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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刘少奇一生勤政的座右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心为民、甘做公仆，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勤务员。他深知，所谓的权力和官职都是人民给的，它只能为人民谋利益。因此，他对于人民群众总是满腔热情，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注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利益幸福，凸显了一个领袖爱民、亲民、为民的正确态度。
“这不是反革命事件”
1957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登上沿京广铁路南下的列车。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1956年下半年以来某些地区出现的工人、农民、学生“闹事”问题（即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群体性事件”）进行调研。他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究竟要采取什么政策。
一到河南新乡，刘少奇一行就听说该地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个小工厂100多名职工参加了罢工闹事。
从北京陪同刘少奇来视察的工作人员对此也议论纷纷，都认为这还了得！不少同志还义愤填膺地发表看法说：“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些工人怎么能像对待压迫、剥削他们的资本家那样搞罢工闹事呢？我们坚决不答应！”
刘少奇却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听了有关领导对此事的详细汇报后，他还是那样，没有立即表态。那几天，陪同刘少奇下来的秘书刘振德发现，刘少奇除了多次找与此事相关的干部、参与罢工闹事者的代表及一部分群众座谈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之外，总是坐在椅子上或站在车窗前抽着烟，苦苦思索着。有一天，他终于表态了，而且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这不是反革命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家国营小工厂，因为缩减了任务，上级领导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就决定调100多人到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五金生产合作社去做工。工人们对这种做法本身就很有意见，加上在具体实施时又简单粗暴，对工人不能一视同仁，以远近亲疏决定工人的去留；对由全民所有制转为集体所有制后的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又没有妥善处理，使职工切身利益受到了损害；思想政治工作又不深入细致地去做，就连党团员、骨干分子也想不通，牢骚满腹，怨声载道。于是，工人们一气之下一哄而起便闹开了。
刘少奇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终于对这件事下了结论。刘少奇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议论这是反革命事件，就是因为没有剥削和压迫了，工人不该罢工闹事？这样看问题未免太简单了。即使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也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很多的官僚主义，还存在着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是执政党，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就会逐步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就有垮台的危险。比如对这100多名工人，如果我们采取稳妥而慎重的步骤，把该给大家讲清楚的都讲清楚，包括工资、福利待遇和工作性质等等问题，同时要秉公办事，不分亲疏，一律平等，要有的放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要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我想，这样做了，职工们一定会理解国家的难处，一定会顾全大局，服从调动的。可我们的同志却没有这样做，把人家的收入减少了，福利待遇变差了，工种改变了，你还不给人家讲清楚，还采取强迫命令的高压手段，这样还不把矛盾激化了？！”
刘少奇虽然宣布要推翻这个案件的错误结论，但他并不认为“我的一句话就能使此案圆满结束”。他告诉工作人员：“原来用简单的办法定了案，现在我们不能再用简单的办法结案。原来被定为‘反革命’的一方，一直想不通，要求平反；现在参与定性的一方，也会想不通。他们也不是坏人，而是在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面前不自觉地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
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刘少奇把参与处理此案的干部找来，做了深入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针对这些干部怕背上犯了错误的包袱、再无法在这里工作的顾虑，刘少奇首先耐心讲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后果，比如此案不予平反的后果，然后刘少奇又开导他们说：“能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干部，定会赢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实事求是地作自我批评，不会降低我们的威信，只有认真吸取了经验教训，将来我们才会把工作做得更好。”
刘少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思想工作和循循善诱的耐心开导，终于打消了这些同志的一切顾虑，他们圆满地为此案平了反，得到了职工群众的理解和谅解，赢得了职工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提笔写下“劳动万岁”
刘少奇习惯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有机会就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劳动实践，跟大家打成一片。他常说，经常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不仅能够锻炼体格、增长知识，还能增进同劳动人民的感情与友谊。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决定组织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一次义务劳动。
5月25日，刘少奇穿着一身粗布衣，戴着一顶旧草帽，脚蹬一双圆口布鞋，同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乘一辆公共汽车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
他们刚一下车，就被工地的劳动者们发现了。顿时，工地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大家自发地让出一条路，夹道欢迎。
中央领导同志在水库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参观了水库模型，听取了水库总指挥的工作汇报。
这时，总指挥指着已经准备好的笔墨纸砚，诚恳地请求道：“为十三陵水库题个词吧！”
毛泽东站在展开的宣纸前，略作沉思后，一挥而就，写出了“十三陵水库”5个大字，周围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轮到刘少奇写了。他想了一下，问站在身后的周恩来：“万岁的岁简化字怎么写？”
周恩来用手指在桌子上比划着说：“山字下面一个除夕的夕字。”
刘少奇“噢”了一声，提笔写下了“劳动万岁”4个字。 走出指挥部，刘少奇扛着铁锹，走到小孤山下，同民工们一起干开平土的活儿。
领袖的到来，使民工们兴奋不已，他们的劳动热情高涨，干劲更足了。
休息时，刘少奇看到突击队员们在打夯，就迈开大步走了过去，说：“我也算一个好吗？”
突击队员们高兴极了，放下夯绳热烈鼓掌：“好啊！欢迎！欢迎！”
刘少奇说：“你们刚才喊的打夯号子很好听，喊着号子干活可以感到轻松，又能步调一致，咱们再喊起来吧！”
说着，他拿起夯绳，和大家喊着号子，卖力地打起夯来。
一会儿，下起了小雨，队员们劝刘少奇赶快去躲雨。
刘少奇拒绝说：“你们战胜了冰天雪地，现在下点雨算什么？！”
就这样，在震耳的口号声和欢呼声中，刘少奇冒着雨和群众一起坚持到劳动结束。
“买一张硬座票就可以了”
1958年7月12日，刘少奇从天津视察完以后准备乘火车去济南考察工作。身边工作人员要为他安排专列或加挂包厢，但是刘少奇不同意。他说：“我不坐专列，也不要挂包厢，买一张硬座票就可以了，和群众一起，还可以顺便了解些情况。”工作人员只好照办。
就这样，当天晚上刘少奇登上了天津开往济南的15次列车，在这列火车的倒数第三节普通硬座车厢里坐了下来。细心的列车员在倒水时发现了他，不由得惊呼起来：“您，您不是刘委员长吗？”
刘少奇笑着同列车员握手，说：“你好，你辛苦了，我搭你们的车到济南去。”
又有谁会想到，刘少奇能坐硬席车呢？一时间，旅客们兴奋地围拢过来，争着与刘少奇握手、问好。
旅客中有江西省都昌县农业考察团的同志，刘少奇向他们详细询问了都昌县的自然地理及生产等情况，又问参观有什么收获。大家做了回答，还表示一定要向先进单位学习，克服困难做好工作。刘少奇说：“对，你们不要怕困难，有困难就要克服它，不会的东西要学会它。”
刘少奇心情十分愉快，接着又与一帮青年学生热情地攀谈起来。问他们家住何处、学习怎样、毕业后打算干什么。学生们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回答，刘少奇和蔼地说：“你们正当年轻，要做一个好学生、好青年。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经常参加劳动，比如，农忙时到农村帮助社员收割、插秧。”说着，他还给学生们做插秧的示范动作，车厢里充满了轻松、欢乐的气氛。
平易近人的刘少奇同群众的谈话直到次日凌晨。列车到达济南，刘少奇才笑着同大家握手告别。
“解决首都灭蝇难题”
1958年12月，全国农业群英会在北京召开。当时首都北京拥有数百万人口，每天有大量的粪便要处理，孳生的蛹蛆变成苍蝇到处活动，严重地污染环境，传播疾病。北京市政府曾动员居民早春时到近郊挖捕蛹蛆，后改用药物灭杀，却始终未能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刘少奇听说孙喜能够利用粪便高温发酵杀灭蛹蛆，喜出望外，点名要见见这位大粪专家。孙喜，河北丰宁县南辛营大队大粪专业队长，因发明大粪高温发酵杀菌的科学方法，使南辛营村种的玉米亩产达到600多公斤，这个产量在全国当时是罕见的，因此获得“大粪专家”美称。
12月20日下午，群英会刚结束，一辆小轿车把孙喜接到了中南海刘少奇的办公室。一见面，孙喜还觉得怪拘束的。他心里想这是自己一生中受到的最高规格的接见，自己作为一名掏大粪的社员与国家领导人之间实在是距离相差太大。
见到孙喜紧张的神情，刘少奇马上意识到也许谈他的工作更能促发他的谈兴，于是便切入正题，问他：“大粪高温无害化处理都有些什么好处？”果然，一提到“大粪”，孙喜便滔滔不绝，从搞大粪高温无害化处理的起因到具体做法再到实际效果，一一道来。“大粪高温发酵达60摄氏度就能全部杀死蛹蛆。”谈到关键处，孙喜做起了手势。“要真是这样，那不仅解决了首都灭蝇的难题，对全国的讲卫生除四害运动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啊！”刘少奇还在刨根问底：“达到60摄氏度要几天？ ”
孙喜满有把握地回答：“3天。”
刘少奇颇有热情地建议：“那我们做一次试验好吗？ ”
“当然好呀！ ”
现场选在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所在的北京近郊大粪场。23日这一天，刘少奇与孙喜同乘一辆小轿车抵达现场。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刘少奇再次问： “3天大粪高温发酵到60摄氏度不会是吹牛吧！”
“那就用您的这支钢笔来打个赌吧！”孙喜指着刘少奇胸前的那支钢笔，自信地说。
“好，那就一言为定！”刘少奇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车到现场，只见北京市各级卫生管理部门的干部和粪场工人已站得满满的，都在等候着一次非同寻常的试验表演。“预备，开始！”随着孙喜一声令下，时传祥领着粪工首先砌起了船式高温发酵炉。刘少奇站在人群中，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并不时地拿起铁锹往炉里添几铲大粪。按照孙喜的指点，很快一座1米宽、1米高、6米长的发酵炉垒成了。刘少奇的一身也汗湿了。
3天后，刘少奇又一次来到试验场察看效果。果然，温度计的水银柱上升到60.3摄氏度，粪里的蛹蛆全部杀死。试验成功了，人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刘少奇也激动得紧握孙喜满是老茧的双手，连连称道：“你是专家！你是专家！ ”
回到住地，刘少奇真的赠送给孙喜一支英雄金笔和一套《毛泽东选集》，并风趣地说：“你说话算数，我也不能赖账呀！”并希望他努力学习，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争取在农业技术改造上做出更大贡献。
“你的困难己经请有关部门协助解决”
刘少奇十分重视人民的来信来访，对于人民群众给中央写信、到北京告状甚至出墙报、闹事等现象，他表示理解，大度而科学地处理，而不是一味粗暴简单地上纲上线。如1956年秋冬，由于国内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加上经济建设上未能完全克服的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出现一些紧张，造成一些地方的学生、工人、复员转业军人、农民，因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困难，而给中央写信、上访，甚至发生了罢课、罢工、请愿、闹退社风潮等问题。对这些问题，他说：“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 刘少奇亲民爱民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对人民来信的合理要求能够认真对待，并敦促有关部门落实解决。
1958年冬，学生韩东云本来由于其父患脑溢血突然病故，家中经济拮据，在同学们的资助下，才得以参加高考，被唐山铁道学院录取。谁知入学后其母又病危入院，为支付医药费，债台高筑。在万般无奈之际，他终于鼓足勇气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
信中说：“……大学生活刚刚度过两个月的我，被迫回家照料母亲。经多方求医，母亲的病仍不见轻，家中生活越来越困难。当我母亲病危入院时，我和弟弟把家中能卖的东西全部卖掉，才凑了五六十元钱，仅够动手术的输血费。于是，我只得整天四处奔跑告借，晚上，坐在寒冷的房间里默默地流泪……我是多么希望能顺利地读完大学，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啊！万般无奈之际，我才鼓起勇气写信给您。刘主席，就请您给我指个生活方向吧，告诉我该怎么办？”
刘少奇看到此信，深情地反复读了几遍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动情地沉思起来：人民有困难，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使他们渡过难关，感受到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想到这里，刘少奇坐到办公桌前，提笔给韩东云写去一封回信：
来信收到，你的困难己经请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务必不要失学，继续在唐山铁道学院攻读。
连续几天的陪床，韩东云已是筋疲力尽。在大夫的再三劝说下，他才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回家。不料，一进门，邻居大娘就给他送来一封信，只见大大的信封上清晰醒目地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他读完信后，惊喜不已，热泪盈眶，忘了疲劳和饥饿，马上激动地跑回医院将这一喜讯告诉了母亲。这一家人终于有救了！
在刘少奇的过问下，有关部门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给了韩东云一家很大的帮助。一年以后，韩东云的母亲身体痊愈，韩东云也重返学校顺利地读完了大学。
这一切，与刘少奇的亲自关怀密切相关。
“应该首先抢救人民”
1960年4月，刘少奇乘坐一艘中型客轮，出三峡，考察了葛洲坝坝址后，沿江而下。那天晚上，刚过宜昌，突然碰上难以预料的龙卷风，顿时风吼雨至，浊浪惊空，轮船剧烈地颠簸摇晃起来。在探照灯的光柱下，江上的小船陡然跃起，又被大浪压下去。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所有的人惊慌失措，小木船上的人叫喊着，落水者一再呼救。轮船上的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必须快去救人；多数同志认为，轮船偏离航道有危险，上级给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只能迅速通知其他过往船只来救。
正在舱内批阅文电的刘少奇知道这些情况后，当机立断地说：“就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
船员们见刘少奇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立即奋不顾身投入到这场救人的搏斗中。经验丰富的老舵手把稳航向，克服浪涛的推力，让船侧身擦过浅滩；水手们用链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栏上，探身舷外，把落水者拉上甲板。
舱里，刘少奇不安地站起身，走到舷窗前。外面，令人目眩的探照灯正在四下扫射，巨涛像矗立的墙壁咆哮着滚来，重重地摔在甲板上，浪沫如箭一样射来飞溅到窗上。江面上一只只小木船像是飘荡的树叶。
刘少奇又命令为小船挡风。轮船横在江心，截住木船，用缆绳牢牢系住……
清晨，风停雨过，江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两个被救者下船时激动地握住船长和水手们的手，流下了行行热泪。缆绳解开了，小船也一条条散去，上面的人们望着客轮渐渐远离，不停地挥手致意……
“要像母亲爱护子女一样来关心群众”
1961年，党中央为解决“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担当起组织调整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为此，从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回湖南搞农村调查。
对刘少奇的这次回乡调查，湖南省委严密地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了小轿车陪行。但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说：“这次回乡调查一定要采取过去打游击的办法，一切轻车简从，只要一辆吉普车，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刘少奇说到做到，身体力行。4月2日，一辆再普通不过的吉普车载着刘少奇开始行驶在他考察湖南农村的路途上。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泥泞不堪，吉普车在雨里艰难地前行。这辆吉普车立下了汗马功劳。44个日夜，他有33天在田间奔走，走访了宁乡、长沙、湘潭各地10多个生产大队，累计行程达4000多公里。他亲口尝过农民充饥食用的野菜、糠粑粑，亲身感受过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正因为这样，他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视察结束前，又抽空回到离别几十年的老家炭子冲看望乡亲。宁乡县花明楼区委闻讯后高兴地准备了12间房屋来做接待室。然而，刘少奇没有惊动任何人，晚上静悄悄地直接走进了炭子冲。同样地，他也没惊动村里的干部，就宿在他青少年时代与母亲同住的旧屋里。这是一间极其简朴、面积不大的房子：小窗子下面放着一张旧书桌和一把旧木椅子，还有一张陈旧的木床与一个老式洗脸架。
刘少奇在家的7天是最忙的7天。他说：“要想了解真实情况，探亲是一种调查研究的好方法，亲友们一是不怕你，一是信任你，可以对你说真话。”翌日一早，他就头戴草帽，脚穿布鞋，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去了。问生产怎样？生活如何？党的政策有什么问题？等等。这7天，他几乎天天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调查研究。
期间，刘少奇再三指示不要开放他的旧居，不要办纪念馆。他说：“要办就把毛主席旧居和陈列馆办好，我的房子都让出来给群众住。将来群众砌了新房子，比这里好，群众不愿住了再说。”当时有的干部顾虑让社员住，养猪养鸡的搞脏了怎么办？外国人来参观怎么办？刘少奇说：“不请就是啦！实在要来，那就不要嫌乱！”有人又问：“来了怎样招待？”刘少奇笑着说：“来了，两碗开水。”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刘少奇处处为群众着想，要求干部也是这样。他离开旧居，来到县城，也没有住为他安排的招待所，而是住在了县委的电话会议室。当晚，刘少奇和县里的干部们交谈时，对县委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受了这么多苦，我们要为他们分忧啊！”刘少奇还风趣地对县长说：“县长嘛！就是人民的父母官，就要像母亲爱护子女一样来关心群众。”接着，他和县委书记及县长等一起研究制定了改善社员住房的三条措施，并要求连夜打出文件，第二天发出。
次日清晨，县委书记正准备将文件送给刘少奇审阅时，刘少奇已派秘书来取了。刘少奇看完文件，立即作了批示。
“有便饭就行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到工厂、农村、学校等调查。他经常以普通群众的身份，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每次外出，他都要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做到出差“四不准”：不迎送，不请客吃饭搞铺张浪费，不收别人礼物，参观时不搞前呼后拥的陪同。
尤其是在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为了与群众同甘共苦，首先带头不吃肉和蛋类食品。每次外出视察，他都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谆谆教导说：“无论到哪里，先要同地方的同志讲清楚，不能搞特殊，要注意节约。”
有些地方负责人为了中央首长的身体健康，送来一些副食品。刘少奇要工作人员坚决退回去，实在不能退的就按价付款。他每次开会和出差，总是自带茶叶和香烟，不用公家的。即使招待外宾，他也不抽公家安排的进口烟，只抽自己带的前门牌香烟。
1964年7月，刘少奇到济南了解情况。中午，招待处的同志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
刘少奇见状，脸色冷峻地对招待处的同志说：“你们搞这一桌子，够农民吃好几天了，快退回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来人，有便饭就行了。”
在刘少奇的坚持下，服务员把酒席撤了下去，换上便饭，刘少奇这才高高兴兴地进餐。
“这不是反革命事件”
1957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登上沿京广铁路南下的列车。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1956年下半年以来某些地区出现的工人、农民、学生“闹事”问题（即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群体性事件”）进行调研。他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究竟要采取什么政策。
一到河南新乡，刘少奇一行就听说该地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个小工厂100多名职工参加了罢工闹事。
从北京陪同刘少奇来视察的工作人员对此也议论纷纷，都认为这还了得！不少同志还义愤填膺地发表看法说：“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些工人怎么能像对待压迫、剥削他们的资本家那样搞罢工闹事呢？我们坚决不答应！”
刘少奇却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听了有关领导对此事的详细汇报后，他还是那样，没有立即表态。那几天，陪同刘少奇下来的秘书刘振德发现，刘少奇除了多次找与此事相关的干部、参与罢工闹事者的代表及一部分群众座谈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之外，总是坐在椅子上或站在车窗前抽着烟，苦苦思索着。有一天，他终于表态了，而且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这不是反革命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家国营小工厂，因为缩减了任务，上级领导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就决定调100多人到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五金生产合作社去做工。工人们对这种做法本身就很有意见，加上在具体实施时又简单粗暴，对工人不能一视同仁，以远近亲疏决定工人的去留；对由全民所有制转为集体所有制后的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又没有妥善处理，使职工切身利益受到了损害；思想政治工作又不深入细致地去做，就连党团员、骨干分子也想不通，牢骚满腹，怨声载道。于是，工人们一气之下一哄而起便闹开了。
刘少奇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终于对这件事下了结论。刘少奇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议论这是反革命事件，就是因为没有剥削和压迫了，工人不该罢工闹事？这样看问题未免太简单了。即使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也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很多的官僚主义，还存在着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是执政党，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就会逐步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就有垮台的危险。比如对这100多名工人，如果我们采取稳妥而慎重的步骤，把该给大家讲清楚的都讲清楚，包括工资、福利待遇和工作性质等等问题，同时要秉公办事，不分亲疏，一律平等，要有的放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要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我想，这样做了，职工们一定会理解国家的难处，一定会顾全大局，服从调动的。可我们的同志却没有这样做，把人家的收入减少了，福利待遇变差了，工种改变了，你还不给人家讲清楚，还采取强迫命令的高压手段，这样还不把矛盾激化了？！”
刘少奇虽然宣布要推翻这个案件的错误结论，但他并不认为“我的一句话就能使此案圆满结束”。他告诉工作人员：“原来用简单的办法定了案，现在我们不能再用简单的办法结案。原来被定为‘反革命’的一方，一直想不通，要求平反；现在参与定性的一方，也会想不通。他们也不是坏人，而是在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面前不自觉地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
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刘少奇把参与处理此案的干部找来，做了深入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针对这些干部怕背上犯了错误的包袱、再无法在这里工作的顾虑，刘少奇首先耐心讲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后果，比如此案不予平反的后果，然后刘少奇又开导他们说：“能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干部，定会赢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实事求是地作自我批评，不会降低我们的威信，只有认真吸取了经验教训，将来我们才会把工作做得更好。”
刘少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思想工作和循循善诱的耐心开导，终于打消了这些同志的一切顾虑，他们圆满地为此案平了反，得到了职工群众的理解和谅解，赢得了职工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提笔写下“劳动万岁”
刘少奇习惯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有机会就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劳动实践，跟大家打成一片。他常说，经常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不仅能够锻炼体格、增长知识，还能增进同劳动人民的感情与友谊。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决定组织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一次义务劳动。
5月25日，刘少奇穿着一身粗布衣，戴着一顶旧草帽，脚蹬一双圆口布鞋，同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乘一辆公共汽车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
他们刚一下车，就被工地的劳动者们发现了。顿时，工地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大家自发地让出一条路，夹道欢迎。
中央领导同志在水库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参观了水库模型，听取了水库总指挥的工作汇报。
这时，总指挥指着已经准备好的笔墨纸砚，诚恳地请求道：“为十三陵水库题个词吧！”
毛泽东站在展开的宣纸前，略作沉思后，一挥而就，写出了“十三陵水库”5个大字，周围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轮到刘少奇写了。他想了一下，问站在身后的周恩来：“万岁的岁简化字怎么写？”
周恩来用手指在桌子上比划着说：“山字下面一个除夕的夕字。”
刘少奇“噢”了一声，提笔写下了“劳动万岁”4个字。 走出指挥部，刘少奇扛着铁锹，走到小孤山下，同民工们一起干开平土的活儿。
领袖的到来，使民工们兴奋不已，他们的劳动热情高涨，干劲更足了。
休息时，刘少奇看到突击队员们在打夯，就迈开大步走了过去，说：“我也算一个好吗？”
突击队员们高兴极了，放下夯绳热烈鼓掌：“好啊！欢迎！欢迎！”
刘少奇说：“你们刚才喊的打夯号子很好听，喊着号子干活可以感到轻松，又能步调一致，咱们再喊起来吧！”
说着，他拿起夯绳，和大家喊着号子，卖力地打起夯来。
一会儿，下起了小雨，队员们劝刘少奇赶快去躲雨。
刘少奇拒绝说：“你们战胜了冰天雪地，现在下点雨算什么？！”
就这样，在震耳的口号声和欢呼声中，刘少奇冒着雨和群众一起坚持到劳动结束。
“买一张硬座票就可以了”
1958年7月12日，刘少奇从天津视察完以后准备乘火车去济南考察工作。身边工作人员要为他安排专列或加挂包厢，但是刘少奇不同意。他说：“我不坐专列，也不要挂包厢，买一张硬座票就可以了，和群众一起，还可以顺便了解些情况。”工作人员只好照办。
就这样，当天晚上刘少奇登上了天津开往济南的15次列车，在这列火车的倒数第三节普通硬座车厢里坐了下来。细心的列车员在倒水时发现了他，不由得惊呼起来：“您，您不是刘委员长吗？”
刘少奇笑着同列车员握手，说：“你好，你辛苦了，我搭你们的车到济南去。”
又有谁会想到，刘少奇能坐硬席车呢？一时间，旅客们兴奋地围拢过来，争着与刘少奇握手、问好。
旅客中有江西省都昌县农业考察团的同志，刘少奇向他们详细询问了都昌县的自然地理及生产等情况，又问参观有什么收获。大家做了回答，还表示一定要向先进单位学习，克服困难做好工作。刘少奇说：“对，你们不要怕困难，有困难就要克服它，不会的东西要学会它。”
刘少奇心情十分愉快，接着又与一帮青年学生热情地攀谈起来。问他们家住何处、学习怎样、毕业后打算干什么。学生们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回答，刘少奇和蔼地说：“你们正当年轻，要做一个好学生、好青年。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经常参加劳动，比如，农忙时到农村帮助社员收割、插秧。”说着，他还给学生们做插秧的示范动作，车厢里充满了轻松、欢乐的气氛。
平易近人的刘少奇同群众的谈话直到次日凌晨。列车到达济南，刘少奇才笑着同大家握手告别。
“解决首都灭蝇难题”
1958年12月，全国农业群英会在北京召开。当时首都北京拥有数百万人口，每天有大量的粪便要处理，孳生的蛹蛆变成苍蝇到处活动，严重地污染环境，传播疾病。北京市政府曾动员居民早春时到近郊挖捕蛹蛆，后改用药物灭杀，却始终未能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刘少奇听说孙喜能够利用粪便高温发酵杀灭蛹蛆，喜出望外，点名要见见这位大粪专家。孙喜，河北丰宁县南辛营大队大粪专业队长，因发明大粪高温发酵杀菌的科学方法，使南辛营村种的玉米亩产达到600多公斤，这个产量在全国当时是罕见的，因此获得“大粪专家”美称。
12月20日下午，群英会刚结束，一辆小轿车把孙喜接到了中南海刘少奇的办公室。一见面，孙喜还觉得怪拘束的。他心里想这是自己一生中受到的最高规格的接见，自己作为一名掏大粪的社员与国家领导人之间实在是距离相差太大。
见到孙喜紧张的神情，刘少奇马上意识到也许谈他的工作更能促发他的谈兴，于是便切入正题，问他：“大粪高温无害化处理都有些什么好处？”果然，一提到“大粪”，孙喜便滔滔不绝，从搞大粪高温无害化处理的起因到具体做法再到实际效果，一一道来。“大粪高温发酵达60摄氏度就能全部杀死蛹蛆。”谈到关键处，孙喜做起了手势。“要真是这样，那不仅解决了首都灭蝇的难题，对全国的讲卫生除四害运动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啊！”刘少奇还在刨根问底：“达到60摄氏度要几天？ ”
孙喜满有把握地回答：“3天。”
刘少奇颇有热情地建议：“那我们做一次试验好吗？ ”
“当然好呀！ ”
现场选在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所在的北京近郊大粪场。23日这一天，刘少奇与孙喜同乘一辆小轿车抵达现场。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刘少奇再次问： “3天大粪高温发酵到60摄氏度不会是吹牛吧！”
“那就用您的这支钢笔来打个赌吧！”孙喜指着刘少奇胸前的那支钢笔，自信地说。
“好，那就一言为定！”刘少奇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车到现场，只见北京市各级卫生管理部门的干部和粪场工人已站得满满的，都在等候着一次非同寻常的试验表演。“预备，开始！”随着孙喜一声令下，时传祥领着粪工首先砌起了船式高温发酵炉。刘少奇站在人群中，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并不时地拿起铁锹往炉里添几铲大粪。按照孙喜的指点，很快一座1米宽、1米高、6米长的发酵炉垒成了。刘少奇的一身也汗湿了。
3天后，刘少奇又一次来到试验场察看效果。果然，温度计的水银柱上升到60.3摄氏度，粪里的蛹蛆全部杀死。试验成功了，人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刘少奇也激动得紧握孙喜满是老茧的双手，连连称道：“你是专家！你是专家！ ”
回到住地，刘少奇真的赠送给孙喜一支英雄金笔和一套《毛泽东选集》，并风趣地说：“你说话算数，我也不能赖账呀！”并希望他努力学习，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争取在农业技术改造上做出更大贡献。
“你的困难己经请有关部门协助解决”
刘少奇十分重视人民的来信来访，对于人民群众给中央写信、到北京告状甚至出墙报、闹事等现象，他表示理解，大度而科学地处理，而不是一味粗暴简单地上纲上线。如1956年秋冬，由于国内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加上经济建设上未能完全克服的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出现一些紧张，造成一些地方的学生、工人、复员转业军人、农民，因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困难，而给中央写信、上访，甚至发生了罢课、罢工、请愿、闹退社风潮等问题。对这些问题，他说：“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 刘少奇亲民爱民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对人民来信的合理要求能够认真对待，并敦促有关部门落实解决。
1958年冬，学生韩东云本来由于其父患脑溢血突然病故，家中经济拮据，在同学们的资助下，才得以参加高考，被唐山铁道学院录取。谁知入学后其母又病危入院，为支付医药费，债台高筑。在万般无奈之际，他终于鼓足勇气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
信中说：“……大学生活刚刚度过两个月的我，被迫回家照料母亲。经多方求医，母亲的病仍不见轻，家中生活越来越困难。当我母亲病危入院时，我和弟弟把家中能卖的东西全部卖掉，才凑了五六十元钱，仅够动手术的输血费。于是，我只得整天四处奔跑告借，晚上，坐在寒冷的房间里默默地流泪……我是多么希望能顺利地读完大学，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啊！万般无奈之际，我才鼓起勇气写信给您。刘主席，就请您给我指个生活方向吧，告诉我该怎么办？”
刘少奇看到此信，深情地反复读了几遍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动情地沉思起来：人民有困难，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使他们渡过难关，感受到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想到这里，刘少奇坐到办公桌前，提笔给韩东云写去一封回信：
来信收到，你的困难己经请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务必不要失学，继续在唐山铁道学院攻读。
连续几天的陪床，韩东云已是筋疲力尽。在大夫的再三劝说下，他才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回家。不料，一进门，邻居大娘就给他送来一封信，只见大大的信封上清晰醒目地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他读完信后，惊喜不已，热泪盈眶，忘了疲劳和饥饿，马上激动地跑回医院将这一喜讯告诉了母亲。这一家人终于有救了！
在刘少奇的过问下，有关部门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给了韩东云一家很大的帮助。一年以后，韩东云的母亲身体痊愈，韩东云也重返学校顺利地读完了大学。
这一切，与刘少奇的亲自关怀密切相关。
“应该首先抢救人民”
1960年4月，刘少奇乘坐一艘中型客轮，出三峡，考察了葛洲坝坝址后，沿江而下。那天晚上，刚过宜昌，突然碰上难以预料的龙卷风，顿时风吼雨至，浊浪惊空，轮船剧烈地颠簸摇晃起来。在探照灯的光柱下，江上的小船陡然跃起，又被大浪压下去。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所有的人惊慌失措，小木船上的人叫喊着，落水者一再呼救。轮船上的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必须快去救人；多数同志认为，轮船偏离航道有危险，上级给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只能迅速通知其他过往船只来救。
正在舱内批阅文电的刘少奇知道这些情况后，当机立断地说：“就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
船员们见刘少奇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立即奋不顾身投入到这场救人的搏斗中。经验丰富的老舵手把稳航向，克服浪涛的推力，让船侧身擦过浅滩；水手们用链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栏上，探身舷外，把落水者拉上甲板。
舱里，刘少奇不安地站起身，走到舷窗前。外面，令人目眩的探照灯正在四下扫射，巨涛像矗立的墙壁咆哮着滚来，重重地摔在甲板上，浪沫如箭一样射来飞溅到窗上。江面上一只只小木船像是飘荡的树叶。
刘少奇又命令为小船挡风。轮船横在江心，截住木船，用缆绳牢牢系住……
清晨，风停雨过，江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两个被救者下船时激动地握住船长和水手们的手，流下了行行热泪。缆绳解开了，小船也一条条散去，上面的人们望着客轮渐渐远离，不停地挥手致意……
“要像母亲爱护子女一样来关心群众”
1961年，党中央为解决“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担当起组织调整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为此，从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回湖南搞农村调查。
对刘少奇的这次回乡调查，湖南省委严密地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了小轿车陪行。但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说：“这次回乡调查一定要采取过去打游击的办法，一切轻车简从，只要一辆吉普车，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刘少奇说到做到，身体力行。4月2日，一辆再普通不过的吉普车载着刘少奇开始行驶在他考察湖南农村的路途上。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泥泞不堪，吉普车在雨里艰难地前行。这辆吉普车立下了汗马功劳。44个日夜，他有33天在田间奔走，走访了宁乡、长沙、湘潭各地10多个生产大队，累计行程达4000多公里。他亲口尝过农民充饥食用的野菜、糠粑粑，亲身感受过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正因为这样，他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视察结束前，又抽空回到离别几十年的老家炭子冲看望乡亲。宁乡县花明楼区委闻讯后高兴地准备了12间房屋来做接待室。然而，刘少奇没有惊动任何人，晚上静悄悄地直接走进了炭子冲。同样地，他也没惊动村里的干部，就宿在他青少年时代与母亲同住的旧屋里。这是一间极其简朴、面积不大的房子：小窗子下面放着一张旧书桌和一把旧木椅子，还有一张陈旧的木床与一个老式洗脸架。
刘少奇在家的7天是最忙的7天。他说：“要想了解真实情况，探亲是一种调查研究的好方法，亲友们一是不怕你，一是信任你，可以对你说真话。”翌日一早，他就头戴草帽，脚穿布鞋，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去了。问生产怎样？生活如何？党的政策有什么问题？等等。这7天，他几乎天天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调查研究。
期间，刘少奇再三指示不要开放他的旧居，不要办纪念馆。他说：“要办就把毛主席旧居和陈列馆办好，我的房子都让出来给群众住。将来群众砌了新房子，比这里好，群众不愿住了再说。”当时有的干部顾虑让社员住，养猪养鸡的搞脏了怎么办？外国人来参观怎么办？刘少奇说：“不请就是啦！实在要来，那就不要嫌乱！”有人又问：“来了怎样招待？”刘少奇笑着说：“来了，两碗开水。”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刘少奇处处为群众着想，要求干部也是这样。他离开旧居，来到县城，也没有住为他安排的招待所，而是住在了县委的电话会议室。当晚，刘少奇和县里的干部们交谈时，对县委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受了这么多苦，我们要为他们分忧啊！”刘少奇还风趣地对县长说：“县长嘛！就是人民的父母官，就要像母亲爱护子女一样来关心群众。”接着，他和县委书记及县长等一起研究制定了改善社员住房的三条措施，并要求连夜打出文件，第二天发出。
次日清晨，县委书记正准备将文件送给刘少奇审阅时，刘少奇已派秘书来取了。刘少奇看完文件，立即作了批示。
“有便饭就行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到工厂、农村、学校等调查。他经常以普通群众的身份，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每次外出，他都要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做到出差“四不准”：不迎送，不请客吃饭搞铺张浪费，不收别人礼物，参观时不搞前呼后拥的陪同。
尤其是在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为了与群众同甘共苦，首先带头不吃肉和蛋类食品。每次外出视察，他都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谆谆教导说：“无论到哪里，先要同地方的同志讲清楚，不能搞特殊，要注意节约。”
有些地方负责人为了中央首长的身体健康，送来一些副食品。刘少奇要工作人员坚决退回去，实在不能退的就按价付款。他每次开会和出差，总是自带茶叶和香烟，不用公家的。即使招待外宾，他也不抽公家安排的进口烟，只抽自己带的前门牌香烟。
1964年7月，刘少奇到济南了解情况。中午，招待处的同志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
刘少奇见状，脸色冷峻地对招待处的同志说：“你们搞这一桌子，够农民吃好几天了，快退回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来人，有便饭就行了。”
在刘少奇的坚持下，服务员把酒席撤了下去，换上便饭，刘少奇这才高高兴兴地进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