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民族危机加深。梁启超站在时代的前沿，于1897年受湖南巡抚陈宝箴邀请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兴民权，开民智，主张用科学教育来救国，震撼了一批湖南人，起到了科学启蒙的作用。
　　兴学校——时务学堂
　　梁启超与湖南结缘主要是因为时务学堂。到达长沙后，梁启超就提出《论湖南应办之事》，对湖南办学堂、学会、报馆和其他新政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科学的教育目的。梁启超亲自拟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闡明了教育目的，包括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他将立志与救亡图存相联系，警醒世人在国家危难之际，要心忧天下，敢于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当思国所由整，种所由弱，教所由微……我徒责人之不任，我则盍任之矣。”在梁启超看来，教育就是培养维新人才，挽救民族危亡。
　　第二，科学的教育内容。梁启超提出了“中西并重”，他认为需要涉猎的西方书目有三类： “公法学”即西方的法律制度的书籍，有：《公法会通》《公法总论》《万国公法》《各国交涉公法论》《各国通商条约》《法国律例》和《英律全书》等；“掌故学”即文史学书籍，有：《日本国志》《欧洲史略》等，“格算学”即科学书籍，有：《几何原本》《代数难题》《化学分原》《化学鉴原续编》等。梁启超所开的书目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科学的教育方法。他主张启发式教学。梁启超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学生记“札记”。用“札记”的形式主动地探索知识，思考国家大事，并为此提出质疑，“凡学生每日最少必须有札记或问疑共二条”。学生提出问题后，教师要批阅并给予答复，“学生读书所有疑义……由院长当堂批答榜示”。这样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当时形成了一套领先于时代的教学方法。
　　建团体——南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梁启超参与筹划南学会，并为之作序，呼吁“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为此，他上书陈宝箴倡议兴办南学会。南学会是按照梁氏的提议而创立的。梁启超欲把南学会办成议院的表述是十分清楚的。当时南学会的组织筹办，是按照梁启超的计划实施的。而南学会是否真正成了议院呢？应该说还没有。因为南学会开办后主要立足点还在于开“绅智”。
　　其次，组织南学会活动。这一时期的南学会是政治性的学会，其主要活动在于宣传政治思想，参与政治实践。南学会的主持人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作为第一主持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影响了整个南学会，南学会也是梁氏在湖南宣扬维新思想的基地。
　　办报刊——《湘学报》《湘报》
　　随着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发展，《湘学报》与《湘报》应运而生。《湘学报》创刊于1897年，起初名为《湘学新报》。《湘学报》实际上是一份以介绍“新学”、鼓吹变法为宗旨的综合性的理论刊物。该刊物主要包含六个栏目：文史、时事、地理学、数学、商业和交涉，侧重“讲究中西有用诸学”和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所以说，《湘学报》是梁启超宣扬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谭嗣同也赞同此说法，湖南“诸新政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
　　为配合《湘学报》，《湘报》于1898年创刊。《湘报》起初是半官方性质，后改为商办。此报的董事会有蒋德钧、王铭忠、梁启超、李维格、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熊希龄八人。《湘报》作为一份政治立场鲜明的报刊，一直追随维新变法思想。诸如曾刊登过梁氏的《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和《保国会演说》。由此带来了顽固派的嫉恨，据梁启超回忆说：“还驱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并有一湖南举人直接上书光绪要求“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惹之门”。虽然受到旧派的轰击，但是梁启超倡导的维新变法思想在湖南无疑带来了开风气的作用。
　　总之，梁启超在湖南这片沃土，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冲破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罗网，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民权、民主思想，培育了一批为变法和革命献身的仁人志士，对整个湖南起到了科学启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