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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点优先方向，是中国大国外交关系的最高定位。3月18日，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普京再次高票当选，开始了新的6年任期，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稳定基础。那么，中俄关系的政治和战略基础何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还存在何种问题？两国高水平战略协作的前景如何？俄罗斯和中俄关系究竟在中国国际战略全局中居于何种地位？为此，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前驻俄罗斯联邦国防武官王海运少将。
《领导文萃》：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习近平主席在第一时间发去热情洋溢的贺电，对中俄关系给予高度评价，表达了对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殷切期望。那么，习近平主席为何会对中俄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寄予殷切期望？
王海运：首先，从1991年12月俄罗斯宣布独立至今，中俄关系持续稳定发展，接连迈上几个台阶：1994年由“友好国家关系”上升为“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发展为“面向21世纪的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2年进一步提升为“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
其次，中俄建交后，两国从未发生大的磕绊，这在两国关系历史上、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都非常少见。虽然两国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对待国际问题的风格也存在差异，但是中俄做到了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两国关系从未出现哪怕是短暂的“冷淡期”。
再次，中俄两国战略协作日益紧密，有力地增强了两国的国际战略地位。两国不仅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了宝贵支持，而且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做到了及时沟通、协调行动。莫斯科和北京成为两国元首年度外访的首选地。更为重要的是，两国频繁的高层互访均有着实质性内容，不仅涉及两国各领域合作，而且就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国际秩序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共同发声，对引领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两国间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夯实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物质基础。2015年以来，中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相邻地区发展战略互动合作、能源大项目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高科技合作，都在扎扎实实地推进。在军事领域，先进军事技术装备提供、宽体飞机和重型直升机联合研发、导航卫星相互融合都已陆续启动，联合军演更是越来越具有实质性内容。在人文合作领域，中俄公共外交空前活跃，“旅游年”“媒体年”“地方合作年”接连不断，两国人民的相互好感度不断提升。
因此，中俄关系已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最成熟最具建设性的大国关系”。
《领导文萃》：习近平主席之所以对中俄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寄予殷切期望，我认为不仅与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有关，而且与中俄关系在中国国际战略全局中的重大价值紧密相连。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王海运：首先，从基本国情看，俄罗斯是个发展潜力巨大的世界大国。俄罗斯国土辽阔，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横跨11个时区。俄罗斯资源丰富，不论是能源资源、矿产资源，还是土地资源、淡水资源，都居于世界前列。俄罗斯人口虽然只有1.4亿，但是仍是世界人口大国，且人口素质较高。俄罗斯的GDP虽然不在世界前10位之列，但是综合国力仍然不能小视。看国家实力，不能仅看经济实力，还要看军事实力、国家动员能力、民族凝聚力、战略运筹能力、国际影响力。特别是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仍然居于世界第二，其庞大的核武库仍然令西方大国望而生畏。俄罗斯的国家动员能力、民族凝聚力和国际战略运筹能力，在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令人刮目相看。即使看经济实力，也不能仅看以美元汇率计算的GDP，还要看资源禀赋、科技潜力、教育水平、自给能力、承受能力。日本、印度、韩国的GDP都远高于俄罗斯，但其国际影响力与俄罗斯远不在一个层级上。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才有可能与中美共同构成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大三角关系”。
其次，从地缘战略现实看，俄罗斯是我国的最大邻国，双方相互都是对方安全与发展的“半边天”。回顾数百年的中俄关系史，既有因睦邻友好而在安全与发展上受益的成功经验，亦有因相互敌对而在安全与发展上受到拖累的沉痛教训。互为最大邻国，意味着两国对共同周边的安全稳定有着共同的关切。中国要崛起为世界强国，必须构建周边“睦邻友好带、安全稳定带、经济合作带”，而俄罗斯是具有关键性影响的国家。考虑到我国周边地区格局及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中俄必须共同防范域外大国在两国周边插手的图谋，共同促进周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解决阿富汗战乱、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及美日“生乱生战”问题上，两国尤其需要联手合作。两国联手合作更是上海合作组织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性保证。上合组织是我国参与创建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是确保我国西部周边安全稳定的重要基石、弘扬我国新型国际战略理念的重要舞台、引领新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试验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示范地。因此，确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是我国国际战略特别是周边战略运筹的重大课题。“远亲不如近邻”，经营好邻里关系特别是与最大邻国俄罗斯的关系，是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
再次，从战略优势看，中俄两国具有互补性，可以相互借助。一是综合国力上具有互补性。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也在快速提升。俄罗斯虽然不再是超级大国，但是综合国力仍不容小视，特别是其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国际战略运筹能力更是突出。中俄两国如能在综合国力运用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完全可以产生“1 1>2”的效应，完全可以抵御任何霸权联盟的战略压力。二是外交运筹上具有互补性。俄罗斯民族具有爆发力，中华民族具有耐久力。俄罗斯人行事张扬，中国人遇事低调、行事谨慎。中俄兩国刚柔相济，只要联起手来，完全可以抵御国际风浪。三是在发展要素上具有互补性。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中国缓解资源短缺具有重大价值。俄罗斯军事工业、航天航空、材料技术比较发达，中国轻工、电子、通信技术比较先进，两国可以结成“现代化发展合作伙伴”。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制造业以及独一无二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而俄罗斯要推进“再工业化”急需外部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遭受西方制裁的困难情况下，尤其渴望同中国开展合作。四是军事安全上具有互补性。俄罗斯军事技术自成体系，大量先进军事装备可以弥补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短板。俄罗斯加强东部战略方向的军事部署，对于美日强化军事同盟是一种战略对冲。一旦台海、东海、南海发生我国被迫卷入的战事，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东部战区的军事力量可望对美日军队的调动构成重大牵制。而中美一旦发生严重对抗，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俄罗斯，对于打掉美国对我国的制裁动议、增强我国战略主动，也可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俄罗斯是世界各大国中与我国在战略优势领域最具互补性的国家。这种互补优势的发挥，为两国在国际战略与国内发展领域的接轨互动提供了重要条件，为我国新时期全球战略的运筹提供了重要依托。可见，俄罗斯在我国战略全局中具有多方面的战略价值，用好俄罗斯因素是我国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延续战略机遇期的重大战略选择。
《领导文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于中国的安全与发展的确具有重大战略价值。那么，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的战略基础和前景如何？
王海运：首先，中俄两国的国际战略处境非常相似，决定了两国的战略需求、战略利益广泛相近。一是两国同为新兴大国，都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都强烈希望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都致力于构建体现新兴国家利益、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二是两国同为美国的战略遏制对象。中俄两国都是“大块头”，又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拒绝成为美国的“跟班”“仆从”，因而均被美国认定为其全球霸权的挑战者，被美国锁定为战略挤压、战略遏制的主要对象。中国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更是为美国所不容。这意味着在抵御美国孤立、抹黑和制造麻烦的问题上，中俄需要相互支持；在应对美国强化军事同盟体系、抵御美国霸权压力问题上，中俄需要相互借助。三是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面对“准多极时代”单极霸权的非理性挣扎，中俄两大国在集结新兴力量、推动全球“多边共治”等问题上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肩负着共同的历史责任。中俄战略处境的广泛相似性，在两国与各大国关系中独一无二，构成了两国战略协作的重要利益基础。
其次，两国间业已建立的各种协调机制，对于两国关系的持续深化具有重要保障作用。这些机制，既包括增进互信、消除分歧的机制，也包括促进合作、协调行动的机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国元首会晤机制、政府总理会晤机制、政府各部门混委会机制、强力部门间的战略磋商与安全磋商机制，以及议会、政党合作机制，公共外交机制等等。这些合作机制务实高效，对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2001年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及每隔5年续订的落实纲要，对于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更是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再次，国际风云变幻对中俄关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俄罗斯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正因为如此，俄罗斯独立初期，虽然对内搞全盘西化改革、对外搞亲西方外交，但是从高层到精英层普遍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西方咄咄逼人的对俄遏制态势，迫使俄罗斯“双头鹰”面向东方的一支头渐渐抬起，成为叶利钦主动提议将中俄关系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背景。进入新世纪，俄与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固有矛盾日益激化。2003年以后，西方接连在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更是触动了俄罗斯的敏感神经。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各领域冲突日益增多，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互动性被重新激活。正是国际风云的变幻推动着俄罗斯一步步疏远西方、走向东方。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及西方“遏俄弱俄”的冷战思维，是俄西关系渐行渐远、俄中关系愈走愈近的重大推动因素。
最后，两国高层和精英层对对方战略价值的战略认知不断深化，为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化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对战略利益的正确认知是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的基础。目前看，两国高层及精英层对中俄关系战略价值的认知都比较清醒，并且都在不断深化。正如2017年10月普京总统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所言，“（俄中）两国领导人都在捍卫本国利益，但是两国利益经常一致或者相近”，“我们总能找到共识，总能达成协议”。
因此，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进一步深化的坚实基础、巨大潜力及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领导文萃》：您刚才谈到了中俄关系在进一步深化中的一系列有利因素。那么，在中俄关系发展中是否存在某些障碍性因素，需要双方下大力气予以消除？
王海运：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俄关系也是如此。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中俄关系中积极因素是主要的、居于主导地位，障碍性因素也是存在的、双方都在努力消除。对于障碍性因素，既不能看得过重，亦必须认真对待。具体而言，我认为现阶段中俄关系中的障碍性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战略文化上存在差异。俄罗斯作为沙俄帝国和苏联超级大国的继承者，在战略文化上与中国的差异非常明显。例如，强烈的大国主义意识和势力范围思维、在合作中对主导权的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合作理念、行事风格的极端性和多变性等等，都与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和合”文化非常不同。中俄两国在战略文化上的这种差异不可能不影响到高层和精英层的战略思维与战略运筹。
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恩恩怨怨。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中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而多数俄罗斯人至今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曾经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曾经给予中国重要援助，但是其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也对中国造成了极大伤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苏关系更是恶化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从俄罗斯方面讲，其对中国在冷战中后期与美国联手制苏也很难完全释怀，對中国舆论场上不时出现的“收复历史领土”的声音非常警惕。
三是战略互疑仍然难以消除。十多年前，我曾撰文谈及俄对华战略思维，用了八个字来概括：看重、借重、怀疑、防范。今天的俄罗斯，从高层精英到多数民众，对华基本心态可以说是“更加看重、更希望借重，疑虑依然难消、防范依然存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向全球包括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扩展，军事实力也在快速增强，而俄罗斯却发展缓慢，与中国的差距愈拉愈大。俄罗斯人担心强大后的中国不再将俄罗斯作为大国对待，更担心有朝一日中国会“重算历史旧账”。于是，“中国领土要求论”“中国人口扩张论”“中国原材料附庸论”在俄罗斯持续发酵。虽然普京总统及精英阶层出于战略大局考虑，努力淡化这些与事实严重相悖的荒谬言论，但是总体看俄罗斯上上下下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不放心仍然广泛存在，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两国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产生消极影响。 《领导文萃》：很显然，中俄关系价值重大、潜力巨大、前景远大。但是，对于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中俄关系，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提出，中俄应当尽快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对此，您有何看法？
王海运：关于两国关系的定位，中俄都存在不同的主张。习近平主席强调，中俄应当在“结伴而不结盟”方针指引下，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两国领导人2015年在上海会晤时，达成了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阶段的共识。也就是说，两国领导人均坚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定位。与此同时，中俄战略研究界均有部分学者主张两国尽快结成军事同盟。其主要论据是：面对美国的战略遏制，中俄只有结盟才能有效反制；美国实力强大尚且拉帮结伙，中俄处于弱势绝不应单打独斗。
应当承认，中俄结盟的推动者大多都是主张深化两国关系的热心人，其对国际形势严峻性的评估基本准确，主张结盟的出发点也值得肯定。但是，从多种制约因素看，目前中俄尚不宜走向军事结盟。
一方面，中俄结盟缺少必要的现实条件。中俄均未面临来自强敌的大规模战争威胁，均缺少强烈的结盟意愿。中俄要结成军事同盟，均须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局部改变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并且要为对方及其盟国不合本国理念与利益的行为“背书”，关键时刻还必须承担军事义务。对此，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目前都难以做到。中俄结盟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确保相互平等，为此需要促使俄罗斯抛弃大国主义、主导权追求、势力范围思维，而这目前尚无现实可能。中俄各自的战略目标都是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中俄结盟与此目标存在矛盾。俄罗斯担心成为中国的“小伙伴”，亦是其与中国结盟的心理障碍。两国的民意对于缔结军事同盟关系也存在不少疑虑，两国的亲西方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对中俄结盟亦构成重要牵制。
另一方面，中俄结盟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中俄结成的军事同盟，即使再拉上几个中小国家，相对于美国遍布全球的同盟体系，只能是一个弱势联盟。中俄同盟作为弱势一方，在由此可能催生出的强弱不对称的两极世界结构中，必然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中俄结盟必然引起西方的强烈反弹，很可能引发与美国的全面对抗甚至新的冷战，严重恶化中俄两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存在打乱两国崛起进程的巨大危险。中俄结盟还关系到上合组织的未来，不排除引起上合组织分化、导致上合组织偏离既定发展方向的可能。而且，中国与少数国家结成军事同盟，有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外交政策目标。
至于未来中俄会否走向军事结盟，则主要取决于两国面临的战略威胁特别是军事威胁的变化及两国关系的深化。从理论上讲，“结盟”还是“不结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应是因时因势而适时调整的策略运用。中俄现在不结盟，不等于不需要为将来必要时结盟奠定基础。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不会迂腐到面对可能伤筋动骨的安全威胁还非要坚持“不结盟”的地步。中俄结盟对于霸权国家及其他敌对势力无疑是最大的噩梦，但愿他们不要把中俄逼到非结盟不可的境地。
还需要指出的是，“不结盟”不等于“不结伴”。“结伴而不结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大特点，是中俄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出的一条“新路”，体现着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等新型国际关系理念。高举“结伴而不结盟”大旗，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有利于广泛团结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利于抵制霸权国家的冷战思维，争取战略主动。而且，“结伴”有着巨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有利于我国对国际关系进行纵横捭阖的战略运筹。
《领导文萃》：那么，对于未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双方应当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呢？您认为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都有哪些主要的着力方向？
王海运：我认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有必要确立更高的战略目标，使之在双方的国际战略全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这一更高战略目标可以做以下表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睦邻友好、共同维护周边安全稳定的“好邻居”；破解美国战略围堵、相互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好伙伴”；中国经略海洋的陆上战略纵深、俄罗斯稳定西部战略方向的战略后方；集结新兴力量、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战略盟友；建设上合组织的两大“主力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打造“欧亚全面伙伴关系”的两大“领头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务实合作伙伴。特别是在军事安全领域，两军有必要结成“特殊友军关系”：在军事战略上相互增大透明度、确保相互信任；在军事部署上背靠背、构成掎角之势；在军事行动上肩并肩、相互助力；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改革上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在军事技术上联手研发、争取突破。
如能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俄关系事实上就将形成一种“准同盟关系”。也就是普京总统所说的“不承担军事义务的战略联盟”“彼此视对方为亲密盟友”的伙伴关系；双方既保持独立自主又进行机制性协作，构成利益与共、责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准同盟关系”类似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成功实践的“统一战线”。在“准同盟关系”框架内，中俄将在应对遏制围堵上手拉手、肩并肩，又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以中俄为核心，吸引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新兴大国共同参与，集结有别于西方世界的新兴力量，打造大周边“紧密朋友圈”及“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推進新型国际秩序的构建。
《领导文萃》：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俄关系，努力推动中俄关系不断深化，国内主流舆论也认同这种努力。但是不能不看到，国内舆论场上特别是网络媒体，“唱衰”俄罗斯和中俄关系的声音不时出现。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如何加强相关舆论的引导？
王海运：舆论氛围是外交运筹的民意基础。正确的舆论可以给政府外交运筹以有力支撑，并且可望引发对方政府和民众相向而行的热情；错误的舆论则可能导致民意对政府外交运筹的掣肘及政府形象的破坏，并且可能引起对方对我国的误解甚至反弹。加之网络时代的舆论场能量放大、传播迅速，负面舆论对国家关系氛围的影响更为严重。
必须看到在涉俄问题上国内舆论存在混乱的现实。一些人极力唤起两国关系中的负面记忆，强化两国间的历史仇恨；一些人对中俄间的任何重大合作举措都要进行负面解读，甚至不惜造谣诽谤；还有一些人极力“唱衰”俄罗斯，似乎俄罗斯已到了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政权垮台的边缘，于是“万分焦虑”地呼吁中国政府“调整对俄政策、与俄拉开距离”。他们在“唱衰”中俄关系的同时，反复强调对美关系才是“重中之重”，动情地回顾美国曾经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说什么“美国是唯一没有侵略过中国的大国”，全然不顾美国作为今天霸权大国对中国进行的遏制围堵。这样一些非理性的声音，严重违背事实，往往会引起俄方的疑虑，对两国关系造成干扰。
我国舆论场不能任由外部势力和亲西方势力为所欲为，必须下大力加强涉俄舆论引导。有必要在涉外部门、国际问题智库中开展新形势下俄罗斯在我国际战略全局中重大价值的内部讨论。要坚决抵制以“学术自由”为名，“唱衰”中俄关系的错误做法。对于戴着西方的“有色眼镜”、运用西方的理论框架、站在美日立场上唱衰中俄关系的“学术观点”，应当组织力量坚决反击。对于广大民众，则应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利益教育，增强其大局意识、战略意识、爱国意识，帮助他们理解中央对俄方针的正确性，引导他们自觉支持政府的外交决策。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中俄关系在中华崛起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战略价值，紧紧拉住俄罗斯、用好俄罗斯因素是我国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有效利用和延续战略机遇期的战略需要。中央对俄关系方针高瞻远瞩、严谨务实，一切期望中华崛起的爱国者，都应当深入理解、主动配合国家外交决策和战略运筹，为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增添正能量。
《领导文萃》：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习近平主席在第一时间发去热情洋溢的贺电，对中俄关系给予高度评价，表达了对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殷切期望。那么，习近平主席为何会对中俄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寄予殷切期望？
王海运：首先，从1991年12月俄罗斯宣布独立至今，中俄关系持续稳定发展，接连迈上几个台阶：1994年由“友好国家关系”上升为“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发展为“面向21世纪的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2年进一步提升为“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
其次，中俄建交后，两国从未发生大的磕绊，这在两国关系历史上、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都非常少见。虽然两国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对待国际问题的风格也存在差异，但是中俄做到了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两国关系从未出现哪怕是短暂的“冷淡期”。
再次，中俄两国战略协作日益紧密，有力地增强了两国的国际战略地位。两国不仅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了宝贵支持，而且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做到了及时沟通、协调行动。莫斯科和北京成为两国元首年度外访的首选地。更为重要的是，两国频繁的高层互访均有着实质性内容，不仅涉及两国各领域合作，而且就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国际秩序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共同发声，对引领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两国间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夯实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物质基础。2015年以来，中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相邻地区发展战略互动合作、能源大项目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高科技合作，都在扎扎实实地推进。在军事领域，先进军事技术装备提供、宽体飞机和重型直升机联合研发、导航卫星相互融合都已陆续启动，联合军演更是越来越具有实质性内容。在人文合作领域，中俄公共外交空前活跃，“旅游年”“媒体年”“地方合作年”接连不断，两国人民的相互好感度不断提升。
因此，中俄关系已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最成熟最具建设性的大国关系”。
《领导文萃》：习近平主席之所以对中俄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寄予殷切期望，我认为不仅与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有关，而且与中俄关系在中国国际战略全局中的重大价值紧密相连。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王海运：首先，从基本国情看，俄罗斯是个发展潜力巨大的世界大国。俄罗斯国土辽阔，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横跨11个时区。俄罗斯资源丰富，不论是能源资源、矿产资源，还是土地资源、淡水资源，都居于世界前列。俄罗斯人口虽然只有1.4亿，但是仍是世界人口大国，且人口素质较高。俄罗斯的GDP虽然不在世界前10位之列，但是综合国力仍然不能小视。看国家实力，不能仅看经济实力，还要看军事实力、国家动员能力、民族凝聚力、战略运筹能力、国际影响力。特别是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仍然居于世界第二，其庞大的核武库仍然令西方大国望而生畏。俄罗斯的国家动员能力、民族凝聚力和国际战略运筹能力，在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令人刮目相看。即使看经济实力，也不能仅看以美元汇率计算的GDP，还要看资源禀赋、科技潜力、教育水平、自给能力、承受能力。日本、印度、韩国的GDP都远高于俄罗斯，但其国际影响力与俄罗斯远不在一个层级上。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才有可能与中美共同构成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大三角关系”。
其次，从地缘战略现实看，俄罗斯是我国的最大邻国，双方相互都是对方安全与发展的“半边天”。回顾数百年的中俄关系史，既有因睦邻友好而在安全与发展上受益的成功经验，亦有因相互敌对而在安全与发展上受到拖累的沉痛教训。互为最大邻国，意味着两国对共同周边的安全稳定有着共同的关切。中国要崛起为世界强国，必须构建周边“睦邻友好带、安全稳定带、经济合作带”，而俄罗斯是具有关键性影响的国家。考虑到我国周边地区格局及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中俄必须共同防范域外大国在两国周边插手的图谋，共同促进周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解决阿富汗战乱、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及美日“生乱生战”问题上，两国尤其需要联手合作。两国联手合作更是上海合作组织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性保证。上合组织是我国参与创建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是确保我国西部周边安全稳定的重要基石、弘扬我国新型国际战略理念的重要舞台、引领新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试验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示范地。因此，确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是我国国际战略特别是周边战略运筹的重大课题。“远亲不如近邻”，经营好邻里关系特别是与最大邻国俄罗斯的关系，是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
再次，从战略优势看，中俄两国具有互补性，可以相互借助。一是综合国力上具有互补性。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也在快速提升。俄罗斯虽然不再是超级大国，但是综合国力仍不容小视，特别是其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国际战略运筹能力更是突出。中俄两国如能在综合国力运用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完全可以产生“1 1>2”的效应，完全可以抵御任何霸权联盟的战略压力。二是外交运筹上具有互补性。俄罗斯民族具有爆发力，中华民族具有耐久力。俄罗斯人行事张扬，中国人遇事低调、行事谨慎。中俄兩国刚柔相济，只要联起手来，完全可以抵御国际风浪。三是在发展要素上具有互补性。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中国缓解资源短缺具有重大价值。俄罗斯军事工业、航天航空、材料技术比较发达，中国轻工、电子、通信技术比较先进，两国可以结成“现代化发展合作伙伴”。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制造业以及独一无二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而俄罗斯要推进“再工业化”急需外部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遭受西方制裁的困难情况下，尤其渴望同中国开展合作。四是军事安全上具有互补性。俄罗斯军事技术自成体系，大量先进军事装备可以弥补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短板。俄罗斯加强东部战略方向的军事部署，对于美日强化军事同盟是一种战略对冲。一旦台海、东海、南海发生我国被迫卷入的战事，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东部战区的军事力量可望对美日军队的调动构成重大牵制。而中美一旦发生严重对抗，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俄罗斯，对于打掉美国对我国的制裁动议、增强我国战略主动，也可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俄罗斯是世界各大国中与我国在战略优势领域最具互补性的国家。这种互补优势的发挥，为两国在国际战略与国内发展领域的接轨互动提供了重要条件，为我国新时期全球战略的运筹提供了重要依托。可见，俄罗斯在我国战略全局中具有多方面的战略价值，用好俄罗斯因素是我国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延续战略机遇期的重大战略选择。
《领导文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于中国的安全与发展的确具有重大战略价值。那么，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的战略基础和前景如何？
王海运：首先，中俄两国的国际战略处境非常相似，决定了两国的战略需求、战略利益广泛相近。一是两国同为新兴大国，都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都强烈希望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都致力于构建体现新兴国家利益、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二是两国同为美国的战略遏制对象。中俄两国都是“大块头”，又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拒绝成为美国的“跟班”“仆从”，因而均被美国认定为其全球霸权的挑战者，被美国锁定为战略挤压、战略遏制的主要对象。中国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更是为美国所不容。这意味着在抵御美国孤立、抹黑和制造麻烦的问题上，中俄需要相互支持；在应对美国强化军事同盟体系、抵御美国霸权压力问题上，中俄需要相互借助。三是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面对“准多极时代”单极霸权的非理性挣扎，中俄两大国在集结新兴力量、推动全球“多边共治”等问题上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肩负着共同的历史责任。中俄战略处境的广泛相似性，在两国与各大国关系中独一无二，构成了两国战略协作的重要利益基础。
其次，两国间业已建立的各种协调机制，对于两国关系的持续深化具有重要保障作用。这些机制，既包括增进互信、消除分歧的机制，也包括促进合作、协调行动的机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国元首会晤机制、政府总理会晤机制、政府各部门混委会机制、强力部门间的战略磋商与安全磋商机制，以及议会、政党合作机制，公共外交机制等等。这些合作机制务实高效，对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2001年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及每隔5年续订的落实纲要，对于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更是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再次，国际风云变幻对中俄关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俄罗斯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正因为如此，俄罗斯独立初期，虽然对内搞全盘西化改革、对外搞亲西方外交，但是从高层到精英层普遍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西方咄咄逼人的对俄遏制态势，迫使俄罗斯“双头鹰”面向东方的一支头渐渐抬起，成为叶利钦主动提议将中俄关系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背景。进入新世纪，俄与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固有矛盾日益激化。2003年以后，西方接连在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更是触动了俄罗斯的敏感神经。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各领域冲突日益增多，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互动性被重新激活。正是国际风云的变幻推动着俄罗斯一步步疏远西方、走向东方。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及西方“遏俄弱俄”的冷战思维，是俄西关系渐行渐远、俄中关系愈走愈近的重大推动因素。
最后，两国高层和精英层对对方战略价值的战略认知不断深化，为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化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对战略利益的正确认知是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的基础。目前看，两国高层及精英层对中俄关系战略价值的认知都比较清醒，并且都在不断深化。正如2017年10月普京总统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所言，“（俄中）两国领导人都在捍卫本国利益，但是两国利益经常一致或者相近”，“我们总能找到共识，总能达成协议”。
因此，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进一步深化的坚实基础、巨大潜力及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领导文萃》：您刚才谈到了中俄关系在进一步深化中的一系列有利因素。那么，在中俄关系发展中是否存在某些障碍性因素，需要双方下大力气予以消除？
王海运：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俄关系也是如此。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中俄关系中积极因素是主要的、居于主导地位，障碍性因素也是存在的、双方都在努力消除。对于障碍性因素，既不能看得过重，亦必须认真对待。具体而言，我认为现阶段中俄关系中的障碍性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战略文化上存在差异。俄罗斯作为沙俄帝国和苏联超级大国的继承者，在战略文化上与中国的差异非常明显。例如，强烈的大国主义意识和势力范围思维、在合作中对主导权的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合作理念、行事风格的极端性和多变性等等，都与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和合”文化非常不同。中俄两国在战略文化上的这种差异不可能不影响到高层和精英层的战略思维与战略运筹。
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恩恩怨怨。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中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而多数俄罗斯人至今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曾经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曾经给予中国重要援助，但是其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也对中国造成了极大伤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苏关系更是恶化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从俄罗斯方面讲，其对中国在冷战中后期与美国联手制苏也很难完全释怀，對中国舆论场上不时出现的“收复历史领土”的声音非常警惕。
三是战略互疑仍然难以消除。十多年前，我曾撰文谈及俄对华战略思维，用了八个字来概括：看重、借重、怀疑、防范。今天的俄罗斯，从高层精英到多数民众，对华基本心态可以说是“更加看重、更希望借重，疑虑依然难消、防范依然存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向全球包括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扩展，军事实力也在快速增强，而俄罗斯却发展缓慢，与中国的差距愈拉愈大。俄罗斯人担心强大后的中国不再将俄罗斯作为大国对待，更担心有朝一日中国会“重算历史旧账”。于是，“中国领土要求论”“中国人口扩张论”“中国原材料附庸论”在俄罗斯持续发酵。虽然普京总统及精英阶层出于战略大局考虑，努力淡化这些与事实严重相悖的荒谬言论，但是总体看俄罗斯上上下下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不放心仍然广泛存在，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两国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产生消极影响。 《领导文萃》：很显然，中俄关系价值重大、潜力巨大、前景远大。但是，对于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中俄关系，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提出，中俄应当尽快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对此，您有何看法？
王海运：关于两国关系的定位，中俄都存在不同的主张。习近平主席强调，中俄应当在“结伴而不结盟”方针指引下，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两国领导人2015年在上海会晤时，达成了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阶段的共识。也就是说，两国领导人均坚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定位。与此同时，中俄战略研究界均有部分学者主张两国尽快结成军事同盟。其主要论据是：面对美国的战略遏制，中俄只有结盟才能有效反制；美国实力强大尚且拉帮结伙，中俄处于弱势绝不应单打独斗。
应当承认，中俄结盟的推动者大多都是主张深化两国关系的热心人，其对国际形势严峻性的评估基本准确，主张结盟的出发点也值得肯定。但是，从多种制约因素看，目前中俄尚不宜走向军事结盟。
一方面，中俄结盟缺少必要的现实条件。中俄均未面临来自强敌的大规模战争威胁，均缺少强烈的结盟意愿。中俄要结成军事同盟，均须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局部改变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并且要为对方及其盟国不合本国理念与利益的行为“背书”，关键时刻还必须承担军事义务。对此，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目前都难以做到。中俄结盟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确保相互平等，为此需要促使俄罗斯抛弃大国主义、主导权追求、势力范围思维，而这目前尚无现实可能。中俄各自的战略目标都是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中俄结盟与此目标存在矛盾。俄罗斯担心成为中国的“小伙伴”，亦是其与中国结盟的心理障碍。两国的民意对于缔结军事同盟关系也存在不少疑虑，两国的亲西方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对中俄结盟亦构成重要牵制。
另一方面，中俄结盟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中俄结成的军事同盟，即使再拉上几个中小国家，相对于美国遍布全球的同盟体系，只能是一个弱势联盟。中俄同盟作为弱势一方，在由此可能催生出的强弱不对称的两极世界结构中，必然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中俄结盟必然引起西方的强烈反弹，很可能引发与美国的全面对抗甚至新的冷战，严重恶化中俄两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存在打乱两国崛起进程的巨大危险。中俄结盟还关系到上合组织的未来，不排除引起上合组织分化、导致上合组织偏离既定发展方向的可能。而且，中国与少数国家结成军事同盟，有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外交政策目标。
至于未来中俄会否走向军事结盟，则主要取决于两国面临的战略威胁特别是军事威胁的变化及两国关系的深化。从理论上讲，“结盟”还是“不结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应是因时因势而适时调整的策略运用。中俄现在不结盟，不等于不需要为将来必要时结盟奠定基础。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不会迂腐到面对可能伤筋动骨的安全威胁还非要坚持“不结盟”的地步。中俄结盟对于霸权国家及其他敌对势力无疑是最大的噩梦，但愿他们不要把中俄逼到非结盟不可的境地。
还需要指出的是，“不结盟”不等于“不结伴”。“结伴而不结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大特点，是中俄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出的一条“新路”，体现着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等新型国际关系理念。高举“结伴而不结盟”大旗，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有利于广泛团结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利于抵制霸权国家的冷战思维，争取战略主动。而且，“结伴”有着巨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有利于我国对国际关系进行纵横捭阖的战略运筹。
《领导文萃》：那么，对于未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双方应当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呢？您认为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都有哪些主要的着力方向？
王海运：我认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有必要确立更高的战略目标，使之在双方的国际战略全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这一更高战略目标可以做以下表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睦邻友好、共同维护周边安全稳定的“好邻居”；破解美国战略围堵、相互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好伙伴”；中国经略海洋的陆上战略纵深、俄罗斯稳定西部战略方向的战略后方；集结新兴力量、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战略盟友；建设上合组织的两大“主力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打造“欧亚全面伙伴关系”的两大“领头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务实合作伙伴。特别是在军事安全领域，两军有必要结成“特殊友军关系”：在军事战略上相互增大透明度、确保相互信任；在军事部署上背靠背、构成掎角之势；在军事行动上肩并肩、相互助力；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改革上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在军事技术上联手研发、争取突破。
如能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俄关系事实上就将形成一种“准同盟关系”。也就是普京总统所说的“不承担军事义务的战略联盟”“彼此视对方为亲密盟友”的伙伴关系；双方既保持独立自主又进行机制性协作，构成利益与共、责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准同盟关系”类似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成功实践的“统一战线”。在“准同盟关系”框架内，中俄将在应对遏制围堵上手拉手、肩并肩，又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以中俄为核心，吸引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新兴大国共同参与，集结有别于西方世界的新兴力量，打造大周边“紧密朋友圈”及“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推進新型国际秩序的构建。
《领导文萃》：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俄关系，努力推动中俄关系不断深化，国内主流舆论也认同这种努力。但是不能不看到，国内舆论场上特别是网络媒体，“唱衰”俄罗斯和中俄关系的声音不时出现。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如何加强相关舆论的引导？
王海运：舆论氛围是外交运筹的民意基础。正确的舆论可以给政府外交运筹以有力支撑，并且可望引发对方政府和民众相向而行的热情；错误的舆论则可能导致民意对政府外交运筹的掣肘及政府形象的破坏，并且可能引起对方对我国的误解甚至反弹。加之网络时代的舆论场能量放大、传播迅速，负面舆论对国家关系氛围的影响更为严重。
必须看到在涉俄问题上国内舆论存在混乱的现实。一些人极力唤起两国关系中的负面记忆，强化两国间的历史仇恨；一些人对中俄间的任何重大合作举措都要进行负面解读，甚至不惜造谣诽谤；还有一些人极力“唱衰”俄罗斯，似乎俄罗斯已到了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政权垮台的边缘，于是“万分焦虑”地呼吁中国政府“调整对俄政策、与俄拉开距离”。他们在“唱衰”中俄关系的同时，反复强调对美关系才是“重中之重”，动情地回顾美国曾经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说什么“美国是唯一没有侵略过中国的大国”，全然不顾美国作为今天霸权大国对中国进行的遏制围堵。这样一些非理性的声音，严重违背事实，往往会引起俄方的疑虑，对两国关系造成干扰。
我国舆论场不能任由外部势力和亲西方势力为所欲为，必须下大力加强涉俄舆论引导。有必要在涉外部门、国际问题智库中开展新形势下俄罗斯在我国际战略全局中重大价值的内部讨论。要坚决抵制以“学术自由”为名，“唱衰”中俄关系的错误做法。对于戴着西方的“有色眼镜”、运用西方的理论框架、站在美日立场上唱衰中俄关系的“学术观点”，应当组织力量坚决反击。对于广大民众，则应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利益教育，增强其大局意识、战略意识、爱国意识，帮助他们理解中央对俄方针的正确性，引导他们自觉支持政府的外交决策。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中俄关系在中华崛起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战略价值，紧紧拉住俄罗斯、用好俄罗斯因素是我国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有效利用和延续战略机遇期的战略需要。中央对俄关系方针高瞻远瞩、严谨务实，一切期望中华崛起的爱国者，都应当深入理解、主动配合国家外交决策和战略运筹，为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增添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