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国旗由具有浓郁伊斯兰色彩的白色新月和五角星图案组成。传说，早在马其顿帝国时代，马其顿人屡次包围拜占庭，久攻不下。马其顿人集中兵力，准备趁黑夜偷袭得手，但天空中突然出现一弯新月，明亮的月光使马其顿部队的部署暴露无遗。拜占庭人因而击退敌人，保卫了城堡。从此拜占庭人就把新月作为城徽。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攻陷这座城市。当夜，他梦见一轮新月从东到西横贯苍穹，预示伟大帝国即将出现，于是采用新月和星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标志，并把它绘制在红旗上，定为国旗，一直延续到帝国崩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沿用这面旗帜作为国旗，并以一弯白色新月和一颗白色五角星为国徽图案。
　　在中东众多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在国家发展方面存有不少自己独有的特色。因其独特而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因其独特，在发展中，面临诸多挑战。
　　
　　现代与传统的碰撞和角力
　　
　　现代土耳其是国父凯末尔按照西欧国家社会模式建立的，实行政教分离，同时保留文化传统，允许伊斯兰教在私人生活领域发挥作用。从国家建立至今，一方面现代文明和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加快了土耳其民族认同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伊斯兰文明又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群众中发挥着巨大影响。长期以来，土耳其就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体，但它在处理现代与传统、宗教与改革之间的多样性问题上较好地保持了统一性和稳定性，保持着“世俗的国家，信教的民族”的平衡特征：努力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同时又以西方改革模式加入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
　　但从世纪之交开始，土耳其在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面前遭遇了发展瓶颈。导致发展瓶颈的原因很多，从表面上看，是浅层次的政治运转机制不畅、经济规则不完善等原因；从深层分析看，是国家底蕴中的民族传统与宗教价值观在全球化浪潮面前表现出不适应性。在如何进行经济私有化改革，如何应对金融资本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完善政治和经济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传统价值观和现代化思想发生强烈碰撞。传统的伊斯兰思想能否适应西方衍生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潮流，已明显是个巨大挑战。应该说，土耳其面临的这些问题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具有普遍性。当初，国父凯末尔奠定了世俗化基石和现代化方向，以积极心态应对世界发展潮流，军方也努力维护凯末尔思想，国家发展大势不会轻易被撼动，但从现实和长远看，伊斯兰宗教思想的回归和极端民族主义价值观带来的角力和影响不可忽视。这是土耳其在新世纪要面对和处理的重大课题。
　　
　　角色定位与角色尴尬
　　
　　土耳其认为，从历史和现实上看，自己是个欧洲国家，是西方国家中的一员。它不愿从心理和地理位置上把自己定位为亚洲国家。土耳其政治中的主流思想一直是争取完全被西方接纳、并融入西方。这种“脱亚入欧”战略，被当做国家的指导性发展思想之一。
　　土耳其在内心深处具有很深的欧美情结，对欧美经济、政治和文化具有很强的艳羡和模仿，拜服并追随强者是它建国以来外交政策的重要特征。一战期间，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参加了轴心国集团，战败被瓜分又经历现代土耳其的建国，虽然在二战前期慑于苏联的威胁而保持谨慎中立，但当时土耳其对德国在内心里是崇拜的。1944年眼看德国必败无疑，土耳其才选择投靠美国正式对德宣战，并在战后极力靠拢势力强大的美国，追随其冷战政策，甚至为表示忠心派出部队参加了朝鲜战争，赢得美国肯定而终于在美极力坚持下于1952年正式加入北约。
　　在经济上，除寻求从美获得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外，加入欧盟是历届土耳其政府的既定方针。土耳其在1959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翌年，就申请加入欧共体。从那时起，土耳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漫长的谈判历程中，与欧共体先后签订了有关经济和关税协定，并于1999年12月在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上被正式定为入盟候选国。之后，土耳其努力按照欧盟标准在政治体制、人权、废除死刑、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等诸多方面进行一揽子改革。目前，土耳其入盟进程已届关键时刻，土耳其极力呼吁今年年底的欧盟首脑会议明确给出土耳其开始入盟谈判的日期。
　　土耳其对自身的定位在国内存在争论。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政党都是土耳其传统文明的代表，他们担心，在全球化和西向战略中，土耳其将丧失它固有的文化和民族特性，因而他们更赞同将土耳其的地缘政治位置定于中东而不是欧洲，这同“脱亚入欧”的土耳其主流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军方近年来也对政府过于亲西方的政策有所不满，提出与欧美保持距离，转而同俄罗斯、伊朗、中国发展关系。土耳其对自身的定位也一直很难获得欧美等西方世界的认同。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政策本质上是控制和拉拢，美国把土耳其定为传统和重要盟国是出于战略需要，欧盟也是服从和服务于自身和美国的战略部署。西方国家内心对土耳其的伊斯兰国家性质和不成熟的经济与政治持有偏见和歧视。土耳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与欧盟要求相差悬殊，即使欧盟明确给出土耳其入盟的谈判日期，谈判过程恐怕也要20年左右的时间。当然，9.11事件后，作为北约中惟一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一度成为西方的宣传榜样，成为引证美国不与伊斯兰国家为敌的明证。从长远看，土耳其实施的脱亚入欧、欧亚并重的战略仍将受到牵制，土耳其竭力宣传的世俗化和西化的伊斯兰国家角色，以及它沟涌东西方的桥梁角色，也都在事实上存在一定尴尬。
　　
　　“大突厥民族”心态与有心无力
　　
　　在国际上向西方靠拢是土耳其的既定政策，不过，无论是国内政治的“西化”，还是外交上的“西靠”，都是土耳其发展国家的战略手段。土耳其在融入西方的同时，没有放弃在亚洲尤其是中亚和中东发挥自己的影响。它力图在中亚突厥语国家中发挥主导影响力，力图在伊拉克、巴以冲突等中东重大问题上保持较高的影响力。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国父凯末尔曾明确表示，土耳其摒弃泛突厥主义和泛奥斯曼主义，而将土耳其范围界定为小亚细亚半岛和欧洲的伊斯坦布尔部分，不谋求历史上的领土范围，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的确是凯末尔的智慧。建国至今，尽管土耳其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党派寻求实施泛突厥主义，将其从一种文化情结变为现实政策，但军方和大部分世俗政治家对此并不认同。迄今为止，泛突厥主义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种思潮，在现实社会里难以找到它的生存土壤。
　　然而，90年代苏东剧变以后，伴随世界范围内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发展，泛突厥主义者认为这是一次联合“突厥民族”的大好时机，土耳其在事实上不自觉并不同程度地实施着某些大突厥民族主义思想。土耳其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政党的大突厥民族情结在事实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泛突厥主义认为，以相似的历史背景、语言文化和血缘为纽带，突厥民族的生存范围，涵盖中亚诸多讲突厥语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甚至阿富汗一些地区。
　　土耳其重视发展与中亚突厥语国家关系。苏联解体后，土耳其第一个承认中亚独立国家并立即着手同中亚国家建立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建立“中亚突厥语国家共同体”。1992年1月土耳其成立了“土耳其国际合作机构（TICA）”，该机构旨在从经济、文化和技术方面，更加有效地协调和指导土耳其对突厥语国家实施援助。其政策目标是输出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促其向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过渡。土耳其在自身经济实力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不惜血本对它们进行巨额援助。土耳其遭遇金融危机以来，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受到一定影响，但其政策并未改变。应当说，土耳其对中亚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取得了一定成效，可这些国家清楚土耳其实力不济，他们私下里对外政策的重点仍是财大气粗的西方国家，他们也很少认为自己在血缘上属于突厥民族。
　　开放下的土耳其面临许多困惑。尽管如此，融入西方，已成为土耳其政治文化主流。如何顺应潮流和适应现实，一如当年凯末尔那样，高屋建瓴，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使土耳其走上健康、持续、世俗、文明，又向成熟民主迈进的道路，规避大幅动荡以及诸多社会和经济弊病，是土耳其面临的世纪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