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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中的中日关系就如同一部正在爬坡的汽车，油门必须一直踩着，不可松懈，更不能往车轮下塞石头。
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对日本进行的国事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１０年后的再次访日，也是本世纪的首次访日，成为今年中日关系中的头等大事，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胡锦涛主席即将进行的对日本的访问，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３０周年和“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中日关系通过两国领导人的破冰、融冰和迎春之旅后，开始步入健康、稳定的正常发展轨道。双方对此访的期待是，规划两国关系长期发展的蓝图，增进互信，完善两国交往交流机制，加深并扩大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内涵。有人形象地把这次访问比喻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的“升温”之旅，它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必将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我是谨慎乐观派
关于中日关系今后的走向和趋势，我是谨慎乐观派。我的乐观态度并非没有根据。第一，中日关系此轮转寰，是政治家政治决断的结果，更是民众意志的真正体现。从双方不久前所做的不同形式的民意调查结果看，两国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中，乐见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者均超过７５％，对于双边关系发展前景至少持谨慎乐观者也达６５％。第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理念深入人心，内涵不断丰富，各领域实质关系发展达到新阶段。中日两国开始重新认识处在大变动、大调整进程中的对方，对彼此的看法和定位更趋实事求是，相关政策的制定也更趋理性。第三，提升双边关系发展水平，既有双方各自利益的考量，也是彼此共同利益的需要。在全球化不断发展、涉及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互利共赢，和谐合作是大势所趋。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的挑战和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超越国际合作体系而独自应对，同在亚洲又互为近邻的中国和日本也不例外。第四，发展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既是对一度走上僵冷关系的修正，更是双方在深入反思基础上得出的负责任结论。中日无论是哪一方，如果想在地区或国际舞台进一步发挥作用，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都需要彼此的密切合作。
那么，是不是说中日关系从此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呢？我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告诉我，表面热度与深层温度、决策与实施之间仍存在一定时间差，中日之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艰辛的努力，绝不能掉以轻心。这就是我“谨慎乐观”中“谨慎”的理由。我曾作为外交官在日本先后两次常驻，共１１年。有过美好的往事，也有过痛心的回忆。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中日关系“蜜月期”让我赶上了。我在长崎和大阪总领馆工作，忙交流、忙交友，忙得不亦乐乎，可谓“风调雨顺”。当时，交往是高规格的，日本天皇历史性地访问了中国；交流是大规模的，日本三千青年欢聚北京。对于当时接待条件并不完备的中国来说，这两项日程可谓史无前例。新世纪初，中日关系“冰冻期”我也赶上了。我在东京使馆做发言人，忙交涉、忙交锋，忙得头晕眼花。也用四字成语表示的话，就是“风雨飘摇”。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老问题同时爆发，东海油气田开发等过去不是问题的事也成了问题。几乎是“年年月月都有事，事事件件都敏感。”有人甚至用“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拜回到建交前”来形容当时两国关系恶化的程度。
这两次经历反差太明显。因此，我比别人对今天来之不易的转寰感受更深，对中日关系早日步入健康、稳定的良性发展轨道希望也更迫切。
要实现中日关系良性互动和稳定发展目标，我们要做些什么呢？两国之间已经有了三个政治文件，现在又在酝酿出台第四个政治文件。我想，除了已达成的共识与默契外，我们还应当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提取一些大智慧，为中日关系一旦出现问题开点小处方。
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
人与人、国与国交往都一样，相互信任是关系稳定的基础。中日之间尤其需要加强的也正是这一点。江河异域，日月同天。人们经常用“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来形容中日关系的密切程度。但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中日两国存在不小的差异。中日关系的现实情况是，在双边关系良好时，求同存异不是问题。关系出现问题又没有得到及时妥善处理时，往往容易受各种因素影响而相互猜忌。在日本，“中国强大了可能会对日本不利”的说法就是对中国发展方向不放心的一种怀疑，结果是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随之而来。中国卫星探月成功便有了“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增加海外投资便有了“中国金融威胁论”，中国东海开发便有了“中国能源威胁论”，等等。中国也有许多人对日本的未来走向存有疑虑，“日本加快修宪步伐，是不是要放弃战后和平主义道路？”，“日本日趋活跃的军事防卫动向是否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有关？”，等等。于是“一山不能容二虎”、甚至“中日必有一战”的说法也就出来了。对彼此战略意图及走向的猜忌由互信不够引起，又进一步损害了互信的基础，引发信任危机。此外，与个别人的个别行为容易引起疑虑也不无关系。比如针对中国的“放言”啦，还有就连日本人都觉得有问题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价值观外交”，等等，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
中国人常讲“君子之交”，成熟的交往是有一定之规的，那就是一方的对外政策及行为要照顾到另一方的感受和反应，用中国“十七大”时髦的话讲，叫做“要顾及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只有你在乎对方，你才有可能被对方在乎。
媒体至关重要
80％以上的中日民众获取彼此信息的渠道主要靠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我不认同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不好是由于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说法，但我承认，中国媒体对现实日本的报道虽取得不小进步，但仍有不足，还不够多角度，不够全面和深入。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岩松看日本”这样一部看上去手法并不那么特别的电视纪录片，却在中日都引起很大反响的原因之一。
比起中国媒体对日报道的不足，我感觉日本媒体涉华报道更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且不说日本书店里摆放了多少攻击谩骂中国的书刊，只要看看中日间一旦“有事”，那些政客以及评论家们如何在电视上表演，你就会同意我的说法。沈阳“闯馆事件”和饺子中毒事件是两个很好的例子。２００２年，有人要闯入日本驻沈阳总领馆，守护的中国武警予以了坚决阻止。此事被一位想出风头的日本记者用事先架好的摄像机拍了下来，加工之后在日本电视台上百遍地重复播放。本来中国武警的这种做法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很正常的事，却被不懂装懂的电视秀们演绎成“中国武警野蛮侵犯日本领土”的政治事件，还高调要求中国政府要为此“谢罪”。这件事让当事的武警感觉委屈，让中国民众感到气愤，只有那位记者暗自高兴，因为他拿到了“新闻奖”。再就是发生在今年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前夕的一件事，日本某家电视台报道了一则消息，一家日本朋友因为吃了从中国进口的饺子而中毒。一时间，各种议论又是铺天盖地。在中国因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而食品供应不畅时，日本的店铺里中国食品纷纷下架，这本来是一个孤立的刑事案件，却又被电视秀们演绎成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为发生这种事感到难过，因为关系到人的生命，也关系到中国产品的信誉。中方高度重视，紧急派遣质检人员赶赴日本，并与日方一道对事件展开调查。我想强调的是，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２３００亿美元，这个数字既表明两国关系的密切，也表示随时可能会有各种情况发生。关键是，问题发生后双方的“紧急应对”和“长效机制”都要发挥积极作用，本着诚意尽快查明问题原因并及时妥善处理，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特别是不要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和伤害。调侃、猜测甚至大肆炒作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忙中添乱。不怕有事，就怕搞事。“小事炒大，大事炒炸”的结果是，让两国民众感情越“炒”越远，让简单问题越“炒”越复杂，让解决问题的余地越“炒”越窄。这不一定是媒体想要做的，但往往媒体在不经意中就能达到这一效果。
作为经常往返于中日之间的“关系者”，我始终有一个困惑：我所感受到的彼此国家的真实情况，往往与媒体的报道有很大差别。缩小这种差别，应该是媒体的首要责任。
我认为过去我们两国的媒体至少有一点没有做到位，这就是没有全面、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一个现实的中国或者是现实的日本。其中可能存在三个层面上的错位，第一是飞速发展的中国和深入变化的日本，与我们相关报道不够及时准确而导致的相互定位错位。第二是个别问题的无限扩大与整体形象被曲解导致的国民感情错位。第三是多数民众要求改善相互关系的愿望与少数激进派滋事的政策尺度错位。这三个错位是造成过去对彼此国家印象看法不够准确的原因。媒体应该做中日关系发展方向的引导者、中日关系现实情况的反应者，还是做敏感问题的挑唆者或者刺激者？答案很明显，应该做前者而非后者。但是后一种有卖点，这又是媒体所追求的东西，这是一对矛盾。我们高兴地看到，最近日本媒体中理性的声音开始上升，中国媒体对日报道更趋全面深入。中日两国在现阶段都处于转型期，如何把对方国家的转型、变革当中所取得的成绩、所产生的问题，以及各方面的信息客观、如实、全面、准确地反映出来，这是两国媒体当前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极端民族主义”与
“爱国”不是一回事
一位日本朋友最近送我一本他的新作——《和解与民族主义》，书中强调，民族主义不能以“排他”为前提。我曾经在中国碰到过两件怪事：一件是我看到一辆写有“拒绝日本货，拒载日本客”字样的出租车，竟然穿梭在某大城市的大庭广众之下。另一件事是在前不久的一场体育比赛中，仍有个别中国观众为日本运动员“鼓倒掌”。我相信多数中国人不赞成上述做法，因为这无论与文明好客的古国还是改革开放的大国形象都相去甚远。我在日本也有同样的经历，右翼宣传车上写着反华标语，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毫无顾忌地惊扰着周边的居民。我本人还曾多次接到过装有子弹或白色粉末的可疑信件，这种种做法与循规蹈矩、谦恭礼让的日本人形象也不吻合。我同样相信，大多数日本人对右翼的做法也不会赞同。有一位学者对日本的右翼民粹和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打的标语都是“爱国”，喊的口号都是“反华（日）”，用的方法都很“极端”，结果都是破坏了各自的国家形象，成为文明社会的笑柄。这位学者还给这些人起了可爱的名字——“爱国贼”。
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些极端势力，他们人数不是太多，但影响不一定“有限”。关键是政府要认识到，他们虽是民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主体民意的基础和代表者，更不能受其影响去制定相关政策。否则，多数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甚至是国家利益就要受到侵犯。
做“解铃人”，不做“下套者”
中日之间有许多敏感问题，历史、台湾、东海等都在此列。两国政府和有识之士要为解决这些问题多出好主意、多想好办法。“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邓小平先生出的一个好主意。遇到事特别是麻烦事没有主意不要紧，可以先“冷处理”，不要去刺激问题，使其复杂化，更不能无事生非。中国在处理与韩国的敏感问题时有这样两个原则，一是历史问题不要现实化；二是学术问题不要政治化。这种做法中日之间也可以借鉴。中日之间的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是新生出来的，由于媒体的炒作，迅速成为中日间目前最为棘手的问题。双方领导人已就该问题的解决达成了重要共识，两国事务当局磋商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我提出此问题用意在于，正因为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困难，才更加可以体现两国政府的能力和智慧。炒作一个没有太多科学依据的概念，死守一条未达成共识的界线，设定一个过去从来未成为问题的前提条件，结果必然会使双方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中国有一句俗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的最终解决，的确需要“大智慧”和“大思路”。
最近，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花了１０年的时间，拍摄了一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靖国神社》。尽管这部影片在日本的公映费尽周折，但这样一部在中国人看来都比较敏感的影片，还是得到了一些有良知的日本媒体与民众的支持，这件事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包容与理解，是超越政治和文化交流范畴的“大智慧”的体现。
胡锦涛主席即将展开的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将为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借用我的老师和朋友赵启正先生的话说，恢复中的中日关系就如同一部正在爬坡的汽车，油门必须一直踩着，不可松懈，更不能往车轮下塞石头。
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对日本进行的国事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１０年后的再次访日，也是本世纪的首次访日，成为今年中日关系中的头等大事，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胡锦涛主席即将进行的对日本的访问，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３０周年和“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中日关系通过两国领导人的破冰、融冰和迎春之旅后，开始步入健康、稳定的正常发展轨道。双方对此访的期待是，规划两国关系长期发展的蓝图，增进互信，完善两国交往交流机制，加深并扩大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内涵。有人形象地把这次访问比喻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的“升温”之旅，它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必将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我是谨慎乐观派
关于中日关系今后的走向和趋势，我是谨慎乐观派。我的乐观态度并非没有根据。第一，中日关系此轮转寰，是政治家政治决断的结果，更是民众意志的真正体现。从双方不久前所做的不同形式的民意调查结果看，两国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中，乐见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者均超过７５％，对于双边关系发展前景至少持谨慎乐观者也达６５％。第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理念深入人心，内涵不断丰富，各领域实质关系发展达到新阶段。中日两国开始重新认识处在大变动、大调整进程中的对方，对彼此的看法和定位更趋实事求是，相关政策的制定也更趋理性。第三，提升双边关系发展水平，既有双方各自利益的考量，也是彼此共同利益的需要。在全球化不断发展、涉及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互利共赢，和谐合作是大势所趋。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的挑战和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超越国际合作体系而独自应对，同在亚洲又互为近邻的中国和日本也不例外。第四，发展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既是对一度走上僵冷关系的修正，更是双方在深入反思基础上得出的负责任结论。中日无论是哪一方，如果想在地区或国际舞台进一步发挥作用，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都需要彼此的密切合作。
那么，是不是说中日关系从此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呢？我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告诉我，表面热度与深层温度、决策与实施之间仍存在一定时间差，中日之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艰辛的努力，绝不能掉以轻心。这就是我“谨慎乐观”中“谨慎”的理由。我曾作为外交官在日本先后两次常驻，共１１年。有过美好的往事，也有过痛心的回忆。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中日关系“蜜月期”让我赶上了。我在长崎和大阪总领馆工作，忙交流、忙交友，忙得不亦乐乎，可谓“风调雨顺”。当时，交往是高规格的，日本天皇历史性地访问了中国；交流是大规模的，日本三千青年欢聚北京。对于当时接待条件并不完备的中国来说，这两项日程可谓史无前例。新世纪初，中日关系“冰冻期”我也赶上了。我在东京使馆做发言人，忙交涉、忙交锋，忙得头晕眼花。也用四字成语表示的话，就是“风雨飘摇”。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老问题同时爆发，东海油气田开发等过去不是问题的事也成了问题。几乎是“年年月月都有事，事事件件都敏感。”有人甚至用“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拜回到建交前”来形容当时两国关系恶化的程度。
这两次经历反差太明显。因此，我比别人对今天来之不易的转寰感受更深，对中日关系早日步入健康、稳定的良性发展轨道希望也更迫切。
要实现中日关系良性互动和稳定发展目标，我们要做些什么呢？两国之间已经有了三个政治文件，现在又在酝酿出台第四个政治文件。我想，除了已达成的共识与默契外，我们还应当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提取一些大智慧，为中日关系一旦出现问题开点小处方。
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
人与人、国与国交往都一样，相互信任是关系稳定的基础。中日之间尤其需要加强的也正是这一点。江河异域，日月同天。人们经常用“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来形容中日关系的密切程度。但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中日两国存在不小的差异。中日关系的现实情况是，在双边关系良好时，求同存异不是问题。关系出现问题又没有得到及时妥善处理时，往往容易受各种因素影响而相互猜忌。在日本，“中国强大了可能会对日本不利”的说法就是对中国发展方向不放心的一种怀疑，结果是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随之而来。中国卫星探月成功便有了“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增加海外投资便有了“中国金融威胁论”，中国东海开发便有了“中国能源威胁论”，等等。中国也有许多人对日本的未来走向存有疑虑，“日本加快修宪步伐，是不是要放弃战后和平主义道路？”，“日本日趋活跃的军事防卫动向是否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有关？”，等等。于是“一山不能容二虎”、甚至“中日必有一战”的说法也就出来了。对彼此战略意图及走向的猜忌由互信不够引起，又进一步损害了互信的基础，引发信任危机。此外，与个别人的个别行为容易引起疑虑也不无关系。比如针对中国的“放言”啦，还有就连日本人都觉得有问题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价值观外交”，等等，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
中国人常讲“君子之交”，成熟的交往是有一定之规的，那就是一方的对外政策及行为要照顾到另一方的感受和反应，用中国“十七大”时髦的话讲，叫做“要顾及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只有你在乎对方，你才有可能被对方在乎。
媒体至关重要
80％以上的中日民众获取彼此信息的渠道主要靠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我不认同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不好是由于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说法，但我承认，中国媒体对现实日本的报道虽取得不小进步，但仍有不足，还不够多角度，不够全面和深入。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岩松看日本”这样一部看上去手法并不那么特别的电视纪录片，却在中日都引起很大反响的原因之一。
比起中国媒体对日报道的不足，我感觉日本媒体涉华报道更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且不说日本书店里摆放了多少攻击谩骂中国的书刊，只要看看中日间一旦“有事”，那些政客以及评论家们如何在电视上表演，你就会同意我的说法。沈阳“闯馆事件”和饺子中毒事件是两个很好的例子。２００２年，有人要闯入日本驻沈阳总领馆，守护的中国武警予以了坚决阻止。此事被一位想出风头的日本记者用事先架好的摄像机拍了下来，加工之后在日本电视台上百遍地重复播放。本来中国武警的这种做法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很正常的事，却被不懂装懂的电视秀们演绎成“中国武警野蛮侵犯日本领土”的政治事件，还高调要求中国政府要为此“谢罪”。这件事让当事的武警感觉委屈，让中国民众感到气愤，只有那位记者暗自高兴，因为他拿到了“新闻奖”。再就是发生在今年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前夕的一件事，日本某家电视台报道了一则消息，一家日本朋友因为吃了从中国进口的饺子而中毒。一时间，各种议论又是铺天盖地。在中国因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而食品供应不畅时，日本的店铺里中国食品纷纷下架，这本来是一个孤立的刑事案件，却又被电视秀们演绎成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为发生这种事感到难过，因为关系到人的生命，也关系到中国产品的信誉。中方高度重视，紧急派遣质检人员赶赴日本，并与日方一道对事件展开调查。我想强调的是，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２３００亿美元，这个数字既表明两国关系的密切，也表示随时可能会有各种情况发生。关键是，问题发生后双方的“紧急应对”和“长效机制”都要发挥积极作用，本着诚意尽快查明问题原因并及时妥善处理，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特别是不要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和伤害。调侃、猜测甚至大肆炒作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忙中添乱。不怕有事，就怕搞事。“小事炒大，大事炒炸”的结果是，让两国民众感情越“炒”越远，让简单问题越“炒”越复杂，让解决问题的余地越“炒”越窄。这不一定是媒体想要做的，但往往媒体在不经意中就能达到这一效果。
作为经常往返于中日之间的“关系者”，我始终有一个困惑：我所感受到的彼此国家的真实情况，往往与媒体的报道有很大差别。缩小这种差别，应该是媒体的首要责任。
我认为过去我们两国的媒体至少有一点没有做到位，这就是没有全面、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一个现实的中国或者是现实的日本。其中可能存在三个层面上的错位，第一是飞速发展的中国和深入变化的日本，与我们相关报道不够及时准确而导致的相互定位错位。第二是个别问题的无限扩大与整体形象被曲解导致的国民感情错位。第三是多数民众要求改善相互关系的愿望与少数激进派滋事的政策尺度错位。这三个错位是造成过去对彼此国家印象看法不够准确的原因。媒体应该做中日关系发展方向的引导者、中日关系现实情况的反应者，还是做敏感问题的挑唆者或者刺激者？答案很明显，应该做前者而非后者。但是后一种有卖点，这又是媒体所追求的东西，这是一对矛盾。我们高兴地看到，最近日本媒体中理性的声音开始上升，中国媒体对日报道更趋全面深入。中日两国在现阶段都处于转型期，如何把对方国家的转型、变革当中所取得的成绩、所产生的问题，以及各方面的信息客观、如实、全面、准确地反映出来，这是两国媒体当前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极端民族主义”与
“爱国”不是一回事
一位日本朋友最近送我一本他的新作——《和解与民族主义》，书中强调，民族主义不能以“排他”为前提。我曾经在中国碰到过两件怪事：一件是我看到一辆写有“拒绝日本货，拒载日本客”字样的出租车，竟然穿梭在某大城市的大庭广众之下。另一件事是在前不久的一场体育比赛中，仍有个别中国观众为日本运动员“鼓倒掌”。我相信多数中国人不赞成上述做法，因为这无论与文明好客的古国还是改革开放的大国形象都相去甚远。我在日本也有同样的经历，右翼宣传车上写着反华标语，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毫无顾忌地惊扰着周边的居民。我本人还曾多次接到过装有子弹或白色粉末的可疑信件，这种种做法与循规蹈矩、谦恭礼让的日本人形象也不吻合。我同样相信，大多数日本人对右翼的做法也不会赞同。有一位学者对日本的右翼民粹和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打的标语都是“爱国”，喊的口号都是“反华（日）”，用的方法都很“极端”，结果都是破坏了各自的国家形象，成为文明社会的笑柄。这位学者还给这些人起了可爱的名字——“爱国贼”。
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些极端势力，他们人数不是太多，但影响不一定“有限”。关键是政府要认识到，他们虽是民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主体民意的基础和代表者，更不能受其影响去制定相关政策。否则，多数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甚至是国家利益就要受到侵犯。
做“解铃人”，不做“下套者”
中日之间有许多敏感问题，历史、台湾、东海等都在此列。两国政府和有识之士要为解决这些问题多出好主意、多想好办法。“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邓小平先生出的一个好主意。遇到事特别是麻烦事没有主意不要紧，可以先“冷处理”，不要去刺激问题，使其复杂化，更不能无事生非。中国在处理与韩国的敏感问题时有这样两个原则，一是历史问题不要现实化；二是学术问题不要政治化。这种做法中日之间也可以借鉴。中日之间的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是新生出来的，由于媒体的炒作，迅速成为中日间目前最为棘手的问题。双方领导人已就该问题的解决达成了重要共识，两国事务当局磋商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我提出此问题用意在于，正因为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困难，才更加可以体现两国政府的能力和智慧。炒作一个没有太多科学依据的概念，死守一条未达成共识的界线，设定一个过去从来未成为问题的前提条件，结果必然会使双方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中国有一句俗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的最终解决，的确需要“大智慧”和“大思路”。
最近，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花了１０年的时间，拍摄了一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靖国神社》。尽管这部影片在日本的公映费尽周折，但这样一部在中国人看来都比较敏感的影片，还是得到了一些有良知的日本媒体与民众的支持，这件事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包容与理解，是超越政治和文化交流范畴的“大智慧”的体现。
胡锦涛主席即将展开的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将为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借用我的老师和朋友赵启正先生的话说，恢复中的中日关系就如同一部正在爬坡的汽车，油门必须一直踩着，不可松懈，更不能往车轮下塞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