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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近现代史上，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发动全民抗战，取得最后胜利，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抗战胜利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又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屈武在这些历史转折的关头，都得到周恩来的真诚帮助，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抗战期间在重庆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苏联呆了12年的屈武于1938年绕道西欧，由海路回国。到香港以后，他首先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派驻香港的代表廖承志，他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从廖承志那里，屈武初步了解到国内各方面的一些情况。
屈武在香港稍事停留之后，即取道贵阳搭乘长途汽车到达重庆。屈武的岳父——长期担任监察院院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自过江来接他，屈武遂和他共住到康心之公馆的后花园里。
到重庆两天以后，于右任与屈武谈话，很严肃地提醒说：“你在国外多年，对国内情况不了解，我提醒你一件事：国民党内存在两个小组织，一个是军事方面领导的‘复兴社’，一个是由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团’。他们的名声很不好，各自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拉人参加他们的组织。你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上当。”后来，果然这两个反动组织都曾拉拢过屈武，均被屈武拒绝了。
到重庆以后，屈武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仔细地体察国内的形势和内部的问题。摆在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使他看清了政治上的是非，也逐步认识了国家的出路问题。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抗战问题，而抗战的胜败，关键在于能不能坚持到底；能不能坚持到底，在于国共两党能不能保持团结合作。屈武能得出这样的认识，应该感谢中国共产党方面对他的帮助和引导，尤其是周恩来对他的关心和教诲。
屈武结识周恩来，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的王炳南介绍的。屈武和王炳南都是陕西人，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认识。屈武与周恩来相识后，有时候周恩来通过王炳南找屈武谈话，有时候屈武就直接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主动找周恩来，反映自己所知道的重要情况，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通过周恩来和王炳南的关系，屈武知道了一些有关延安方面的动态、中共中央的一些决议、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言论和前方与敌后的战斗形势。
有一天夜里，王炳南通知屈武说周恩来约他在新华书店楼上见面，屈武立即应邀前往。在谈了些有关时局问题之后，周恩来着重地对屈武讲：“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坚定对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立场。”周恩来希望屈武能够帮助做好对于右任的宣传和统战工作，屈武一口答应下来。这次谈话以后，屈武在于右任身边生活了6年多的时间，一直遵从周恩来的嘱托和指示，做了很多工作。
屈武和于右任在一起生活的初期，由于于右任不了解情况并受反动宣传蒙蔽，对两党合作共同抗战问题确有所怀疑。有一次，于右任问屈武：“据说我们的国军在前方抗战，八路军挖国军的墙脚，收缴国军的枪支，他们不打鬼子，一味扩充自己的实力，究竟是为什么？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屈武回答说：“这显然是编造的谎言。”接着，他详细列举了各战区大量相反的材料，证明国民党军队奉上级命令，在前方和后方“围剿”八路军，并没收他们的枪械弹药。
于右任又问屈武：“这些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屈武说：“主要是王炳南告诉我的，有些情况是周恩来先生亲口对我讲的。”
于右任听到屈武同周恩来有直接联系，很不安地提醒说：“你要当心啊！重庆到处是特务。”
于右任对屈武和周恩来的接触非常担心，但对屈武向他介绍的情况还是比较相信的，这时他已经察觉到的确有人在向他耳朵里灌输反共的谎言。
1938年冬，周恩来找到屈武，要屈武向于右任反映一件事情，他说：“汪精卫已由重庆逃跑，投降日本去了。他虽然走了，目前重庆还有更重要更危险的投降派，他们直接间接地和敌人勾勾搭搭，请于先生注意。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应该在国民党内仗义执言，做扶倾救危的工作。”屈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将这件事转告于右任。于右任表示一定注意，一定调查清楚，决不能听令一些人进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勾当。
1941年1月皖南事件发生后，屈武把这一反共破坏抗战的阴谋策划和事变经过详细地告诉了于右任。于右任听了非常气愤，拍着桌子大声说：“这样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叹了一口气说：“唉！讲了又有什么用呢！”屈武当时看到这位爱国老人的正义表现，深深同情他有心无力的处境。后来，于右任听到周恩来亲自到大街上卖《新华日报》 的消息，曾以赞叹的口气对屈武说：“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这些迹象都表明，于右任对国共两党合作坚持抗战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已逐步明确。
于右任一向对国民党上层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以及贪污腐化掠夺财物的现象深恶痛绝。他执掌监察院多年，本来想运用这一职权，做点澄清吏治收拾人心的工作，但是那些贪婪成性祸国殃民的人，大都是一些是握有实权身居枢要的人，徒有虚名的监察院岂能发挥作用。有一次，监察院揭发了一件重大的贪污案件，被弹劾的涉及蒋介石左右的权要人物。于右任坚持要执行监察职权进行弹劾，而蒋介石却坚决地庇护这些坏人。于右任在气愤之下，表示要辞去监察院长职务。为了表示抗议，他带着一名李姓副官，离开重庆移居成都。
两天后，屈武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恩来说：“于先生的姿态很好，这是对老蒋独裁作风的一个有力揭露。”接着他又说：“于先生一个人去成都，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你应该去成都陪伴他，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解除他的一点苦闷。”
周恩来还嘱托屈武代表他向于右任表示慰问，并让屈武转告于右任，他这一举动大得人心，但不要悲观。
于右任在成都住在陕西同乡严谷声家里，严家是书香门第，房屋宽敞，于右任住在楼上，屈武则住在他卧室隔壁。于右任在成都的老朋友和同乡们经常来看望他，也有从重庆专程来成都看望他的。但他情绪一直安定不下来，这种情况持续有一月之久。 有一次凌晨4点钟左右，于右任突然起来敲屈武住房的墙壁，要他到自己房里谈话。屈武走进房里坐到床沿上，于右任一脸惊恐地说：“刚才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老蒋手持利刀，厉声对我说你逃不出我的手，我要你的老命，说着他就用刀向我胸部刺来，这样，我就惊醒了。”接着他忧心忡忡说：“这个梦是个不祥之兆呵！”
屈武当即安慰他说：“做梦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您老人家还不知道吗？这和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于右任又接着说：“蒋介石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心狠手辣，有什么信义可讲。”
这天的早饭后，李副官上楼来向于右任报告说：“张群由重庆专程来看院长，现在楼下客厅。”
屈武陪同于右任下楼。张群见了于右任之后，照例先寒暄几句，然后郑重其事地说：“是委员长派我代表他前来慰问院长的，并且要我迎接院长回重庆，委员长有很多重大问题要向您咨询。至于监察院的事您不管谁能去管呢！委员长很诚恳地盼望您回去。”
蒋介石对监察院弹劾案的问题只字未提，显然并没有改变他原来的态度。张群到成都敦请于右任回重庆，不过是给他一个转圆的面子而已。这一点于右任是很清楚的，只是由于他夜晚的一场噩梦，心有余悸，也乐得顺水推舟，乘机而下。于是他对张群说：“只要委员长不再干涉我的监察院的职权，我就回重庆为党国效劳。”
张群说：“那就好，那就好。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样，于右任和屈武一同回到了重庆。
关于于右任在成都时期的情况和他回重庆的经过，屈武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当屈武说到于右任的“惊梦”的时候，周恩来说：“看来，于先生脑子里还有些封建迷信的残余。老年人嘛，旧的影响是很难一时根除的。”
屈武说：“于先生担心老蒋害他，这种心理是有历史根源的。”
周恩来分析说：“于先生和邓演达先生不同，他这块元老招牌老蒋还是要利用的，绝不会加害于他。你要请于先生鼓起勇气，对老蒋该顶的还是要顶。”
1944年春，屈武忽然接到侍从室发来蒋介石召见的通知。见面后，蒋介石对屈武说：“今天我找你来，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你工作的调动问题，我已经决定派你到陕西去担任建设厅长。”
屈武说：“我在重庆担任立法委员、陆大教官、军事顾问处处长、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等，工作很多，怎么能丢得下！况且在抗战时期，哪里有钱搞建设呢？为什么派我去做这项有名无实的事情？”
蒋回答说：“这是祝绍周主席要你去的。你是陕西人，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不好吗？至于建设需要钱的问题，这好办，我要财政部帮你解决就是了。”
屈武说：“还是请委员长再考虑一下。”
蒋介石见屈武不肯立即欣然受命，马上大发脾气，用手拍着桌子站起身来，声色俱厉地说：“这是命令！”说完扭身一转不再理睬，屈武只好走出蒋介石的房间。
回到家中，屈武立即把蒋召见的经过告诉了于右任，并表示自己不愿离开重庆。于右任听了之后，沉思默想，始终一言未发。看样子老人的心情相当沉重，为了不增加他的负担，屈武没有向他提出什么具体的要求。不过，屈武并不甘心轻易地离开重庆，他突然想到是不是可以找蒋经国帮帮忙。
蒋经国是屈武在苏联的同班同学，彼此交情很深。回国以后，在原来友情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抗战期间在重庆、赣州、衡阳、昆明等地，后来在南京、上海、杭州、奉化，以及迪化（即乌鲁木齐）等地，都有他们俩人携手同游的踪迹。于是，屈武亲自去造访，希望蒋经国能向蒋介石说说情，让自己能继续留在重庆。
出乎屈武意料的是，蒋经国早已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了。当屈武向他提出希望留在重庆的意见之后，他立即对屈武说：“老兄，不行啊！有人在委座面前告发了你，说你同共产党暗地勾结，并与苏联武官处进行非法联系；还说你参加了什么秘密组织（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被简称为‘小民革’ ） ，委座非常生气。他说如果不是看在于院长的面上……他下面要讲什么，你自己会明白的。看来要你到陕西当建设厅长，已经是很宽大了。你想留在重庆不去西安是不行的。我看你还是暂时到西安去。”此路不通，屈武只能带着失望的心情，从蒋经国那里回来了。
屈武之所以不愿离开重庆，一是不愿意丢下那些对抗战有意义的工作，二是不愿脱离周恩来的直接指导。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从周恩来那里接受了很多教益，得到了很多工作锻炼的机会，并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因此屈武不希望就这样离开周恩来的身边。
无奈之下，屈武只好把蒋介石的召见和召见以后的经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屈武的汇报，认真考虑之后说：“那只好去吧，违抗是无益的。你到西安以后要经常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同志联系。”
就这样，在1944年春天，屈武不得不离开重庆。
到新疆去
屈武自1944年春到陕西担任有名无实的建设厅长，为时一年有余。这期间，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设在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做了必要的秘密接触，提供了一些有关胡宗南、祝绍周的反共阴谋活动的情报。9月初，屈武以到中央述职和请求拨款为理由，回到重庆，仍住在于右任处。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在王炳南的安排下，毛泽东在红岩村办事处，接见了“小民革”几位负责同志，与他们共进晚餐，交谈了7个多小时，大家都受到了很多教育，当时周恩来也陪同在座。
屈武这次在重庆住了两个月之久，11月初打算返回陕西。一天，张治中来拜访于右任。他们谈话时，屈武也在场。张治中对于右任说：“蒋委员长准备派我到新疆去和平解决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暴动问题。如果经过这次和平谈判能够把问题解决，实现和平，委员长打算派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那就要经常住在新疆。现在正在商量组织一个和谈代表团的班子问题。”说到这里，张治中回过头来对屈武说：“你愿意跟我一道到新疆去工作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一同去。” 屈武说：“这个问题，我不能做主。”
于右任把话头接过来说：“他现在是陕西建设厅长，这是委员长亲自派去的，只怕委员长不会同意他离开陕西到新疆去。”
张治中说：“只要他愿意去，委员长那里的问题我有办法。他现在急于和平解决新疆的三区问题，因为三区问题与苏联有关，屈武参加代表团，有利于和平解决三区问题。”事后才明白，当时蒋介石急于要解决新疆三区问题，完全是为了要发动全面内战，必须安定大后方的缘故。
张治中走后，屈武立即去见周恩来，汇报了张治中要自己到新疆去的情况。周恩来说：“如果老蒋同意你到新疆去，那是一件好事：第一，可以摆脱胡宗南和祝绍周的魔掌；第二，张文白（张治中的别号）在国民党内不是顽固派，在政治上他是向前看的。同他一道工作，可以不断地帮助他进步，对将来处理国共之间的问题，是会起好作用的。”周恩来的指示让屈武心中豁然开朗。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张治中电话告诉屈武说：“赴新疆代表团的名单，委员长已经批准了，他同意你到新疆去，最近就要出发，请你准备一下，起飞的日子定了以后，我再通知你。”
出发以前，屈武又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很高兴，说：“你到新疆去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办：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关押了100多名共产党员，到现在还没有释放出来。我已经向文白先生提出，他到新疆后，请他贯彻双十协定中释放政治犯的条款，把这些中共党员释放出来送回延安，张文白已经表示同意。不过，他到新疆是从事和平谈判解决三区问题的，一定很忙，很容易把这件事淡忘，你必须随时提醒他，并帮助处理这一重大问题。”这样，屈武肩负着周恩来交代的重任赴新疆去了。
事情果然不出周恩来所预料，他们到了新疆之后，张治中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三区的和谈问题上，无暇顾及释放在押的100多名中共党员的事。但对屈武来说，这是他身负的一件重大政治任务，无时无刻不萦绕心头。最后，在屈武一再的提醒和催促下，张治中才决定让屈武一面参加和谈，一面帮助他处理释放这批中共党员的工作。首先，屈武代表张治中到监狱里探望并慰问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杜宇）和她的女儿独伊。屈武和她们母女分别作了两次谈话，为了安定她们的情绪，他还有意识地透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并告诉她们周恩来对她们的关怀。
屈武发现监狱中的环境和生活待遇都十分恶劣，便向张治中作了汇报。张治中马上下令改善监狱待遇，提高狱中人员的伙食标准。在屈武的安排下，张治中还邀请被押的党员代表举行会谈，并先后三次电请蒋介石批准释放这批犯人。此后虽然又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是蒋介石在内外形势的迫使下，最终不得不同意释放那批中共党员。
这批中共党员安全到达延安后，受到党中央的热烈欢迎。后来他们都被派到各方面担任重要职务，其中不少人还承担了一个方面的领导工作。到1949年，当屈武参加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周恩来第一次找屈武单独谈话时，一见面，他就以非常满意的口气表扬了屈武在新疆协助张治中释放这批中共党员的成绩。
以张治中为主席的新疆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屈武任省府委员兼新疆首府迪化市市长。
参加国共北平和谈和新疆起义
1948年冬，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延续3年多的内战，胜败之局已定。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通电求和。他经过一番周密的布置之后，于1月21日离开南京避居奉化，以下野之名，行其暗中操作之实。蒋介石走后，副总统李宗仁上台代理总统。当时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实现和平统一，就是南京政府内部的立法、监察两院，也是一片和谈的喧嚣。于是，李宗仁不得不在1月22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在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这时，屈武仍任新疆联合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张治中任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行辕主任。关于国共两党的和谈问题，酝酿折冲，煞费周章。李宗仁属意由张治中出来担负这一艰巨任务，而张当时虽然身在南京，却不愿负这项责任，因此，他在1月底就飞返兰州了。后来李宗仁对张函电交促，敦请他返回南京共商和谈大计。张治中乃于2月20日邀屈武由迪化飞兰州，然后一同飞返南京。
为了摸清蒋介石对和平谈判的底细，3月3日，张治中同吴忠信和屈武分途前往奉化。在奉化，张治中和蒋介石作了多次长谈，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共八项和谈前提条件的研究和劝蒋暂时出国问题。对前一个问题，蒋介石在许多方面意见不很明朗；对后一个问题，他非常反感。张治中当然不好坚持要他出国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在那里住了8天后一同返回南京。
经过多日的酝酿磋商，直到3月24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才正式组成。和谈代表有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和刘斐。张治中推荐卢郁文担任秘书长，推荐屈武担任代表团的顾问。代表团决定4月1日飞往北平。3月28日，张治中对屈武说：“我们在北上以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就是我们商定的和谈腹案和国防部的意见，必须向蒋委员长汇报。这样的大事情，必须委员长点头才行。请你和我一道再到奉化去一趟。这件事情我已经同李德公（李宗仁号德邻）说好了，他同意我们到奉化去。”于是在3月29日，屈武同张治中第二次飞往溪口。在飞机上，张治中对屈武说：“你同蒋经国的关系很好，你们是什么话都可以谈的。到奉化以后，我同蒋委员长谈，你就同蒋经国去谈，他对他的老子还是有影响有作用的。我们在奉化只能留住一天，明天必须飞回南京，因此，我们都要抓紧时间。”
张治中在奉化又和蒋介石作了几次晤谈。在一次谈话中，蒋介石表示对政治有厌倦情绪，希望实现和平，他愿意终老故乡。张治中认为蒋介石这句话是具有诚意谋求和平的，他回到南京立即作为新闻发表，并应邀在立法院对全体委员作了一次公开讲话。
随后，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由秘书长卢郁文率领秘书处工作人员于3月31日先行飞往北平，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顾问、秘书共19人于4月1日下午由南京经青岛飞抵北平。张治中以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团长周恩来一定会到机场去接他，不料，到机场欢迎的却是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和四野参谋长刘亚楼等人，这让张治中情绪有些低沉。 代表团进城后被安排在六国饭店。一进饭店门，就看见墙上挂着一幅大标语，上面写着：“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这对张治中来说，又是当头一棒。他悄悄地对屈武说：“看起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所怀疑的。”进了房间，张治中长时间闷闷不乐，显然，思想上有所负担。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李维汉等来到饭店拜访。周恩来以和蔼热情的态度，握着张治中的手表示欢迎之意。接着，他又严肃地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很对不起，没有到机场去迎接你。我请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为什么你在事前还要亲到奉化向战犯头子去请示呢？”这一问使张非常尴尬。此时张才知道北来之前的奉化之行的秘密，中共早已知道了。
张治中连忙说：“恩来先生，这正是我的苦衷呵！我为了使和平工作不致中途夭折，就必须事先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
周恩来接着说：“那好！将来看事实吧。”
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磋商，于4月15日对拟定的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达成了协议。这是双方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共代表团在会上正式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即南京方面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必须在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
就在双方代表团达成和平协议这天，张治中接到李宗仁的电报说：“16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国民党代表团和中共进行谈判。”
张治中立即召集团中成员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于右任此时没有必要北来，留在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南京方面批准后，再请他北来主持签字。
大家同意张治中的意见，于是立即电复李宗仁：“请于暂缓来平。”会上并推定黄绍竑和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草案飞南京复合并请示。
16日凌晨4时，周恩来找屈武谈话。屈武汇报了国民党代表团对于右任北来问题的决定。周恩来说：“我都完全知道了。白天张文白已向我谈过。我曾对他说，于先生现在能来北平，很好嘛。我们欢迎他来。张文白说明了他不同意于先生此时北来的意见，我也不便过于干涉。”接着又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将来决裂了，如果于先生在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现在他既然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马上告诉于先生，如果南京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解放军决定本月20日渡江占领南京，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人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随后，周恩来询问了国民党新疆部队的情况和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的政治态度，并叮嘱屈武说：“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到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和少受损失。”这次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
16日上午10时，屈武同黄绍竑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乘专机飞回南京。到南京后，屈武和黄绍竑由机场乘车直往傅岗李宗仁公馆。下午在李公馆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屈武和黄绍竑外，还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黄旭初共6人。先由黄绍竑简要地报告和谈经过，然后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李、白等人传阅。大家看了文件，面面相觑，无人发言，情绪极为低沉。后来还是白崇禧打破了沉寂，说：“这样苛刻的条件能接受吗？”何应钦接着说：“问题重大，行政院要进行研究。”李宗仁和黄旭初一言未发，大家垂头丧气地散了。出门以后，黄绍竑对屈武说：“看来情况不妙呵！”屈武说：“我到于右任家去住，有什么消息，请用电话告诉我。”
屈武见到于右任，便把在北平和谈经过和李宗仁公馆会议情况告诉了他，最后说：“看起来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不会被批准，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
于右任说：“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到北平，不然我现在在北平，战争再打起来我就留那里不回来了。”
屈武说：“这正是周恩来先生的意思。不过，文白先生也是好意。”随后，屈武将周恩来希望于右任不要离开南京的意思转述一番，并补充一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补救办法。”
于右任深有感慨地说：“这恐怕办不到了，我的周围布满了特务，他们严密地监视着我，能让我留下来吗？”
过了两天，黄绍竑来电话告诉屈武，说行政院开了秘密会议，李宗仁参加了这个会，会议把《国内和平协定》否决了，白崇禧已回汉口布防，南京方面已准备打仗。
黄绍竑又告诉屈武，说他已向北平方面通了电话。接完电话，屈武把这个消息告诉于右任，并劝他按照周恩来的意思不要离开南京。于右任说：“你先把孩子们（屈武的儿子和儿媳）送上飞机去上海，你留在我身边，看形势再决定去留动向。”
屈武当天就按照于右任的意思把孩子们送到机场，恰巧遇见黄绍竑。黄绍竑对屈武说：“大局已不可挽回，我现在搭机飞往香港，你怎么办？”
屈武说：“我不去香港，另有去处。”寥寥数语，两人就匆匆分别了。
4月21日晨，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晋见于先生，他穿着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服装，并带着一个武装卫士，态度很严肃地对于右任说：“报告院长：战事情况非常紧急，共军已经突破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到广州或者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于右任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
那个人以威胁的态度说：“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有等于右任穿好衣服，就架着于右任前往机场，飞到上海。
来到上海，屈武问于右任：“能不能留在上海不动，上海总是要解放的，然后再找机会到北平去。”
于右任说：“我们在南京的情况你不是都已看见了吗？上海撤退我同样会遭遇被强迫架走的命运。”接着，他反来劝屈武说：“你也最好先留在上海，然后我们一同到广州，寻找机会由广州到香港去，再转赴北平，这样，还是有希望的。”
屈武说：“我不能去广州，我要回到新疆去。”为了保密，屈武此时也不能说明自己回新疆去的真正意图。屈武之所以急于回新疆，正是为了执行周恩来在北平交代屈武的任务。尽管这一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屈武为了对党、对周恩来、对人民负责，他决心全力以赴地促其实现。
恰好这个时候国民党甘肃军区司令郭寄峤奉命回甘肃布防，屈武便告别于右任，搭乘郭的专机飞抵兰州，然后搭乘便机回到新疆迪化。
新疆起义，这是当时大势所趋，势所必至的事情，但是并毕竟不是一蹴即就的，所以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实现，经过了半年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过程。在紧要关头，屈武几乎断送了性命，幸亏陶峙岳大力援救，才使屈武免遭反动将军们的毒手，最终不辱使命，完成了周恩来的嘱托。
新疆起义终于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的9月下旬实现了。新疆宣布起义之后，陶峙岳将军要屈武担任“欢迎解放军入新代表团”团长。于是，屈武就率领这一代表团驰赴甘肃酒泉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受到了一野彭德怀司令员的热情接待。
（责任编辑：吴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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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武（1898—1992）字经文，陕西渭南人。1923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38年回国，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立法委员、少将参议、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等职。1945年10月，作为国民党中央赴新疆和谈代表团成员前往新疆，后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市长。1949年初，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顾问赴北平进行谈判。9月，参加新疆和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乌鲁木齐市市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195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六届代理主席、主席，第七届名誉主席。
抗战期间在重庆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苏联呆了12年的屈武于1938年绕道西欧，由海路回国。到香港以后，他首先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派驻香港的代表廖承志，他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从廖承志那里，屈武初步了解到国内各方面的一些情况。
屈武在香港稍事停留之后，即取道贵阳搭乘长途汽车到达重庆。屈武的岳父——长期担任监察院院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自过江来接他，屈武遂和他共住到康心之公馆的后花园里。
到重庆两天以后，于右任与屈武谈话，很严肃地提醒说：“你在国外多年，对国内情况不了解，我提醒你一件事：国民党内存在两个小组织，一个是军事方面领导的‘复兴社’，一个是由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团’。他们的名声很不好，各自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拉人参加他们的组织。你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上当。”后来，果然这两个反动组织都曾拉拢过屈武，均被屈武拒绝了。
到重庆以后，屈武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仔细地体察国内的形势和内部的问题。摆在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使他看清了政治上的是非，也逐步认识了国家的出路问题。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抗战问题，而抗战的胜败，关键在于能不能坚持到底；能不能坚持到底，在于国共两党能不能保持团结合作。屈武能得出这样的认识，应该感谢中国共产党方面对他的帮助和引导，尤其是周恩来对他的关心和教诲。
屈武结识周恩来，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的王炳南介绍的。屈武和王炳南都是陕西人，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认识。屈武与周恩来相识后，有时候周恩来通过王炳南找屈武谈话，有时候屈武就直接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主动找周恩来，反映自己所知道的重要情况，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通过周恩来和王炳南的关系，屈武知道了一些有关延安方面的动态、中共中央的一些决议、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言论和前方与敌后的战斗形势。
有一天夜里，王炳南通知屈武说周恩来约他在新华书店楼上见面，屈武立即应邀前往。在谈了些有关时局问题之后，周恩来着重地对屈武讲：“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坚定对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立场。”周恩来希望屈武能够帮助做好对于右任的宣传和统战工作，屈武一口答应下来。这次谈话以后，屈武在于右任身边生活了6年多的时间，一直遵从周恩来的嘱托和指示，做了很多工作。
屈武和于右任在一起生活的初期，由于于右任不了解情况并受反动宣传蒙蔽，对两党合作共同抗战问题确有所怀疑。有一次，于右任问屈武：“据说我们的国军在前方抗战，八路军挖国军的墙脚，收缴国军的枪支，他们不打鬼子，一味扩充自己的实力，究竟是为什么？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屈武回答说：“这显然是编造的谎言。”接着，他详细列举了各战区大量相反的材料，证明国民党军队奉上级命令，在前方和后方“围剿”八路军，并没收他们的枪械弹药。
于右任又问屈武：“这些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屈武说：“主要是王炳南告诉我的，有些情况是周恩来先生亲口对我讲的。”
于右任听到屈武同周恩来有直接联系，很不安地提醒说：“你要当心啊！重庆到处是特务。”
于右任对屈武和周恩来的接触非常担心，但对屈武向他介绍的情况还是比较相信的，这时他已经察觉到的确有人在向他耳朵里灌输反共的谎言。
1938年冬，周恩来找到屈武，要屈武向于右任反映一件事情，他说：“汪精卫已由重庆逃跑，投降日本去了。他虽然走了，目前重庆还有更重要更危险的投降派，他们直接间接地和敌人勾勾搭搭，请于先生注意。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应该在国民党内仗义执言，做扶倾救危的工作。”屈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将这件事转告于右任。于右任表示一定注意，一定调查清楚，决不能听令一些人进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勾当。
1941年1月皖南事件发生后，屈武把这一反共破坏抗战的阴谋策划和事变经过详细地告诉了于右任。于右任听了非常气愤，拍着桌子大声说：“这样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叹了一口气说：“唉！讲了又有什么用呢！”屈武当时看到这位爱国老人的正义表现，深深同情他有心无力的处境。后来，于右任听到周恩来亲自到大街上卖《新华日报》 的消息，曾以赞叹的口气对屈武说：“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这些迹象都表明，于右任对国共两党合作坚持抗战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已逐步明确。
于右任一向对国民党上层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以及贪污腐化掠夺财物的现象深恶痛绝。他执掌监察院多年，本来想运用这一职权，做点澄清吏治收拾人心的工作，但是那些贪婪成性祸国殃民的人，大都是一些是握有实权身居枢要的人，徒有虚名的监察院岂能发挥作用。有一次，监察院揭发了一件重大的贪污案件，被弹劾的涉及蒋介石左右的权要人物。于右任坚持要执行监察职权进行弹劾，而蒋介石却坚决地庇护这些坏人。于右任在气愤之下，表示要辞去监察院长职务。为了表示抗议，他带着一名李姓副官，离开重庆移居成都。
两天后，屈武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恩来说：“于先生的姿态很好，这是对老蒋独裁作风的一个有力揭露。”接着他又说：“于先生一个人去成都，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你应该去成都陪伴他，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解除他的一点苦闷。”
周恩来还嘱托屈武代表他向于右任表示慰问，并让屈武转告于右任，他这一举动大得人心，但不要悲观。
于右任在成都住在陕西同乡严谷声家里，严家是书香门第，房屋宽敞，于右任住在楼上，屈武则住在他卧室隔壁。于右任在成都的老朋友和同乡们经常来看望他，也有从重庆专程来成都看望他的。但他情绪一直安定不下来，这种情况持续有一月之久。 有一次凌晨4点钟左右，于右任突然起来敲屈武住房的墙壁，要他到自己房里谈话。屈武走进房里坐到床沿上，于右任一脸惊恐地说：“刚才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老蒋手持利刀，厉声对我说你逃不出我的手，我要你的老命，说着他就用刀向我胸部刺来，这样，我就惊醒了。”接着他忧心忡忡说：“这个梦是个不祥之兆呵！”
屈武当即安慰他说：“做梦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您老人家还不知道吗？这和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于右任又接着说：“蒋介石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心狠手辣，有什么信义可讲。”
这天的早饭后，李副官上楼来向于右任报告说：“张群由重庆专程来看院长，现在楼下客厅。”
屈武陪同于右任下楼。张群见了于右任之后，照例先寒暄几句，然后郑重其事地说：“是委员长派我代表他前来慰问院长的，并且要我迎接院长回重庆，委员长有很多重大问题要向您咨询。至于监察院的事您不管谁能去管呢！委员长很诚恳地盼望您回去。”
蒋介石对监察院弹劾案的问题只字未提，显然并没有改变他原来的态度。张群到成都敦请于右任回重庆，不过是给他一个转圆的面子而已。这一点于右任是很清楚的，只是由于他夜晚的一场噩梦，心有余悸，也乐得顺水推舟，乘机而下。于是他对张群说：“只要委员长不再干涉我的监察院的职权，我就回重庆为党国效劳。”
张群说：“那就好，那就好。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样，于右任和屈武一同回到了重庆。
关于于右任在成都时期的情况和他回重庆的经过，屈武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当屈武说到于右任的“惊梦”的时候，周恩来说：“看来，于先生脑子里还有些封建迷信的残余。老年人嘛，旧的影响是很难一时根除的。”
屈武说：“于先生担心老蒋害他，这种心理是有历史根源的。”
周恩来分析说：“于先生和邓演达先生不同，他这块元老招牌老蒋还是要利用的，绝不会加害于他。你要请于先生鼓起勇气，对老蒋该顶的还是要顶。”
1944年春，屈武忽然接到侍从室发来蒋介石召见的通知。见面后，蒋介石对屈武说：“今天我找你来，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你工作的调动问题，我已经决定派你到陕西去担任建设厅长。”
屈武说：“我在重庆担任立法委员、陆大教官、军事顾问处处长、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等，工作很多，怎么能丢得下！况且在抗战时期，哪里有钱搞建设呢？为什么派我去做这项有名无实的事情？”
蒋回答说：“这是祝绍周主席要你去的。你是陕西人，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不好吗？至于建设需要钱的问题，这好办，我要财政部帮你解决就是了。”
屈武说：“还是请委员长再考虑一下。”
蒋介石见屈武不肯立即欣然受命，马上大发脾气，用手拍着桌子站起身来，声色俱厉地说：“这是命令！”说完扭身一转不再理睬，屈武只好走出蒋介石的房间。
回到家中，屈武立即把蒋召见的经过告诉了于右任，并表示自己不愿离开重庆。于右任听了之后，沉思默想，始终一言未发。看样子老人的心情相当沉重，为了不增加他的负担，屈武没有向他提出什么具体的要求。不过，屈武并不甘心轻易地离开重庆，他突然想到是不是可以找蒋经国帮帮忙。
蒋经国是屈武在苏联的同班同学，彼此交情很深。回国以后，在原来友情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抗战期间在重庆、赣州、衡阳、昆明等地，后来在南京、上海、杭州、奉化，以及迪化（即乌鲁木齐）等地，都有他们俩人携手同游的踪迹。于是，屈武亲自去造访，希望蒋经国能向蒋介石说说情，让自己能继续留在重庆。
出乎屈武意料的是，蒋经国早已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了。当屈武向他提出希望留在重庆的意见之后，他立即对屈武说：“老兄，不行啊！有人在委座面前告发了你，说你同共产党暗地勾结，并与苏联武官处进行非法联系；还说你参加了什么秘密组织（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被简称为‘小民革’ ） ，委座非常生气。他说如果不是看在于院长的面上……他下面要讲什么，你自己会明白的。看来要你到陕西当建设厅长，已经是很宽大了。你想留在重庆不去西安是不行的。我看你还是暂时到西安去。”此路不通，屈武只能带着失望的心情，从蒋经国那里回来了。
屈武之所以不愿离开重庆，一是不愿意丢下那些对抗战有意义的工作，二是不愿脱离周恩来的直接指导。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从周恩来那里接受了很多教益，得到了很多工作锻炼的机会，并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因此屈武不希望就这样离开周恩来的身边。
无奈之下，屈武只好把蒋介石的召见和召见以后的经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屈武的汇报，认真考虑之后说：“那只好去吧，违抗是无益的。你到西安以后要经常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同志联系。”
就这样，在1944年春天，屈武不得不离开重庆。
到新疆去
屈武自1944年春到陕西担任有名无实的建设厅长，为时一年有余。这期间，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设在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做了必要的秘密接触，提供了一些有关胡宗南、祝绍周的反共阴谋活动的情报。9月初，屈武以到中央述职和请求拨款为理由，回到重庆，仍住在于右任处。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在王炳南的安排下，毛泽东在红岩村办事处，接见了“小民革”几位负责同志，与他们共进晚餐，交谈了7个多小时，大家都受到了很多教育，当时周恩来也陪同在座。
屈武这次在重庆住了两个月之久，11月初打算返回陕西。一天，张治中来拜访于右任。他们谈话时，屈武也在场。张治中对于右任说：“蒋委员长准备派我到新疆去和平解决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暴动问题。如果经过这次和平谈判能够把问题解决，实现和平，委员长打算派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那就要经常住在新疆。现在正在商量组织一个和谈代表团的班子问题。”说到这里，张治中回过头来对屈武说：“你愿意跟我一道到新疆去工作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一同去。” 屈武说：“这个问题，我不能做主。”
于右任把话头接过来说：“他现在是陕西建设厅长，这是委员长亲自派去的，只怕委员长不会同意他离开陕西到新疆去。”
张治中说：“只要他愿意去，委员长那里的问题我有办法。他现在急于和平解决新疆的三区问题，因为三区问题与苏联有关，屈武参加代表团，有利于和平解决三区问题。”事后才明白，当时蒋介石急于要解决新疆三区问题，完全是为了要发动全面内战，必须安定大后方的缘故。
张治中走后，屈武立即去见周恩来，汇报了张治中要自己到新疆去的情况。周恩来说：“如果老蒋同意你到新疆去，那是一件好事：第一，可以摆脱胡宗南和祝绍周的魔掌；第二，张文白（张治中的别号）在国民党内不是顽固派，在政治上他是向前看的。同他一道工作，可以不断地帮助他进步，对将来处理国共之间的问题，是会起好作用的。”周恩来的指示让屈武心中豁然开朗。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张治中电话告诉屈武说：“赴新疆代表团的名单，委员长已经批准了，他同意你到新疆去，最近就要出发，请你准备一下，起飞的日子定了以后，我再通知你。”
出发以前，屈武又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很高兴，说：“你到新疆去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办：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关押了100多名共产党员，到现在还没有释放出来。我已经向文白先生提出，他到新疆后，请他贯彻双十协定中释放政治犯的条款，把这些中共党员释放出来送回延安，张文白已经表示同意。不过，他到新疆是从事和平谈判解决三区问题的，一定很忙，很容易把这件事淡忘，你必须随时提醒他，并帮助处理这一重大问题。”这样，屈武肩负着周恩来交代的重任赴新疆去了。
事情果然不出周恩来所预料，他们到了新疆之后，张治中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三区的和谈问题上，无暇顾及释放在押的100多名中共党员的事。但对屈武来说，这是他身负的一件重大政治任务，无时无刻不萦绕心头。最后，在屈武一再的提醒和催促下，张治中才决定让屈武一面参加和谈，一面帮助他处理释放这批中共党员的工作。首先，屈武代表张治中到监狱里探望并慰问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杜宇）和她的女儿独伊。屈武和她们母女分别作了两次谈话，为了安定她们的情绪，他还有意识地透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并告诉她们周恩来对她们的关怀。
屈武发现监狱中的环境和生活待遇都十分恶劣，便向张治中作了汇报。张治中马上下令改善监狱待遇，提高狱中人员的伙食标准。在屈武的安排下，张治中还邀请被押的党员代表举行会谈，并先后三次电请蒋介石批准释放这批犯人。此后虽然又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是蒋介石在内外形势的迫使下，最终不得不同意释放那批中共党员。
这批中共党员安全到达延安后，受到党中央的热烈欢迎。后来他们都被派到各方面担任重要职务，其中不少人还承担了一个方面的领导工作。到1949年，当屈武参加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周恩来第一次找屈武单独谈话时，一见面，他就以非常满意的口气表扬了屈武在新疆协助张治中释放这批中共党员的成绩。
以张治中为主席的新疆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屈武任省府委员兼新疆首府迪化市市长。
参加国共北平和谈和新疆起义
1948年冬，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延续3年多的内战，胜败之局已定。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通电求和。他经过一番周密的布置之后，于1月21日离开南京避居奉化，以下野之名，行其暗中操作之实。蒋介石走后，副总统李宗仁上台代理总统。当时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实现和平统一，就是南京政府内部的立法、监察两院，也是一片和谈的喧嚣。于是，李宗仁不得不在1月22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在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这时，屈武仍任新疆联合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张治中任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行辕主任。关于国共两党的和谈问题，酝酿折冲，煞费周章。李宗仁属意由张治中出来担负这一艰巨任务，而张当时虽然身在南京，却不愿负这项责任，因此，他在1月底就飞返兰州了。后来李宗仁对张函电交促，敦请他返回南京共商和谈大计。张治中乃于2月20日邀屈武由迪化飞兰州，然后一同飞返南京。
为了摸清蒋介石对和平谈判的底细，3月3日，张治中同吴忠信和屈武分途前往奉化。在奉化，张治中和蒋介石作了多次长谈，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共八项和谈前提条件的研究和劝蒋暂时出国问题。对前一个问题，蒋介石在许多方面意见不很明朗；对后一个问题，他非常反感。张治中当然不好坚持要他出国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在那里住了8天后一同返回南京。
经过多日的酝酿磋商，直到3月24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才正式组成。和谈代表有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和刘斐。张治中推荐卢郁文担任秘书长，推荐屈武担任代表团的顾问。代表团决定4月1日飞往北平。3月28日，张治中对屈武说：“我们在北上以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就是我们商定的和谈腹案和国防部的意见，必须向蒋委员长汇报。这样的大事情，必须委员长点头才行。请你和我一道再到奉化去一趟。这件事情我已经同李德公（李宗仁号德邻）说好了，他同意我们到奉化去。”于是在3月29日，屈武同张治中第二次飞往溪口。在飞机上，张治中对屈武说：“你同蒋经国的关系很好，你们是什么话都可以谈的。到奉化以后，我同蒋委员长谈，你就同蒋经国去谈，他对他的老子还是有影响有作用的。我们在奉化只能留住一天，明天必须飞回南京，因此，我们都要抓紧时间。”
张治中在奉化又和蒋介石作了几次晤谈。在一次谈话中，蒋介石表示对政治有厌倦情绪，希望实现和平，他愿意终老故乡。张治中认为蒋介石这句话是具有诚意谋求和平的，他回到南京立即作为新闻发表，并应邀在立法院对全体委员作了一次公开讲话。
随后，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由秘书长卢郁文率领秘书处工作人员于3月31日先行飞往北平，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顾问、秘书共19人于4月1日下午由南京经青岛飞抵北平。张治中以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团长周恩来一定会到机场去接他，不料，到机场欢迎的却是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和四野参谋长刘亚楼等人，这让张治中情绪有些低沉。 代表团进城后被安排在六国饭店。一进饭店门，就看见墙上挂着一幅大标语，上面写着：“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这对张治中来说，又是当头一棒。他悄悄地对屈武说：“看起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所怀疑的。”进了房间，张治中长时间闷闷不乐，显然，思想上有所负担。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李维汉等来到饭店拜访。周恩来以和蔼热情的态度，握着张治中的手表示欢迎之意。接着，他又严肃地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很对不起，没有到机场去迎接你。我请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为什么你在事前还要亲到奉化向战犯头子去请示呢？”这一问使张非常尴尬。此时张才知道北来之前的奉化之行的秘密，中共早已知道了。
张治中连忙说：“恩来先生，这正是我的苦衷呵！我为了使和平工作不致中途夭折，就必须事先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
周恩来接着说：“那好！将来看事实吧。”
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磋商，于4月15日对拟定的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达成了协议。这是双方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共代表团在会上正式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即南京方面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必须在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
就在双方代表团达成和平协议这天，张治中接到李宗仁的电报说：“16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国民党代表团和中共进行谈判。”
张治中立即召集团中成员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于右任此时没有必要北来，留在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南京方面批准后，再请他北来主持签字。
大家同意张治中的意见，于是立即电复李宗仁：“请于暂缓来平。”会上并推定黄绍竑和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草案飞南京复合并请示。
16日凌晨4时，周恩来找屈武谈话。屈武汇报了国民党代表团对于右任北来问题的决定。周恩来说：“我都完全知道了。白天张文白已向我谈过。我曾对他说，于先生现在能来北平，很好嘛。我们欢迎他来。张文白说明了他不同意于先生此时北来的意见，我也不便过于干涉。”接着又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将来决裂了，如果于先生在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现在他既然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马上告诉于先生，如果南京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解放军决定本月20日渡江占领南京，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人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随后，周恩来询问了国民党新疆部队的情况和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的政治态度，并叮嘱屈武说：“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到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和少受损失。”这次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
16日上午10时，屈武同黄绍竑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乘专机飞回南京。到南京后，屈武和黄绍竑由机场乘车直往傅岗李宗仁公馆。下午在李公馆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屈武和黄绍竑外，还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黄旭初共6人。先由黄绍竑简要地报告和谈经过，然后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李、白等人传阅。大家看了文件，面面相觑，无人发言，情绪极为低沉。后来还是白崇禧打破了沉寂，说：“这样苛刻的条件能接受吗？”何应钦接着说：“问题重大，行政院要进行研究。”李宗仁和黄旭初一言未发，大家垂头丧气地散了。出门以后，黄绍竑对屈武说：“看来情况不妙呵！”屈武说：“我到于右任家去住，有什么消息，请用电话告诉我。”
屈武见到于右任，便把在北平和谈经过和李宗仁公馆会议情况告诉了他，最后说：“看起来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不会被批准，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
于右任说：“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到北平，不然我现在在北平，战争再打起来我就留那里不回来了。”
屈武说：“这正是周恩来先生的意思。不过，文白先生也是好意。”随后，屈武将周恩来希望于右任不要离开南京的意思转述一番，并补充一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补救办法。”
于右任深有感慨地说：“这恐怕办不到了，我的周围布满了特务，他们严密地监视着我，能让我留下来吗？”
过了两天，黄绍竑来电话告诉屈武，说行政院开了秘密会议，李宗仁参加了这个会，会议把《国内和平协定》否决了，白崇禧已回汉口布防，南京方面已准备打仗。
黄绍竑又告诉屈武，说他已向北平方面通了电话。接完电话，屈武把这个消息告诉于右任，并劝他按照周恩来的意思不要离开南京。于右任说：“你先把孩子们（屈武的儿子和儿媳）送上飞机去上海，你留在我身边，看形势再决定去留动向。”
屈武当天就按照于右任的意思把孩子们送到机场，恰巧遇见黄绍竑。黄绍竑对屈武说：“大局已不可挽回，我现在搭机飞往香港，你怎么办？”
屈武说：“我不去香港，另有去处。”寥寥数语，两人就匆匆分别了。
4月21日晨，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晋见于先生，他穿着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服装，并带着一个武装卫士，态度很严肃地对于右任说：“报告院长：战事情况非常紧急，共军已经突破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到广州或者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于右任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
那个人以威胁的态度说：“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有等于右任穿好衣服，就架着于右任前往机场，飞到上海。
来到上海，屈武问于右任：“能不能留在上海不动，上海总是要解放的，然后再找机会到北平去。”
于右任说：“我们在南京的情况你不是都已看见了吗？上海撤退我同样会遭遇被强迫架走的命运。”接着，他反来劝屈武说：“你也最好先留在上海，然后我们一同到广州，寻找机会由广州到香港去，再转赴北平，这样，还是有希望的。”
屈武说：“我不能去广州，我要回到新疆去。”为了保密，屈武此时也不能说明自己回新疆去的真正意图。屈武之所以急于回新疆，正是为了执行周恩来在北平交代屈武的任务。尽管这一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屈武为了对党、对周恩来、对人民负责，他决心全力以赴地促其实现。
恰好这个时候国民党甘肃军区司令郭寄峤奉命回甘肃布防，屈武便告别于右任，搭乘郭的专机飞抵兰州，然后搭乘便机回到新疆迪化。
新疆起义，这是当时大势所趋，势所必至的事情，但是并毕竟不是一蹴即就的，所以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实现，经过了半年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过程。在紧要关头，屈武几乎断送了性命，幸亏陶峙岳大力援救，才使屈武免遭反动将军们的毒手，最终不辱使命，完成了周恩来的嘱托。
新疆起义终于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的9月下旬实现了。新疆宣布起义之后，陶峙岳将军要屈武担任“欢迎解放军入新代表团”团长。于是，屈武就率领这一代表团驰赴甘肃酒泉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受到了一野彭德怀司令员的热情接待。
（责任编辑：吴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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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武（1898—1992）字经文，陕西渭南人。1923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38年回国，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立法委员、少将参议、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等职。1945年10月，作为国民党中央赴新疆和谈代表团成员前往新疆，后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市长。1949年初，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顾问赴北平进行谈判。9月，参加新疆和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乌鲁木齐市市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195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六届代理主席、主席，第七届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