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中国贵州的一个古村落—麻郎布依石头寨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古村落修复工作营。这个工作营由一名法国建筑遗产保护专家和一名中方建筑师带队，6名工匠、10名法国志愿者和12名中国志愿者组成，他们要修缮的是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韦家祖屋。这栋石木结构建筑，不仅是中国建筑的智慧结晶，也是世界建筑史中的瑰宝。
　　志愿者的修复热情
　　贵州麻郎工作营是世界遗产保护志愿者国际合作营项目，由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法国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联盟和贵州贵安新区管委会联合创办。志愿者的主要任务是“在原有的环境内，用原有的技术和材料进行修复施工”麻郎石头寨的老民居院落。此次工作营营长越剑是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贵州总代表，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理事。他介绍说：“麻朗村石头寨是中国贵州贵安新区内的一个布依族山寨，现有86户，313名村民，90%的村民都姓‘韦’。此次主要修复的‘韦’家祖屋，就是这个寨子的第一栋老民居。”越剑说，这次贵安工作营中法志愿者的工作主要是垃圾的清理，材料的分拣，旧瓦的拆除，木屋架的修整，新瓦的铺设，木窗格的制作，石础的雕刻和刺绣的学习等。“韦家祖屋”修复完成后，将作为当地的民族民间博物馆，陈列当地布依族人民的生活老物件以及展示“贵安工作营”国际志愿者的修复图片，成为麻郎村的文化中心。
　　来自法国的志愿者埃米勒（Emile Moriniere）是一名建筑师，从16岁开始，他已经连续参加志愿者工作营21年。他说：“我喜欢志愿者工作营的气氛，大家在这里只想着怎么更多地付出，而不是有什么回报。”
　　埃米勒在法国了解到麻郎工作营的信息，出于对遗产保护修复的热情和对中国的好奇，他来到中国参加这次工作营。作为男性志愿者，人高马大的埃米勒做得较多的是体力活，比如搬木头、清垃圾等，同时他也学习了一些木工技术。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农村，“以前从没想到中国的城乡差距如此明显。城市人追求成功、财富与进步，当他们来到乡村时，他们那种惊异和猎奇的眼神显得比我这个外国人更外国人。”
　　埃米勒说，“这里土地开发的规模之大让人惊讶。路修得要足够宽，路灯的数量要足够多。与我以前想象的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东方文化差异很大。”不过，埃米勒说，麻郎村还留存着极原始的乡村生活模式，这在法国已不可见。他介绍说，在法国有几百个建筑保护工作营，古建筑可以得到很好的维护和留存。对于中国的古建筑保护，他说：“美丽的中国古建筑蕴含着深厚的传统，它棱角突出的风格让人联想到中文的特点。但在美丽的木花窗后，很多古建筑缺乏修缮，给人一种被遗忘的忧伤之感。”
　　21岁的志愿者苏澄菲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在读学生，一向对木结构古建筑十分感兴趣的她第一次“上房揭瓦”，和法国志愿者一起搬砖、拉大锯、做卯头。她说：“希望通过修复工作，能让当地民众重新认识到自己家园的价值和美丽，给日渐凋零的中国乡村挽回一点生机。”同样是学生的陈红梅来自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她说：“来参加修复麻郎老民居院落，是想要真正体验保护文化遗产，而不仅仅是在学校里学习理论知识，纸上谈兵。”陈红梅说，她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亲自体验修复工作，学习传统文化。“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村民的保护意识和社会各界对于古建筑的关注。”
　　王惠文是建筑系大三的学生，出于对传统古建筑保护的兴趣和对古民居保护现状的忧虑，她积极参与这次工作营，她说：“这种体验不仅对志愿者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对周围的村民、居住者、媒体及其读者都会有积极的影响。”在一砖一木做建筑的过程中，王惠文印象最深的是学习做木工凿榫眼的经历：“原以为很简单的穿与凿，原来需要凿子的方向与使用的力气相互配合，需要凿子的方向随时与雕刻的部位配合变化。榫眼的深浅与宽度又直接决定窗格是否可以准确地拼接在一起。一个看起来简简单单的窗格，从木材的锯开、刨光、画线、打眼、做榫头、拼接，每一步都要格外的细心与耐心。”
　　志愿者中还有来自法国的学生、中国的自由职业者、医生等等，他们或是被中国古建筑的魅力所吸引，或是深感保护古建筑遗存的迫切，不远万里相聚在一起。法国志愿者的朝气与活力给每一位中国志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麻郎村简陋的卫生条件和停水给志愿者的生活带来了难题。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于修复古建筑、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
　　重在延续和教育
　　麻郎工作营是中国第五个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第一个是山西平遥工作营。这一系列的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都是由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发起的。基金会的创办者是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他保住了乔家大院和平遥、大理、昭化、凤凰、周庄等很多古城古镇，还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如今已81岁的他，仍然为保住遗产古建奔走。
　　阮仪三创办基金会的初衷之一就是更好地普及古建筑保护知识。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教育人的工作，一幢幢房子、一个个城市保护得再好，也只不过就这几件事，在偌大的中国大地真是沧海一粟。而要紧的是接班人的培养，要后继有人，要让下一代真正爱上古建，我们的保护事业才真正有希望。”退休后，他不再在课堂上讲课，而改在各种讲座上讲，另外通过创办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做潜移默化的教育工作。
　　阮仪三每年要自己贴钱近20万元人民币用作古建筑调研。当年在平遥古城规划的时候，为了培训当地官员，使他们更好地认识到古城建筑的价值，阮仪三把他们请到同济大学学习，住宿费、讲课费、参观费都是他自己出的。从1984年到1985年两年期间，他办了3期培训班，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真的需要民间的支持。2006年，我就听取朋友的建议，创办了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虽然这对濒危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只是杯水车薪，但我希望通过基金会的运作，吸引更多人来关心城市遗产。”
　　如今闻名中外的平遥古城就是阮仪三当年带着12个学生做的规划。他们自己骑着自行车考察、自己画图、自己拍照，然后冲印放大，在古城已经开始拆迁之际，力挽狂澜，及时做出规划，给子孙后代留住了古城遗产。
　　需要做得更好
　　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阮仪三教授他们的队伍，成为保护文化遗产的民间力量。中国政府也先后出台了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于1982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并于2008年通过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截至2015年6月，国务院已审批的历史文化名城共有125座。
　　中国各地政府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也逐步意识到对古城保护的重要性，并开始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说法国。
　　法国和中国一样拥有众多名胜古迹和古建筑，其中近40处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法国政府每年用于维修古建筑的资金超过20亿欧元。法国志愿者埃米勒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传统遗产的保护，人们还缺乏足够的敏感度。比如我们发现藏粮洞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将它填死，而没有想到将它保存下来。在法国，人们较倾向于保护方式，留存原始的材料和技术，在这里，人们更愿意尽快完成工程。我们见到过保存很好的小型寺庙，也见到过因旅游活动而杂乱无章的历史景区。比如天河潭，溶洞里不时有摆摊照相的。本寨则是将村中的居民迁出，变成一个旅游景点。有一种逻辑上的混淆，到底是为了发展旅游而保护，还是为了保护而发展旅游？”
　　中国志愿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都认为，有村民住在古民居里，才能更好地保证民居的实用性，要有节制地发展旅游，不能为了经济效益而大肆发展，会引起负面效应。阮仪三教授曾经说过：“旅游可以做，但是比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记忆’和‘技艺’，这些东西丢掉了就捡不回来了。”
　　数千年来，以木结构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所崇尚的“家”的理念。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福建的土楼都表现了中华民族邻里守望、家族团结和对家园的珍重。就像阮仪三教授所倡导的，中国人正不断提高对遗产保护的认识，努力保护修复，以传承古人的建筑智慧和中华民族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