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全面复兴佛教，既有个人信仰的原因，又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杨坚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佛教家庭中，他的父亲杨忠就曾营造过佛寺(栖严寺)。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541年)，杨坚诞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的般若尼寺，出生之后，即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当杨坚七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这种家庭的熏陶和幼时的佛化教育对杨坚的影响应当是非常大的。因此，当杨坚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并大力复兴佛教。
　　早在北周末年，杨坚身为大丞相，已开始了推动佛教复兴的准备工作，及至接受北周静帝禅让而建立隋朝以后，利用一国之君的特殊地位，更是大力护持佛法，弘扬佛教。
　　开皇元年(581年)，沙门昙延“初闻政改”，“奏请度僧”，文帝准奏，敕度僧1000余人，这或许可以称为隋代佛教复兴的先声。同年闰三月，诏于五岳之下各置僧寺一所。七月，下诏令于每年太祖武元皇帝国忌日，“废务设斋，造像行道，八关忏悔，奉资神灵”。八月，下诏令“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纪事”，为“死事之臣，追为建福”。他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阁。这样，“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开皇初年，文帝建立了隋代的僧官制度。南北朝时期，北朝以沙门统(又称昭玄统、道人统)为中央一级的最高僧官，南朝则称为僧正或僧主。隋代的中央僧官，承袭北朝之制，设昭玄统为全国最高僧官，以昭玄都为副手。开皇元年，文帝以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委以佛法，令其弘护”，敕授(净影)慧远为洛州沙门都，以加强对佛教事务的管理。这样，在隋建国第一年，佛教恢复工作已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
　　开皇三年(583年)为了体现佛教好生恶杀的慈悲精神，文帝降敕每当官立寺院行道之日，附近百姓不许杀生。开皇四年，文帝下敕保护和搜集周武灭佛后遗留的佛像，“其金铜等或时为官物，如有见存，并可付随近寺观安置，不得转有损伤。于时木石之像，皆将别用。有司亦存意知则移安，公寺私家，遣迎供养。”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天下一统，隋王朝的佛教政策可以推广到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开皇十一年(591年)又下诏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明确表示他是以“人王”的身份来弘扬佛教的。开皇十三年(593年)十二月八日，在佛、法、僧前忏悔北周毁佛之罪，称如来之教，“断邪恶之源，开仁善之路”，但由于北周毁佛，“致使愚者无以导昏迷，智者无以寻灵圣”，“弟子(指文帝自己)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决心振兴佛教，使废像遗经“重显尊容，再崇神化”。到了晚年，文帝的佛教信仰愈加坚固，甚至将对佛教的护持，落实到刑律之中。《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载：“帝以年龄晚暮，尤崇佛道。又素信鬼神。二十年(600年)，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