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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3月5日，李克强在“两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成了两会代表关注的焦点。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称，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明确了未来中国国企改革的总体方向。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兼容不同所有制，突破了传统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产权主体单一“虚置”等弊病，可以较好地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资产运营市场化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同时，通過吸纳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使得投资主体真正多元化，使法人治理结构得以有效运行。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将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实施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一直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到了党的十六大，更是提出了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问题成为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话题，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倡导通过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形成若干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
改革没有浪漫曲。以四大行为首的金融改革遭遇资产贱卖批评之后，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在徘徊，以央企为首的国有企业甚至在充分竞争的房地产领域都不愿意放手。石油、电信、铁路、航空等垄断行业更是以国家战略安全为由，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筑起高高的篱笆。国企在高喊效率、规模的同时，不断爆发的腐败窝案令民众越来越失望，政府不得不以壮士断腕的气魄冲破国有企业改革的篱笆。
垄断下的窝案
中石油的腐败案犹如一场马拉松激情戏，漫长而又高潮不断。
2013年3月20日，中石油旗下运营商昆仑利用总经理陶玉春，因公司财务等多方面原因，被有关部门控制起来，拉开中石油腐败案序幕。陶玉春的落马令诸多中石油系统高管恐慌，因为陶玉春在中石油系统的升迁同中石油副总裁李华林密切相关。
李华林担任中石油香港公司副总经理期间，陶玉春在该公司担任部门经理。李华林出任深圳石油公司董事长时，陶玉春升任总经理。2007年11月，李华林升任上市公司中石油副总裁后，陶玉春随之升迁深圳石油公司董事长。2008年9月，陶玉春升任昆仑利用总经理。可是2011年国家审计署经过3个月审计，发现昆仑利用公司出现24类问题，问题最多的是旗下的深圳石油公司。
陶玉春被调查后5个月，李华林落马。李华林在落马前一个月，国资委宣布李华林升任中石油集团副总裁的位置。一同宣布涉嫌违纪被调查的还有中石油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李华林落马消息公布的前一天，中石油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也被调查。
陶玉春的落马犹如一根点燃的引信。昆仑利用在陶玉春主政期间同胜利油田发生了大量的业务往来，而提拔李华林的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也是从胜利油田走来，是中石油的元老级人物。蒋洁敏在李华林落马后不久就被调查。同样，从胜利油田走出来的原四川省委常委郭永祥也被调查。到了2013年12月17日，中石油总会计师温青山与妻子王富荣被带走调查。
中石油窝案背后，油田资源的腐败成为源头，以“贫油”矿之名，将丰富的石油资源廉价转让给利益集团。政协委员、审计署党组副书记、副审计长董大胜在两会上就呼吁，国家应在矿场领域加大反腐力度。董大胜毫不客气地批评以石油为首的矿场界滋生腐败，在他看来矿产比土地出让更隐蔽，利益牵涉更大，所以要严重查处矿产资源转让中的腐败问题，严厉惩处在该领域贪污犯罪的人。
石油系统的窝案只是国企腐败的个案。铁路、电信行业同样严重。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站在审判席上的时候，铁道部已经在大部制改革的浪潮中消失了。法庭判决书认定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罪、利用职务之便以职务晋升、承揽工程、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先后非法收受巨额经济利益，涉案金额为人民币6460.54万元。
同刘志军一样被写入历史的是一个山西农妇、原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书苗。丁书苗是刘志军落马的导火索，她通过向铁道部官员行贿的方式，让铁道部官员干预招标，为23家投标公司中标了50多个铁路工程项目，收取共计30余亿元的“中介费”；并以回扣形式向刘志军行贿4900万元；安排数目不明的女子供刘志军淫乐。
铁路一直有铁老大之称，以刘志军为首的铁道部窝案中，北京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收受他人贿赂4755万余元；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受贿2490余万元；原铁道部党组成员何洪达非法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财物190万余元；原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金宝非法收受10个单位和个人贿赂4700余万元。铁路系统落马的还有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林奋强、原副局长马俊飞、哈大铁路客源专线总经理林厚志、南昌铁路原局长邵力平、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泉。
电信系统的窝案简直就是一个笑话。2010年春节前，国家审计署赶赴四川审计中移动四川公司当年3月下旬找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例行谈话。没想到谈话第二天一大早，李向东就悄悄地买了一张飞往深圳的机票，随后就逃往国外。李向东在中移动根本就排不上号，可是他的无线音乐每年收入220亿元以上，突然外逃犹如倒掉了致命的多米诺骨牌。 随后，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落马。李华在出任四川移动总经理之前，出任过李向东同样的职务：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李华的落马迅速牵出了四川移动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中国移动原数据部部长、原卓望控股CEO叶兵。数据部门接二连三的落马让中移动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受贿的问题牵出来了，这位副部级的央企高管收受贿赂746万元。
张春江案的爆发并没有终结电信系统的腐败案。工信部总工程师苏金生、中国移动副总裁鲁向东等共计14人被抓。而江苏国税部门在稽查过程中发现，江苏移动涉嫌漏报或者瞒报企业收入40多亿元，偷税漏税10亿元。中移动内部甚至有人说14人落马不是终结，只是一个开始，可能还会有人要出问题。
民航系统更因一个包机商人的“航班协调费”异常，最终导致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局长黄登科、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总工程师张和平在内的多位高官和高管落马。民航一直是国企垄断领域，湖北商人兰世立曾经雄心勃勃进入这个领域，没想到身陷大狱。而国企垄断的民航，東航、中航爆出数亿元的金融衍生品豪赌巨亏丑闻。民航系统的官员们甚至将航线时刻表的审批权当成了敛财的工具。
无论是中石油还没有结束的马拉松大戏，还是已经落案的原铁道部窝案，国有企业素有“共和国长子”之美誉，高管们频繁陷入贪腐窝案，绝非个人贪欲那么简单。国企贪腐案频发背后，暴露的是国有企业失效的监管机制和国有资产下垄断的“一大把”集权寻租体制。更为关键的是，国有企业内部以及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改革牵涉多方面的利益格局，李克强总理每次谈到改革都挥舞拳头，要求拿出“壮士断腕”的气魄。
曲折的改革之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从未间断。渐进式的改革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国企垄断使腐败滋生。”经济学家吴敬琏批评国企效率低下，腐败丛生，贪腐的“老虎”就跟“苍蝇”一样多，国企改革真的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逐渐对经济“放权让利”。从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成为“放权让利”的试点期，尤其是1983年推出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利润由利润所得税代替，但由于55%的高税率导致不少企业交不了，“利改税”政策到1986年底无法继续实行。
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但是很快人们发现所有者缺位，所有权不能约束经营权，造成了经营者滥用经营自主权谋取私利或小集体利益，大量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进而造成了国有资产随着承包周期变化而不断流失。从1993年起，国家开始确立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国有企业战略布局调整和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等。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行了“国退民进”部署战略，国家对国企实施了抓大放小，到1997年确定集中抓1000家重点企业。
从2004年6月开始，各地国资委陆续组建，成为国资的所有人。联想集团的董事长柳传志批评说，原来的国企是国家的一个大包袱，烂得一塌糊涂全是债，国资委成立后变得很富裕了，怎么得到的呢？无非是解决了三角债的问题，又把这个烂的国有企业债转股等等，再加上国资委很强的领导，原来是完全没有主人的东西变得有了主人。
2005年，国家推出“非公36条”，成为中国国内第一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等领域，但在“非禁即入”的闪烁其词下，这种垄断局面并没有在实质上被打破。
在老“36条”出台的第二年，股市大规模的股权分置改革，将很多国有企业推到了改革的第一线，不少大型国有企业如宝钢集团开始谋划整体上市。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8年，国有企业户数从原来的23.8万户减少到11.4万户。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截至2008年大型企业户数占国有企业总数的48%。
国企改革在减数量的基础上，利润增长超过20倍，大陆46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中有40家为国有企业，其中29家为央企。国企在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提升的同时，腐败不断滋长。以吴敬琏为首的经济学家批评国企垄断是寻租的温床，而以郎咸平为首的经济学家则炮轰国企改革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这期间，德隆、科龙、东星为首的民企成了国有企业的囊中之物，国家一度勒令不少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可是很少有企业付诸行动。
国企漫长的改革过程中，效率问题一直令政府头疼。“德、能、勤、绩”一直是传统考核标准，国有企业的领导同样在这个标准之内。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考核目标确定难，完成任务更难，经营业绩考核工作承受了空前的压力。不少国企为了达到净资产收益率考核线，纷纷进入房地产等高收益项目，国企成了各地地王的包揽者，进一步推高了房价，令中央相当恼火。
2010年，国资委全面推行“经济增加值（EVA）”的指标考核，替代原有的净资产收益率。EVA指标考核警告国企的管理层，债务也好，股权也罢，所有的资本都是有成本的，扣除所有成本之后的那部分，才是真正的盈余。它会防止一些公司出现“数字”上的业绩水分和利润虚高，让“数字”真正回归自己，显示它真正的功能和作用，让管理层了解公司价值升降的真实情况，充分考虑了资金成本，对于国企剥离非主业资产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EVA考核一经推出，国企管理层开始叫苦。为了避免新考核对经营的冲击，国资委在推行新政的同时还出台了“四条政策”配合：一是鼓励加大研发投入，对研究开发费用视同利润来计算考核得分；二是鼓励为获取战略资源进行的风险投入，对企业投入较大的勘探费用，按一定比例视同研究开发费用；三是鼓励可持续发展投入，对符合主业的在建工程，从资本成本中予以扣除；四是限制非主业投资，对非经常性收益按减半计算。 “四条政策”逼迫国企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房产、股市泡沫压力。非常遗憾的是，EVA考核实际上还是没有完全反映中央企业的全貌，国有企业的产出实际上还有社会目标，如维护稳定等，而投入实际上还有隐性资源，如政策优势等。当然，EVA标准无法统一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标准和作为政府公务员的标准，所以在国有企业的考核中未必能够真正地落实，国企管理层可以在系统内流动，甚至可能流动到政府部门。
事实证明，2008年经济危机后推出的四万亿，初衷是调整经济结构，可是最终的主要受益者还是国有企业，相反这几年跑路的民营企业老板越来越多。2010年，“新非公36条”推出，政府试图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引导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让民营资本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度成为民企关注的焦点。
国企改革再出发
郭广昌很兴奋，民企終于可以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过程中介入国有企业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明确了未来中国国企改革的总体方向。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郭广昌在政协提案中颇有指点江山的意思，在他看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兼容不同所有制，突破了传统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产权主体单一“虚置”等弊病，可以较好地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资产运营市场化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同时，通过吸纳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使得投资主体真正多元化，使法人治理结构得以有效运行。
郭广昌觉得是到民企表现的时候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柳传志就抱怨，国家的4万亿，民企根本拿不到，可是巨大的危机让民营企业经历了痛苦的洗礼，珠三角、长三角的不少民营企业破产，那些富得流油的煤老板也在煤改的过程中失去话语权，以陈发树为首的民营企业试图通过同国有企业合作，可是最终恩怨不断，只能对簿公堂。还有不少的民营企业在危机之中跑路，而以复星集团为首的民营企业完成了产业整合升级躲过了寒冬，完成旗下产业结构的调整。
民营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就需要在资源整合、创新方面同国有企业进行合作，降低民营企业的成本，同时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郭广昌认为，只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公有制经济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赋予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的权利，混合所有制就可以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中石化做了一个表率。在两会前夕，中石化宣布重组旗下销售板块，向社会资本开放销售领域。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曾经爆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收受贿赂高达1.9亿元，在中石油炙热的腐败窝案查处之际，中石化推出的重组被公众认为是打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一炮。中石油董事长周吉平也公开发表意见称，对能源行业来讲，混合所有制改革非常重要。
事实上，中石油在地方油气开采和油气管道建设方面已经尝试引入民营资本，打破垄断。有“最美女政协委员”之称的哈尔滨翔鹰集团董事长刘迎霞试图通过设立基金介入油气管道业务，同中石油的高管们进行秘密交易，当那些高管们落马后，刘迎霞的生意破产了，政协委员的身份给免掉了，现在这位试图吃中石油混合所有制螃蟹的女富豪潜逃得无影无踪。
人们关注的电信系统到底怎么改呢？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则认为，对国有资本的优化与进退要做出具体方案，垄断行业的改革要有具体安排，“如垄断性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民间资本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实行‘负面清单’。”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觉得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必须先解决配套性问题。
郭广昌建议，明确民资在竞争类企业的经营中占据主导地位，让民资充分发挥市场的管理手段，改变部分国企低效的经营决策和人员管理方式，建立符合市场通行标准的国资效率评价体系，以资产收益率、负债率等硬性指标考核国资的使用效率，优先从效率低的国企开始改革。引入优先股等创新手段，建议将国资以优先股的形式部分留存于改制后的企业中，这样既满足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现实要求，同时又保证了民资拥有企业经营的话语权。
现在人们提到国企改制，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利益输送或国有资产流失，实际上此类问题也的确发生过。为更好地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郭广昌建议设立包括第三方专业人员及职工代表等组成的国企改制评估委员会，作为“裁判员”观察、监督国企改制的全过程。同时，建议赋予委员会“一票否决”的权利，即所反映的问题一经核实，改制工作立即暂停或终止，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其中，评估委员会的委员数量及层级可根据改制企业的规模大小灵活确定。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向海外，反向整合全球资源，为国内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国企往往会遭遇地方贸易保护壁垒的阻碍，同时国企管理者海外考察不便也导致了项目决策效率不高、精度不准；而民企因为单打独斗所能调动的资源不足，面对海外竞争者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因此，郭广昌建议，国家大力支持和鼓励国有和民营资本以混合所有制的形式联合出海，扬长避短，一方面可以发挥国企实力雄厚、信息与资源丰富等优势；另一方面利用民营资本务实灵活高效等特点，提高投资精度，降低投资风险。
全国政协常委、新希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刘永好认为，现在国家提出国有企业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确实是一个改革的深水区，所谓深就是说它水很深，稍不注意就会淹死，所以，你必须更加精通水性，就是难度更大一些，但在深水区必须变革，不变革国家没有出路。”现在国有企业管理层是有任期问题的，他们的位置变动对改革的影响很大，而民营企业一直就没有救生圈，如果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在激励、约束等机制上进行更新，民企贸然进入混合所有制很危险。
国有企业改革成了两会代表关注的焦点。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称，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明确了未来中国国企改革的总体方向。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兼容不同所有制，突破了传统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产权主体单一“虚置”等弊病，可以较好地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资产运营市场化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同时，通過吸纳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使得投资主体真正多元化，使法人治理结构得以有效运行。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将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实施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一直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到了党的十六大，更是提出了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问题成为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话题，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倡导通过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形成若干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
改革没有浪漫曲。以四大行为首的金融改革遭遇资产贱卖批评之后，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在徘徊，以央企为首的国有企业甚至在充分竞争的房地产领域都不愿意放手。石油、电信、铁路、航空等垄断行业更是以国家战略安全为由，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筑起高高的篱笆。国企在高喊效率、规模的同时，不断爆发的腐败窝案令民众越来越失望，政府不得不以壮士断腕的气魄冲破国有企业改革的篱笆。
垄断下的窝案
中石油的腐败案犹如一场马拉松激情戏，漫长而又高潮不断。
2013年3月20日，中石油旗下运营商昆仑利用总经理陶玉春，因公司财务等多方面原因，被有关部门控制起来，拉开中石油腐败案序幕。陶玉春的落马令诸多中石油系统高管恐慌，因为陶玉春在中石油系统的升迁同中石油副总裁李华林密切相关。
李华林担任中石油香港公司副总经理期间，陶玉春在该公司担任部门经理。李华林出任深圳石油公司董事长时，陶玉春升任总经理。2007年11月，李华林升任上市公司中石油副总裁后，陶玉春随之升迁深圳石油公司董事长。2008年9月，陶玉春升任昆仑利用总经理。可是2011年国家审计署经过3个月审计，发现昆仑利用公司出现24类问题，问题最多的是旗下的深圳石油公司。
陶玉春被调查后5个月，李华林落马。李华林在落马前一个月，国资委宣布李华林升任中石油集团副总裁的位置。一同宣布涉嫌违纪被调查的还有中石油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李华林落马消息公布的前一天，中石油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也被调查。
陶玉春的落马犹如一根点燃的引信。昆仑利用在陶玉春主政期间同胜利油田发生了大量的业务往来，而提拔李华林的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也是从胜利油田走来，是中石油的元老级人物。蒋洁敏在李华林落马后不久就被调查。同样，从胜利油田走出来的原四川省委常委郭永祥也被调查。到了2013年12月17日，中石油总会计师温青山与妻子王富荣被带走调查。
中石油窝案背后，油田资源的腐败成为源头，以“贫油”矿之名，将丰富的石油资源廉价转让给利益集团。政协委员、审计署党组副书记、副审计长董大胜在两会上就呼吁，国家应在矿场领域加大反腐力度。董大胜毫不客气地批评以石油为首的矿场界滋生腐败，在他看来矿产比土地出让更隐蔽，利益牵涉更大，所以要严重查处矿产资源转让中的腐败问题，严厉惩处在该领域贪污犯罪的人。
石油系统的窝案只是国企腐败的个案。铁路、电信行业同样严重。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站在审判席上的时候，铁道部已经在大部制改革的浪潮中消失了。法庭判决书认定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罪、利用职务之便以职务晋升、承揽工程、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先后非法收受巨额经济利益，涉案金额为人民币6460.54万元。
同刘志军一样被写入历史的是一个山西农妇、原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书苗。丁书苗是刘志军落马的导火索，她通过向铁道部官员行贿的方式，让铁道部官员干预招标，为23家投标公司中标了50多个铁路工程项目，收取共计30余亿元的“中介费”；并以回扣形式向刘志军行贿4900万元；安排数目不明的女子供刘志军淫乐。
铁路一直有铁老大之称，以刘志军为首的铁道部窝案中，北京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收受他人贿赂4755万余元；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受贿2490余万元；原铁道部党组成员何洪达非法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财物190万余元；原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金宝非法收受10个单位和个人贿赂4700余万元。铁路系统落马的还有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林奋强、原副局长马俊飞、哈大铁路客源专线总经理林厚志、南昌铁路原局长邵力平、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泉。
电信系统的窝案简直就是一个笑话。2010年春节前，国家审计署赶赴四川审计中移动四川公司当年3月下旬找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例行谈话。没想到谈话第二天一大早，李向东就悄悄地买了一张飞往深圳的机票，随后就逃往国外。李向东在中移动根本就排不上号，可是他的无线音乐每年收入220亿元以上，突然外逃犹如倒掉了致命的多米诺骨牌。 随后，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落马。李华在出任四川移动总经理之前，出任过李向东同样的职务：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李华的落马迅速牵出了四川移动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中国移动原数据部部长、原卓望控股CEO叶兵。数据部门接二连三的落马让中移动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受贿的问题牵出来了，这位副部级的央企高管收受贿赂746万元。
张春江案的爆发并没有终结电信系统的腐败案。工信部总工程师苏金生、中国移动副总裁鲁向东等共计14人被抓。而江苏国税部门在稽查过程中发现，江苏移动涉嫌漏报或者瞒报企业收入40多亿元，偷税漏税10亿元。中移动内部甚至有人说14人落马不是终结，只是一个开始，可能还会有人要出问题。
民航系统更因一个包机商人的“航班协调费”异常，最终导致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局长黄登科、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总工程师张和平在内的多位高官和高管落马。民航一直是国企垄断领域，湖北商人兰世立曾经雄心勃勃进入这个领域，没想到身陷大狱。而国企垄断的民航，東航、中航爆出数亿元的金融衍生品豪赌巨亏丑闻。民航系统的官员们甚至将航线时刻表的审批权当成了敛财的工具。
无论是中石油还没有结束的马拉松大戏，还是已经落案的原铁道部窝案，国有企业素有“共和国长子”之美誉，高管们频繁陷入贪腐窝案，绝非个人贪欲那么简单。国企贪腐案频发背后，暴露的是国有企业失效的监管机制和国有资产下垄断的“一大把”集权寻租体制。更为关键的是，国有企业内部以及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改革牵涉多方面的利益格局，李克强总理每次谈到改革都挥舞拳头，要求拿出“壮士断腕”的气魄。
曲折的改革之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从未间断。渐进式的改革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国企垄断使腐败滋生。”经济学家吴敬琏批评国企效率低下，腐败丛生，贪腐的“老虎”就跟“苍蝇”一样多，国企改革真的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逐渐对经济“放权让利”。从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成为“放权让利”的试点期，尤其是1983年推出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利润由利润所得税代替，但由于55%的高税率导致不少企业交不了，“利改税”政策到1986年底无法继续实行。
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但是很快人们发现所有者缺位，所有权不能约束经营权，造成了经营者滥用经营自主权谋取私利或小集体利益，大量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进而造成了国有资产随着承包周期变化而不断流失。从1993年起，国家开始确立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国有企业战略布局调整和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等。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行了“国退民进”部署战略，国家对国企实施了抓大放小，到1997年确定集中抓1000家重点企业。
从2004年6月开始，各地国资委陆续组建，成为国资的所有人。联想集团的董事长柳传志批评说，原来的国企是国家的一个大包袱，烂得一塌糊涂全是债，国资委成立后变得很富裕了，怎么得到的呢？无非是解决了三角债的问题，又把这个烂的国有企业债转股等等，再加上国资委很强的领导，原来是完全没有主人的东西变得有了主人。
2005年，国家推出“非公36条”，成为中国国内第一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等领域，但在“非禁即入”的闪烁其词下，这种垄断局面并没有在实质上被打破。
在老“36条”出台的第二年，股市大规模的股权分置改革，将很多国有企业推到了改革的第一线，不少大型国有企业如宝钢集团开始谋划整体上市。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8年，国有企业户数从原来的23.8万户减少到11.4万户。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截至2008年大型企业户数占国有企业总数的48%。
国企改革在减数量的基础上，利润增长超过20倍，大陆46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中有40家为国有企业，其中29家为央企。国企在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提升的同时，腐败不断滋长。以吴敬琏为首的经济学家批评国企垄断是寻租的温床，而以郎咸平为首的经济学家则炮轰国企改革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这期间，德隆、科龙、东星为首的民企成了国有企业的囊中之物，国家一度勒令不少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可是很少有企业付诸行动。
国企漫长的改革过程中，效率问题一直令政府头疼。“德、能、勤、绩”一直是传统考核标准，国有企业的领导同样在这个标准之内。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考核目标确定难，完成任务更难，经营业绩考核工作承受了空前的压力。不少国企为了达到净资产收益率考核线，纷纷进入房地产等高收益项目，国企成了各地地王的包揽者，进一步推高了房价，令中央相当恼火。
2010年，国资委全面推行“经济增加值（EVA）”的指标考核，替代原有的净资产收益率。EVA指标考核警告国企的管理层，债务也好，股权也罢，所有的资本都是有成本的，扣除所有成本之后的那部分，才是真正的盈余。它会防止一些公司出现“数字”上的业绩水分和利润虚高，让“数字”真正回归自己，显示它真正的功能和作用，让管理层了解公司价值升降的真实情况，充分考虑了资金成本，对于国企剥离非主业资产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EVA考核一经推出，国企管理层开始叫苦。为了避免新考核对经营的冲击，国资委在推行新政的同时还出台了“四条政策”配合：一是鼓励加大研发投入，对研究开发费用视同利润来计算考核得分；二是鼓励为获取战略资源进行的风险投入，对企业投入较大的勘探费用，按一定比例视同研究开发费用；三是鼓励可持续发展投入，对符合主业的在建工程，从资本成本中予以扣除；四是限制非主业投资，对非经常性收益按减半计算。 “四条政策”逼迫国企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房产、股市泡沫压力。非常遗憾的是，EVA考核实际上还是没有完全反映中央企业的全貌，国有企业的产出实际上还有社会目标，如维护稳定等，而投入实际上还有隐性资源，如政策优势等。当然，EVA标准无法统一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标准和作为政府公务员的标准，所以在国有企业的考核中未必能够真正地落实，国企管理层可以在系统内流动，甚至可能流动到政府部门。
事实证明，2008年经济危机后推出的四万亿，初衷是调整经济结构，可是最终的主要受益者还是国有企业，相反这几年跑路的民营企业老板越来越多。2010年，“新非公36条”推出，政府试图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引导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让民营资本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度成为民企关注的焦点。
国企改革再出发
郭广昌很兴奋，民企終于可以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过程中介入国有企业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明确了未来中国国企改革的总体方向。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郭广昌在政协提案中颇有指点江山的意思，在他看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兼容不同所有制，突破了传统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产权主体单一“虚置”等弊病，可以较好地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资产运营市场化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同时，通过吸纳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使得投资主体真正多元化，使法人治理结构得以有效运行。
郭广昌觉得是到民企表现的时候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柳传志就抱怨，国家的4万亿，民企根本拿不到，可是巨大的危机让民营企业经历了痛苦的洗礼，珠三角、长三角的不少民营企业破产，那些富得流油的煤老板也在煤改的过程中失去话语权，以陈发树为首的民营企业试图通过同国有企业合作，可是最终恩怨不断，只能对簿公堂。还有不少的民营企业在危机之中跑路，而以复星集团为首的民营企业完成了产业整合升级躲过了寒冬，完成旗下产业结构的调整。
民营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就需要在资源整合、创新方面同国有企业进行合作，降低民营企业的成本，同时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郭广昌认为，只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公有制经济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赋予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的权利，混合所有制就可以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中石化做了一个表率。在两会前夕，中石化宣布重组旗下销售板块，向社会资本开放销售领域。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曾经爆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收受贿赂高达1.9亿元，在中石油炙热的腐败窝案查处之际，中石化推出的重组被公众认为是打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一炮。中石油董事长周吉平也公开发表意见称，对能源行业来讲，混合所有制改革非常重要。
事实上，中石油在地方油气开采和油气管道建设方面已经尝试引入民营资本，打破垄断。有“最美女政协委员”之称的哈尔滨翔鹰集团董事长刘迎霞试图通过设立基金介入油气管道业务，同中石油的高管们进行秘密交易，当那些高管们落马后，刘迎霞的生意破产了，政协委员的身份给免掉了，现在这位试图吃中石油混合所有制螃蟹的女富豪潜逃得无影无踪。
人们关注的电信系统到底怎么改呢？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则认为，对国有资本的优化与进退要做出具体方案，垄断行业的改革要有具体安排，“如垄断性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民间资本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实行‘负面清单’。”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觉得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必须先解决配套性问题。
郭广昌建议，明确民资在竞争类企业的经营中占据主导地位，让民资充分发挥市场的管理手段，改变部分国企低效的经营决策和人员管理方式，建立符合市场通行标准的国资效率评价体系，以资产收益率、负债率等硬性指标考核国资的使用效率，优先从效率低的国企开始改革。引入优先股等创新手段，建议将国资以优先股的形式部分留存于改制后的企业中，这样既满足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现实要求，同时又保证了民资拥有企业经营的话语权。
现在人们提到国企改制，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利益输送或国有资产流失，实际上此类问题也的确发生过。为更好地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郭广昌建议设立包括第三方专业人员及职工代表等组成的国企改制评估委员会，作为“裁判员”观察、监督国企改制的全过程。同时，建议赋予委员会“一票否决”的权利，即所反映的问题一经核实，改制工作立即暂停或终止，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其中，评估委员会的委员数量及层级可根据改制企业的规模大小灵活确定。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向海外，反向整合全球资源，为国内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国企往往会遭遇地方贸易保护壁垒的阻碍，同时国企管理者海外考察不便也导致了项目决策效率不高、精度不准；而民企因为单打独斗所能调动的资源不足，面对海外竞争者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因此，郭广昌建议，国家大力支持和鼓励国有和民营资本以混合所有制的形式联合出海，扬长避短，一方面可以发挥国企实力雄厚、信息与资源丰富等优势；另一方面利用民营资本务实灵活高效等特点，提高投资精度，降低投资风险。
全国政协常委、新希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刘永好认为，现在国家提出国有企业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确实是一个改革的深水区，所谓深就是说它水很深，稍不注意就会淹死，所以，你必须更加精通水性，就是难度更大一些，但在深水区必须变革，不变革国家没有出路。”现在国有企业管理层是有任期问题的，他们的位置变动对改革的影响很大，而民营企业一直就没有救生圈，如果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在激励、约束等机制上进行更新，民企贸然进入混合所有制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