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乎早已预知了她最后的生活,犹如孤岛,死了也没人知道。
　　1983年的一天,林式同受朋友之托前去给张爱玲送信。那是一栋单身公寓,类似廉价旅馆,在好莱坞东区。按了门铃,里面的人只开了细细一条门缝。她说,自己没有换好衣服,很抱歉,把信放在门口就请回吧。他照做了。他一点儿也不了解住在里面的女人,此前,也从来没听说过她的名字。他放下信后便告辞了。
　　张爱玲从门缝里伸出手来,取走信,马上就把门关上了。那年,她63岁。1972年,她独自一人从纽约搬到洛杉矶。自从丈夫赖雅在1967年去世后,她就孤身一人生活。她离群索居,不喜见人,电话响了也不接,除非是预先写信约好的来电。她也很少写信,只是偶尔和关系密切的朋友、上海的姑姑和弟弟通信。而就算是稀少的书信也几乎成为她的一种负担,“一封信要写好几天,屡次易稿,抄了又重抄。”她说,“大概是不会说话就不会写信。”在最后的20年里,她开口说话真是奇少,除非不得不说,否则都是沉默。而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她总是请他们代为保密,生怕别人知道。她下决心,“过往的人一概不见”。
　　一年之后,林式同意外地接到张爱玲的邀约,在一家汽车旅馆见面。只见,“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她当时正遭虫患,总觉得屋里有跳蚤——“南美品种。生命力特别顽强,而且小得肉眼都看不见”。所以,她从住了近10年的单身公寓里搬了出来,在各种汽车旅馆里辗转迁徙,躲避跳蚤。为此,她甚至剃掉了头发。出门时只能包着方巾,或戴着假发。她有好几顶假发,或长或短,样式不一。她几乎“天天搬家”,拖着行李,像个流浪汉。无论出门或在房间里,她都穿着毛拖鞋,脏了就扔。她用一次性餐具。也是在这段频繁搬家的日子里,她养成了丢弃东西的习惯,她的身外之物越来越少。其间,她把移民证件也弄丢了,彻底成了没有身份的异乡流浪人。
　　幸好,医生开的药治好了她的皮肤过敏。她终于结束了4年的汽车旅馆流浪生涯。她找了一处单身公寓,依然小心翼翼地避着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找到了她的地址。一位台湾女记者,已经悄悄地搬到了隔壁。女记者守株待兔了一个月,终于在张爱玲出来倒垃圾时见到了她。“她真瘦,体重略过80磅。”张爱玲穿白衬衫,蓝裙子,皮肤很白,低身去整理几个纸袋子。见有人,起了警觉,又关上了门。女记者生怕惊动她,躲了回去。见没人,张爱玲才又出来,急步下楼去。女记者迅速绕一小径,躲在墙后偷偷看她。“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
　　张爱玲可能感觉到了什么。租约满后,她就搬家了。后来,女记者的《倒垃圾记》见报了。犹如惊弓之鸟,张爱玲对自己的住址“绝对保密”,连她的姑姑都不知道。
　　1991年,林式同接到张爱玲的信件,请他帮忙找房子。跳蚤梦魇又回来了。她每月花200美金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张爱玲找到了新公寓,这也是她最后的住所。她在邮箱上用了假名Phong,越南人的姓。她对伊朗房东说,外面传说她发了财,有许多亲戚想找她借钱,躲也躲不开,Phong是她祖母的名字,在中国很普通,不会引起注意。
　　1992年,林式同接到张爱玲一封重要的信件。她说,为了办大陆版权委托书,“在书店里买表格就顺便买了张遗嘱,免得有钱剩下就会充公”。她请他做遗嘱的执行人。自从1991年第二次见面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他们的联络方式就是写信,偶尔也在电话里闲聊几句。当然,这也是通过信件预先约定好的。有一次,她跟他说,三毛怎么就死了呢。他没有接茬,因为他不知道三毛是谁。他是个建筑师,对文学圈的事几乎不知。
　　1995年中秋前夕,张爱玲被发现死在公寓里。尖瘦的她躺在红色的地毯上。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是看公寓的黑人,他发现她多日未出门,上去敲门,没人回应。警察闻讯赶来,验尸报告说,已死3天。“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或许她早已预知了这一切。
　　摘自《意林》2009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