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安平在耶鲁大学历史系教书，研究对象是先秦诸子。她的祖父金毓黻先生是满人，一位低调的史学家。1990年代初，史景迁在收集太平天国史料时与他的同仁和弟子打过交道，听说了不少金先生的往事，“领略到某种大家风范”。
　　“我们在西黑文住，有一块3英亩（注：大约等于18亩）的花园，种了许多花。每次当我说，我们再开垦一个bed（注：12beds=45英尺）吧，史先生就会很累。常常有小鹿来偷吃玫瑰，我就会训斥它们。史先生已经退休，主要是看书、写作。答应别人的要写完，交出去也不大关心销量。我们都喜欢读诗、小说，常常分享好的段落。我们也爱看电影——1935年以前的美国电影，五六十年代的英国电影、意大利电影；法国新浪潮是年轻时喜爱的，如今不敢回头再看，因为，它们好做作啊……”
　　金安平话音刚落，一旁的郑培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文化中心主任，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个弟子；与夫人鄢秀共同完成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史景迁系列作品的重新编译）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你若写报道，应该写上：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史景迁立在和平饭店11层九霄厅的落地窗前，注视着黄浦江。这里曾是第二次汪辜会谈的所在。因为恐高，他扶着窗棂，脊背微驼。窗外，是明丽的外滩，游人如织，小艇在江面上缀着，很像青铜器馆里春秋时期那尊子仲姜盘，上面有古人捏塑的鸭子、鱼儿和蛙。
　　史景迁的背影深深地印在窗前，那是他看上海、看中国的角度之一。那一刻，窗内的他与窗外的世界，浑然一体。

壹

　　史景迁文笔之优美，状物写景之功力，在当代汉学家中独一无二。西方出版界称他为“诗人史家”——是的，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看这段《康熙》中的夏日塞外：
　　步出长城之外，清新的空气和湿润的泥土令人为之一爽；舍山间小路，策马跃入粗犷的莽原，森林覆盖的群山起伏，犹如密密匝匝的青纱帐。愈往北行，视野愈加开阔，数百里内一览无余……虽时值盛夏，但树上有露珠闪亮，一些树叶已开始变黄，宛若深秋的景色。（马敏译）
　　远迈长城，水土甚佳，令人神清气爽：离开坦道，深入不知名国度；迤逦群山，蓊蓊郁郁。往极北行，视野天阔，目穷千里……至若盛夏时节，树积寒露，林叶初黄，仿佛九月暮秋。（温洽溢译）
　　对于“英语世界大众史学的文体家”的语言，译者说，实是难事。然而怎么译，气味都在。
　　史景迁出生在伦敦北郊的一个读书人家庭。1920年代后期，他的父亲Dermot Spence先后在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能说一口精良的德语。战时动荡，德莫特先生也在出版社和画廊工作过，编过英国小说家拉康德（Joseph Conrad）的一部作品。史景迁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父亲还参加过二战：朝鲜战争。
　　一战期间，他的外公在英国西部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顿学院教书。他的母亲在伦敦上中学，迷上了法国文学。史景迁开玩笑说，蒋介石出生时其母在念佛，所以佛教对他一生有影响；他之所以与中国结缘，可能因为他出生时，母亲正读一本有关中国的书。
　　史景迁有两位兄长，一位是古典学者，一位是化学工程师；他的妹妹是电影制作人，同时也是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专业译者。
　　史氏作品中溢出的醇厚的人文气息，令《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专访时忍不住探究他深厚的欧洲背景，比如，他在寄宿学校11年的经历——
　　那是一种叫作Arizena（音）的寄宿学校制度，对英国普通家庭来说非常不错，当然不包括领导人家庭。当孩子7岁或8岁被送到寄宿学校，分两个阶段，每阶段5年，每年只在假期回家2-3次。因此老师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比父母要来得多。但同现在的教育相比，那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孩子们太集中了。现在的孩子能看录像和电影，那时候只有教科书，我在寄宿学校的较高阶段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有关中国的知识。那一代年轻人，也不会对此特别挑剔或批判，因为这是制度。
　　当然寄宿学校鼓励人文教育。包括宗教教育，读《圣经》；学戏剧，像莎士比亚的悲剧，我们也自己演；诗歌，主要是英国诗，而那时候我对美国诗挺着迷……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我印象中文学多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实际上我们在13岁的时候有过一次选择，他们管那叫“13个字母（One-third letters）”，类似文理分科，选择科学和数学的可以读到其他领域的东西，我选择的始终是偏向文科这边的，读了好多英国文学和历史，也学了好几种语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文、希腊文等等）。但那些年好漫长，你得跟许多专心学习的孩子待在一起，他们都很用功。当我在耶鲁第一次接触中国历史的课程……我的意思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但我那时并不知道。
　　记者对欧洲人文教育的想象与史先生不经意透露的另一面的评价——某种狭窄、单调、枯燥的成分——相遇，显示出“角度”的神奇。
　　13岁时，史景迁入学南部的温彻斯特学院，英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之一。有一次，史景迁向魏斐德指出：1382年，温彻斯特学院在汉普郡创立的那一年，明朝洪武帝朱元璋镇压了胡惟庸的谋反，废除了宰相一职。魏斐德觉得，某种程度上，史景迁在历史研究中跨越时空的能力非常像另一位温彻斯特学院的老校友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在温彻斯特，史景迁每周去小教堂8次，这是必修课。他常常溜进祈祷室，读那些法语或德语的赞美诗。暑假多在一个位于法国乡村的交换家庭的城堡中度过，他在漫长的下午打网球，或者在黄昏时观察蝙蝠们向着昆虫俯冲。
　　那是一种浸淫而非训练。什么叫浸淫呢？上博青铜器馆的保安员孙建新大抵可以解释——他在青铜器馆待久了，讲得出每一件宝物的特点、出处，还能辨识《师?簋铭文》上的金文。
　　史景迁至今感谢温彻斯特——知识的摇篮、牛津剑桥的超强预备队。他在那里勤奋学习，曾获得历史奖学金。他阅读广泛，也写诗，不过自认评论的才华甚于创作。
　　1954年，当他从温彻斯特毕业时，已经服完两年兵役，军衔是二等中尉——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上百万的英国年轻人牺牲在战场上，许多家庭都有惨痛的记忆，因为它的涉及面如此巨大。二战来的时候，我还太小不够年龄，但我父亲参加了，我比较幸运地能在英格兰中部的初等学校念书。那时候英国国内爱国主义情绪相当强烈，年轻人都准备着去军队服役，离开军队后通常继续上大学。所以当我在温彻斯特念书时，参军、上大学，都已一一排定。我服役两年，大部分时间驻守在德国，那是一支由德、英、法、美组成的四国联军。然后，前进。
　　那两年当然是有益的一课，它让我学会在传统英国社会之外观察和思考，它會让人对责任、共同体和民主政府有期待。
　　史景迁随后考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专业是英国史，尤其是宪法史。那是一段“有魔力的、激动人心也冒冒失失的”时光：他很快跻身于学校顶级文学圈子，成为校刊《格兰塔》的编委；二年级时，他被任命为校报《大学》的主编。当年同人曾这样描写他：身材细长、面有菜色、含含糊糊。他那时非常想成为一个小说家，但稍后谦虚地承认自己“无话可说”，转而写仿作，那是他在温彻斯特就擅长的。当他1959年拿到学士学位时，志业尚未清晰。
　　他喜欢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和李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那是一些将文学和历史出色融合的唯美主义作家；他尤其喜欢维吉妮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那是布鲁姆斯伯里派和现代意识流的集大成者。
　　在谈及张岱《陶庵梦忆》的写法时，他提到普鲁斯特；在谈及《康熙》的第一人称写作时，他提到尤瑟纳尔的《哈良德回忆录》。此次上海之行，他又于闲聊中增益了这份作家名单：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文体家之一），尤其是他早期的讽刺小说；狄更斯对小人物的书写和简·奥斯汀语言中的机锋，都对他产生过影响。 　　他告诉记者，当年温彻斯特的同学少年，好几位后来成了小说家。

贰

　　汪荣祖先生是史景迁著作坚定的批评者，曾在《史景迁论》中写道：“他是英国人，早年以交换学生身份就读耶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这个交换项目，史景迁说，是由一个叫保罗·梅隆的耶鲁毕业生创立的奖学金，专供剑桥学生。而校史记录上，这个奖学金写明提供给“第一流的学生”。
　　费正清先生曾经写过那个“第一流的”年代：
　　1936年当我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史时（注：那一年8月11日，史景迁出生在英国萨里郡），我遇到了几乎是整个教学生涯中最聪明的学生：本科生白修德（Theodore White）和博士研究生芮玛丽（Mary Clabaugh）。芮玛丽是从塔斯卡卢萨（美国亚拉巴马州西部城市）的瓦萨学院毕业来学世界史的，但一听说有中国史便转向这个领域。她嫁给了哈佛另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学生芮沃寿（Arthur F. Wright）。20年后，当他们双双赴耶鲁教书，芮玛丽遇到了她最聪明的学生：史景迁，一个刚从剑桥大学来到耶鲁的年轻人。据芮玛丽说，她安排了史景迁最初的学术训练，赴澳大利亚师从清史大家房兆楹先生。
　　而史景迁说，芮玛丽之所以结识房兆楹，是当年胡适引荐房先生及其夫人杜联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纂清代名人录。
　　从英国史转向中国史，是史景迁所作的最复杂的决定之一。回顾往昔，他说，取决于一连串的“偶然”，如果他没有被剑桥选中参加梅隆交换生项目，他不会接触到耶鲁的课程；如果两位芮教授不曾从斯坦福大学转到位于纽黑文的汉学重镇耶鲁，中国历史不会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芮沃寿主要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芮玛丽以研究同治中兴闻名。“与他们交谈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探索中国史一定会很有趣。我相信一定有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个暗含逻辑的决定。”史景迁留下几处言外之意，可以读取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大英帝国的青年，对另一个遥远的古老东方帝国的好奇。
　　芮玛丽介绍他读瞿同祖关于中国地方政府、何炳棣关于社会阶层流动、张仲礼关于中国士绅、萧公权关于中国乡村的著作。
　　在最初的阅读里，他立刻就看到了人——贵族、知识精英或者地主士绅阶层，这是他在英国和中国的历史里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他们如何受教育，如何从中受益？在中国，考取功名可以做官，管理国家；而在英国，阶层的晋升更多地依赖于所拥有的土地。他比较他们的日常生活、读书授业、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着迷于每一处发现。
　　不久，他去往澳大利亚，在房兆楹家里住下。房先生是一位滿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杨联陞曾在给周一良的信中说：“论明清史料史事，今日当推房兆楹、杜连（联）喆夫妇。”房用一种中国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对待他。
　　“我对房先生的感觉难以言传，包含着敬畏、崇拜、喜爱和警醒。”史景迁在房先生的葬礼上遇到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金安平，她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读博时，也曾师从房先生。二人谈起共同的老师，金安平说，先生和风细雨、诲人不倦，史景迁说，老师在指出我的错误时可是相当严厉的。
　　史景迁在耶鲁求学期间，傅汉思在东亚语言文学系任教，他的妻子张充和则在耶鲁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和昆曲。史景迁上过傅汉思的中国古典文学课，由此结识充和先生。2002年，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英文版出版，颇受欢迎。
　　此番上海停留两日，便有研究者拿了张先生在1940年代写的散文专从苏州赶来与金安平见面。面对这些旧作的浮现，金忆起张先生的口吻：“安平啊，那些年轻时写的东西不好，不要收进去。”
　　此番中国美院的演讲中，史景迁谈到一个重要的背景：太平洋战争以后，耶鲁大学是美国培养东亚语言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1949年，杨联陞、赵元任都曾在耶鲁的中文基地教过书。史景迁入学时，中文、日文、东南亚语种都有，他甚至一度想学满文；但语言学习已经开始转型：从战时一般的交流需求转向和平时期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郑培凯1972年入学时，仍能感受到那种气氛，只是语言功能渐归学术。
　　史景迁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他觉得满人入关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他最初的兴趣也聚焦在17世纪的明清之际。房兆楹先生指导他读清代正史，其间他也回耶鲁同两位芮教授交流。就在这时，芮沃寿给他一个有益的提示，教他观察中国历史中的一些cliché，即老生常谈——在他起步的阶段，导师就提示他正史中有很多叙述是值得推敲的，而观察的角度至关重要。
　　（注：大约同一时期，史家郭沫若完成了以“翻案”为主旨的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对曹操与武则天多有美化；而时任高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和主编的翦伯赞，就“反修防修”背景下的史学研究致信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信中提到“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应苛求”。）
　　郑培凯初到耶鲁，也发现了美国史学界区别于国内的重要一点，就是没有一个标准史，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在国内，他学到的是大历史，宏观，浩浩汤汤；在耶鲁，学的是如何捕捉历史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每个个体都很重要，不管是皇帝，还是一般的老百姓、贩夫走卒。整个史实就是生活本身。”
　　当时，清史档案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保存在台中的故宫博物院。房兆楹与当时看管这些档案的负责人相熟，便引荐史景迁去查档。多年以后，当一茬又一茬的记者问他：您什么时候第一次到中国？史景迁很自然地回答：1963年我第一次到台湾，而1974年我第一次到大陆。
　　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是一片葱郁的山林，山脚下的库房是防空洞建构，空间狭小，光线不足，许多档案尚待编目。当管理员抱出一堆康熙年间的奏折，客气地问：可是这些？看看有没有用。史景迁在心里称颂：不是有没有用，这是天大的恩赐了！他在那里停留了10天或者两个星期，研读曹寅奏请康熙的折子，有些是纸质的，有些是微缩胶卷——他是第一个摸到原件的西方汉学家。 　　“看到过影印本的《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对皇帝常见的口吻‘知道了’印象颇深。您看着那些硃批，是否也会有种恍惚，感觉康熙就站在您面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
　　用我的话说，那是“一个越过我肩膀的注视”。他是非常坦率的，当然也会发怒。作为一个皇帝，他记下的政事和日常生活出人意料的直白……我喜欢他。他在位61年，平定台湾之乱、三蕃之乱，解决与俄国在边疆的冲突；他把一些秘密放在心里；他最信任的是自己或者說自己的记忆。我后来意识到，在康熙的材料中还有其他领域可写，我当时着重于内政，想知道在他眼里，统治是什么。
　　他早已读过《红楼梦》，知道作者的祖父叫曹寅。“当我在中国正史里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注：包衣阿哈，满语，意指家奴）、织造、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他如何应对无限的皇权？”
　　透过这些充当皇帝耳目的密折，史景迁看到了曹寅生活的时代的各种制度，看到了继承帝业的康熙仍在摸索中的治理手段及其相当的弹性；他也看到深得皇帝信任、署理若干肥缺的曹寅是如何深谙见风使舵，懂得利用机会谋利但从不竭泽而渔，闲散耽美，偶尔正气凛然，又安于随波逐流……综合制度、文学、政治各种文献，一个活的曹寅跃然纸上。当中国的粉丝们一个劲儿追问史景迁对于“帝皇”（包括康熙、雍正、洪秀全乃至毛泽东）研究的兴趣，他小声说：我第一个感兴趣的人物其实是曹寅……只是他的开口幅度过小，声音也低，不知是否被听到。
　　“满清征服中国后，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我想知道满清夺走了什么，而中国人又失去了什么？过去我研究康熙、雍正，想知道他们如何在中国建立新秩序，为中国带来什么改变。到后来，我觉得应该去研究被征服的这一方，他们到底失落了什么。”史景迁说。
　　1965年，他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主人与奴隶》出版。魏斐德记得他的导师列文森是如何因这部书而兴奋：“清史研究，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作品。”而作者一出手就显成熟的文笔也令列文森赞叹：“这个人像天使一样在写。”
　　《曹寅与康熙》为史景迁赢得了颇有分量的波特论文奖（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和在耶鲁任教的机会（注：美国名校通常不留自己的毕业生在本校任教职）。
　　郑培凯补充了另一个重要背景：60年代后半期，在德里达的影响下，耶鲁最有名的比较文学系出了一个“四人帮”：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他们先是结构主义，继而解构主义，总之，相当活跃。历史系不知不觉受到这股弥漫校园的风气的影响，许多学者从观念史转向思想史、社会史，同学们也开始大量接触心理学，读弗洛伊德……耶鲁期间，所有的现代派、后现代派活动郑培凯都参与了。

　　“后现代史学有一个立论叫‘弥缝’，意思是说，他们相信历史叙述中肯定存在缝隙甚至整块的空缺。因为有着深厚的欧洲文化传统的底子（人文的底子），史景迁能够用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史料，从中发现一些被忽略的东西——用他的话说，否则就被浪费掉了——他知道在历史中，什么是值得珍惜的。”郑培凯说。
　　所以，当史景迁的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1978年出版后，哈罗德·布鲁姆（注：那位写出《西方正典》、《影响的焦虑》的先生）说：“不管它被归于虚构还是历史重构，它是文体和叙事上的杰作（masterpiece）。”

叁

　　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小花园里有一尊雕塑“知识牛”，牛身上下堆满图书和文具，与国内证交所门口同类雕塑一样，它也传达某种“牛气”。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就缘于1970年代史景迁在耶鲁图书馆里读到的大清《刑案汇览》，其中记录了一宗山东郯城王氏与人私奔后被丈夫所杀的命案，尸体是在雪地里被发现的。加上《郯城县志》以及郯城知县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中的相关记载，原始材料不过十几页。
　　校译者李孝悌说：“方志这一类资料，在中国史研究中再普通不过，大多数以中文为母语的史家信手翻过，不费吹灰之力，却从不曾在这些看似因循呆板的资料中，看到任何可以大做文章的质材。”而史景迁看到了，开始了他的历史重构——
　　魏斐德记得某个傍晚，他和史景迁穿过卫斯里安大学的校园。
　　“你最近在写什么？”魏斐德问。
　　“我发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之核，”史景迁眯起眼睛，盯视前方：“关于妇人王氏的被杀……尸身蜷缩在雪地里。”
　　这次费时颇长的书写中最为特别的是，史景迁引用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依据是大约同一时期，蒲松龄在山东写作，并在命案发生前到过郯城。
　　“对我而言，唯有通过蒙太奇的形式，对（《聊斋》中）这些形象作某些结合，才能超越那个已逝世界中的其他资料，更趋近王氏，表达出她在临死前的睡梦中可能有的一些想法。”
　　无论如何，故事的主人公王氏是在全书临近尾声的第五章（理想国译本第133页）出场的。此前，各种姓氏的妇女的故事，共同编织了史景迁想告诉读者的：当地一般民众的“面多菜色，体无完衣”、大清的律例、地方赋税、各种社会制度，以及，妇女卑贱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
　　那段王氏临死前的梦境展示得唯美、优雅，有诗的质感，如果不看上下文，1672年山东的一位裹了脚的妇人在梦中宛如欧洲中世纪的林中仙女，这与随后而来的谋杀构成一种奇异的张力。
　　史景迁对于历史想象的探索，在这部书里达到了顶峰，他将虚构的小说纳入材料的方法引来不少批评。“有人喜欢这本书，有人认为太过分了。”
　　而当时第三代汉学家，如魏斐德、孔飞力，都在试图打破费正清所建立的大版块的历史场景再现，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精英人物转向地方史、社会史和普通人。这二人后来与史景迁一道，并称美国“汉学三杰”。有人总结：魏斐德以选题和史料取胜，孔飞力以方法和视角著称，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 　　史景迁的作品在美国学界也经历了一个被逐步接受的过程。据郑培凯回忆，耶鲁学风相对保守，早年史景迁常受同行前辈圈点：你英文好，但中文底子不够好啊；有人说他压根儿就是用的二手材料；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是在写小说。然而，老一辈汉学家如费正清的中文更不好，史华慈的中文也一般，但是他们很用功，很会留意。
　　史景迁有一大一小两个书房，常常几个题目一起展开。当他有新发现时，会兴奋得同金安平讲，投入写作时，若有电话铃响，他会不高兴。写作过程中，常有中国来的学生或助手帮他核实材料。即便如此，基本的史实错误时常发生，批评者已经一一指出。
　　史景迁的读者是谁？首先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其次是略偏左派的知识分子。“耶鲁学生很聪明，史先生从来不低估他们，但也知道这些学生没有这个领域的背景，所以需要照顾，也就是说，他的学问不是在正文里展示的，学问在后头，在注脚里。”郑培凯说，“其实，学问中最大的东西，还是对文化传统的一个认识。”

肆

　　半个世纪以来，面对浩瀚的中国历史，史景迁不断产生新的疑问——
　　明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明朝士绅阶级失落的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珍贵，他们为什么宁愿家破人亡也不愿接受清朝的统治？前朝遗民的梦里还有什么？于是，就有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丹尼尔·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续集》里，为什么借鲁宾逊之口，对中国字、中国学术、建筑、食品、文化及中国人的仪态样貌，都提出严厉的批评？
　　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特使马卡特尼在回国后，以西方近代的胜利者眼光撰写了极其蔑视中国的文章和书籍，认为中国一定要自我改善，否则会在历史中消失——这也是几十年后黑格尔的观点——是如何影响欧洲人将中国认识为“一头睡狮”，反过来又影响到中国近代知识人的？
　　從早期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到清末的戈登、赫德、丁韪良、傅兰雅，到民国的鲍罗廷、白求恩、陈纳德、史迪威，这些人带着帮助这个国家的愿望来到中国，为什么遭遇一系列挫折？1960年苏联为什么撤回他们派往中国的专家？这种不同文化碰撞的困境后面，是否存在帮人者的强势和偏见——把一个社会改造成西方社会在镜前照见的自己？（史景迁提到英国第一位高阶海军军官Anson指挥船舰在广东靠岸，依照国际法要求中国提供需要的补给，被中国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回国后，他著书对中国极尽嘲讽，被当时的中产阶级广泛阅读。）于是，就有了《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史景迁掌握多种欧洲语言的优势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同样，《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也受益于这种语言才能。
　　如果不是荣升主教的法国神父在复杂的心绪之下保留了原始记录，如果不是巴黎当年的警局和疯人院都有档案留存，今天的人怎么会知道1722年有一个叫胡若望的广州门房曾被神父带到巴黎？（注：此前有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樊守义比胡早10年到过欧洲，但没有留下足够多的痕迹）胡若望最初是冲着年俸20两银子去的，结果在疯人院里待了3年然后被送回广州，他的哪些举动让巴黎人认定他疯了？如果那个时候康熙被送到巴黎，会发生什么？于是，就有了《胡若望的疑问》。（注：这本1987年出版的书题献给“柯林以及伊恩”，他们是史景迁与前妻Helen Alexander的两个儿子。海伦是一位艺术家。）
　　落第的、皈依了基督教的广东人洪秀全最初接受多有误读的《劝世良言》，得到一本《圣经》后，为什么将它据为己有？他为什么会那样理解《圣经》？他为什么最后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修改，以便以“更纯正”的方式将上帝的旨意传达给信众？为什么他开始慢慢相信自己已经不受世道评判？为什么这场由农民起义构造而成的天国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原型？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数次重演这类由千年盛世和天启式信仰所导致的悲剧？于是，就有了《上帝的中国之子》。
　　改良和革命，这两个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在梁启超、鲁迅和丁玲，以及配角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那里是如何体现的？由精英阶层和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人发起的“五四运动”，是否缔造了一个传统，抑或仅是一次可列入经典的探索？于是，就有了《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注：费正清先生从中看出了史学由社会科学转向“文学和人文关怀”的重要突破。余英时先生认为，史景迁在此书中给予人物的篇幅大小或着力轻重“并不以他们的身份或地位之高下为标准，而是看相对于阐明当时的社会状态和一般人性而言，他们究竟可以发挥多少作用。”记者亦留意到史先生对近代中国女性的关注：他选取的丁玲有着波澜壮阔的一生，用王安忆的话说，拍成电影比萧红更深刻；在以照片为主的《中国世纪》里，给了两个页码、5张照片的篇幅来讲述林徽因。） 　　受出版社指定，史景迁还于1999年出版了一本150页的普及性传记《毛泽东》。本刊记者向史先生请教：他在写作中做了哪些尽量靠近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尝试，以及，从“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到“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是否也有一根隐而不彰的线索，来解释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变成现实。可惜，穿着深红色羊毛袜踩在地毯上（一边是匆匆整理行李的金安平教授）接受采访的史先生因为行程紧凑，未能谈开便往机场去了。
　　史景迁对每一部作品都希望有所突破，因为每一部的题材、环境、人物都在变。他用第一人称为康熙描摹自画像，用日记体写胡若望的遭遇，用图片形式讲述由晚清到1990年代的“中国世纪”……他的注脚别开生面，绝少有理论、术语出现，更像是支持文学叙述的相关史实的展示。
　　我并不想提出某些哲学的观点或立场，或对文章的风格提出形而上的见解。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史学并不是要让人费解。我总是尽可能用英文写作，这是我的母语。但在我看来，这些史料从中文翻译过来时，既可以保留分析性文字，又能将英文和中文的风格统一起来，从而使作品的文字比较优雅，这是我创作的一贯追求。这样的话，读者就能最大限度地获取作品中的信息，同时拥有一种美学的体验。
　　曾有学者说，史景迁书写历史的魅力就在于他掌握到读者面对历史时的微妙心境——历史不是那么冰冷遥远，而是可供读者投射情感、释放想象的私人场域。这或许颠倒了因果：正因为历史在史景迁那里本就不是一团冰冷的学问，而是文化、文学、个人情感与想象的综合体，所以，他那样讲故事，令读者产生同样的反应。
　　郑培凯说，所谓讲故事，从《荷马史诗》、《圣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帝国衰亡史》开始，人类就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所谓史家，究其考据辞章，也都是在做重新整理知识、重新建构故事的工作；与史景迁中文名密切相关的史家司马迁，一生所事，不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在根本上，史家都是从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眼光书写着历史。所以在西方，学生们总被告知，历史就像彩虹，是有许多种光谱组成的。
　　“这也是历史的迷人之处。”史景迁说。

　　他谈到黄仁宇——
　　我很欣赏黄仁宇教授的作品，我们曾在一起讨论过历史写作的问题，发现彼此意气相投。我觉得他的写法是许多历史写作方式中比较坦率的一种。在《万历十五年》中，他采用了一种多重叙事、多点透视的方式，将多个人物的故事结合起来，以国家的视野，为历史撰述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我对此十分感兴趣。而我通常是以某个具体人物或某一类人物入手，来搭建精密的线索，从而深入挖掘历史事件的真实内涵。
　　当史景迁出现在复旦大学文史讲堂，过量的学生不得不被引进另一个分会场观看录像直播。台下，复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董少新与本刊记者聊起当年阅读远东版史氏作品的感受：“他可以那样结构、排布、设置悬念，吸引你读下去。当时最大的收获是：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虽然学界对他仍有争议，但我相信真正伟大的历史作品应该是这样的。”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用将近一周时间细读了尚未译介引进的画册《中国世纪》，难以放下。史景迁、金安平夫妇在1990年代中期通过各种渠道，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了250多张罕见的历史照片：晚清时以辫尾为规在黑板上画圆的算学先生；三寸金莲的真容；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旧城楼；中国第一位在好莱坞从影的明星黄柳霜；内战时车轮下的死尸与死马，有幸得到医治的伤员绝望的眼神；民国妓女们的茶歇；天灾、逃难、外交、宗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还有那些改写过历史的大人物们……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普通中国人脸上的神情，这与史景迁一贯的眼光和美学相符；他的评述也同样精准而令人深思。
　　1996年兰登书屋刚刚出版此画册时，闻一多的孙子闻丹青在伦敦书店看到，激动地打电话回国告知友人。本次为《南方人物周刊》摄影的雍和先生，当年为画册贡献了6张照片。
　　事实上，在史景迁此次来大陆的主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译史氏系列作品之外，他对当代中国的关切和把握，散落在正待引进的著作里，散落在不同時期的访谈里，散落在他为《纽约时报书评》所撰写的每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里。譬如，他为基辛格《论中国》所写的书评和对钱钟书的《围城》、莫言的《生死疲劳》的评论，以及为杨绛英文版《干校六记》所作的序言。
　　在论《生死疲劳》的结尾处，他写道：“书中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也显现出了这种反政治的激情。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
　　史景迁对中国当代文学接触不多，只读译成英文的。当记者报出他曾经引用过的两位当代作家的名字，他表现出茫然——如同我们时常引用也未必读过一样。他倒是提到，中国的古典小说和戏剧，如《牡丹亭》、《金瓶梅》、《红楼梦》如今越来越能引起西方人的注意。

伍

　　第一代汉学家费正清的研究实实在在地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史景迁说，他只想引起读者对中国的兴趣，对这个东方的“他者”有一些了解，能理解就更美妙了。但事实上，史景迁的学问也影响到政客。此次在中国美术学院的讲座中，主持人荣新江教授半开玩笑地告诉同学们：“我听说，美国总统来（华）之前要当几天他的学生。”
　　1999年3月，史景迁为刚刚出版的《基辛格秘录：与北京和莫斯科的绝密谈话》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就编写者威廉·布尔对一些密档的使用提出商榷。两周后，《书评》上出现了基辛格先生的来函照登，开首是：“没有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像史景迁先生一样影响到我自己的思想。”然而字里行间火药味颇浓。稍后，史景迁亦有回应刊登在《书评》上。2011年，史景迁又为基辛格亲自己撰写的《论中国》发表了长篇书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重提旧事，想听听学者与外交官的交往和相互影响——
　　他不久前还来过中国（注：2011年6月）。我们是好朋友，我认识他的时间更久，那是在1972年他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想必你也听说过那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即两年后的1974年、毛逝世的两年前，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大门。所以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你知道早期我们都碰到过一些困难，无法在得到中国政府允许之前来到这里。
　　有时我们会探讨政策的影响，我也曾告诉他对于“权力/力量的平衡”的想法，这是他在二战之前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因为他们必须决定英国、德国军队的方向以及美国自己在战争中的位置，尽管他们（三方）都声称自己不想打仗。我想他必须听取一些有关平衡关系的建议。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我不认为他对我的评论有微词。我并没有读过他写的所有东西。
　　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曾经解读史景迁背后的那个西方背景：在史景迁的价值体系中，西方自身的需要和问题是最重要的，构建一个“他者”以满足“自我”非常关键。富于创见的作家和思想家总是在探寻已知领域之外的异域，中国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他者”出现的。史景迁最重视的，实是不同文化间的交叉、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
　　史景迁则说，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极有魅力的存在。西方人需要花长时间去消化分析他们拿到的资料。“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
　　历史总是让我们去反省，也让我们去看到未来。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治理，看到家庭、孩子、夫妻之间的关系。历史会告诉我们不同的生活，解答我们的好奇心。总的来说，我想说的是，研究历史一定要保持警醒。特别是在一些边缘的地带，永远保持好奇心。另外，不断地去反思，重新思考你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我们当下的全球文化传承。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结尾处写道：“一小时不单只是一小时，它是满载荟萃、声律、期待和心境的花瓶。我们所谓的真实，是刹那间同时萦绕你我感受和记忆间的，某种和谐。”这也是史景迁的历史之味。
　　（除去跟随观察与访谈，本文亦参考魏斐德、Jim Leach、郑培凯、马敏、卢汉超、朱政惠、马金生的专论或对谈。实习记者陆飞、杨楠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