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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大利新先锋运动关注艺术的美学形式和社会使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六三学社是意大利新先锋运动最集中和有力的表达。翁贝托?埃科则通过参与六三学社的组建和活动，提出了自己的先锋派诗学主张：艺术的美学形式和社会使命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平衡关系。
关键词：翁贝托?埃科；新先锋运动；六三学社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158—03
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是意大利当代著名的美学家、诠释学家、符号学家、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意大利新先锋运动和六三学社是考察埃科诗学理论和思想最有力的切入点。通过新先锋运动和六三学社的活动，我们可以管窥埃科诗学理想的一斑。
一、意大利新先锋运动
进入20世纪，意大利文化艺术思潮极为活跃，在世纪之初即出现了第一次先锋运动的鼓吹——未来主义，之后又出现了arriere—garde运动（隐逸派运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受对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和道德的反抗及其反抗经验的影响，一种基于社会使命的艺术模式在文学、影视等艺术领域蔚为潮流，这就是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运动。新现实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是灌输意识形态的手段或社会政治实践的工具，要求艺术家大胆描写战后的现实，表现民众的生活和心声。上述理论和运动色彩斑斓，各有主张，不过其核心的问题却是一致的：探讨艺术的美学形式和社会使命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意大利经济进入繁荣时期，人们生活在高度富有的物质文明的消费时代，个性自由空前高涨，文化思想日益多元，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作为意识形态和现实情势表现手段的文学艺术也处于一种更新的过程中，这就是新先锋派的崛起，新先锋派以1956年《维里》（Il Verri）杂志的创办作为诞生标志。作为对新现实主义运动的反动和扬弃，新先锋运动在对艺术的美学形式和社会使命的关系上，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反对文学艺术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不过，新先锋运动理论表面的统一掩饰不了内部的分歧，不少作家和理论家在新先锋的旗帜下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看法，或互补，或冲突，或接受，或拒绝，这也预示了新先锋运动后来的发展和命运。
作为新先锋派的处子秀——诗集《最新的诗人：60年代诗歌》（I Novissimi：Poetry For the Sixties，1961）的出版，宣告了新先锋派向旧的艺术传统的决裂。诗集的编者埃利奥?帕戈里亚拉尼（Elio Pagliarani）在序言中阐述了新先锋派的基本主张，认为诗就是激发语言体验，反对语言工具论，要求诗人必须占有语词，而不是意识形态或先给定的真理。[1]（P35）在埃利奥?帕戈里亚拉尼看来，文学并非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反映，语言就是文学艺术的全部。新先锋派批评家安琪罗?古利埃米（Angelo Guglielmi）也主张文学不承担任何历史或意识形态的任务，其职责就是重现作者所处时代的矛盾和堕落，这其中并不表现任何关于世界的思想。新先锋派的另一主将桑奎内蒂（Edoardo Sanguineti）则认为文学语言和意识形态是不可分离的，文学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元语言生产。“一般来说，先锋表示意识到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一般和当代的意义而言，先锋表示意识到意识形态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即文学固有的运转就是蕴涵在语言形式中的意识形态证据。” [1]（P76）桑奎内蒂主张向旧的艺术传统和社会秩序宣战，“彻底批判和摒弃一切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共存的东西”[2]（374），表现为“左倾”、愤怒的艺术家们掀起阵阵反对资产阶级的艺术浪潮。
新先锋运动特别关注先锋艺术家的行动和表现，热衷于讨论艺术与政治、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不过，无论是帕戈里亚拉尼、古利埃米还是桑奎内蒂，他们的理论都无法统一和弥合新先锋运动内部的分歧，相反因为他们各自的执著和坚持，愈发扩大了新先锋运动的分歧和分裂。如果说帕戈里亚拉尼、古利埃米是注重文学艺术的美学形式的形式派，那么桑奎内蒂则无疑是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使命的功用论，而新先锋运动则在美学形式和社会功用的摇摆中蹒跚前行。
二、六三学社
1963年10月，由南尼?巴莱斯特里尼（Nanni Balestrini）组织的第四届“国际新音乐周”在巴勒莫举行，在一系列研讨会、读书会、讲座和演奏会的活动过程中，先锋团体Gruppo 63（六三学社）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由卢恰诺?安切斯基（Luciano Anceschi）创办的《维里》杂志的撰稿人和Novissimi诗集的诗人组成，此外还有作曲家贝里奥、小说家如马莱巴（Luigi Malerba）、阿尔伯特?阿尔巴西诺（Alberto Arbasino）等，以及一些文艺批评家等。不过，六三学社并不是一个正式和严密的组织，更像一个形式和范围极为松散的集合体，一个由作家、批评家组成的联系网络。六三学社存在的时间为1963—1969年，这期间是意大利新先锋运动最为活跃、最有影响的时期，因此其一直被视作是意大利新先锋运动最集中和有力的表达。六三学社对文学艺术的形式、意识形态和社会使命等论题极为关注，他们为此经常举行集会讨论和辩论，反对新现实主义运动理论主张，反对将文学艺术看做是社会介入的手段。作为贝里奥和桑奎内蒂等人的朋友，埃科先后参加过六三学社的一些集会、研讨会和辩论会，包括巴勒莫的创建会。因为对新先锋运动的主流理论有一定的保留，埃科与六三学社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毫无疑问他是从属于这个学社的。而且，作为《开放的作品》的作者，埃科以先锋理论的权威得到了极大的重视。
埃科认为巴莱斯特里尼发起组织六三学社，也旨在“通过六三学社的定期集会建立一种反抗当下体制的文学活动模式。” [3]（P240）而怪诞的是，作为学社的当权者或领导者却都是与体制、社会和文化机构合作的成功分子，这决定了他们只能用一种拥护的方法去批判现存的体制，而不是决绝的反叛。六三学社因此也被指控为“新资本主义的次等附属物”，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保护下制订他们的先锋改革计划：“通过一个小型的官方文化的批评方式去批判宏大的资产阶级社会系统”，[3]（P240）而不是一个表达反叛的机构。这种不触及或影响当下体制根基和结构的方式，决定了六三学社和新先锋派的形式主义模式和策略。六三学社试图通过批判上层建筑来质疑资本主义这个宏大的系统，但是，作为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联合体，六三学社的成员对形式和语言的看法各异，其中两大干将古利埃米和桑奎内蒂的语言理论和主张典型地体现了六三学社及新先锋派的分歧。 古利埃米认为语言是作者接近工业社会现实的唯一途径。桑奎内蒂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长大，其诗歌理论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判断，即了解到存在一个异化状态，并认为这种异化是诗的最主要的客观表现对象。
不难看出，古利埃米和桑奎内蒂同时强调语言策略：古利埃米把语言视作表现的对象和一种叙述策略，重在形式主义的考量；桑奎内蒂重在异化现象的反映，语言是叙述和表现异化内容的手段。由于理论存在分歧和派别，古利埃米一派和桑奎内蒂一派一直势均力敌，导致六三学社内部争吵和争夺极为激烈。在1964年雷乔埃米利亚会议和1965年巴勒莫会议之后，新先锋运动内部分歧和权力斗争公开化，致使运动陷入危机。
1967年，杂志Quindici创刊，由Alfredo Giuliani和Nanni Balestrini先后担任主编，Quindici对六三学社和新先锋派是理论和行动的分水岭。文学与书籍评论当然还是Quindici的主要兴趣，不过刊载的内容极为驳杂：诗人分析中东危机、语言学家讨论宗教教谕、小说家解释竞选投票的选择。“通过他们的努力，政治主题被提升得更加直接也更加积极。他们的语言批判的目的不是生存情势的总结，而是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放弃了对所有词汇的终极结构的批判，热衷于对一定时期语词匮乏和僵化进行意识形态的总结。”[3]（P246）
1967年至1969年意大利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整个意大利弥漫着一种亢奋的政治激进氛围。六三学社不愿意承担保守派的指责，也担心被边缘化的可能，“尝试去理解不断进步的改变”，为青年学生提供一个发表观点的平台，Quindici成了他们发表论战文章的阵地。这样，新先锋派获得了新的历史面貌：“行动主义、反抗、恐怖主义、哗众取宠、青年邪教和革命主义。” [3]（P247）不过争议和分歧也更为激烈，Quindici因内部不可调和的立场分裂停刊，标志着六三学社的解体，同时也意味着意大利新先锋运动退出历史舞台。
三、埃科的先锋派诗学
在新先锋运动的影响下，埃科在1962年写了《关注现实的形式模式》，探讨文学、艺术和工业社会的关系问题，发表在Il menabo杂志上。埃科主要分析了异化问题，特别是语言的异化问题，并进而讨论当代作品介入并揭露现实的方式。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对异化和客体化问题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埃科认为现在的工业社会已同黑格尔、马克思时代的发展水平大不相同，对异化和客体化问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因此，他通过马克思回到黑格尔这边，赞成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紧张和异化是存在于人类任何活动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辩证的平衡，即一种持续的斗争，否定所确立的东西，再确立所否定的东西。”[3]（P126）在埃科看来，关于客体的知识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意识的构建并不能如马克思所言那样去克服客体异化和否定的条件。按照这样的逻辑，埃科探讨了形式领域的异化问题，认为所有的形式体系都存在一个类似的异化问题：进入形式体系内部，我们会发现“创造和样式、自由和惯例的限制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紧张关系。”[3]（P137）
然而，惯例和样式容易产生一种陈旧、落后和呆板，使艺术丧失意蕴的深长和交流的实效，这时要做的就是有意识的异化语言，寻求自由突破的手段。基于对社会和艺术异化的考察和认识，埃科明确认同新先锋派的实践，认为先锋艺术必须与惯例语言决裂，必须脱离异化状态，“词汇序列与事物序列并非相符”，[3]（P141）要用一种混乱和间断性的观点去看待事物和世界。埃科的先锋理论主张并不仅仅局限于抽象的形式结构，毕竟如其题所示——作为关注现实的形式模式，真实的人类生活是艺术家所处的现实前提，更何况“艺术家自认为是自己创造的语言其实不过是他处的现实情势强加给他的”。[3]（P142）
因此，埃科要求先锋艺术家必须关注现实，“通过描写人物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人物行动的虚无性”，去揭露和批判现实。埃科以乔伊斯《尤利西斯》中描写埃奥洛（Aeolus）一章对现代传媒的异化的描述和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蚀》（Eclipse）对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表现为例，分析艺术家在平静、没有任何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中透露出对现实世界的揭露和批评，并认为这些模式和方法就是先锋文学的作用和描述的可能。
埃科的先锋理论试图在艺术的美学形式和社会使命之间取得一种辩证的平衡关系，因此可以看做是对古利埃米和桑奎内蒂理论的综合，要求艺术既要有形式上的创新，同时也要切入现实世界，跟进生活世界，表现作家的批判立场。就埃科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小说《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和《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等表现的是远离当下的、非理性的、隐喻的世界，为其作品的叙事模式和结构设计预留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体现了埃科对语言形式一维的侧重，这在其理论著作《开放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或许这就是创作实践对理论主张的某种偏离，抑或是某种隐晦的回归？
[参考文献]
[1]John Picchione。 The new avant—Garde in Italy：theoretical debate and poetic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4。
[2]田时纲等。悠远与凝炼——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3]Umberto Eco。 The Open Work， Translated by Anna Cancogni，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e Italian Neoavanguardia and Gruppo 63
——A Study on Umberto Eco′s Poetical Idea
YU Xiao—feng
（The Center for Media & Cultural Develop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The Neoavanguardia in Ita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 forms of art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rt。 The Gruppo 63 is the most concentrated and express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eoavanguardia。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foundation and activities of the Gruppo 63， Umberto Eco put forward his own poetical idea of the Neoavanguardi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 forms of art and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dialectically balanced。
Keywords：Umberto Eco；Neoavanguardia；Gruppo 63
〔责任编辑：黎玫〕
关键词：翁贝托?埃科；新先锋运动；六三学社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158—03
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是意大利当代著名的美学家、诠释学家、符号学家、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意大利新先锋运动和六三学社是考察埃科诗学理论和思想最有力的切入点。通过新先锋运动和六三学社的活动，我们可以管窥埃科诗学理想的一斑。
一、意大利新先锋运动
进入20世纪，意大利文化艺术思潮极为活跃，在世纪之初即出现了第一次先锋运动的鼓吹——未来主义，之后又出现了arriere—garde运动（隐逸派运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受对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和道德的反抗及其反抗经验的影响，一种基于社会使命的艺术模式在文学、影视等艺术领域蔚为潮流，这就是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运动。新现实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是灌输意识形态的手段或社会政治实践的工具，要求艺术家大胆描写战后的现实，表现民众的生活和心声。上述理论和运动色彩斑斓，各有主张，不过其核心的问题却是一致的：探讨艺术的美学形式和社会使命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意大利经济进入繁荣时期，人们生活在高度富有的物质文明的消费时代，个性自由空前高涨，文化思想日益多元，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作为意识形态和现实情势表现手段的文学艺术也处于一种更新的过程中，这就是新先锋派的崛起，新先锋派以1956年《维里》（Il Verri）杂志的创办作为诞生标志。作为对新现实主义运动的反动和扬弃，新先锋运动在对艺术的美学形式和社会使命的关系上，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反对文学艺术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不过，新先锋运动理论表面的统一掩饰不了内部的分歧，不少作家和理论家在新先锋的旗帜下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看法，或互补，或冲突，或接受，或拒绝，这也预示了新先锋运动后来的发展和命运。
作为新先锋派的处子秀——诗集《最新的诗人：60年代诗歌》（I Novissimi：Poetry For the Sixties，1961）的出版，宣告了新先锋派向旧的艺术传统的决裂。诗集的编者埃利奥?帕戈里亚拉尼（Elio Pagliarani）在序言中阐述了新先锋派的基本主张，认为诗就是激发语言体验，反对语言工具论，要求诗人必须占有语词，而不是意识形态或先给定的真理。[1]（P35）在埃利奥?帕戈里亚拉尼看来，文学并非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反映，语言就是文学艺术的全部。新先锋派批评家安琪罗?古利埃米（Angelo Guglielmi）也主张文学不承担任何历史或意识形态的任务，其职责就是重现作者所处时代的矛盾和堕落，这其中并不表现任何关于世界的思想。新先锋派的另一主将桑奎内蒂（Edoardo Sanguineti）则认为文学语言和意识形态是不可分离的，文学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元语言生产。“一般来说，先锋表示意识到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一般和当代的意义而言，先锋表示意识到意识形态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即文学固有的运转就是蕴涵在语言形式中的意识形态证据。” [1]（P76）桑奎内蒂主张向旧的艺术传统和社会秩序宣战，“彻底批判和摒弃一切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共存的东西”[2]（374），表现为“左倾”、愤怒的艺术家们掀起阵阵反对资产阶级的艺术浪潮。
新先锋运动特别关注先锋艺术家的行动和表现，热衷于讨论艺术与政治、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不过，无论是帕戈里亚拉尼、古利埃米还是桑奎内蒂，他们的理论都无法统一和弥合新先锋运动内部的分歧，相反因为他们各自的执著和坚持，愈发扩大了新先锋运动的分歧和分裂。如果说帕戈里亚拉尼、古利埃米是注重文学艺术的美学形式的形式派，那么桑奎内蒂则无疑是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使命的功用论，而新先锋运动则在美学形式和社会功用的摇摆中蹒跚前行。
二、六三学社
1963年10月，由南尼?巴莱斯特里尼（Nanni Balestrini）组织的第四届“国际新音乐周”在巴勒莫举行，在一系列研讨会、读书会、讲座和演奏会的活动过程中，先锋团体Gruppo 63（六三学社）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由卢恰诺?安切斯基（Luciano Anceschi）创办的《维里》杂志的撰稿人和Novissimi诗集的诗人组成，此外还有作曲家贝里奥、小说家如马莱巴（Luigi Malerba）、阿尔伯特?阿尔巴西诺（Alberto Arbasino）等，以及一些文艺批评家等。不过，六三学社并不是一个正式和严密的组织，更像一个形式和范围极为松散的集合体，一个由作家、批评家组成的联系网络。六三学社存在的时间为1963—1969年，这期间是意大利新先锋运动最为活跃、最有影响的时期，因此其一直被视作是意大利新先锋运动最集中和有力的表达。六三学社对文学艺术的形式、意识形态和社会使命等论题极为关注，他们为此经常举行集会讨论和辩论，反对新现实主义运动理论主张，反对将文学艺术看做是社会介入的手段。作为贝里奥和桑奎内蒂等人的朋友，埃科先后参加过六三学社的一些集会、研讨会和辩论会，包括巴勒莫的创建会。因为对新先锋运动的主流理论有一定的保留，埃科与六三学社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毫无疑问他是从属于这个学社的。而且，作为《开放的作品》的作者，埃科以先锋理论的权威得到了极大的重视。
埃科认为巴莱斯特里尼发起组织六三学社，也旨在“通过六三学社的定期集会建立一种反抗当下体制的文学活动模式。” [3]（P240）而怪诞的是，作为学社的当权者或领导者却都是与体制、社会和文化机构合作的成功分子，这决定了他们只能用一种拥护的方法去批判现存的体制，而不是决绝的反叛。六三学社因此也被指控为“新资本主义的次等附属物”，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保护下制订他们的先锋改革计划：“通过一个小型的官方文化的批评方式去批判宏大的资产阶级社会系统”，[3]（P240）而不是一个表达反叛的机构。这种不触及或影响当下体制根基和结构的方式，决定了六三学社和新先锋派的形式主义模式和策略。六三学社试图通过批判上层建筑来质疑资本主义这个宏大的系统，但是，作为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联合体，六三学社的成员对形式和语言的看法各异，其中两大干将古利埃米和桑奎内蒂的语言理论和主张典型地体现了六三学社及新先锋派的分歧。 古利埃米认为语言是作者接近工业社会现实的唯一途径。桑奎内蒂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长大，其诗歌理论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判断，即了解到存在一个异化状态，并认为这种异化是诗的最主要的客观表现对象。
不难看出，古利埃米和桑奎内蒂同时强调语言策略：古利埃米把语言视作表现的对象和一种叙述策略，重在形式主义的考量；桑奎内蒂重在异化现象的反映，语言是叙述和表现异化内容的手段。由于理论存在分歧和派别，古利埃米一派和桑奎内蒂一派一直势均力敌，导致六三学社内部争吵和争夺极为激烈。在1964年雷乔埃米利亚会议和1965年巴勒莫会议之后，新先锋运动内部分歧和权力斗争公开化，致使运动陷入危机。
1967年，杂志Quindici创刊，由Alfredo Giuliani和Nanni Balestrini先后担任主编，Quindici对六三学社和新先锋派是理论和行动的分水岭。文学与书籍评论当然还是Quindici的主要兴趣，不过刊载的内容极为驳杂：诗人分析中东危机、语言学家讨论宗教教谕、小说家解释竞选投票的选择。“通过他们的努力，政治主题被提升得更加直接也更加积极。他们的语言批判的目的不是生存情势的总结，而是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放弃了对所有词汇的终极结构的批判，热衷于对一定时期语词匮乏和僵化进行意识形态的总结。”[3]（P246）
1967年至1969年意大利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整个意大利弥漫着一种亢奋的政治激进氛围。六三学社不愿意承担保守派的指责，也担心被边缘化的可能，“尝试去理解不断进步的改变”，为青年学生提供一个发表观点的平台，Quindici成了他们发表论战文章的阵地。这样，新先锋派获得了新的历史面貌：“行动主义、反抗、恐怖主义、哗众取宠、青年邪教和革命主义。” [3]（P247）不过争议和分歧也更为激烈，Quindici因内部不可调和的立场分裂停刊，标志着六三学社的解体，同时也意味着意大利新先锋运动退出历史舞台。
三、埃科的先锋派诗学
在新先锋运动的影响下，埃科在1962年写了《关注现实的形式模式》，探讨文学、艺术和工业社会的关系问题，发表在Il menabo杂志上。埃科主要分析了异化问题，特别是语言的异化问题，并进而讨论当代作品介入并揭露现实的方式。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对异化和客体化问题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埃科认为现在的工业社会已同黑格尔、马克思时代的发展水平大不相同，对异化和客体化问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因此，他通过马克思回到黑格尔这边，赞成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紧张和异化是存在于人类任何活动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辩证的平衡，即一种持续的斗争，否定所确立的东西，再确立所否定的东西。”[3]（P126）在埃科看来，关于客体的知识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意识的构建并不能如马克思所言那样去克服客体异化和否定的条件。按照这样的逻辑，埃科探讨了形式领域的异化问题，认为所有的形式体系都存在一个类似的异化问题：进入形式体系内部，我们会发现“创造和样式、自由和惯例的限制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紧张关系。”[3]（P137）
然而，惯例和样式容易产生一种陈旧、落后和呆板，使艺术丧失意蕴的深长和交流的实效，这时要做的就是有意识的异化语言，寻求自由突破的手段。基于对社会和艺术异化的考察和认识，埃科明确认同新先锋派的实践，认为先锋艺术必须与惯例语言决裂，必须脱离异化状态，“词汇序列与事物序列并非相符”，[3]（P141）要用一种混乱和间断性的观点去看待事物和世界。埃科的先锋理论主张并不仅仅局限于抽象的形式结构，毕竟如其题所示——作为关注现实的形式模式，真实的人类生活是艺术家所处的现实前提，更何况“艺术家自认为是自己创造的语言其实不过是他处的现实情势强加给他的”。[3]（P142）
因此，埃科要求先锋艺术家必须关注现实，“通过描写人物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人物行动的虚无性”，去揭露和批判现实。埃科以乔伊斯《尤利西斯》中描写埃奥洛（Aeolus）一章对现代传媒的异化的描述和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蚀》（Eclipse）对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表现为例，分析艺术家在平静、没有任何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中透露出对现实世界的揭露和批评，并认为这些模式和方法就是先锋文学的作用和描述的可能。
埃科的先锋理论试图在艺术的美学形式和社会使命之间取得一种辩证的平衡关系，因此可以看做是对古利埃米和桑奎内蒂理论的综合，要求艺术既要有形式上的创新，同时也要切入现实世界，跟进生活世界，表现作家的批判立场。就埃科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小说《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和《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等表现的是远离当下的、非理性的、隐喻的世界，为其作品的叙事模式和结构设计预留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体现了埃科对语言形式一维的侧重，这在其理论著作《开放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或许这就是创作实践对理论主张的某种偏离，抑或是某种隐晦的回归？
[参考文献]
[1]John Picchione。 The new avant—Garde in Italy：theoretical debate and poetic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4。
[2]田时纲等。悠远与凝炼——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3]Umberto Eco。 The Open Work， Translated by Anna Cancogni，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e Italian Neoavanguardia and Gruppo 63
——A Study on Umberto Eco′s Poetical Idea
YU Xiao—feng
（The Center for Media & Cultural Develop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The Neoavanguardia in Ita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 forms of art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rt。 The Gruppo 63 is the most concentrated and express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eoavanguardia。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foundation and activities of the Gruppo 63， Umberto Eco put forward his own poetical idea of the Neoavanguardi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 forms of art and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dialectically balanced。
Keywords：Umberto Eco；Neoavanguardia；Gruppo 63
〔责任编辑：黎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