一点，我们青年教师在旁边听得更多一点，然后提一些问题。集体备课对于青年教师的培养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这一点我自己有很深的体会，我从集体备课中受益很多。
我觉得当时英语系对青年教师的要求还是比较全面的，比如教书要高低年级都教，既要教实践课，也要教理论课。除了教书，青年教师还有各种实际的锻炼，比如外出当翻译、在校内编杂志等。科研方面也有要求，老教师总是督促我们多写些文章。这样培养出来的教师就比较全面。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叫“在战斗中成长”。这是一个具有时代色彩的口号，强调在教学中、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我觉得这是对的。从个人体会来说，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实践，包括在国内外做翻译、参与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参加教材编写、编辑杂志、在电视台教书等，这些实践和经验使我成长得比较全面、比较成熟。北外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不过以前教师出去工作的机会很多，后来就比较少了。
还有一点是北外重视“传、帮、带”，学科带头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从我个人来说，各个阶段都有人在帮我引路。我当学生的时候有好的老师教，二年级的时候是刘世沐老师教，之后是张汉熙老师教，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敬业的老师。开始教书以后，刘承沛老师、杨树勋老师都是非常好的教学组长，给了我很大帮助。教语言理论课的时候，刘世沐老师是我的导师。另外，从整个系来说，王佐良和许国璋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他们在学术上感染着我们，在科研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引路人。王佐良老师经常说：“什么东西都要拿起来瞄一瞄。”意思是要兴趣广泛，博览群书。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都要瞄一瞄，所以他的视野比较宽。这影响了我们，使我们青年教师的视野逐渐地变宽了起来。我们进师资班的时候，许国璋老师带我们到英语系资料室去，把全部的工具书给我们介绍了一遍。他拿起来一本书，就能把书的作者、书名、出版社和哪一年出版的都背出来。所以，我们当时也背书名、作者、年代、出版商，培养对书的热爱，这本身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后来对学生也是这么要求的。这是另一种基本功，做学问的基本功。另外，许国璋老师对学术动态也非常敏感，学术上有什么新成果，甚至出了什么新词，他都十分注意。比如，TESOL这个缩略语刚一出现，他就在考虑如何翻译了。社会语言学是他最早在北外教的。20世纪60年代在国内可能还没有什么人教社会语言学，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对我们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北外的学术群体对于教师的成长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刘世沐、李秉汉、熊德輗、伊莎白这一大批老师在系里形成这么一种特殊的学术气氛，使置身在其中的每个教师都得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你觉得没有人在引导，实际上整个学术群体都在引导你，这是很重要的。你要问北外最可贵的是什么？北外最可贵的就是这样的学术队伍，这样的学术传统，这样的学术氛围，概括起来就是这样的学术群体。这样一种力量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聚集起来的，也是不容易打散的，不是时间一变马上就变了。就好像六必居的咸菜一样，它有老师傅在那儿带着，一代传一代，做到现在，六必居的咸菜就是比别的咸菜好。至于为什么好，这里面可能有好多好多的绝招，都是师傅带徒弟这么带出来的。学校也是一样，学校需要有一种学术传统，有一种学术氛围，这是很可贵的。 林克美：我们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随着毕业当老师就中断了，教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对教师进行长期的培养是外语学院的一个好传统。我记得刚调出来的时候极需要培训，学院从当年五月份就对我们进行集训，给我们派了很好的教师。四年里我们学了语法、语音知识，但那是零碎的、不系统的，要去教书的话还是有所欠缺。通过培训，我们收获不少。当时提出来的口号就是“要站稳讲台”。作为一个老师，你首先要能上台，并能站稳，不要被学生轰下来，这就必须具备充分的知识。
梅仁毅：我做了很多选择留校的人的工作，我从自己被留校和观察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教师选拔标准实际上有三条：第一条是这个人会安心教书，就是说他喜欢教书。因为有的人的性格是坐不住的，你就不会去挑他。另外一条就是要观察他的delivery，不能是一个“茶壶煮饺子”的人。第三条就是业务上有发展前途。我要留人的话，我不会留一个英文让人看不下去的人，那样的话不适合。我不会过多地考虑他政治方面的东西，但这个人的人品是必须考虑的。当然我也不在乎一个人有点缺陷，如果其他几个条件都很好的话，那就慢慢来。人从年轻到老是会慢慢变化的，所以这个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祝珏：我们那时候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集体的“带”和“帮”。我们轮流做教案，集体备课，互相听课、观摩，互相提建议和意见。当时老师们经常上公开课，专家、教授们会旁听，听完了他们会批评老师哪句话没有讲对或者板书写得如何，等等。并不一定是谁上课上得好就让谁办公开课，一般是临时通知。
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批年轻老师是还没毕业就被提前调出来当老师的。他们品学兼优，但是缺乏教学经验。所以，党团组织和老教师会教他们如何献身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如何发愤图强、注意团结，如何搞好师生关系、教书育人，等等。那个时候，党支部对教学要起保证作用，年级支部会议上会讨论一些有关教学思想、师生关系、工作作风等问题。
胡文仲：一名優秀的教师首先要热爱教学、热爱学生，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种奉献精神。第二，教师的语言基本功要好，知识面要宽，视野要广阔，这样学生的视野才能比较广阔。教师对于文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都应该懂一些，我觉得不应该只限于哪一门学科，实际上学问是相通的。回忆我们成长的过程，原来是学文学的，后来接触语言学，再后来也接触到教育学。当然，我们教育学可能不像师范大学学得那么多，这可能是一个弱项。第三，一个好的外语教师应该有强烈的求知欲，对于新事物应该有强烈的好奇心，要关心语言教学的全局。一个好的外语教师，不一定非要是某某教学组织的负责人或系主任，但是他要关心全局性的东西，包括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上的东西是相通的，如果不了解国际上大的趋向，不了解国内的研究现状，只是埋头做自己的科研是不可行的。第四，教师要善于总结，善于收集资料。第五，教师要勤于科研，勤于动手，说白了就是要动手写东西。王佐良、许国璋一直督促大家要多动手、要多写东西，就是写小文章也可以。最后，我觉得要熟悉和善于使用电脑和网上的资源，要善于从互联网上找材料，这在当前这个时代是不可或缺的。
徐克荣：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不见得有多高的水平，但要是方法对了，就可以教水平比你高的学生。例如，自己的发音不一定有学生好，但是只要你方法对，你可以利用现在的手段让他们去模仿某人，你可以指导他们。一个发音好的老师未必能够教出发音好的学生，也许他的指导不得当，但是发音不够好的教师是可以教出发音好的学生的，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所以，老师必须有一个意识：你的作用不是想办法处处压过学生，而是要培养学生。
王立礼：一名优秀教师首先英文得好，而且要全面发展。你要给学生一杯水，你自己就要有一壶水。你给学生一壶水，你自己要有一缸水。我觉得这是老师的第一条。第二条，教学态度要极其认真负责。因为这是一个教育人的事业，你不能误人子弟。而且，像本科的skill courses，教起来也是一种艺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你去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另外，老师的穿戴也要整齐。我看到国外有些老师上大课的时候，他都要戴tie的；上小课、上辅导课时他就可以穿 jacket。上课的时候给学生一个印象：你尊重他。第三条，作为老师，你要教学生什么？以前叫教书育人，现在我觉得好像这个口号过大了。我认为有一条挺重要的，就是除了教你自己的课以外还要教学生文化、知识，开拓他的思路，甚至于教他怎么做人。最后一条就是老师要有一个综合的素质。老师的气质要好，素质要高。老师本身要有一定的人格魅力，这一点很重要。当好一个老师要具备这么多条件挺不容易的。
张载梁：我1957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教书。让我从“ABC”教起，教一年级。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我研究生都毕业了，还教不了“ABC”吗？但是系里面让应曼蓉跟我合教一个班，意思是让她来带带我。第一次上课，应曼蓉在底下听，我在上面讲，我把我研究生学的东西在课堂上讲。应曼蓉跟我说：你讲这些没用，学生是听不进去的。后来，就慢慢地跟应曼蓉这些有经验的老教师学习，慢慢地就知道了，这个跟你的学问没有关系，当一个好的老师不仅是你自己要知道这些东西，你得让学生明白。
等我教高年级课程的时候，我有一个优势，我能从学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后来翻译课教得比较多，我能从学生的角度来想他会碰到什么困难，这个困难应该如何解决。这对老师来讲很重要。好的外语老师理所当然外语要过硬，还有一条就是你知道怎么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上一堂课就像指挥家指挥一首乐曲，怎么能让自己很满意的同时也让学生们感觉很好呢？具体是哪堂课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那种感觉我是有过的，你肯定也有过，就是说好的老师能够把学生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
张中载：一个优秀的老师，专业方面一定要好，掌握的知识要多。实际上，老师对各方面的知识掌握，如人文的、社科的、自然科学的，是教育学生以及上好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我认为这本身是对学生的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而这个是现在学校所缺乏的。
庄绛传：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我认为只有两个字：认真。认真对待学生。当然，你首先得能够安下心来，在这儿做这样一番事业，因为你要很努力才能在这个岗位上做好。我不管你这个课上过多少遍了，你上课以前都得备课。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否则你对不起学生。人家来听你讲课，结果你没有准备就来了。虽然你去年讲过，但那是一年以前的事了。另外一点，就是要出成果，写文章、写书。这对自己的提高是很有好处的。不要觉得写文章、写书给人家看，对人家有好处，其实受益最大的是作者本身。你出了一本书，你就不必再看了。我就从来不看自己出的书，因为都在我脑子里了，我还看什么呢。这就是我的收获，而且我的收获比任何一个读者都大。他看你的书，这不是他写的，他只留下一个印象，他的体会没有你那么深。所以，出成果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但得益最大的是你自己。研究是无止境的，所以一个老师要不断地提高自己，把教学搞得更好一些，要安下心来认真对待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样也许自己会有所进步，也对得起老师这个职业吧！
师资培养
陈琳：外语学院的师资力量那是没得说的。外语学院的主任是一位姓初的老教授（初大告），是一位老专家，还有王佐良、许国璋、胡文仲。一直到现在，北外师资都是由老中青相结合的学科带头人组成的。这也是北外的一个特点，尤其是北外英语系的一个特点。我们还是年轻老师的时候，都是许国璋带着我们在一起备课，现在好像不那么强调集体备课了。那个时候，年轻老师对这些老一辈老师是非常尊敬的，在他们面前就是恭恭敬敬、想从他们那里学东西的学生。老一辈也非常热心、诚挚，而且对年轻老师非常关怀、负责任。我们上课的时候，伊莎白·柯鲁克（以下称“伊莎白”）会来听课，听完了课就要给我们提意见。
当时，我们教学讨论有两种分组办法：一是按教学年级组分，二是按教研室分。同年级的老师在一块切磋、备课，按照语音、语法、词汇分出教研室，通过这样的机构来发挥集体的力量。我觉得现在好像不如过去那么强调发挥集体的力量，不知道这个印象对不对。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很重视研究工作。像M. A. K. Halliday（韩礼德）这样的大师不断来北外开讲座，他在北外待过相当长的时间，给年轻的老师们讲各种各样的知识。过去，王佐良、许国璋在主持学校和系里的工作时是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经常会请一些国际大师来办讲座。北外的老师，无论年纪大小，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教材的编写以及一些研究工作，比如写文章、出书。这在过去是外语系的一个传统，我觉得现在也还是保留了这个传统的。
陳妞培：我记得当时我刚当老师的时候，学校不允许我教精读课，也不允许我教主要的课。我负责教两个班的语音，一个班的泛读，还有两个班的听力。有一个班的泛读课是范瑛老师教的，她是个非常出色的老师。学校让我去听她的课，所以我既要听所有的精读课，还要听范瑛老师的泛读课。我觉得听他们的课非常有收获。听课不是随便听，至少要求听一个礼拜。我听了一个学期，这样一来我的工作量就很大了。我认为范瑛老师讲课有几个特点：她的每个point都是扎扎实实的；听完她的课后就知道她有哪几点是一定要让学生掌握的；她对黑板的利用是非常规范化的。原先有个老教授就说我：“陈妞培，我看你这个黑板利用得太乱了。”老教师都讲究怎么样利用黑板。他说你这边应该写新知识，那边应该写学过的知识。我教书的时候，这些老师对我的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求我养成一种非常严谨的教学态度，不能随随便便糊弄。
我当时听课的时候是一本正经地学习，不是去玩的。听人家的一节课、两节课是听不出这个老师的所以然来的。我听了马元曦老师一个礼拜的课。马老师的主要特点是能把一个水平较低的学生教得非常出色。听一节、两节她的课会觉得非常枯燥无味，但是听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发现她所有课上的项目都是扎扎实实地让学生掌握了的。我觉得一个年轻教员要是听老教员的课，不要轻描淡写地听。你要有目的地去听课，而且起码要听人家一个礼拜的课。因为课是有连续性的，不是说一节课就能完成全部内容。有的老师他一节课完不成的东西，后来会完成的，因为他有一个plan。不要通过听一次课，觉得这个老师教得不怎么样就放弃了，你要至少听完他如何完成整个教学任务的课程。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做到。这是我做教员的一个体会——要诚心诚意地去学。
Teaching plan是每个人都要轮流做的，每个课文都有Teaching plan。这样的话，教学的内容和要求就很明确。大家轮流做，一个学期你起码要做两个或者三个Teaching plan，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本身对教学就有数了。
胡文仲：备课是大家集体备课。那时候伊莎白老师跟我们在一个组，大家一起备课，一起讨论。讨论结束后，伊莎白在打字机上用复写纸把讨论内容中的语言点（language points）打出来，一人给一份。每个礼拜都有集体备课，一备就是一下午。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这篇精读课文应该怎么教，谁都可以提问题。在座的教师提出看法，大家进行讨论，最后由伊莎白把它打印出来。备课由教学组长主持，老教师讲得更多一点，我们青年教师在旁边听得更多一点，然后提一些问题。集体备课对于青年教师的培养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这一点我自己有很深的体会，我从集体备课中受益很多。
我觉得当时英语系对青年教师的要求还是比较全面的，比如教书要高低年级都教，既要教实践课，也要教理论课。除了教书，青年教师还有各种实际的锻炼，比如外出当翻译、在校内编杂志等。科研方面也有要求，老教师总是督促我们多写些文章。这样培养出来的教师就比较全面。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叫“在战斗中成长”。这是一个具有时代色彩的口号，强调在教学中、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我觉得这是对的。从个人体会来说，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实践，包括在国内外做翻译、参与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参加教材编写、编辑杂志、在电视台教书等，这些实践和经验使我成长得比较全面、比较成熟。北外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不过以前教师出去工作的机会很多，后来就比较少了。
还有一点是北外重视“传、帮、带”，学科带头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从我个人来说，各个阶段都有人在帮我引路。我当学生的时候有好的老师教，二年级的时候是刘世沐老师教，之后是张汉熙老师教，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敬业的老师。开始教书以后，刘承沛老师、杨树勋老师都是非常好的教学组长，给了我很大帮助。教语言理论课的时候，刘世沐老师是我的导师。另外，从整个系来说，王佐良和许国璋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他们在学术上感染着我们，在科研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引路人。王佐良老师经常说：“什么东西都要拿起来瞄一瞄。”意思是要兴趣广泛，博览群书。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都要瞄一瞄，所以他的视野比较宽。这影响了我们，使我们青年教师的视野逐渐地变宽了起来。我们进师资班的时候，许国璋老师带我们到英语系资料室去，把全部的工具书给我们介绍了一遍。他拿起来一本书，就能把书的作者、书名、出版社和哪一年出版的都背出来。所以，我们当时也背书名、作者、年代、出版商，培养对书的热爱，这本身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后来对学生也是这么要求的。这是另一种基本功，做学问的基本功。另外，许国璋老师对学术动态也非常敏感，学术上有什么新成果，甚至出了什么新词，他都十分注意。比如，TESOL这个缩略语刚一出现，他就在考虑如何翻译了。社会语言学是他最早在北外教的。20世纪60年代在国内可能还没有什么人教社会语言学，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对我们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北外的学术群体对于教师的成长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刘世沐、李秉汉、熊德輗、伊莎白这一大批老师在系里形成这么一种特殊的学术气氛，使置身在其中的每个教师都得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你觉得没有人在引导，实际上整个学术群体都在引导你，这是很重要的。你要问北外最可贵的是什么？北外最可贵的就是这样的学术队伍，这样的学术传统，这样的学术氛围，概括起来就是这样的学术群体。这样一种力量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聚集起来的，也是不容易打散的，不是时间一变马上就变了。就好像六必居的咸菜一样，它有老师傅在那儿带着，一代传一代，做到现在，六必居的咸菜就是比别的咸菜好。至于为什么好，这里面可能有好多好多的绝招，都是师傅带徒弟这么带出来的。学校也是一样，学校需要有一种学术传统，有一种学术氛围，这是很可贵的。 林克美：我们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随着毕业当老师就中断了，教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对教师进行长期的培养是外语学院的一个好传统。我记得刚调出来的时候极需要培训，学院从当年五月份就对我们进行集训，给我们派了很好的教师。四年里我们学了语法、语音知识，但那是零碎的、不系统的，要去教书的话还是有所欠缺。通过培训，我们收获不少。当时提出来的口号就是“要站稳讲台”。作为一个老师，你首先要能上台，并能站稳，不要被学生轰下来，这就必须具备充分的知识。
梅仁毅：我做了很多选择留校的人的工作，我从自己被留校和观察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教师选拔标准实际上有三条：第一条是这个人会安心教书，就是说他喜欢教书。因为有的人的性格是坐不住的，你就不会去挑他。另外一条就是要观察他的delivery，不能是一个“茶壶煮饺子”的人。第三条就是业务上有发展前途。我要留人的话，我不会留一个英文让人看不下去的人，那样的话不适合。我不会过多地考虑他政治方面的东西，但这个人的人品是必须考虑的。当然我也不在乎一个人有点缺陷，如果其他几个条件都很好的话，那就慢慢来。人从年轻到老是会慢慢变化的，所以这个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祝珏：我们那时候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集体的“带”和“帮”。我们轮流做教案，集体备课，互相听课、观摩，互相提建议和意见。当时老师们经常上公开课，专家、教授们会旁听，听完了他们会批评老师哪句话没有讲对或者板书写得如何，等等。并不一定是谁上课上得好就让谁办公开课，一般是临时通知。
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批年轻老师是还没毕业就被提前调出来当老师的。他们品学兼优，但是缺乏教学经验。所以，党团组织和老教师会教他们如何献身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如何发愤图强、注意团结，如何搞好师生关系、教书育人，等等。那个时候，党支部对教学要起保证作用，年级支部会议上会讨论一些有关教学思想、师生关系、工作作风等问题。
教师素质
胡文仲：一名優秀的教师首先要热爱教学、热爱学生，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种奉献精神。第二，教师的语言基本功要好，知识面要宽，视野要广阔，这样学生的视野才能比较广阔。教师对于文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都应该懂一些，我觉得不应该只限于哪一门学科，实际上学问是相通的。回忆我们成长的过程，原来是学文学的，后来接触语言学，再后来也接触到教育学。当然，我们教育学可能不像师范大学学得那么多，这可能是一个弱项。第三，一个好的外语教师应该有强烈的求知欲，对于新事物应该有强烈的好奇心，要关心语言教学的全局。一个好的外语教师，不一定非要是某某教学组织的负责人或系主任，但是他要关心全局性的东西，包括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上的东西是相通的，如果不了解国际上大的趋向，不了解国内的研究现状，只是埋头做自己的科研是不可行的。第四，教师要善于总结，善于收集资料。第五，教师要勤于科研，勤于动手，说白了就是要动手写东西。王佐良、许国璋一直督促大家要多动手、要多写东西，就是写小文章也可以。最后，我觉得要熟悉和善于使用电脑和网上的资源，要善于从互联网上找材料，这在当前这个时代是不可或缺的。
徐克荣：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不见得有多高的水平，但要是方法对了，就可以教水平比你高的学生。例如，自己的发音不一定有学生好，但是只要你方法对，你可以利用现在的手段让他们去模仿某人，你可以指导他们。一个发音好的老师未必能够教出发音好的学生，也许他的指导不得当，但是发音不够好的教师是可以教出发音好的学生的，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所以，老师必须有一个意识：你的作用不是想办法处处压过学生，而是要培养学生。
王立礼：一名优秀教师首先英文得好，而且要全面发展。你要给学生一杯水，你自己就要有一壶水。你给学生一壶水，你自己要有一缸水。我觉得这是老师的第一条。第二条，教学态度要极其认真负责。因为这是一个教育人的事业，你不能误人子弟。而且，像本科的skill courses，教起来也是一种艺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你去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另外，老师的穿戴也要整齐。我看到国外有些老师上大课的时候，他都要戴tie的；上小课、上辅导课时他就可以穿 jacket。上课的时候给学生一个印象：你尊重他。第三条，作为老师，你要教学生什么？以前叫教书育人，现在我觉得好像这个口号过大了。我认为有一条挺重要的，就是除了教你自己的课以外还要教学生文化、知识，开拓他的思路，甚至于教他怎么做人。最后一条就是老师要有一个综合的素质。老师的气质要好，素质要高。老师本身要有一定的人格魅力，这一点很重要。当好一个老师要具备这么多条件挺不容易的。
张载梁：我1957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教书。让我从“ABC”教起，教一年级。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我研究生都毕业了，还教不了“ABC”吗？但是系里面让应曼蓉跟我合教一个班，意思是让她来带带我。第一次上课，应曼蓉在底下听，我在上面讲，我把我研究生学的东西在课堂上讲。应曼蓉跟我说：你讲这些没用，学生是听不进去的。后来，就慢慢地跟应曼蓉这些有经验的老教师学习，慢慢地就知道了，这个跟你的学问没有关系，当一个好的老师不仅是你自己要知道这些东西，你得让学生明白。
等我教高年级课程的时候，我有一个优势，我能从学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后来翻译课教得比较多，我能从学生的角度来想他会碰到什么困难，这个困难应该如何解决。这对老师来讲很重要。好的外语老师理所当然外语要过硬，还有一条就是你知道怎么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上一堂课就像指挥家指挥一首乐曲，怎么能让自己很满意的同时也让学生们感觉很好呢？具体是哪堂课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那种感觉我是有过的，你肯定也有过，就是说好的老师能够把学生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
张中载：一个优秀的老师，专业方面一定要好，掌握的知识要多。实际上，老师对各方面的知识掌握，如人文的、社科的、自然科学的，是教育学生以及上好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我认为这本身是对学生的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而这个是现在学校所缺乏的。
庄绛传：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我认为只有两个字：认真。认真对待学生。当然，你首先得能够安下心来，在这儿做这样一番事业，因为你要很努力才能在这个岗位上做好。我不管你这个课上过多少遍了，你上课以前都得备课。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否则你对不起学生。人家来听你讲课，结果你没有准备就来了。虽然你去年讲过，但那是一年以前的事了。另外一点，就是要出成果，写文章、写书。这对自己的提高是很有好处的。不要觉得写文章、写书给人家看，对人家有好处，其实受益最大的是作者本身。你出了一本书，你就不必再看了。我就从来不看自己出的书，因为都在我脑子里了，我还看什么呢。这就是我的收获，而且我的收获比任何一个读者都大。他看你的书，这不是他写的，他只留下一个印象，他的体会没有你那么深。所以，出成果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但得益最大的是你自己。研究是无止境的，所以一个老师要不断地提高自己，把教学搞得更好一些，要安下心来认真对待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样也许自己会有所进步，也对得起老师这个职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