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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有房奴、车奴，而樊建川想做“馆奴”，并且是一个大“馆奴”。
他许下誓愿：在有生之年建到一百个博物馆。
手写资料二三十吨，书信三四十万封，日记一万五到两万本，像章上百万枚，票证上百万份，公章一万多枚，唱片几十万张，瓷器五万件，镜子五万件，座钟一万座，生活影照集上万本，宣传画十几万张，电影拷贝近万个，文革的请柬、奖状，各种结婚证、袖标、红旗分别上万件，还有各省的机关报、老报纸上百吨，教科书的版本有上万个……很难想象，这些盈千累万而又包罗万象的文物竟只是一座民间博物馆馆藏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些文物大多由馆长樊建川凭借一己之力，耗费半辈子的心血收集而来。
2005 年8 月15 日抗战胜利60 周年之际，坐落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向世人开放。如今这里已是现今中国民间最大的博物馆群，占地500 亩，建筑面积近10 万平方米，拥有藏品800 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29 件。分为抗战、红色年代、地震和民俗四个大系，拥有侵华日军馆、援华美军馆、川军馆、不屈战俘馆、知青馆、红色瓷器馆、汶川地震馆、三寸金莲馆等三十多个主题博物馆，上限至1900 年，跨度百余年，收纳这个时段的一切记忆。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樊建川这样定义自己的事业。
十三亿人，要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
樊建川1957 年生于四川宜宾，下过乡，当过兵，任过教，34 岁成为宜宾市常务副市长，被视作官场新星，可两年后他辞职了，理由是“不善于做官”，辞职的时候反响很大，《宜宾日报》1993 年6 月30 日刊文《市长辞职众说纷纭》。回忆起当年的决定，樊建川十分淡然：“对我来讲，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因为社会变了，所以我很简单地就把它辞了。”
学经济出身的樊建川，对市场有着天生敏锐的洞察力，辞职一年后，他创立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他的公司从上千个房地产企业中脱颖而出，跻身四川省行业前十。
与此同时，樊建川开始了大规模的收藏，与身边紧盯古玩字画的大老板不同，他最爱搜罗没人要的“破烂”。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文革到汶川地震，但凡和近现代中国有关的都要。他的公司一度每天都能收到整整一个集装箱的“破烂”。
“我们这一百年吃的苦太多了，教训也太多了，需要有人梳理啊！”樊建川很坚持。
2003 年，他出资5000 万从安仁购得14座刘氏家族老公馆，在此基础上打造博物馆聚落，并邀请张永和、刘家琨、徐尚志等国家级建筑大师分别操刀各个分馆的设计。2004 年，樊建川邀请到日本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来设计侵华日军馆，为了设计这个馆，矶崎新先后多次来川，吃住就跟保安一起在偌大的公馆里，2009 年8 月，他为设计做最后修改，这次他收到日本右翼的威胁信，樊建川担心日本右翼找他麻烦，73 岁的矶崎新说：“我这把岁数不会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侵华日军馆的风格表现出有良知的日本人的赎罪心理。
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聚落尚不为公众所知，遭遇着门可罗雀的尴尬。最夸张的一天，一张门票都没有卖出去。“负责经营的主管跟我说，要不他自己掏钱买张票吧。我说不必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一天，是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历史。”当时，樊建川已经砸进去了3.5 亿元，而他持股50% 并任老总的房产公司，年利润为5000 万。有人管他叫“樊傻儿”，更多人问他，到底为了什么？
性格开朗喜欢热闹的樊建川乐呵呵地说：“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十三亿人，要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去考虑一些更长远的事情。”
只为守护和警醒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樊建川坦言，之所以热衷于收藏抗战文物，缘于他的军人情结。“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我自己也曾有十一年的军龄。这使我对于战争有一种天生的关注。”他说，父辈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亲历战争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文艺作品中知道战争的。
樊建川的激情是被电影《血战台儿庄》点燃的。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遍体鲜血，仍挺身大喊：“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这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吼让樊建川为之一震。通过收集川军资料，他了解到，抗战期间先后有300 万川人赴战，但是关于300万人命运的记载却是令人惊诧的空白。内心强烈的震撼迫使他要做些什么。他开始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并收集抗战文物，十几年间，他常常在全国各地奔走，寻找，追索。
对于“民族健忘”的说法，樊建川深感痛心，他说中国人对历史有罕见的稀释和过滤能力，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我必须尽力拼抢，我要有更多的证据！他看重的是，每一件文物背后包含的意义，所展示的一段沉重的历史。他经常激情四溢地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动情之处，泪洒衣襟。
走进建川博物馆，第一眼就能看见一个耸立的碉堡。碉堡是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他把这巨大的水泥钢筋砣子，切成十几块，分装在卡车上，奔波两千里运回安仁。碉堡是樊建川目前收集到的最大的抗战文物：高5米，直径5 米，壁厚约26 厘米，重达数10 吨。樊建川将复原后的碉堡楼安放在博物馆的入口处，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而当他看着弹坑累累的鬼子碉堡时， 百感交集，忽而又有了文人的情愫：“要在碉堡顶部植绿，在瞭望口、射击孔上栽花，寓意是不忘日军侵华的罪恶，同时珍惜和平。”
2000 年7 月，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了一批珍贵的抗日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机密公文，上面列有113 个驻华名称番号等，它是日军侵华的铁的罪证。拍卖目录刚一寄出，就有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到，海外商人筹足资金准备“豪夺”，更有一名神秘买家放下大话，势在必得。樊建川闻知后，心急火燎，他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史料留在中国人手中。他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海外的富豪相抗衡，还有巨大的国际与国内市场的差价，自己更处于弱势。樊建川希望找到卖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给建川博物馆开价，然后撤拍。可卖主在哪儿呢？樊建川亲赴北京、天津寻访，发动大量“线人”查访，其过程非常艰难。或许是天意吧，樊建川终于在拍卖的前一天找到了卖主，樊建川用自己的真情与激情打动了卖主，卖主愿意撤拍，而樊建川也以远高于先前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 收藏中总有惊喜发生。2004 年底，樊建川偶然得知重庆有一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的支票。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与对方讨价还价，对方终于将几麻袋的支票打包作价数万元卖给了他。运回成都后，樊建川一头扎进这数十万件支票中研究鉴别，一个多月的鉴别选出了一百多张“意义非凡的支票”，其中一张有宋子文的亲笔签名，而最大一笔支票的面额是357 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还有一张有“蒋宋美龄”的毛笔签名，这张支票的金额是999 美元，是当时美国华侨的抗日捐款，必须宋美龄签收，而且还注明此款用于救治伤兵。“我当时太惊喜了，手都在抖，仅这一张支票就值那几麻袋票据的价。”最后经国家文物部门鉴定，这张支票是国家一级文物。
关于文物背后的故事还很多很多，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友人眼中的樊建川，殚精竭虑，敲钟不已，只为守护和警醒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建川博物馆要自己养活自己
在中国，民营博物馆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一百多年前，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张謇1905 年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就是民营博物馆。从收藏家马未都1996年在北京建立新中国第一家民营博物馆观复博物馆算起，民营博物馆已经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走过了17 个年头。
一方面，博物馆从性质上来讲，是为公众服务的公益事业，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投资利益驱动力非常有限，而关于是否可以接受社会捐助、享受什么样的减免税政策，国家尚未有具体的规定，导致民营博物馆的运营和发展大部分需要靠微薄的门票收入以及创办者个人的投入；另一方面，博物馆运营需要较高的成本费用，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元。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博物馆的所有经营收入能够达到投入费用的30%已经算得上经营有方了，其中门票收入最多只能达到所有投入的5%到10%。民营博物馆很难在这一“公”一“私”之间找到自身平衡点，一旦个人财力不济，生存环境便十分艰难。
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聚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昂贵的运营成本、沉重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导致2008 年建川博物馆亏损了一千万，2009 年逐渐实现盈亏平衡。目前看来，建川博物馆聚落绝对不是个大包袱，而是完全可以维持自我生存的，这也是最让樊建川引以为豪的事情。这得益于他用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把博物馆当产业来办，形成一个集藏品展示、教育研究、旅游休闲、收藏交流、艺术博览、影视拍摄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新概念博物馆聚落。
“我一直跟自己说，我们不能牺牲，我们要做榜样，国家能建博物馆，民间也能建；国家靠财政运转，我们靠市场也能运转。民营企业已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在博物馆领域民营还只是个零头，令人惭愧啊！但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的博物馆至少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2007 年，樊建川夫妇立下遗嘱，将建川博物馆遗赠给成都市政府。他希望这座博物馆像都江堰、武侯祠一样长存于天府之国的怀抱，向世世代代的后人讲述中华民族不容忘却的记忆，他甚至琢磨等自己死后“将遗体剥皮，绷成鼓，放置在博物馆，赚敲打钱，用以补贴博物馆的开销。”
做建川博物馆每年上百万观众的奴隶
今年7 月份，樊建川出了一本新书，叫《大馆奴》，书名是他自己取的。“社会上有房奴、车奴，我就想做一个大‘馆奴’。我想做历史的奴隶，做历史上仁人志士的奴隶，做建川博物馆每年上百万观众的奴隶。”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第一，现在说我们是世界一流，我觉得没有人会反驳我们，尤其是在国内。”樊建川还在书中许下誓愿：建到一百个博物馆。“我想以一个人的力量收集文物、建立博物馆，不但要把它做到空前，还要把它做到绝后，让别人不想——凭一个人的力量建了一百个博物馆，别人不想了，没法比了，去创造其他世界纪录吧。一百个馆的世界纪录，我想做一个保持者，做一个长久的领先者——做一个无愧一生的大‘馆奴’。”
他许下誓愿：在有生之年建到一百个博物馆。
手写资料二三十吨，书信三四十万封，日记一万五到两万本，像章上百万枚，票证上百万份，公章一万多枚，唱片几十万张，瓷器五万件，镜子五万件，座钟一万座，生活影照集上万本，宣传画十几万张，电影拷贝近万个，文革的请柬、奖状，各种结婚证、袖标、红旗分别上万件，还有各省的机关报、老报纸上百吨，教科书的版本有上万个……很难想象，这些盈千累万而又包罗万象的文物竟只是一座民间博物馆馆藏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些文物大多由馆长樊建川凭借一己之力，耗费半辈子的心血收集而来。
2005 年8 月15 日抗战胜利60 周年之际，坐落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向世人开放。如今这里已是现今中国民间最大的博物馆群，占地500 亩，建筑面积近10 万平方米，拥有藏品800 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29 件。分为抗战、红色年代、地震和民俗四个大系，拥有侵华日军馆、援华美军馆、川军馆、不屈战俘馆、知青馆、红色瓷器馆、汶川地震馆、三寸金莲馆等三十多个主题博物馆，上限至1900 年，跨度百余年，收纳这个时段的一切记忆。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樊建川这样定义自己的事业。
十三亿人，要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
樊建川1957 年生于四川宜宾，下过乡，当过兵，任过教，34 岁成为宜宾市常务副市长，被视作官场新星，可两年后他辞职了，理由是“不善于做官”，辞职的时候反响很大，《宜宾日报》1993 年6 月30 日刊文《市长辞职众说纷纭》。回忆起当年的决定，樊建川十分淡然：“对我来讲，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因为社会变了，所以我很简单地就把它辞了。”
学经济出身的樊建川，对市场有着天生敏锐的洞察力，辞职一年后，他创立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他的公司从上千个房地产企业中脱颖而出，跻身四川省行业前十。
与此同时，樊建川开始了大规模的收藏，与身边紧盯古玩字画的大老板不同，他最爱搜罗没人要的“破烂”。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文革到汶川地震，但凡和近现代中国有关的都要。他的公司一度每天都能收到整整一个集装箱的“破烂”。
“我们这一百年吃的苦太多了，教训也太多了，需要有人梳理啊！”樊建川很坚持。
2003 年，他出资5000 万从安仁购得14座刘氏家族老公馆，在此基础上打造博物馆聚落，并邀请张永和、刘家琨、徐尚志等国家级建筑大师分别操刀各个分馆的设计。2004 年，樊建川邀请到日本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来设计侵华日军馆，为了设计这个馆，矶崎新先后多次来川，吃住就跟保安一起在偌大的公馆里，2009 年8 月，他为设计做最后修改，这次他收到日本右翼的威胁信，樊建川担心日本右翼找他麻烦，73 岁的矶崎新说：“我这把岁数不会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侵华日军馆的风格表现出有良知的日本人的赎罪心理。
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聚落尚不为公众所知，遭遇着门可罗雀的尴尬。最夸张的一天，一张门票都没有卖出去。“负责经营的主管跟我说，要不他自己掏钱买张票吧。我说不必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一天，是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历史。”当时，樊建川已经砸进去了3.5 亿元，而他持股50% 并任老总的房产公司，年利润为5000 万。有人管他叫“樊傻儿”，更多人问他，到底为了什么？
性格开朗喜欢热闹的樊建川乐呵呵地说：“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十三亿人，要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去考虑一些更长远的事情。”
只为守护和警醒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樊建川坦言，之所以热衷于收藏抗战文物，缘于他的军人情结。“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我自己也曾有十一年的军龄。这使我对于战争有一种天生的关注。”他说，父辈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亲历战争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文艺作品中知道战争的。
樊建川的激情是被电影《血战台儿庄》点燃的。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遍体鲜血，仍挺身大喊：“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这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吼让樊建川为之一震。通过收集川军资料，他了解到，抗战期间先后有300 万川人赴战，但是关于300万人命运的记载却是令人惊诧的空白。内心强烈的震撼迫使他要做些什么。他开始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并收集抗战文物，十几年间，他常常在全国各地奔走，寻找，追索。
对于“民族健忘”的说法，樊建川深感痛心，他说中国人对历史有罕见的稀释和过滤能力，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我必须尽力拼抢，我要有更多的证据！他看重的是，每一件文物背后包含的意义，所展示的一段沉重的历史。他经常激情四溢地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动情之处，泪洒衣襟。
走进建川博物馆，第一眼就能看见一个耸立的碉堡。碉堡是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他把这巨大的水泥钢筋砣子，切成十几块，分装在卡车上，奔波两千里运回安仁。碉堡是樊建川目前收集到的最大的抗战文物：高5米，直径5 米，壁厚约26 厘米，重达数10 吨。樊建川将复原后的碉堡楼安放在博物馆的入口处，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而当他看着弹坑累累的鬼子碉堡时， 百感交集，忽而又有了文人的情愫：“要在碉堡顶部植绿，在瞭望口、射击孔上栽花，寓意是不忘日军侵华的罪恶，同时珍惜和平。”
2000 年7 月，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了一批珍贵的抗日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机密公文，上面列有113 个驻华名称番号等，它是日军侵华的铁的罪证。拍卖目录刚一寄出，就有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到，海外商人筹足资金准备“豪夺”，更有一名神秘买家放下大话，势在必得。樊建川闻知后，心急火燎，他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史料留在中国人手中。他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海外的富豪相抗衡，还有巨大的国际与国内市场的差价，自己更处于弱势。樊建川希望找到卖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给建川博物馆开价，然后撤拍。可卖主在哪儿呢？樊建川亲赴北京、天津寻访，发动大量“线人”查访，其过程非常艰难。或许是天意吧，樊建川终于在拍卖的前一天找到了卖主，樊建川用自己的真情与激情打动了卖主，卖主愿意撤拍，而樊建川也以远高于先前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 收藏中总有惊喜发生。2004 年底，樊建川偶然得知重庆有一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的支票。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与对方讨价还价，对方终于将几麻袋的支票打包作价数万元卖给了他。运回成都后，樊建川一头扎进这数十万件支票中研究鉴别，一个多月的鉴别选出了一百多张“意义非凡的支票”，其中一张有宋子文的亲笔签名，而最大一笔支票的面额是357 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还有一张有“蒋宋美龄”的毛笔签名，这张支票的金额是999 美元，是当时美国华侨的抗日捐款，必须宋美龄签收，而且还注明此款用于救治伤兵。“我当时太惊喜了，手都在抖，仅这一张支票就值那几麻袋票据的价。”最后经国家文物部门鉴定，这张支票是国家一级文物。
关于文物背后的故事还很多很多，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友人眼中的樊建川，殚精竭虑，敲钟不已，只为守护和警醒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建川博物馆要自己养活自己
在中国，民营博物馆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一百多年前，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张謇1905 年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就是民营博物馆。从收藏家马未都1996年在北京建立新中国第一家民营博物馆观复博物馆算起，民营博物馆已经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走过了17 个年头。
一方面，博物馆从性质上来讲，是为公众服务的公益事业，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投资利益驱动力非常有限，而关于是否可以接受社会捐助、享受什么样的减免税政策，国家尚未有具体的规定，导致民营博物馆的运营和发展大部分需要靠微薄的门票收入以及创办者个人的投入；另一方面，博物馆运营需要较高的成本费用，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元。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博物馆的所有经营收入能够达到投入费用的30%已经算得上经营有方了，其中门票收入最多只能达到所有投入的5%到10%。民营博物馆很难在这一“公”一“私”之间找到自身平衡点，一旦个人财力不济，生存环境便十分艰难。
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聚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昂贵的运营成本、沉重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导致2008 年建川博物馆亏损了一千万，2009 年逐渐实现盈亏平衡。目前看来，建川博物馆聚落绝对不是个大包袱，而是完全可以维持自我生存的，这也是最让樊建川引以为豪的事情。这得益于他用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把博物馆当产业来办，形成一个集藏品展示、教育研究、旅游休闲、收藏交流、艺术博览、影视拍摄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新概念博物馆聚落。
“我一直跟自己说，我们不能牺牲，我们要做榜样，国家能建博物馆，民间也能建；国家靠财政运转，我们靠市场也能运转。民营企业已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在博物馆领域民营还只是个零头，令人惭愧啊！但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的博物馆至少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2007 年，樊建川夫妇立下遗嘱，将建川博物馆遗赠给成都市政府。他希望这座博物馆像都江堰、武侯祠一样长存于天府之国的怀抱，向世世代代的后人讲述中华民族不容忘却的记忆，他甚至琢磨等自己死后“将遗体剥皮，绷成鼓，放置在博物馆，赚敲打钱，用以补贴博物馆的开销。”
做建川博物馆每年上百万观众的奴隶
今年7 月份，樊建川出了一本新书，叫《大馆奴》，书名是他自己取的。“社会上有房奴、车奴，我就想做一个大‘馆奴’。我想做历史的奴隶，做历史上仁人志士的奴隶，做建川博物馆每年上百万观众的奴隶。”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第一，现在说我们是世界一流，我觉得没有人会反驳我们，尤其是在国内。”樊建川还在书中许下誓愿：建到一百个博物馆。“我想以一个人的力量收集文物、建立博物馆，不但要把它做到空前，还要把它做到绝后，让别人不想——凭一个人的力量建了一百个博物馆，别人不想了，没法比了，去创造其他世界纪录吧。一百个馆的世界纪录，我想做一个保持者，做一个长久的领先者——做一个无愧一生的大‘馆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