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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语义下，金融解读为“资金的融通”，指资金的融通（债务）往来。在英语中，金融译作“Finance”，其词源来自于拉丁语“finis”，指终结债务、解决争端，同样也是指债务借贷关系。就字面不难理解，金融的内核即债务关系。因此，金融风险主要是指社会主体间债务关系的违约风险，而金融危机指的就是社会中金融风险大范围出现的现象。虽然现实中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多种多样，但拉长时间跨度观察，百年来，金融危机总是呈现周期性爆发的特点。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金融危機如宿命般周期性爆发的共性因素。
笔者将货币运行机制作为研究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原因的切入点是因为在众多纷繁复杂的债务关系中，货币是最底层也是最根本的债务关系，是用来描述全社会金融关系的基础。如果我们把全社会的金融关系视作一座巨塔，那货币无疑就是构建这座巨塔的砖石。如果砖石的运作机制不明确，则巨塔的最终形态就不可控。所以，当我们把最底层的货币运行机制梳理清晰，就相当于明确了构筑金融巨塔的底层元素。通过对底层元素的解析，在控制系统总体变量的前提下，对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机制进行拆解，探寻其根源并对症下药，找到相应的预防对策及措施。
一、货币的基础运行机制
作为普通人，我们与银行最常规的往来是两件事：一是存钱、二是借钱。所以我们对银行最直观的认识就是银行从社会吸收存款后向社会发放贷款，从中获取利差。倘若我们再多一些好奇心，则会问：市面上见到的流通货币最初究竟从何而来？对此，货币银行学告诉我们，大多数货币都是银行基于货币乘数通过对基础货币循环放贷而形成的。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则会问：那基础货币从何而来？如果货币创造是“鸡生蛋、蛋孵鸡”的循环往复，那最初派生出货币的那只鸡，又从何而来？
对于这个问题，本文的观点是：所有货币，包括基础货币在内，其形成均源于银行对于社会的投资与消费，货币与银行的投资消费在数量上一一对应。社会上所有流通货币（M2），其真实属性就是银行对社会主动形成的负债。当银行（含央行）对社会的投资（如放贷）以及对社会资产的消费（如买入外汇）扩大，则货币规模相应增加;反之，当银行收回投资（结清贷款）、收取费用（收利息）或是向社会销售资产（卖出外汇）时，则货币在社会上相应消失。
为了支持上述观点，可通过对我国货币当局公布的报表统计数据的内涵及对应关系的解读，来观察货币量与银行投资消费之间的数量对应关系：
上表数据是2020年6月国内存款性公司合并的资债数据概览，来源于人行官网“货币统计概览/存款性公司概览”报表。报表中存款性公司由央行、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存款性机构（农信社等）构成，换而言之即指银行系统（含央行）。为了方便表述，本文将原报表数据转为资产负债表形式呈现，也通过这种形式来体现银行资产规模与货币（银行负债方）规模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上表数据对应关系，我们归纳出下述广义货币（M2）数量等式：
货币规模（M2）=（银行国外净资产+银行国内信贷）-（不纳入广义货币的存款+银行债券发行+银行资本+其他权益）
等式中各项要素解析如下：
第一，银行国外净资产。这部分资产主要由银行从社会买入外汇再进行投资后形成，实质上就是一种银行消费后的资产。银行用本币从社会主体购入外汇，相应就会对社会主体形成以本币计价的货币投放，表中所示规模约26.7万亿元人民币。这部分资产的变动主要源于经常帐下的外汇收入：企业将这部分外汇卖给银行，对银行而言买入了外汇资产，对企业而言则获得人民币资金，形成人民币存款。这部分人民币流动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汇占款。除此以外，银行用本币购入的其他资产，如贵金属、债券等，同样也会形成货币投放。
第二，银行国内信贷。这部分资产实质上就是银行投资，总量合计235万亿元人民币，其来源于三部分：对政府部门债权，如购买政府发行债券等，约31.5万亿元;对非金融部门债券，如对企业及个人发放信贷、买入信用债等，约177.5万亿元;以及对其他金融机构的融资，包括对保险及证券等非银金融机构（不含银行）的融资，约26万亿元。三者合计235万亿元，是银行资产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相应也是银行向社会投放货币最核心的渠道。
第三，不纳入广义货币的存款。该项目虽然属于存款，但不纳入货币统计口径，属于银行的非货币性负债，主要由各类社会机构（不含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存款构成。由于广义货币统计口径不包括各类社会机构存放在央行的存款，所以剔除在M2之外。这部分存款主要由中央政府财政存款（约4万亿元）及证券公司等非银金融机构保证金构成，总额5万亿元左右，是计算M2的减项。
第四，银行债券发行。银行发行债券本质上与银行吸收存款相似，都是银行用自身信用对社会形成的负债关系。区别在于，发债的契约形式为债券，属于非货币性负债。因此，银行向社会发债实质上就是把自身负债的契约形式从货币转化为债券。上表中银行发债规模约30万亿元人民币，其效用就是将社会流通的30万亿元人民币转变为相应数额的债券，M2规模也相应缩小，所以成为M2计算等式的减项。
第五，实收资本与其他净权益。这部分由银行系统自有资本金以及净利润构成，属于银行权益。银行系统从社会获得权益投资或是以利差、中间费收入等形式获取利润，从债务关系的角度看，都属于将银行对社会的负债转变为银行自身权益的过程。表中资本及权益总额约14万亿元人民币，构成了银行系统的自有资本。
综上所述，可将上文关于货币规模（M2）的等式简化如下：
银行资产（投资+消费）=银行货币负债（M2）+银行非货币负债+银行权益
这个等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宏观地分析诸多情况，后面会反复引用。根据上述等式，笔者整理观点如下：
一是等式的两端实质上就是银行系统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端与负债/权益端。所以货币（M2）的实质就是一种银行负债。当银行对社会以消费或是投资的形式新增资产的同时，就相应在创造银行负债，即创造增量货币。二是由上点反推，既然M2已经全部包含在等式中，且等式中所有要素都属于银行的经营范畴。因此可推得：流通货币（M2） “都且仅”源自于银行对社会资产的消费或投资。三是根据我国银行资产结构，由于银行资产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信贷。所以我国货币规模增减核心就在于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减。 从上述等式及分项内涵可知，在去除银行权益及银行非货币负债后，数量上，货币即银行负债。而使银行负债具备货币属性的关键则源于政府通过制度规范将银行的负债信用与国家信用进行了绑定：政府通过认可社会主体使用银行债权缴交税金的合法性（通俗而言就是可用银行存款来缴税），使得货币信用与国家的税收信用进行了绑定。换而言之，通过国家制度对银行负债信用的认可，使银行负债成为社会中最高等级的信用，得到了全社会的价值认可，进而让银行负债信用成为社会日常交易往来的中介，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称的“货币”。
二、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原因
论述了“货币实质是一种银行负债”，现将在此基础上解析系统性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原因：
（一）货币规模的扩张与货币价值的定价
既然“货币是一种银行负债”，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银行是如何调节这种负债即货币规模的。
微观而言，某银行的货币负债规模增加的途径就是吸收社会存款。从宏观来看，当我们把社会中的银行（含央行）视作一个整体来观察，那某个体银行新吸收的存款负债，在入账前实质上早已是另一家银行账上的存款负债（即便是现金实质也是央行的负债）。所以在宏观上，银行吸存实际上只是完成了银行负债从一家银行向另一家银行的账户间转移，实际并没有增加银行系统货币负债的总规模。所以银行吸存行为本身并不创造全社会口径的货币增量。
现在，重新回到“货币规模=银行资产-银行非货币负债（存款）-银行权益”这一等式。从等式中能发现：在“银行非货币负债”及“银行权益”相对固定的前提下，真正决定货币规模的因素实际上是“银行资产”的增减。由此，我们再进一步解析银行系统资产的来源，则可分为下述两大项：一是银行对社会资产的购买。主要包括银行购入外汇、购入有价资产（如贵金属）等。二是银行对社会的投资。主要包括银行对企业、个人、非银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以及购买非银机构发行的债券等。
结合实际，从人民银行的报表数据来看，银行系统对于外汇资产的购买约26.7万亿元人民币，而在信贷部分则合计约235万亿元人民币，占了接近九成的比例。因此，从我国实际银行系统资产结构来看，可以认为银行信贷发放（含债券投资）是创造货币规模扩张最核心的因素。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分析一个衍生问题：既然多数货币的增加都主要源于银行信贷发放及债券投资形成的资产，而这两项资产实际上都属于银行可控的决策范畴，那是否意味着银行对货币负债的规模具备主观决策控制的能力，或是说银行是否有能力无限扩大货币规模，从技术上看的确如此：倘若没有审慎的决策、没有相应的监管管控，银行系统的确具备任意扩张货币规模的能力。也就是如果银行系统不负责任，针对没有价值的投资标的，任意扩張资产投资，就必然造成相应形成的货币负债规模远超投资标的价值，最终摊薄单位货币的价值，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在现实生活中，银行系统的资产创造过程（即货币创造过程）必须接受严格监管，是十分审慎的过程：一方面，监管部门会根据每家银行的实际资信情况明确资产投资规模上限，并要求银行采取严格的内控措施保障投资资产品质;另一方面，银行在进行每一笔具体的投资前，都需要对投资项目的价值进行审慎评估，比如要求被投资主体提供足额的担保品或担保人等，其根本目的都是确保投资标的能够拥有与投资货币数量相当的价值。因此，银行投资货币数量评估决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其将相应创造的货币负债进行单位价值定价的过程。如果评估不审慎，投资标的价值不足，银行却进行了投资，就相当于银行创造了新的货币，但却没有与之对应的价值存在，结果就是虚增了货币规模，摊薄了单位货币所对应的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通货膨胀”。
基于上文，笔者整理观点如下：一是货币增量是通过银行扩增资产规模实现的。就我国银行资产机构来看，新增信贷是我国货币规模实现新增的核心途径。二是货币增量与银行信贷增量相对应。因此银行新增信贷所对应的投资标的价值，就是新增货币所对应的价值。银行对信贷进行评估实质上就是对货币价值定价的过程。
（二）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机制
目前，对于金融危机的定义较为宽泛抽象，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金融指标如通胀率、外币汇率出现不可控的急剧恶化时，我们会认为该地出现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很多，有一些是当时特有的时代原因所导致的，这种情况不在本文的论述范畴。本文重点研究论述的不是由具体个人或事件引发，而是在某些共性机制的推动作用下，使得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且周而复始出现的因素。下面我们将继续基于“银行资产=银行存款类负债（M2）+银行非货币负债+银行权益”这一等式，来论述为何银行系统资产质量总会出现周期性恶化，即本文所指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
为方便说明，笔者作如下社会变量控制的假设：假设当下社会中，银行的资产、货币负债、非货币负债及银行权益都为零。当银行发放200亿元信贷资产后，则对应创造银行货币负债规模（M2）200亿元，此时信贷规模（银行资产）与借款人持有的货币规模（银行负债）相一致。随着时间流逝，1年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两个变化：
变化一：假设银行信贷年利率5%，每年200亿元信贷银行向企业收取10亿元利息。一年后，信贷规模仍为200亿元，但货币总量减少到190亿，有10亿存款转变为银行权益。如果银行此后不再扩增信贷，随着时间推移，银行必然通过利息等方式对社会持续收费，权益不断扩增。此时，信贷规模保持固定，银行权益持续扩大，即便货币全部被借款人持有，但总量仍旧低于信贷规模。这种借款人背负的信贷规模与其能够持有的货币数量之间的差额，在本文中称之为“货币缺口”。当货币缺口持续扩大，则信贷违约必然发生。
变化二：进一步分析银行对贷款不收利息，但货币缺口依然出现的情景。银行贷款利率为零，但贷款发放后，货币即会进入流通环节，虽然没有银行利息，货币总量始终与信贷总量相匹配，但由于参与经济主体数量多于借款人，当货币进入流通环节后，持有货币的主体必然会被分散，因此借款人持有的货币数量必然小于信贷规模，货币缺口依然出现。若银行停止扩增信贷规模，那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参与经济的主体数量必然持续扩大，货币持有主体必进一步分散。因此，随着经济主体数量的新增，货币缺口也会持续扩大。 上述两种变化都会导致一个共同结果：即借款人持有的货币数量与其相应背负的银行信贷在数量上的缺口会持续扩大，当该缺口扩大到借款人无法在正常的货币流通速度下获得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当期所应归还的贷款本息时，信贷违约便会出现。
在上述模型假设中，所有条件与借款人本身经营状况并没有直接关系，上述两种变化是始终存在于经济运行之中的常态现象，只要银行信贷规模不变，货币规模总量就不会改变。在银行对社会存在正向收费（利息收入等）的影响下，在参与经济的主体不断增加的影响下，货币缺口永远会累积扩大，其与货币总量的比值突破一定比率后，信贷违约必然发生。这种货币缺口持续积累的过程，就是周期性金融危机积累的过程。
对于上述金融危机积累的机制，现实中并非束手无策，持续扩大货币规模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对冲手段：假设50%的货币缺口比率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阈值，如100亿元货币规模下，货币缺口达到50亿元就会出现金融危机;那么相应扩增货币规模，将货币总量扩增到200亿元，就能将缺口比率压回到25%的阈值之下，维持货币体系的运行。
但这种依靠扩增货币规模缓释货币缺口占比的做法并不会一劳永逸，仍会带来新的压力，因为货币缺口新增的速度是与信贷规模成正比的。一方面，银行信贷规模越大，则利息收入越多，对应生成的缺口也会越多;另一方面，银行信贷规模越大，则货币规模越大，被借款人以外经济主体分摊的货币数量也会增大，对应生成的货币缺口也会增大。
所以，即便在不考虑任何其他外部风险的前提下，货币体系的运作始终需保持 “货币扩张-缺口扩大-货币扩张-缺口扩大”的循环向上趋势。让货币规模保持持续扩大的趋势，是保障当前货币系统持续运作的必要条件。
以我国为例，货币规模扩大的核心是银行信贷投放。而银行信贷投放的基础是需要有价值不断扩大的投资标的，即不断提升的社会产出水平。因此，如果社会产出水平提升遭遇瓶颈，就会陷入货币系统持续运行需要银行信贷规模扩张，而社会产出增速无法满足银行信贷规模扩张的两难困境。
在上述困境下，银行一般会面对两种选择：一种是银行无视产出实际，继续扩大信贷投放，结果是货币规模增加，但单位货币的价值被摊薄，若这种趋势长期保持，则货币信用流失，恶性通胀出现;另一种则是银行根据实际产出放缓信贷新增，相对应的就是货币缺口占比持续扩大，最终必然推高信贷违约、陷入金融危机。无论哪种选择，最终都不得不面对金融危机的出现。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出现的根源在于当下货币系统的运行机制要求货币规模持续保持扩增态势，货币规模扩增依賴银行信贷规模扩增，银行信贷规模扩增则依赖社会产出增长。当社会产出增长的速度跟不上为维持货币系统持续运行所需的银行信贷规模新增需求时，金融风险就会不断累积，最终压垮货币系统持续运作机制。
上文解释了金融危机“周期性”特性的由来：一方面，过大的“货币缺口”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但货币缺口的积累需要时间，积累的过程呈现周期性;另一方面，货币缺口需要新增信贷扩大货币供应来对冲，但新增信贷依赖产出增长，产出增长依赖技术发展，而技术发展会周期性遭遇瓶颈，这也是周期性的由来。
为方便后文论述，整理观点如下：一是货币规模保持扩大趋势是当前货币系统持续运作的必要条件。二是货币规模增速过快会导致后续货币规模增长压力提升。三是货币系统持续运作依赖货币规模新增，货币规模新增依赖银行信贷规模增长，银行信贷规模增长依赖社会产出提升，社会产出提升依赖科技进步。当科技进步陷入瓶颈，货币系统运作便遭遇压力。
三、调整银行经营导向是防范金融危机发生的关键
根据上文论述，货币缺口（银行信贷规模-借款人持有货币）与货币规模的比率过高是引发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但货币规模扩张又是推高货币缺口的核心因素。所以，为了控制好货币缺口与货币规模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采用的对策可以归为以下两个方向。
（一）尽可能放缓货币缺口扩大的增速
一是完善银行以外的直融市场建设，提升货币使用效率。二是合理降低银行利差收益，降低社会货币转化为银行权益的规模，放缓货币缺口新增的速度。三是适度扩大银行自身权益的消费，让银行权益重新回到社会流通货币对冲货币缺口规模。四是强化出口，增收外汇，用银行购入外汇（消费）替代银行信贷（投资）实现货币新增，对冲货币缺口。
（二）防范银行信贷规模增速过快，维持信贷规模长期扩张的空间
一是延长社会产出的增速研判周期，让银行信贷规模增速尽可能贴近长周期的社会产出表现，而不是聚焦当下的经济表现。货币系统的持续运作需要稳定的货币规模增速，前期增速过快，后期新增压力会被放大。即便当下经济向上趋势良好，也应控制信贷规模增速，为未来产出衰退期留出规模增长空间。二是加大对科技产业的投资，让科技服务保障社会产出增长，为银行信贷规模维持增长提供保障。三是压缩对社会产出贡献较少的银行信贷规模，防范银行信贷资金流入对社会产出没有价值的资产价格投机。
上述罗列出的对策中，大部分与银行的经营直接相关，其余对策也与银行间接相关，所以银行的经营导向应是实践上述对策的核心。
银行作为有能力通过信贷创造货币的金融机构，实质上掌握了社会货币资源初次分配的权力，银行的信贷选择实质上对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根据上文论述，银行新增信贷一方面扩大了货币规模，缓释货币缺口占比，另一方面也会反过来扩增未来货币缺口的规模，意味着未来需要新增更大的货币规模来缓释。新增货币规模需要新增信贷规模，信贷规模新增则依赖社会产出的增长。因此，如果银行只把自身作为纯商业企业，一味地追求当下的规模与利润，投放出有收益但对社会产出增长缺乏效用的信贷，该笔信贷短期虽能带来利差收益，长期无法创造信贷增长的空间，会成为货币系统持续运行的负担。类似的经营行为积累，最终就会导向金融危机。 要有效防范上述风险，就要打破传统银行以规模与利润为核心导向的固有经营理念：从对“规模、利润”的追求，转变为对投放“高质量”资产的追求，使银行资产投放与社会产出增长相匹配，实现银行与货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本文所说发展“高质量”资产，其核心在于银行信贷资产投放必须服务于社会产出的增长，或者说银行经营的根本目的是服务社会生产力发展。银行发展与社会产出提升本是一体，不存在社会衰退而银行壮大的可能。因此，银行不能成为单纯以利润为追求的商业机构，而应是以信贷为工具，通过对社会经济主体进行货币资源的初次分配赋能，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具备高度社会责任属性的机构。只有实现了银行资产与社会产出共同增长的发展步调，才有可能长时间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结合实际，从下述几个角度提出建议：
一是依托数据共享等信息技术，落实流入资产投机交易的银行信贷资金，抑制低效信贷资金的投放。资金参与资产价格投机，只会改变货币的分配，不会提升社会产出。过去银行数字信息化程度低、共享度差，信贷资金发放后，很难监测实际流向。如今随着货币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让银行监控每一笔资金流向有了实现的可能。如果银行监管当局通过制定统一的数字货币标准，并规范银行机构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技术上能实现对每一笔信贷资金流向监测的需要，从而减少银行信贷资金流向资产价格投机交易。
二是严格管控银行信贷规模增速，避免银行因追求利润出现资产无序增长。银行信贷资产如果增速过快，超出了一定时期内社会产出的正常增速，则很可能为后续金融危机的发生留下隐患。所以银行需要对信贷规模增速进行规划管理，即便在技术红利出现、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的阶段，银行信贷资产也应该保持克制，提前为后续社会产出放缓的期间预留出增长的空间。
三是提升对科研机构的货币资源投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始终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增长的停滞根源上也是科学技术进步遭遇了瓶颈。银行作为以货币赋能社会的机构，同时自身也高度依赖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所以投资科研机构，谋求技术革新带来生产力提升，本身也符合银行自身经营的利益，有助于银行经营及货币系统实现可持续地运行发展。
四是加大对经济相对滞后地区及境外发展中国家的信贷投入。货币系统持续运行的核心在于其规模始终能维持增长态势，也就意味着银行信贷规模也要能维持住增长态势。银行信贷规模要维持增长，就要持续找到新的经濟增长点，在资源密集的发达地区增长遭遇瓶颈，且技术革新尚未储备到位的时期，将信贷投放的目标扩散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具备发展潜力的地区甚至境外发展中国家，寻找新的投资增长点，不失为一种用空间换取时间的做法，为新一轮的技术革新积累争取时间。
从村落海边映射着落日余晖的绚烂贝壳，到威尼斯银行家金库中闪烁着国王头像的金银硬币，到现今以电子速度穿梭于全球计算机硬盘的加密数据，货币在见证人类社会演进发展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价值依附的蜕变。从最初的漂亮装饰，到后来稀有贵金属，直至如今基于银行信用的加密数据，货币作为串接人类经济活动的纽带，这种由“物”到“信”的蜕变，本身就标示着值得骄傲的社会演进。
如今，银行作为创造货币、经营货币的核心机构，也早已从执着于从社会获取利润的中世纪储金所演化成如今与国家信用相绑定的货币资源赋能机构。在当代货币体系下，国家信用是货币价值的基石，国家强则货币稳。所以银行的经营理念同样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决定货币资源初次分配赋能的机构，必须认识到自身发展与所处社会发展高度相关这一宏观现实，需要从传统追求“规模-利润”的导向，加速过渡到以信贷为工具、通过货币投放赋能企业，以追求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导向的银行发展新导向中去。这或许也是在当前货币体系下，防范金融危机发生最踏实有效的对策方法。
作者单位： 中国建设银行台北分行
笔者将货币运行机制作为研究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原因的切入点是因为在众多纷繁复杂的债务关系中，货币是最底层也是最根本的债务关系，是用来描述全社会金融关系的基础。如果我们把全社会的金融关系视作一座巨塔，那货币无疑就是构建这座巨塔的砖石。如果砖石的运作机制不明确，则巨塔的最终形态就不可控。所以，当我们把最底层的货币运行机制梳理清晰，就相当于明确了构筑金融巨塔的底层元素。通过对底层元素的解析，在控制系统总体变量的前提下，对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机制进行拆解，探寻其根源并对症下药，找到相应的预防对策及措施。
一、货币的基础运行机制
作为普通人，我们与银行最常规的往来是两件事：一是存钱、二是借钱。所以我们对银行最直观的认识就是银行从社会吸收存款后向社会发放贷款，从中获取利差。倘若我们再多一些好奇心，则会问：市面上见到的流通货币最初究竟从何而来？对此，货币银行学告诉我们，大多数货币都是银行基于货币乘数通过对基础货币循环放贷而形成的。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则会问：那基础货币从何而来？如果货币创造是“鸡生蛋、蛋孵鸡”的循环往复，那最初派生出货币的那只鸡，又从何而来？
对于这个问题，本文的观点是：所有货币，包括基础货币在内，其形成均源于银行对于社会的投资与消费，货币与银行的投资消费在数量上一一对应。社会上所有流通货币（M2），其真实属性就是银行对社会主动形成的负债。当银行（含央行）对社会的投资（如放贷）以及对社会资产的消费（如买入外汇）扩大，则货币规模相应增加;反之，当银行收回投资（结清贷款）、收取费用（收利息）或是向社会销售资产（卖出外汇）时，则货币在社会上相应消失。
为了支持上述观点，可通过对我国货币当局公布的报表统计数据的内涵及对应关系的解读，来观察货币量与银行投资消费之间的数量对应关系：
上表数据是2020年6月国内存款性公司合并的资债数据概览，来源于人行官网“货币统计概览/存款性公司概览”报表。报表中存款性公司由央行、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存款性机构（农信社等）构成，换而言之即指银行系统（含央行）。为了方便表述，本文将原报表数据转为资产负债表形式呈现，也通过这种形式来体现银行资产规模与货币（银行负债方）规模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上表数据对应关系，我们归纳出下述广义货币（M2）数量等式：
货币规模（M2）=（银行国外净资产+银行国内信贷）-（不纳入广义货币的存款+银行债券发行+银行资本+其他权益）
等式中各项要素解析如下：
第一，银行国外净资产。这部分资产主要由银行从社会买入外汇再进行投资后形成，实质上就是一种银行消费后的资产。银行用本币从社会主体购入外汇，相应就会对社会主体形成以本币计价的货币投放，表中所示规模约26.7万亿元人民币。这部分资产的变动主要源于经常帐下的外汇收入：企业将这部分外汇卖给银行，对银行而言买入了外汇资产，对企业而言则获得人民币资金，形成人民币存款。这部分人民币流动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汇占款。除此以外，银行用本币购入的其他资产，如贵金属、债券等，同样也会形成货币投放。
第二，银行国内信贷。这部分资产实质上就是银行投资，总量合计235万亿元人民币，其来源于三部分：对政府部门债权，如购买政府发行债券等，约31.5万亿元;对非金融部门债券，如对企业及个人发放信贷、买入信用债等，约177.5万亿元;以及对其他金融机构的融资，包括对保险及证券等非银金融机构（不含银行）的融资，约26万亿元。三者合计235万亿元，是银行资产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相应也是银行向社会投放货币最核心的渠道。
第三，不纳入广义货币的存款。该项目虽然属于存款，但不纳入货币统计口径，属于银行的非货币性负债，主要由各类社会机构（不含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存款构成。由于广义货币统计口径不包括各类社会机构存放在央行的存款，所以剔除在M2之外。这部分存款主要由中央政府财政存款（约4万亿元）及证券公司等非银金融机构保证金构成，总额5万亿元左右，是计算M2的减项。
第四，银行债券发行。银行发行债券本质上与银行吸收存款相似，都是银行用自身信用对社会形成的负债关系。区别在于，发债的契约形式为债券，属于非货币性负债。因此，银行向社会发债实质上就是把自身负债的契约形式从货币转化为债券。上表中银行发债规模约30万亿元人民币，其效用就是将社会流通的30万亿元人民币转变为相应数额的债券，M2规模也相应缩小，所以成为M2计算等式的减项。
第五，实收资本与其他净权益。这部分由银行系统自有资本金以及净利润构成，属于银行权益。银行系统从社会获得权益投资或是以利差、中间费收入等形式获取利润，从债务关系的角度看，都属于将银行对社会的负债转变为银行自身权益的过程。表中资本及权益总额约14万亿元人民币，构成了银行系统的自有资本。
综上所述，可将上文关于货币规模（M2）的等式简化如下：
银行资产（投资+消费）=银行货币负债（M2）+银行非货币负债+银行权益
这个等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宏观地分析诸多情况，后面会反复引用。根据上述等式，笔者整理观点如下：
一是等式的两端实质上就是银行系统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端与负债/权益端。所以货币（M2）的实质就是一种银行负债。当银行对社会以消费或是投资的形式新增资产的同时，就相应在创造银行负债，即创造增量货币。二是由上点反推，既然M2已经全部包含在等式中，且等式中所有要素都属于银行的经营范畴。因此可推得：流通货币（M2） “都且仅”源自于银行对社会资产的消费或投资。三是根据我国银行资产结构，由于银行资产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信贷。所以我国货币规模增减核心就在于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减。 从上述等式及分项内涵可知，在去除银行权益及银行非货币负债后，数量上，货币即银行负债。而使银行负债具备货币属性的关键则源于政府通过制度规范将银行的负债信用与国家信用进行了绑定：政府通过认可社会主体使用银行债权缴交税金的合法性（通俗而言就是可用银行存款来缴税），使得货币信用与国家的税收信用进行了绑定。换而言之，通过国家制度对银行负债信用的认可，使银行负债成为社会中最高等级的信用，得到了全社会的价值认可，进而让银行负债信用成为社会日常交易往来的中介，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称的“货币”。
二、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原因
论述了“货币实质是一种银行负债”，现将在此基础上解析系统性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原因：
（一）货币规模的扩张与货币价值的定价
既然“货币是一种银行负债”，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银行是如何调节这种负债即货币规模的。
微观而言，某银行的货币负债规模增加的途径就是吸收社会存款。从宏观来看，当我们把社会中的银行（含央行）视作一个整体来观察，那某个体银行新吸收的存款负债，在入账前实质上早已是另一家银行账上的存款负债（即便是现金实质也是央行的负债）。所以在宏观上，银行吸存实际上只是完成了银行负债从一家银行向另一家银行的账户间转移，实际并没有增加银行系统货币负债的总规模。所以银行吸存行为本身并不创造全社会口径的货币增量。
现在，重新回到“货币规模=银行资产-银行非货币负债（存款）-银行权益”这一等式。从等式中能发现：在“银行非货币负债”及“银行权益”相对固定的前提下，真正决定货币规模的因素实际上是“银行资产”的增减。由此，我们再进一步解析银行系统资产的来源，则可分为下述两大项：一是银行对社会资产的购买。主要包括银行购入外汇、购入有价资产（如贵金属）等。二是银行对社会的投资。主要包括银行对企业、个人、非银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以及购买非银机构发行的债券等。
结合实际，从人民银行的报表数据来看，银行系统对于外汇资产的购买约26.7万亿元人民币，而在信贷部分则合计约235万亿元人民币，占了接近九成的比例。因此，从我国实际银行系统资产结构来看，可以认为银行信贷发放（含债券投资）是创造货币规模扩张最核心的因素。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分析一个衍生问题：既然多数货币的增加都主要源于银行信贷发放及债券投资形成的资产，而这两项资产实际上都属于银行可控的决策范畴，那是否意味着银行对货币负债的规模具备主观决策控制的能力，或是说银行是否有能力无限扩大货币规模，从技术上看的确如此：倘若没有审慎的决策、没有相应的监管管控，银行系统的确具备任意扩张货币规模的能力。也就是如果银行系统不负责任，针对没有价值的投资标的，任意扩張资产投资，就必然造成相应形成的货币负债规模远超投资标的价值，最终摊薄单位货币的价值，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在现实生活中，银行系统的资产创造过程（即货币创造过程）必须接受严格监管，是十分审慎的过程：一方面，监管部门会根据每家银行的实际资信情况明确资产投资规模上限，并要求银行采取严格的内控措施保障投资资产品质;另一方面，银行在进行每一笔具体的投资前，都需要对投资项目的价值进行审慎评估，比如要求被投资主体提供足额的担保品或担保人等，其根本目的都是确保投资标的能够拥有与投资货币数量相当的价值。因此，银行投资货币数量评估决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其将相应创造的货币负债进行单位价值定价的过程。如果评估不审慎，投资标的价值不足，银行却进行了投资，就相当于银行创造了新的货币，但却没有与之对应的价值存在，结果就是虚增了货币规模，摊薄了单位货币所对应的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通货膨胀”。
基于上文，笔者整理观点如下：一是货币增量是通过银行扩增资产规模实现的。就我国银行资产机构来看，新增信贷是我国货币规模实现新增的核心途径。二是货币增量与银行信贷增量相对应。因此银行新增信贷所对应的投资标的价值，就是新增货币所对应的价值。银行对信贷进行评估实质上就是对货币价值定价的过程。
（二）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的机制
目前，对于金融危机的定义较为宽泛抽象，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金融指标如通胀率、外币汇率出现不可控的急剧恶化时，我们会认为该地出现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很多，有一些是当时特有的时代原因所导致的，这种情况不在本文的论述范畴。本文重点研究论述的不是由具体个人或事件引发，而是在某些共性机制的推动作用下，使得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且周而复始出现的因素。下面我们将继续基于“银行资产=银行存款类负债（M2）+银行非货币负债+银行权益”这一等式，来论述为何银行系统资产质量总会出现周期性恶化，即本文所指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
为方便说明，笔者作如下社会变量控制的假设：假设当下社会中，银行的资产、货币负债、非货币负债及银行权益都为零。当银行发放200亿元信贷资产后，则对应创造银行货币负债规模（M2）200亿元，此时信贷规模（银行资产）与借款人持有的货币规模（银行负债）相一致。随着时间流逝，1年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两个变化：
变化一：假设银行信贷年利率5%，每年200亿元信贷银行向企业收取10亿元利息。一年后，信贷规模仍为200亿元，但货币总量减少到190亿，有10亿存款转变为银行权益。如果银行此后不再扩增信贷，随着时间推移，银行必然通过利息等方式对社会持续收费，权益不断扩增。此时，信贷规模保持固定，银行权益持续扩大，即便货币全部被借款人持有，但总量仍旧低于信贷规模。这种借款人背负的信贷规模与其能够持有的货币数量之间的差额，在本文中称之为“货币缺口”。当货币缺口持续扩大，则信贷违约必然发生。
变化二：进一步分析银行对贷款不收利息，但货币缺口依然出现的情景。银行贷款利率为零，但贷款发放后，货币即会进入流通环节，虽然没有银行利息，货币总量始终与信贷总量相匹配，但由于参与经济主体数量多于借款人，当货币进入流通环节后，持有货币的主体必然会被分散，因此借款人持有的货币数量必然小于信贷规模，货币缺口依然出现。若银行停止扩增信贷规模，那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参与经济的主体数量必然持续扩大，货币持有主体必进一步分散。因此，随着经济主体数量的新增，货币缺口也会持续扩大。 上述两种变化都会导致一个共同结果：即借款人持有的货币数量与其相应背负的银行信贷在数量上的缺口会持续扩大，当该缺口扩大到借款人无法在正常的货币流通速度下获得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当期所应归还的贷款本息时，信贷违约便会出现。
在上述模型假设中，所有条件与借款人本身经营状况并没有直接关系，上述两种变化是始终存在于经济运行之中的常态现象，只要银行信贷规模不变，货币规模总量就不会改变。在银行对社会存在正向收费（利息收入等）的影响下，在参与经济的主体不断增加的影响下，货币缺口永远会累积扩大，其与货币总量的比值突破一定比率后，信贷违约必然发生。这种货币缺口持续积累的过程，就是周期性金融危机积累的过程。
对于上述金融危机积累的机制，现实中并非束手无策，持续扩大货币规模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对冲手段：假设50%的货币缺口比率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阈值，如100亿元货币规模下，货币缺口达到50亿元就会出现金融危机;那么相应扩增货币规模，将货币总量扩增到200亿元，就能将缺口比率压回到25%的阈值之下，维持货币体系的运行。
但这种依靠扩增货币规模缓释货币缺口占比的做法并不会一劳永逸，仍会带来新的压力，因为货币缺口新增的速度是与信贷规模成正比的。一方面，银行信贷规模越大，则利息收入越多，对应生成的缺口也会越多;另一方面，银行信贷规模越大，则货币规模越大，被借款人以外经济主体分摊的货币数量也会增大，对应生成的货币缺口也会增大。
所以，即便在不考虑任何其他外部风险的前提下，货币体系的运作始终需保持 “货币扩张-缺口扩大-货币扩张-缺口扩大”的循环向上趋势。让货币规模保持持续扩大的趋势，是保障当前货币系统持续运作的必要条件。
以我国为例，货币规模扩大的核心是银行信贷投放。而银行信贷投放的基础是需要有价值不断扩大的投资标的，即不断提升的社会产出水平。因此，如果社会产出水平提升遭遇瓶颈，就会陷入货币系统持续运行需要银行信贷规模扩张，而社会产出增速无法满足银行信贷规模扩张的两难困境。
在上述困境下，银行一般会面对两种选择：一种是银行无视产出实际，继续扩大信贷投放，结果是货币规模增加，但单位货币的价值被摊薄，若这种趋势长期保持，则货币信用流失，恶性通胀出现;另一种则是银行根据实际产出放缓信贷新增，相对应的就是货币缺口占比持续扩大，最终必然推高信贷违约、陷入金融危机。无论哪种选择，最终都不得不面对金融危机的出现。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出现的根源在于当下货币系统的运行机制要求货币规模持续保持扩增态势，货币规模扩增依賴银行信贷规模扩增，银行信贷规模扩增则依赖社会产出增长。当社会产出增长的速度跟不上为维持货币系统持续运行所需的银行信贷规模新增需求时，金融风险就会不断累积，最终压垮货币系统持续运作机制。
上文解释了金融危机“周期性”特性的由来：一方面，过大的“货币缺口”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但货币缺口的积累需要时间，积累的过程呈现周期性;另一方面，货币缺口需要新增信贷扩大货币供应来对冲，但新增信贷依赖产出增长，产出增长依赖技术发展，而技术发展会周期性遭遇瓶颈，这也是周期性的由来。
为方便后文论述，整理观点如下：一是货币规模保持扩大趋势是当前货币系统持续运作的必要条件。二是货币规模增速过快会导致后续货币规模增长压力提升。三是货币系统持续运作依赖货币规模新增，货币规模新增依赖银行信贷规模增长，银行信贷规模增长依赖社会产出提升，社会产出提升依赖科技进步。当科技进步陷入瓶颈，货币系统运作便遭遇压力。
三、调整银行经营导向是防范金融危机发生的关键
根据上文论述，货币缺口（银行信贷规模-借款人持有货币）与货币规模的比率过高是引发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但货币规模扩张又是推高货币缺口的核心因素。所以，为了控制好货币缺口与货币规模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采用的对策可以归为以下两个方向。
（一）尽可能放缓货币缺口扩大的增速
一是完善银行以外的直融市场建设，提升货币使用效率。二是合理降低银行利差收益，降低社会货币转化为银行权益的规模，放缓货币缺口新增的速度。三是适度扩大银行自身权益的消费，让银行权益重新回到社会流通货币对冲货币缺口规模。四是强化出口，增收外汇，用银行购入外汇（消费）替代银行信贷（投资）实现货币新增，对冲货币缺口。
（二）防范银行信贷规模增速过快，维持信贷规模长期扩张的空间
一是延长社会产出的增速研判周期，让银行信贷规模增速尽可能贴近长周期的社会产出表现，而不是聚焦当下的经济表现。货币系统的持续运作需要稳定的货币规模增速，前期增速过快，后期新增压力会被放大。即便当下经济向上趋势良好，也应控制信贷规模增速，为未来产出衰退期留出规模增长空间。二是加大对科技产业的投资，让科技服务保障社会产出增长，为银行信贷规模维持增长提供保障。三是压缩对社会产出贡献较少的银行信贷规模，防范银行信贷资金流入对社会产出没有价值的资产价格投机。
上述罗列出的对策中，大部分与银行的经营直接相关，其余对策也与银行间接相关，所以银行的经营导向应是实践上述对策的核心。
银行作为有能力通过信贷创造货币的金融机构，实质上掌握了社会货币资源初次分配的权力，银行的信贷选择实质上对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根据上文论述，银行新增信贷一方面扩大了货币规模，缓释货币缺口占比，另一方面也会反过来扩增未来货币缺口的规模，意味着未来需要新增更大的货币规模来缓释。新增货币规模需要新增信贷规模，信贷规模新增则依赖社会产出的增长。因此，如果银行只把自身作为纯商业企业，一味地追求当下的规模与利润，投放出有收益但对社会产出增长缺乏效用的信贷，该笔信贷短期虽能带来利差收益，长期无法创造信贷增长的空间，会成为货币系统持续运行的负担。类似的经营行为积累，最终就会导向金融危机。 要有效防范上述风险，就要打破传统银行以规模与利润为核心导向的固有经营理念：从对“规模、利润”的追求，转变为对投放“高质量”资产的追求，使银行资产投放与社会产出增长相匹配，实现银行与货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本文所说发展“高质量”资产，其核心在于银行信贷资产投放必须服务于社会产出的增长，或者说银行经营的根本目的是服务社会生产力发展。银行发展与社会产出提升本是一体，不存在社会衰退而银行壮大的可能。因此，银行不能成为单纯以利润为追求的商业机构，而应是以信贷为工具，通过对社会经济主体进行货币资源的初次分配赋能，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具备高度社会责任属性的机构。只有实现了银行资产与社会产出共同增长的发展步调，才有可能长时间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结合实际，从下述几个角度提出建议：
一是依托数据共享等信息技术，落实流入资产投机交易的银行信贷资金，抑制低效信贷资金的投放。资金参与资产价格投机，只会改变货币的分配，不会提升社会产出。过去银行数字信息化程度低、共享度差，信贷资金发放后，很难监测实际流向。如今随着货币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让银行监控每一笔资金流向有了实现的可能。如果银行监管当局通过制定统一的数字货币标准，并规范银行机构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技术上能实现对每一笔信贷资金流向监测的需要，从而减少银行信贷资金流向资产价格投机交易。
二是严格管控银行信贷规模增速，避免银行因追求利润出现资产无序增长。银行信贷资产如果增速过快，超出了一定时期内社会产出的正常增速，则很可能为后续金融危机的发生留下隐患。所以银行需要对信贷规模增速进行规划管理，即便在技术红利出现、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的阶段，银行信贷资产也应该保持克制，提前为后续社会产出放缓的期间预留出增长的空间。
三是提升对科研机构的货币资源投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始终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增长的停滞根源上也是科学技术进步遭遇了瓶颈。银行作为以货币赋能社会的机构，同时自身也高度依赖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所以投资科研机构，谋求技术革新带来生产力提升，本身也符合银行自身经营的利益，有助于银行经营及货币系统实现可持续地运行发展。
四是加大对经济相对滞后地区及境外发展中国家的信贷投入。货币系统持续运行的核心在于其规模始终能维持增长态势，也就意味着银行信贷规模也要能维持住增长态势。银行信贷规模要维持增长，就要持续找到新的经濟增长点，在资源密集的发达地区增长遭遇瓶颈，且技术革新尚未储备到位的时期，将信贷投放的目标扩散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具备发展潜力的地区甚至境外发展中国家，寻找新的投资增长点，不失为一种用空间换取时间的做法，为新一轮的技术革新积累争取时间。
从村落海边映射着落日余晖的绚烂贝壳，到威尼斯银行家金库中闪烁着国王头像的金银硬币，到现今以电子速度穿梭于全球计算机硬盘的加密数据，货币在见证人类社会演进发展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价值依附的蜕变。从最初的漂亮装饰，到后来稀有贵金属，直至如今基于银行信用的加密数据，货币作为串接人类经济活动的纽带，这种由“物”到“信”的蜕变，本身就标示着值得骄傲的社会演进。
如今，银行作为创造货币、经营货币的核心机构，也早已从执着于从社会获取利润的中世纪储金所演化成如今与国家信用相绑定的货币资源赋能机构。在当代货币体系下，国家信用是货币价值的基石，国家强则货币稳。所以银行的经营理念同样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决定货币资源初次分配赋能的机构，必须认识到自身发展与所处社会发展高度相关这一宏观现实，需要从传统追求“规模-利润”的导向，加速过渡到以信贷为工具、通过货币投放赋能企业，以追求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导向的银行发展新导向中去。这或许也是在当前货币体系下，防范金融危机发生最踏实有效的对策方法。
作者单位： 中国建设银行台北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