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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历程
据《简氏防务周刊》记者拉胡尔·贝迪披露，土耳其早在2008年9月提出价值约40亿美元的远程地空导弹采购案，各国厂商趋之若骛，其中美国“爱国者”PAC-3、俄罗斯S-400、欧洲SAMP-T/“紫菀”30和中国“红旗”9/FD-2000（下文简称“红旗”9）是最主要的竞争者。但自2009年6月以后，美俄两家突然联手向竞争者——中国“红旗”9“泼脏水”，异口同声地指责“红旗”9系统“抄袭”。不仅如此，两国媒体也推波助澜，俄罗斯《独立报》称“红旗”9抄袭俄制S-300PMU2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和垂直发射技术，美国《华盛顿邮报》则称“红旗”9抄袭了“爱国者”PAC-3的相控阵雷达技术。研制“紫菀”3（）的欧洲导弹公司（MBDA）虽然没有明说“红旗”9的坏话，但不断向土方暗示“红旗”9没有原创性，技术上也没有“紫菀”30先进。在美俄欧三方的一片“众口铄金”声中，土耳其逐渐对“红旗”9失去兴趣。
中国在2010年1月11日进行的“弹道中段反导试验”用事实证明了自身实力，一举扭转了局势。中段反导技术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尖端的军事技术，此前只有美国试验过，而且12次试验有7次失败，中国试验成功，意味着中国在防空/反导领域正赶上美国。德国《军事技术》称一“中国既然能成功进行极为困难的中段反导试验，说明其在技术相对简单的末段反导/防空系统领域里也驾轻就熟。”当时就有外媒认为，尽管“红旗”9没有参与当天的反导试验，但外界均认为其是中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一员。自那以后，土军方重新对“红旗”9进行细致评估。在2012年珠海航展上，直接开发“红旗”9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CASIC），专门在现场展示外销版FD-2000的最基本作战单元，据说当时有不少来自土耳其和西欧的记者做了密集采访。“可以预料，凭借‘红旗’9低廉的价格和中国愿意转让技术的优惠条件，再加上此前反导试验所产生的推广效应，土耳其人很难舍弃如此大的诱惑”。
澳大利亚《空中力量》杂志猜测，中国可能已在三峡大坝及西南、西北重要目标附近部署大量“红旗”9系统。该国防务专家库罗·卡普博士称，自从“红旗”9投产后，中国不仅大幅减少从俄罗斯进口S-300，对俄罗斯极力推销的S-400系统的兴趣也不是很高，说明中国军方对“红旗”9的性能相当满意。另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巴基斯坦正准备从中国引进“红旗”9，以应对印度弹道导弹威胁。由于巴基斯坦历来有“中近东国家武器采购风向标”之称，再加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两军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巴军的决定将进一步增加土军方采购“红旗”9的决心。据悉，中国正试图将更多的“红旗”9出口到海外。尽管有人对中国武器的实战能力表示怀疑，但卡普博士认为，“现代武器系统都需经过严格的近似实战条件的试验才能定型，因此在可靠性和性能上不会出现难以接受的缺陷。俄罗斯的S-300等地空导弹也都没有实战经验，但并不妨碍它走俏国际市场。”
卡普博士声称，“红旗”9当初的发展目的是为解放军提供一种远距离地对空火力，区别于解放军现役“红旗”12导弹所具有的中程防空能力。中国至今未全面公开“红旗”9的设计细节。有消息称，外销版“红旗”9发射导弹时的情况大致是首先需15秒以下的准备时间，期间完成导弹自身系统检查，核对确定的打击目标。接下来向自动操纵仪传递目标飞行轨迹初始阶段的数据，并批准导弹发射。然后，火药蓄压器开始为管体加压，顶部导弹舱盖缓缓升起，这种舱盖由复合材料制成（只有在运输过程中才使用双层金属盖）。导弹从运输/发射管内进行垂直发射时，依靠弹射器将导弹弹射出舱，这种弹射器使用了火药蓄压器。导弹下面的活塞杆在火药产生的压力下开始移动，最终将导弹弹射到舱口外近20米高处。当导弹速度降至几乎为零时，导弹自身的主发动机启动，燃气舵按照发射前自动操纵仪输入的数据引导导弹向目标方向转弯飞去。为了减少在飞行轨迹方面浪费能量，也就是说为了让导弹少走弯路，导弹上安装了多个燃气舵，可以保证导弹以最合理的路线飞向目标。还有一些消息称，该系统采用与俄制S-300V防空/反导拦截弹类似的两级火箭发动机，不过由于缺乏清晰的照片，难以证实。据称，“红旗”9采用HT-233相控阵作战雷达，与中国模仿美国“爱国者”PAC-2系统的MPQ～53火控雷达设计的H-200型雷达类似，该雷达装配在“泰安”5380型8x8高机动卡车上。这种卡车与“红旗”9导弹发射车通用，在设计上与俄罗斯S-400的BAZ-6900系列卡车相似。消息来源表示，该雷达在C波段工作，采用300兆赫带宽的接收器/天线，探测范围210千米，并且利用单脉冲角坐标追踪进行反干扰。有意思的是，美国国防部曾推测“红旗”9有一种“姊妹版”——FT-2000，它与“红旗”9改进型的部署情况相当，具有末段反辐射寻的能力。如果一个“红旗”9导弹营里混编“红旗”9和FT-2000，将对敌方诸如大型早期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等“力量倍增器”构成致命威胁。
中土军事合作“跑步前进”
其实，从中土军事关系大局上看，土耳其喜好“红酒”应算是水到渠成的事。早在2010年10月7B和8日，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访土，相继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和总统居尔举行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以及提升两国贸易水平达成一系列共识，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合作关系。更令人关注的是，就在温总理访土的同时，中国空军战斗机也受邀参加土耳其境内举行的“安纳托利亚之鹰”联合演习，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以先进装备参加北约国家的演习，意义颇为重大。土军方认为，“安纳托利亚之鹰”在中近东范围内是最好的，在世界上也堪与美军“红旗”演习媲美。很显然，中国空军此行将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组织观察员萨达特拉奇内指出，作为密切中土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一部分，土耳其政府有迫切的愿望，试图与中国采取“本币结算”方式，即用人民币和里拉进行双边外贸。土耳其外贸部深信，土中贸易向用两国货币结算过渡可以大大加强土中经贸关系，对土经济发展十分有利。2009年3月，土耳其官方曾公布过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10月至2009年3月，土耳其对华出口额提高60%，目前出口额达到15亿美元，主要向中国出口铬、大理石、棉花、皮革、罐装水果和新鲜水果，而从中国进口各种电器、纺织品、鞋类和服装等轻工产品。土耳其国务部长图兹曼曾表示，土中两国经贸额逐年增长，“不久的将来”可达500亿美元。贸易额的增长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拉奇内强调，土耳其是中国最近开始注意并密切关注的国家，“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中国希望在土耳其占据有利位置”。 华盛顿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称，美国需要注意土耳其在外交上的“向东看”迹象，继出手斡旋伊朗核问题之后，安卡拉又着眼于同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战略协作关系，而这种关系“带有罕见的军事合作色彩”，“这对美国及亚洲盟国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他进一步强调，由于2010年6月发生土耳其人道救援船遭以军袭击并造成土公民死伤的事件，美国苦心培育的“安卡拉一耶路撒冷安全轴心”处于搁置状态，以色列丧失了在土耳其的空军训l练场地，而且以色列在军事技术特别是空军技术中交流的位置正被中国所取代。以色列《国土报》记者安舍，普费夫不无忧虑地写道：“2010年的‘安纳托利亚之鹰’，没有犹太人，却多了中国人，而且是带着红星帽的中国人。”
“红酒”——中土军贸的后来者
“我们是从长城射出的箭，一直飞到维也纳的钟楼上。”这首在土耳其民间颇为流行的民歌，生动道出了土耳其人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
据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伊扎克，希霍不久前发表的论文《跑步前进的北京与安卡拉军事关系》介绍，在土耳其军火来源图上，中国正从“边缘角色”变成“核心角色”。从1998年迄今，中国已向土耳其出口了不少军火，涉及近程弹道导弹、大口径火炮等高技术装备。
考虑到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规模的军队（约50万人），中国武器所起的作用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目前，中土军事合作的典范是火箭炮技术转移。上世纪90年代，土耳其与美国就联合生产M270火箭炮的谈判破裂，华盛顿借人权问题限制向土耳其售武，终止为土耳其提供经济支援和贷款。这种制裁一度将始终亲美的土耳其推到绝境。1997年，土耳其首次与中国签署军备合约，向后者购买24门“卫士”1型302毫米火箭炮，另在土耳其装配144门。在中国出售生产许可证后，土耳其又自主生产出TR-300型火箭炮（代号“风暴”），在历次北约联合演习中表现出众。
正是这次合作激发了土耳其引进中国军事技术的热情。1998年底，在“J-600T工程”的名义下，土耳其陆军从CPMIEC订购15枚B-611型近程战术导弹，并获得生产200枚导弹的许可证，由土耳其科学与技术研究委员会（TUBI-TAK）、机械与化学工业公司（MKEK）在CASIC指导下投产，交易总金额3亿美元，本地生产的导弹被命名为“闪电”。2007年8月30日，土耳其成功完成“闪电”的试射验收并批量装备部队。“闪电”射程250千米，具有高机动性，可攻击高价值的战场目标。有消息称，土耳其希望继续发展射程更远，可携带更大威力弹头的弹道导弹。据称，中国还向土耳其转让了直升机格斗导弹的技术，供其研发新一代“标枪”（Cirit）导弹，装备在意大利特许土耳其生产的T-129“猫鼬”武装直升机上。另据法国《每日航宇》报道，中国正参与改造土耳其FNSS公司装甲车产品的项目，希望为土耳其生产的装甲车辆安装中国炮塔，以便打开中东和北非的外销市场。
当然，中国在土耳其的武器供应链条上还不是最重要的角色。1998年至2007年，中国向土耳其出售的武器总额只占土全部军购的7%，不仅比不上传统卖家美国和法国，连韩国都不及。但不可否认的是，土耳其敢于同中国在高技术军品上展开合作，说明双方的军事合作信任度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和繁荣的军事技术合作相呼应，中土军事人员交流也是欣欣向荣的景象。2009年3月24日，土耳其军事学院院长哈桑-阿克萨伊率高级别代表团访华，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葛振峰和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在会见阿克萨伊时，均高度赞扬中土双边军事关系及两军“务实合作”。访问期间，中土同意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及训练，中国还答应为土耳其国防项目提供资金。
据美国媒体统计，自1985年以来，土耳其已派出超过18个军事代表团约300名军官访问过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派出至少14个军事代表团约330名代表访问土耳其，有大量中国学员（包括陆军特种兵、空军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员）在土耳其军校深造，接受规范的北约战术素养教育，这对提高解放军的训练质量有重大帮助。希霍教授认为，这只是两国的官方数字，真实数字很可能更高，而且这些数字也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中土军事关系所有内容。
近年来，中国解放军报社主办的子报《中国国防报》曾连续多期刊登了中国军人在土耳其受训『的回忆文章，文中提到的训练待遇明显优于在其它北约国家受训的中国军人。一篇作者署名“小钢”的文章谈到，作者曾赴土耳其海军特种部队水下训练中心，接受近一年的“水下防御”（SAS）训练，该中心系1963年美国帮助土耳其建立，如今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SAS训练中心，原来的“老师”美国海军陆战队每年也派人来学习。训练时，教官对中国和北约国家学员～视同仁地使用北约通用教材，作者在学习潜水时，曾向教员借一本英文原版教材，教员在必须有土耳其本国学员在场的条件下允许中国学员借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土耳其对培训中国军人没有过多的障碍。中国军人在文章里还提到，中国功夫很受土军推崇。一名曾在土陆军特种兵基地受训的中国军人回忆说，他来基地的第一天，就有许多人好奇地问：“你会功夫吗？”、“你认识成龙和李连杰吗？”土军普遍深信中国真有武打明星“飞来飞去”的特殊功夫，赞其为“树枝上的芭蕾”。有一次军体测试，这名中国军人用跨越式跳法跳过1.78米的高度，一位土军教官兴奋地跑上来又是拥抱，又是贴面，还执意要拜他为师，学习“轻功”。这位教官认为，跨越式跳高不像背越式，主要靠弹跳力，而中国军人能以这种姿势跳出如此高度，没有“轻功”相助，是很难完成的。
据《简氏防务周刊》记者拉胡尔·贝迪披露，土耳其早在2008年9月提出价值约40亿美元的远程地空导弹采购案，各国厂商趋之若骛，其中美国“爱国者”PAC-3、俄罗斯S-400、欧洲SAMP-T/“紫菀”30和中国“红旗”9/FD-2000（下文简称“红旗”9）是最主要的竞争者。但自2009年6月以后，美俄两家突然联手向竞争者——中国“红旗”9“泼脏水”，异口同声地指责“红旗”9系统“抄袭”。不仅如此，两国媒体也推波助澜，俄罗斯《独立报》称“红旗”9抄袭俄制S-300PMU2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和垂直发射技术，美国《华盛顿邮报》则称“红旗”9抄袭了“爱国者”PAC-3的相控阵雷达技术。研制“紫菀”3（）的欧洲导弹公司（MBDA）虽然没有明说“红旗”9的坏话，但不断向土方暗示“红旗”9没有原创性，技术上也没有“紫菀”30先进。在美俄欧三方的一片“众口铄金”声中，土耳其逐渐对“红旗”9失去兴趣。
中国在2010年1月11日进行的“弹道中段反导试验”用事实证明了自身实力，一举扭转了局势。中段反导技术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尖端的军事技术，此前只有美国试验过，而且12次试验有7次失败，中国试验成功，意味着中国在防空/反导领域正赶上美国。德国《军事技术》称一“中国既然能成功进行极为困难的中段反导试验，说明其在技术相对简单的末段反导/防空系统领域里也驾轻就熟。”当时就有外媒认为，尽管“红旗”9没有参与当天的反导试验，但外界均认为其是中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一员。自那以后，土军方重新对“红旗”9进行细致评估。在2012年珠海航展上，直接开发“红旗”9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CASIC），专门在现场展示外销版FD-2000的最基本作战单元，据说当时有不少来自土耳其和西欧的记者做了密集采访。“可以预料，凭借‘红旗’9低廉的价格和中国愿意转让技术的优惠条件，再加上此前反导试验所产生的推广效应，土耳其人很难舍弃如此大的诱惑”。
澳大利亚《空中力量》杂志猜测，中国可能已在三峡大坝及西南、西北重要目标附近部署大量“红旗”9系统。该国防务专家库罗·卡普博士称，自从“红旗”9投产后，中国不仅大幅减少从俄罗斯进口S-300，对俄罗斯极力推销的S-400系统的兴趣也不是很高，说明中国军方对“红旗”9的性能相当满意。另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巴基斯坦正准备从中国引进“红旗”9，以应对印度弹道导弹威胁。由于巴基斯坦历来有“中近东国家武器采购风向标”之称，再加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两军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巴军的决定将进一步增加土军方采购“红旗”9的决心。据悉，中国正试图将更多的“红旗”9出口到海外。尽管有人对中国武器的实战能力表示怀疑，但卡普博士认为，“现代武器系统都需经过严格的近似实战条件的试验才能定型，因此在可靠性和性能上不会出现难以接受的缺陷。俄罗斯的S-300等地空导弹也都没有实战经验，但并不妨碍它走俏国际市场。”
卡普博士声称，“红旗”9当初的发展目的是为解放军提供一种远距离地对空火力，区别于解放军现役“红旗”12导弹所具有的中程防空能力。中国至今未全面公开“红旗”9的设计细节。有消息称，外销版“红旗”9发射导弹时的情况大致是首先需15秒以下的准备时间，期间完成导弹自身系统检查，核对确定的打击目标。接下来向自动操纵仪传递目标飞行轨迹初始阶段的数据，并批准导弹发射。然后，火药蓄压器开始为管体加压，顶部导弹舱盖缓缓升起，这种舱盖由复合材料制成（只有在运输过程中才使用双层金属盖）。导弹从运输/发射管内进行垂直发射时，依靠弹射器将导弹弹射出舱，这种弹射器使用了火药蓄压器。导弹下面的活塞杆在火药产生的压力下开始移动，最终将导弹弹射到舱口外近20米高处。当导弹速度降至几乎为零时，导弹自身的主发动机启动，燃气舵按照发射前自动操纵仪输入的数据引导导弹向目标方向转弯飞去。为了减少在飞行轨迹方面浪费能量，也就是说为了让导弹少走弯路，导弹上安装了多个燃气舵，可以保证导弹以最合理的路线飞向目标。还有一些消息称，该系统采用与俄制S-300V防空/反导拦截弹类似的两级火箭发动机，不过由于缺乏清晰的照片，难以证实。据称，“红旗”9采用HT-233相控阵作战雷达，与中国模仿美国“爱国者”PAC-2系统的MPQ～53火控雷达设计的H-200型雷达类似，该雷达装配在“泰安”5380型8x8高机动卡车上。这种卡车与“红旗”9导弹发射车通用，在设计上与俄罗斯S-400的BAZ-6900系列卡车相似。消息来源表示，该雷达在C波段工作，采用300兆赫带宽的接收器/天线，探测范围210千米，并且利用单脉冲角坐标追踪进行反干扰。有意思的是，美国国防部曾推测“红旗”9有一种“姊妹版”——FT-2000，它与“红旗”9改进型的部署情况相当，具有末段反辐射寻的能力。如果一个“红旗”9导弹营里混编“红旗”9和FT-2000，将对敌方诸如大型早期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等“力量倍增器”构成致命威胁。
中土军事合作“跑步前进”
其实，从中土军事关系大局上看，土耳其喜好“红酒”应算是水到渠成的事。早在2010年10月7B和8日，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访土，相继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和总统居尔举行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以及提升两国贸易水平达成一系列共识，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合作关系。更令人关注的是，就在温总理访土的同时，中国空军战斗机也受邀参加土耳其境内举行的“安纳托利亚之鹰”联合演习，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以先进装备参加北约国家的演习，意义颇为重大。土军方认为，“安纳托利亚之鹰”在中近东范围内是最好的，在世界上也堪与美军“红旗”演习媲美。很显然，中国空军此行将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组织观察员萨达特拉奇内指出，作为密切中土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一部分，土耳其政府有迫切的愿望，试图与中国采取“本币结算”方式，即用人民币和里拉进行双边外贸。土耳其外贸部深信，土中贸易向用两国货币结算过渡可以大大加强土中经贸关系，对土经济发展十分有利。2009年3月，土耳其官方曾公布过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10月至2009年3月，土耳其对华出口额提高60%，目前出口额达到15亿美元，主要向中国出口铬、大理石、棉花、皮革、罐装水果和新鲜水果，而从中国进口各种电器、纺织品、鞋类和服装等轻工产品。土耳其国务部长图兹曼曾表示，土中两国经贸额逐年增长，“不久的将来”可达500亿美元。贸易额的增长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拉奇内强调，土耳其是中国最近开始注意并密切关注的国家，“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中国希望在土耳其占据有利位置”。 华盛顿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称，美国需要注意土耳其在外交上的“向东看”迹象，继出手斡旋伊朗核问题之后，安卡拉又着眼于同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战略协作关系，而这种关系“带有罕见的军事合作色彩”，“这对美国及亚洲盟国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他进一步强调，由于2010年6月发生土耳其人道救援船遭以军袭击并造成土公民死伤的事件，美国苦心培育的“安卡拉一耶路撒冷安全轴心”处于搁置状态，以色列丧失了在土耳其的空军训l练场地，而且以色列在军事技术特别是空军技术中交流的位置正被中国所取代。以色列《国土报》记者安舍，普费夫不无忧虑地写道：“2010年的‘安纳托利亚之鹰’，没有犹太人，却多了中国人，而且是带着红星帽的中国人。”
“红酒”——中土军贸的后来者
“我们是从长城射出的箭，一直飞到维也纳的钟楼上。”这首在土耳其民间颇为流行的民歌，生动道出了土耳其人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
据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伊扎克，希霍不久前发表的论文《跑步前进的北京与安卡拉军事关系》介绍，在土耳其军火来源图上，中国正从“边缘角色”变成“核心角色”。从1998年迄今，中国已向土耳其出口了不少军火，涉及近程弹道导弹、大口径火炮等高技术装备。
考虑到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规模的军队（约50万人），中国武器所起的作用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目前，中土军事合作的典范是火箭炮技术转移。上世纪90年代，土耳其与美国就联合生产M270火箭炮的谈判破裂，华盛顿借人权问题限制向土耳其售武，终止为土耳其提供经济支援和贷款。这种制裁一度将始终亲美的土耳其推到绝境。1997年，土耳其首次与中国签署军备合约，向后者购买24门“卫士”1型302毫米火箭炮，另在土耳其装配144门。在中国出售生产许可证后，土耳其又自主生产出TR-300型火箭炮（代号“风暴”），在历次北约联合演习中表现出众。
正是这次合作激发了土耳其引进中国军事技术的热情。1998年底，在“J-600T工程”的名义下，土耳其陆军从CPMIEC订购15枚B-611型近程战术导弹，并获得生产200枚导弹的许可证，由土耳其科学与技术研究委员会（TUBI-TAK）、机械与化学工业公司（MKEK）在CASIC指导下投产，交易总金额3亿美元，本地生产的导弹被命名为“闪电”。2007年8月30日，土耳其成功完成“闪电”的试射验收并批量装备部队。“闪电”射程250千米，具有高机动性，可攻击高价值的战场目标。有消息称，土耳其希望继续发展射程更远，可携带更大威力弹头的弹道导弹。据称，中国还向土耳其转让了直升机格斗导弹的技术，供其研发新一代“标枪”（Cirit）导弹，装备在意大利特许土耳其生产的T-129“猫鼬”武装直升机上。另据法国《每日航宇》报道，中国正参与改造土耳其FNSS公司装甲车产品的项目，希望为土耳其生产的装甲车辆安装中国炮塔，以便打开中东和北非的外销市场。
当然，中国在土耳其的武器供应链条上还不是最重要的角色。1998年至2007年，中国向土耳其出售的武器总额只占土全部军购的7%，不仅比不上传统卖家美国和法国，连韩国都不及。但不可否认的是，土耳其敢于同中国在高技术军品上展开合作，说明双方的军事合作信任度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和繁荣的军事技术合作相呼应，中土军事人员交流也是欣欣向荣的景象。2009年3月24日，土耳其军事学院院长哈桑-阿克萨伊率高级别代表团访华，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葛振峰和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在会见阿克萨伊时，均高度赞扬中土双边军事关系及两军“务实合作”。访问期间，中土同意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及训练，中国还答应为土耳其国防项目提供资金。
据美国媒体统计，自1985年以来，土耳其已派出超过18个军事代表团约300名军官访问过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派出至少14个军事代表团约330名代表访问土耳其，有大量中国学员（包括陆军特种兵、空军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员）在土耳其军校深造，接受规范的北约战术素养教育，这对提高解放军的训练质量有重大帮助。希霍教授认为，这只是两国的官方数字，真实数字很可能更高，而且这些数字也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中土军事关系所有内容。
近年来，中国解放军报社主办的子报《中国国防报》曾连续多期刊登了中国军人在土耳其受训『的回忆文章，文中提到的训练待遇明显优于在其它北约国家受训的中国军人。一篇作者署名“小钢”的文章谈到，作者曾赴土耳其海军特种部队水下训练中心，接受近一年的“水下防御”（SAS）训练，该中心系1963年美国帮助土耳其建立，如今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SAS训练中心，原来的“老师”美国海军陆战队每年也派人来学习。训练时，教官对中国和北约国家学员～视同仁地使用北约通用教材，作者在学习潜水时，曾向教员借一本英文原版教材，教员在必须有土耳其本国学员在场的条件下允许中国学员借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土耳其对培训中国军人没有过多的障碍。中国军人在文章里还提到，中国功夫很受土军推崇。一名曾在土陆军特种兵基地受训的中国军人回忆说，他来基地的第一天，就有许多人好奇地问：“你会功夫吗？”、“你认识成龙和李连杰吗？”土军普遍深信中国真有武打明星“飞来飞去”的特殊功夫，赞其为“树枝上的芭蕾”。有一次军体测试，这名中国军人用跨越式跳法跳过1.78米的高度，一位土军教官兴奋地跑上来又是拥抱，又是贴面，还执意要拜他为师，学习“轻功”。这位教官认为，跨越式跳高不像背越式，主要靠弹跳力，而中国军人能以这种姿势跳出如此高度，没有“轻功”相助，是很难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