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日记里的北大校长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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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内战期间,胡适执掌北平大学,彼时物价飞腾,师生交困,他在此特殊时节的所作所为,值得研究胡适的人加以关注。
   北平大学的师生在国共内战期间的表现,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察视角,而胡适则是此一视角的聚焦点。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史、美国史和拉美史的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于1945年至1949年间求学于西南联大和北平大学,见证了胡适执掌北大时,应对学校诸多事务的情形,并记述在自己的日记《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下引本书只注页码)一书中,使我们有幸看到一位学生私底下对胡适校长的评论与记录。
   《北大岁月》是由一部日记和书信诗词组成的书,反映了著者罗荣渠自1945年入北大以来直至去世几十年来与北大的关系,是一部史料内容非常丰富的书。尤其他在1945至1949年这几年间的日记,反映了非常时期北大学生诸多情况,是研究大学教育、学生运动、国共内战等方面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
   关乎北大师生在国共内战时期之表现的日记,《北大岁月》应该是公开的第一部。这部日记里事涉胡适者不少。我将《北大岁月》与《胡适日记》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二书进行了逐一的查对,很少有相同之处。一来《胡适日记》在1946至1949年记得相当简略,许多日子所发生的事在《北大岁月》里有记载,但《胡适日记》缺记或者所记根本不一回事。如同为1948年7月13日的日记,罗荣渠记载的是当天下午6点钟通过胡适的努力,解除了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对北大的戒严,而《胡适日记》里记载的却是一个关于《红楼梦》的小考证,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的却是胡适所写的一篇关于《水经注》的考证文章,这说明胡适尽量避免记录学生运动在他生活中的影响。
   要看一个人日记所反映出的历史,必须要有其他人的日记作旁证,才能得出更加丰富立体的判断。事实正是如此,与北大及北平乃至全国各高校频发的学潮运动来看,《胡适日记》的记载里是非常简略的。
   1.主持与演讲
   《北大岁月》里记载北大老师所作的各种演讲,有张东荪、朱自清、冯至、朱光潜、冯友兰等。许多次,日记里第一次提到胡适,便是胡适所作的“宋代理学的历史背景”的演讲。“初说是不欢迎旁听,我也没打算一定要去听,但心想听众一定不会拥挤,不妨顺便去看一看。哪晓得到那里一看,一个小小的礼堂早已挤满,好容易找到一个座位。”一是主办方限制人去听,二来许多左倾学生早已不喜欢胡适平和中正的言论,使胡适号召力大不如前,因此罗荣渠觉得来听讲的人出乎意料地多。
   胡博士的挑战式的演说依然富于革命性,他有时还捏紧了拳头在讲桌上重击一下,五四运动当年的风采,犹可想见。其实胡适五四时并不在北平而在上海,不与其役,也不像他看到的那样常捏拳头且重击桌子。
   他讲的内容大概分为五点:1.二百五十年的印刷术历史;2.佛教禅宗的代兴;3.古文运动;4.为抵制印度货而兴起的假洋货———道教;5.政治上王安石的有为与司马光的无为的对抗。适之先生旁征博引,自以为能够自圆其说,不过他对于这五点历史背景与理学兴起的联系并没有讲清楚,这也许是限于时间关系吧?他最后一句惊人的结论是:宋代理学是一种反动的思想!
   从罗荣渠的记录来看,他对胡适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不唯权威是瞻的良好心态。
   胡适不仅常为北大学生演讲,而且还主持并请人来演讲。
   昨天下午4点,胡校长新由印度请来的英国政治学者卡德林教授在理学院礼堂演讲《世界文化危机与人生价值的争取》。
   1947年11月19日亲自参与“联合国纪念周”的演讲组织,参加者有不少外国人,所讨论者均为世界和平。“晚会由胡校长任主席,中英语并用的开会词,饶有趣味。……诚如胡校长所说,为了nextgeneration(下一代),我们应该努力于和平。”
   一些画展也请胡适出席主持:
   下午课毕过孑民堂,看正在举办的中印画展。中外仕女来宾不少,由胡适主持,作者为Sukola(苏可拉)、叶浅予、徐悲鸿等氏,还有几幅泰戈尔作的很有灵性的作品。
   罗荣渠出身书画世家,不仅看过许多画,自己也作画,参加过李桦的木刻班,因此像这样的画展他一般不会放过。从以上诸事不难看出,胡适从多方面来建设他所执掌下的北大。
   2.身为校长亲自上课
   胡适当校长时,虽然公务繁忙,但还给史学系开有课。
   前天晚上,胡校长讲我们的历史研究法的第一课,题目是《史学与证据》。大礼堂里出乎意外地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连吴之椿的太太也来听讲了;其他如石俊、邓广铭、郑天挺也都到场站班,可见们胡博士的号召力真大;想当年他红得发紫的时候,其盛况更不用说了。这次讲演还不坏,如此平凡枯燥无味的题目在他口里却讲得津津有味,可见胡博士确实有一些才华。
   在国事日非,内战频仍的情形下,学生的求学与老师的教书热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但:
   下午4至6时,上胡校长历史研究法一课,这不是本期的第一堂课。因为胡博士名气太大,第七教室被挤得满满的。胡校长进来,第一句话就说:“十一年了!有十一年没有教过书了……”接着他就谈他研究了五年的《水经注》,讲得很详细。
   接着罗荣渠记录了一些胡适已经在相关文章里所表达的关于《水经注》的观点,勾起罗荣渠一直对历史科学的怀疑来,想写一篇《历史科学的价值批判》,可惜终其一生,似乎并没有完成。不特如此,罗荣渠对胡适的《水经注》研究并不佩服:
   听胡博士讲历史研究方法一课,他以《水经注》为例,大谈特谈。胡氏花了五年时光研究这部书,尽管他把这个研究说得如何了不得,神气十足,但在我看来也不过是那么回事———自吹讲学法螺号而已。    3.对罗荣渠的耐心帮助
   由于罗荣渠的父亲罗文谟是彼时比较有名的画家,跟张大千、徐悲鸿、谢无量等人皆有往来,所以有可能与胡适相识。“下午4时,持父函往谒胡适校长,不晤。”两天过后,“今天晚饭后去东厂胡同,先去叫胡校长的门,他又不在家。”显系有何事所托,可惜作者日记里并没有明说。
   既如此,作者就在下课时趁机与胡适进行了一次直接的交谈:
   下了课后,我到休息室去见他。他问我是哪一系几年级,我答说是史四。他连忙就提到我做的什么论文,我把我的长十九个字的论文题目一口气背了出来(作者毕业论文系向达指导,题目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之初度冲突》--冉注),他听了仿佛很合口味,说他十几年前对这个问题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只是他没有时间去搞它。我问他有什么材料,特别问到关于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耶教的态度似模糊不清。他说片断的材料总是有的,叫我去同郑先生、容肇祖先生、王重民先生谈谈;特别是王先生,因为他在国外抄得有好多史料。
   尽管罗荣渠对胡适在课堂上以他研究《水经注》为例的讲课,颇致不满,但从他们下课的问答谈话中,还是可以看出胡适的耐心,以及对罗荣渠提供各种史料来源的帮助。
   4.对左倾持保留意见
   为了庆祝五四,罗荣渠所在历史系办了三天晚会,1947年5月3日就有四个人演讲:胡适、许德珩、周炳琳、樊弘。
   8时开会,首先当然请我们的胡校长演讲。他似乎只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进行追思,因为他说他不够资格谈五四运动。他说,五四的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allvalues)。在演讲中他还附带对同学们提出一点要求,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标语贴到所有的墙上,譬如新修的墙就应当保护它的清洁美观,自然啰,他的借口是有碍观瞻。明天就有外宾来校参观,到处贴“膏药”有伤雅观。我不大了解胡先生话里的意思,是耶?非耶?
   胡适身为北大校长,得维持一校之正常运转,教学不能废,学生求学不能止,因此他对罢课多持保留意见。再者,胡适把呼口号、刷标语当作人类尚未摆脱崇巫心理的一个特征,当然他不可能赞同到处乱贴标语,有碍观瞻。
   学生由于自己的身份角色与年龄阅历,自然不可能真正理解胡适的苦心,何况彼时国共内战的确让许多学生困难重重。胡适讲话后,左派的许德珩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许)说了不少冷嘲热讽的话。我想,坐在旁边的胡校长听了恐怕会觉得不太舒服。许先生拉长了嗓子大吼,我起初还担心他的嗓子无法坚持到把话讲完呢。
   许德珩的许多看法与胡适肯定有所不同,但胡适即便不舒服,也知道许德珩扯起嗓子吼是他的权利。而同为自由主义者的周炳琳的发言,则可能与胡适更为接近。
   这位五四时期的健将一开口就说不讲太感情用事的话,而是从最理智的方面来谈。他从蔡孑民说到胡适之,言语倒是不含冲动性,但他讲的却是同学们大爱听的话。
   其实胡适与周炳琳所作的不只是一般性的演讲,对时局也有许多相同的看法,即令激于军警包围北大时的演讲,也颇多合辙之处。
   胡适校长演讲,他对此次运动的工作及措施夸奖了一番,并更正前日(指1947年6月1日所发表的讲话———冉注)报上发表的他的谈话内容,还说今日陈继承总司令已通过电话,对于此次戒严向他表示道歉。待周炳琳演讲时,“他指出以逮捕共产党的名义捕人不合法”。
   一个长期以来充斥着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思维的国度,加以缺乏宽容心,人们比较喜欢听决绝的话,何况刚好处在多事之秋的青年学生们。
  (选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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