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摄影人当中，吴印咸应该是最具社会知名度的，因为有着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电影《风云儿女》，因为有收录在中学课本里的照片《白求恩大夫》……
　　在吴印咸的摄影生涯中，他自豪地拥有多个“第一”：他是第一部人民纪录电影《延安和八路军》的拍摄者；他是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摄影干部的第一本教材《摄影常识》的作者；他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部完整影片资料的拍摄者；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筹建者；他是中国第一所电影教育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的筹建者；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高等学校摄影教材《摄影艺术表现方法》的作者。如此多的第一，勾勒出吴印咸光辉的摄影人生。
　　1900年出生的吴印咸，在1994年离开我们时，还差六年就整整走过了一个世纪。作为摄影人的吴印咸，其一生的摄影经历恰是20世纪中国摄影史的写照，在他摄影起步阶段的上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摄影的现代主义探索时期，他没有例外地加入其中，在沙龙式的对风光、静物、人像描摹的同时，他尚显稚嫩的镜头里，不断出现纪实倾向的现实主义题材，对社会现实特别是对底层劳动者的关注。 1938年，在上海已是小有名气的摄影师吴印咸，告别十里洋场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他从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人。作为一名拿相机的革命战士，也成为了中国革命摄影的奠基人，他勇敢而真实地记录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时刻，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影像文献。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北京电影学院领导的他，也成为中国当代摄影教育的开拓者。他六七十年代的许多作品成为中国式意识形态摄影的经典，在其稍后的花卉等作品中，我们可以轻易地读出借物抒情的个人情怀的抒发。可以说，他的作品的影响为也为80年代初“四五”摄影运动埋下了伏笔，或者说成为其前奏。他和他的作品在某一历史阶段含意颇为复杂，如何解读他的影像，如何理解他与影像，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都具有多层面的启发意义，在中国摄影史上也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当如今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尝试“当代”、“观念”之类的时候，回看吴印咸的作品，蓦然发现，他几十年前的作品竟然早已具有了“当代性”的因素，诸如以往被忽略了的吴印咸的《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两个系列，被当下的某些评论者追捧为中国“景观摄影”鼻祖云云。对一件作品的解读因历史背景、文化变迁、观看方式、评判标准等多方面的不同因素，如何准确了解和正确理解摄影者及其作品，是需要大家共同不懈努力。
　　对摄影者个体的研究，是摄影史研究的重要一支，一个个有影响的摄影者，以他们的经历、作品和他们所参与的事件串联起来，便是梳理摄影史的细密梳子。对摄影史研究的意义，更多地是在于对今天的服务和对未来的影响，在影像更广泛运用，更简捷获得，同时拍摄的态度和摄影者的关注中心更纷纭复杂、更浮躁轻浅的当下，重新回顾吴印咸这样沉甸甸的前辈和他们经典的作品变得愈加重要。
　　从上海美专的学生到电影厂的摄影师，从延安拿相机的战士到电影学院的院长，吴印咸跌宕的一生和风格迥异的作品，足以让我们长久地感慨和分享。
　　穿着长衫，配着时髦皮靴，留着背头抹着头油的青年吴印咸徜徉在上海街头时，他的理想或许仅仅是成为一位艺术家。而穿着灰布军装，拿着“徕卡”在延河边拍摄八路军军训时，他可能已经视身边的垂柳和夕阳而不见了，此刻，他的思考，必然超越了一个艺术家的理想。当年过半百的他，身着中山装站在电影学院的讲台时，一定还清晰地记得在晋察冀的战壕里写《摄影常识》小册子的情景。我们无法揣摩一个人彼时彼刻的思想，但幸运的是，吴印咸是一位摄影者，在他生命的不同时期，都有大量的摄影作品在佐证着他的生活或生命的状态，这些作品也自然流露着他的思考，他的追索，他的疑问，他的困惑，他的快乐，他的无奈，这一切都显露或隐藏在那一张张不大的相纸上—雍容的电影明星，挣扎的受苦百姓，从容的革命领袖，浴血的战士，建设的工厂，英姿的女民，没有人的饭店，向着天空的花草。这些作品正是吴印咸自拍的影像传记，在不同的章节里，采用不同的笔法，写就了一位摄影者真实的生命。
　　历经70多年的摄影创作，不论在生命和社会的哪个时期，吴印咸作品的集中指向与精神依托，始终是一个普通人本能地对生命的诘问，与朴素的人文关注和温暖的观看。他作品中的人像、风光、花草、战争、生活，无不在言说和释放着他个人的思索。艺术家个人风格和题材的转变与社会政治变迁的合拍，或许是因为他严谨的生活态度和圆融的性格使然。
　　对比他镜头里大量出现的领袖和百姓，很难看出他拍摄时对所谓地位的特别注意；他宽阔的风光作品与特写式的花卉，也很难区别其意向上的宽窄大小，他那些似乎抛弃了摄影技巧的“非摄影”的、看似随意的大像小景，正是他老道成熟与境界高远的必然标志。这种轻松畅然的手法，似成熟画者枯笔残墨不经意地一蹴而就，也似一位智者清文细字地娓娓道来。
　　在今天颇显躁动的生活里，回看吴印咸的作品，总有着异样的安宁与冷静，这些罩着时间灰尘的瞬间，反而更加清晰与亲切。我们可以不必纠缠这些瞬间连缀起来的故事，也不用指望寻找所谓艺术的惊心动魄，它给予我们的唯有时间划过留下的深浅曲直的痕迹，唯有跨过生命的从容。
　　出自一人之手的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几乎一个世纪的影像，不仅是记录意义上的价值，它是糅和了亲历者个人命运和情感与情绪的一部沉重的史诗之作。它无疑是中国摄影史上一个重要的标本，
　　如果通过吴印咸留下的众多摄影作品仅是走近他的一个途径，那么，他的遗存手稿、笔记等，会来得更加真切和所谓零距离的靠近。在他永远一笔一画横平竖直的书写中，可以看出他性格中的严谨与内敛。一个有趣的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在他1970年代末的文字中，繁体字和后来被废除的“第二次简化字”两种相差几十年的文字交替使用，作为一个世纪老人真是不容易，这种文字上的纠结或许也表现在他的影像当中。他的文稿中，不论是简短的图片说明还是展览、画册的前言，他总是斟字琢句反复推敲修改。
　　对文献资料的研究是研究一个人、一件事最可靠的方式之一，其中包括文本和实物。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由吴印咸亲手印放并粘贴在手工相册中，画面精致、制作精良的30年代上海时期的一批原始照片，从电影明星、白领阶层到穷苦民众、从都市风光到名胜古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年创作者在那个20世纪最为黄金的10年中，通过摄影与时代建立的一种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构建过程中开始明确的对摄影认知。这一时期他对于黑白影调的实验尝试几乎同步于西方摄影的探索。吴印咸在90岁时还自己放大照片，自己装裱，所谓装裱就是用废旧挂历的反面，用圆珠笔沿着用木条自制的尺子画上需要的尺寸再用小刀裁好作为照片的衬底。现在他留下的不少照片中，反过来看，可能就是一个挂历上的美人头像。
　　对吴印咸生活中的为人和性格的了解，可以从他的家人以及同事、学生等人的记忆中还原。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恩璞，1950年代就读电影学院摄影系，作为吴印咸的学生，他们多有接触。杨恩璞回忆说：吴老是真的喜欢摄影，在他50岁到70岁期间，每天有个习惯，都要进暗房，也不多放照片，一天放那么几张，甚至就放一张，这是他的享受。
　　在摄影变得似乎愈加轰轰烈烈，却并没有质的进步的今天，对摄影史的整理和反思变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今年，并非吴印咸生卒的整数或其他有说辞的纪念之年，而这个专题的萌发，除了上述的一系列理由外，其主要诱因是 ，从2009年10月至2011年11月三年间，由年轻学者蔡萌策展，北京的泰康空间承办，本着学术研究和公益的态度，先后共举办了四次吴印咸系列回顾展，四个展览以倒叙的形式将吴印咸毕生的作品分为四个时期，为研究和梳理吴印咸作品，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和资料。藉展览资料并特邀杨小彦、顾峥等专家，就吴印咸的摄影、电影、摄影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专门撰文，拟在今年底出版一册吴印咸研究文集。
　　本专题试图通过对吴印咸不同时期的作品展示，其中除了部分大家熟悉的经典之外，还尽可能地寻找罕有发表的作品，以期与大家一起整理、回顾和重新发掘吴印咸留给我们的财富，同时辅以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及研究者的评论和介绍文章，再次探讨和解读一代大家的思想与作品。
　　本专题得到了吴印咸家人吴筑清、吴炜和泰康空间唐昕、窦子，以及蔡萌、吴琦等诸位提供的重要素材和鼎力帮助，在此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