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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载女娲功绩的《淮南子·览冥训》中，有女娲“断鳌足以立四极”之语，过去人们在诠释“女娲神话”时，把这句话诠释为“砍断巨鳌的腿，支撑起倾覆的天顶”，如果这里所说的“天”是指浩渺无边、空旷无际的“太空蓝天”的话，它怎么会倾覆、破漏呢?假如果然是“至高无上”的“蓝天之顶”倾覆、破漏，世界上哪里有大如太空的巨鳌、状比天高的鳌足把它支撑起来呢?可见这是典型的“望文生义”的错误解释。
其实，“断鳌足以立四极”乃是运用“联想”和“比喻”、“夸张”的艺术手法，对女娲一项伟大的“土木建筑”技术发明的特殊表述。要理解其真实意义，需要从远古人类的居住情况说起。
一、远古人类穴居野处
据《始学篇》载：“上古皆穴处”；又《古史考》载：“上古之时，人吮露精，食草木食，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可见当时原始人类的生存情况十分困苦、艰难。
什么是“穴居野处”?据《说文解字》：“穴，土室也。” 即在地面上挖掘的供人居住的土室，又：“室，实也。从山、从至。至，所止也。”意指“地穴”是人们停止活动，专供栖息、休眠的地方。又据《说文解字义解》：“‘土室’也者，土屋也，复于地也。”“凿地曰‘穴’。”可见“穴”是指在地面挖掘土坑，搭架篷顶而成的“土屋”。人类在寒冷的冬、春两季，藏身于山间“窑洞”或丘陵“地穴”之中；到了炎热的夏、秋两季，则营巢于树林、灌木之间，依靠采摘草木果实，猎取野兽、动物或打捞水中的鱼类生物充饥，以维持生命的需要。这就是《始学篇》所说“穴居野处”的本义。
由于“旧石器”时代还没有发明“铁器”工具，人们受劳动工具局限，无法在坚硬的岩石上开凿岩洞，所以生活在“岩石”山区的“母系部族”成员，只能在靠近河流或泉水的地方寻觅天然石洞或山体突出的“岩棚”，在周围垒起“石墙”，搭建篷顶以遮蔽风雨，栖身居住。这种情况，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中石器”时期的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得到了证明。
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期，人们开始从高山走向丘陵．他们在边山丘陵地带靠近河流的台地上，或利用“石器”工具在土崖上开凿“窑洞”，或在地面上挖掘地穴，在上面用树枝、木棍交叉札成支架，再用草叶、泥土等遮蔽复盖地穴之顶，只留一个洞口，以供出入。为了防止雨水流人，门口都筑有一道土垒的“门槛”，这大概也是女娲“积灰止水”发明的产物。这些地穴之顶一般呈“尖锥状”或“坟堆状”。由于工具的局限，人们无法砍伐过分粗大的树木，所以地穴的直径一般在5—6米左右。由于冬季还要在穴内设置取暖和加工食品用的“火坑”，所以地穴内无法容纳人口较多的家族成员居住。也无法在里面召集较多的家族成员聚会议事。
由于平时“窑洞”、“地穴”中阴冷、潮湿，它们的黄土“洞顶”和泥草篷顶在风雨、中容易遭受“天顶”破漏、塌陷的危险，人类儿女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女娲发明了用煅烧石灰、修补漏洞的“炼石补天”技术；同时，如何为人类儿女营造更为舒适、安全的居住、生存之所，也就成为摆在“中华民族伟大母亲——女娲”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
在这一崇高使命的感召和驱使下，负有保护部族儿女生命安全责任的女娲，经过对自然现象的长期、认真观察，从生活在黄土高原“内陆湖泊”中的“海鳌”用四只巨腿支撑起巨大身体的现象得到启发，运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发明了“断鳌立极”的土木建筑方法。
二、高原湖泊巨鳌留迹
或者有人要问：女娲的主要活动舞台既然是在黄土高原山西，那里到处是干旱无水的高山和丘陵，她怎么能够看到海里的巨鳌呢?
其实，山西虽然地处黄土高原，但是在地球亿万斯年的发育、演变过程中，它也经历过几次“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根据有关地质、地理资料的记录和表述：在10亿多年前的“中元古代”至“晚震旦世”，山西地处地势高突的“华北古陆”；进入“早寒武世”以后，直至“中奥陶世”的几亿年当中，整个“华北古陆”都沉降为“华北陆表海”；到了“晚奥陶世”至“早石炭世”，随着西北地区“塔里木古陆”和“柴达木古陆”的整体抬升，“华北陆表海”也抬升为“华北准平原”；到了“晚石炭世”，“华北准平原”再度沉降为“华北浅滨海”；到了“早二叠世茅口期”，又逐渐抬升为“华北盆地”；进入“早侏罗世”以后，再度抬升为“华北高地”。现在，如果考察山西吕梁山、系舟山、霍山等地区的地形、地貌，就能够发现：在它们高耸的山腰以上，仍然存在着一道道水平状态的“水文线”痕迹；山坡以下的丘陵地带仍然有古代沧海、桑田变化遗留的“卵石层”存在，这些都是上述“沧桑巨变”留下的确凿证据。
在“晚第三纪”时期，大概是由于“太平洋板块”与“华北板块”冲击的的作用，山西西部和中部都发生了南北向的地层断裂，分别出现了“秦晋地堑”和狭长的“汾渭地堑”，以后“秦晋地堑”成为“串珠状”的高原湖泊，“汾渭地堑”则成为“古汾渭湖”。它们的存在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女娲”至“尧、舜、禹”时期“冀州”地区不断发生“洪水滔天”灾难的渊薮。关于当时山西晋中和临汾盆地的情况，据《中国古地理图集》“中国新生代的古地理·早更新世古地理”一节介绍：
“……山西中部为汾河地堑，发育一系列断陷盆地。自北而南有大同、忻县、太原、临汾和运城等断陷盆地。第三纪晚期，这一系列狭长的盆地已。具雏形，第四纪初，汾河地堑随北北东向断裂继续裂开，盆地继续下沉，接受一套河湖砂砾、泥沉积组合。厚80-100米，局部地区可能大于100米。”(《中国古地理图集》—中国地质料学院地质研究所、武汉地质学院编。地图出版社1985，6月版)
在山西的古代地形图上也可以看出：从晋中盆地、临汾盆地，直到万荣县汾河汇入黄河处，是两大片明显低洼的地形。由于有汾河之水和洪水时期阻滞横流的黄河之水不断流灌注入，这就在晋中盆地和临汾盆地分别形成“晋阳湖”和“平阳湖”两个“高原内陆湖泊”。山西民间长期流传着大禹治水“凿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说法，以及在距今六七万年左右的襄汾县“丁村人”遗址发掘出来的众多鱼、蚌等水生动物化石；驼鸟、大角鹿、杨氏水牛、披毛犀、古菱齿象、纳玛象等多种亚热带野生动物化石等等，就是古代晋中盆地、临汾盆地曾经是“高原内陆湖泊”的生动史证。
所以，在这样的地质、地理环境中存在过“巨鳌”等水生动物，实属自然平常，女娲从“高原湖泊”中看到“巨鳌”并受到启发，产生出伐断树木、竖立木柱，搭架棚顶的联想，也就成为一件顺理成章、毫不奇怪的事情。
三、支柱架梁创立“大庭”
据《说文解字》：“鳌，海中大鳖也。从黾鳌声。”又《一切经音义》：“鳌：海中大龟也。力负蓬(莱)、瀛 (州)、(方)壶三山。”又据《论衡》：“鳌：古之大兽也。”从以上解释可以看出：“海鳌”是一种身体和力量都非常巨大的“爬行纲”“龟鳖目”水陆两栖动物。由于几千年来地球生态环境的变化，这种巨型“海鳌”或者已经潜藏深海，远避人类；或者已经从地球上销声灭迹。不过，现存与之同类的还—有“棱皮龟”、“玳瑁”等等，前者的身体长达两米有余，是现存龟鳖类中最大的一种；后者“1．5米左右。由此可以想象其同类“海鳌”的身体一定也非同小可。长期以来，人们对?断鳌足以立四极”的解释是“女娲砍断海鳌酌巨腿，支撑起倒塌下来的天顶”，从这种“望文生义”的解释就可以知道：在古人的心目中，海鳌有身体是多么巨大!
又据《说文解字义解》：“极：栋也。从木，亟声。《后汉书，蔡茂传》：‘梦坐大殿极上。’注云：‘极，殿梁也。’《一切经音义》：‘檩，正言栋，亦言梁，或言极。’《三辅闲名》：‘栋为极。’”指房屋最高处的横梁——“脊梁”。从以上解释，可知《淮南子》所说的“断鳌足以立四极”，乃是指女娲发明了“梁架结构”，即：砍伐树木，埋设支，架立横梁，在上面搭载巨大的屋顶。根据“仰韶文化”房屋遗址的“复原图”示：当时的方形或圆形房屋中央树立有四至六根高柱，在高柱顶端支架横梁，以支撑屋顶；在房屋底部的地穴周围也等距离地埋设有一根根木柱，木柱之间也用“横梁”连接，使得房屋的跨度和面积得到了扩大和延伸。这种结构的出现，结束了以前“木柱斜支”、“有柱无梁”的建筑历史，使得中国古代房屋建筑技术进入了“立柱架梁”的全新发展时期。从此，人们的住所开始从山间和丘陵阴暗、潮湿的洞穴，转移到开阔、明亮的大地之上。中华民族祖先的生存、居住空间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和飞跃。
前几年，考古工作者在“娲皇陵”所在地——山西洪洞县侯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面积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屋”建筑遗址，这些遗址除在房屋四角有埋竖“碗口”粗细木柱所留下的圆孔以外，还抹有厚度大约0．5—1厘米左右的“白灰地面”。这一遗址可能是当时部族成员聚会的场所。也是女娲部族运用“断鳌立极”方法所创建的原始房屋遗迹。
在远古时期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女娲部族用什么样的工具来伐断树木呢?应该是用“石器”。在距离洪洞侯村约100公里、距今几万年前的襄汾县“丁村遗址”发现的“旧石器”当中，已经有“砍砸器”、“刮削器”、“尖刃器”等多种石器；在侯村田野中发现的“新石器”当中，更有不少经过磨制、刃面比较锋利的石器；可见当时“女娲部族”的成员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刃面锋利的石器，来达到砍伐直径不是很粗的树木的目的。
据《帝王世纪》记载：“女娲氏殁，大庭氏王有天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3页)又据《说文解字》：“庭者，宫中也，庭室也。”可见当时女娲氏所创造、发明的“断鳌立极”即“立柱架梁”的建筑技术，在她以后的“大庭氏”时期已经得到了推广和使用；黄帝时，又把它确立为“上栋下宇”的建筑规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封建社会的“明堂”建筑制度。女娲的这一伟大的发明创造，为中国古代“梁架结构”的“土木建筑”方法，奠定了长期、牢固的传统和基础。它与西方世界所用的“砖石建筑”相区别，成为东方建筑的一大特色。
其实，“断鳌足以立四极”乃是运用“联想”和“比喻”、“夸张”的艺术手法，对女娲一项伟大的“土木建筑”技术发明的特殊表述。要理解其真实意义，需要从远古人类的居住情况说起。
一、远古人类穴居野处
据《始学篇》载：“上古皆穴处”；又《古史考》载：“上古之时，人吮露精，食草木食，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可见当时原始人类的生存情况十分困苦、艰难。
什么是“穴居野处”?据《说文解字》：“穴，土室也。” 即在地面上挖掘的供人居住的土室，又：“室，实也。从山、从至。至，所止也。”意指“地穴”是人们停止活动，专供栖息、休眠的地方。又据《说文解字义解》：“‘土室’也者，土屋也，复于地也。”“凿地曰‘穴’。”可见“穴”是指在地面挖掘土坑，搭架篷顶而成的“土屋”。人类在寒冷的冬、春两季，藏身于山间“窑洞”或丘陵“地穴”之中；到了炎热的夏、秋两季，则营巢于树林、灌木之间，依靠采摘草木果实，猎取野兽、动物或打捞水中的鱼类生物充饥，以维持生命的需要。这就是《始学篇》所说“穴居野处”的本义。
由于“旧石器”时代还没有发明“铁器”工具，人们受劳动工具局限，无法在坚硬的岩石上开凿岩洞，所以生活在“岩石”山区的“母系部族”成员，只能在靠近河流或泉水的地方寻觅天然石洞或山体突出的“岩棚”，在周围垒起“石墙”，搭建篷顶以遮蔽风雨，栖身居住。这种情况，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中石器”时期的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得到了证明。
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期，人们开始从高山走向丘陵．他们在边山丘陵地带靠近河流的台地上，或利用“石器”工具在土崖上开凿“窑洞”，或在地面上挖掘地穴，在上面用树枝、木棍交叉札成支架，再用草叶、泥土等遮蔽复盖地穴之顶，只留一个洞口，以供出入。为了防止雨水流人，门口都筑有一道土垒的“门槛”，这大概也是女娲“积灰止水”发明的产物。这些地穴之顶一般呈“尖锥状”或“坟堆状”。由于工具的局限，人们无法砍伐过分粗大的树木，所以地穴的直径一般在5—6米左右。由于冬季还要在穴内设置取暖和加工食品用的“火坑”，所以地穴内无法容纳人口较多的家族成员居住。也无法在里面召集较多的家族成员聚会议事。
由于平时“窑洞”、“地穴”中阴冷、潮湿，它们的黄土“洞顶”和泥草篷顶在风雨、中容易遭受“天顶”破漏、塌陷的危险，人类儿女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女娲发明了用煅烧石灰、修补漏洞的“炼石补天”技术；同时，如何为人类儿女营造更为舒适、安全的居住、生存之所，也就成为摆在“中华民族伟大母亲——女娲”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
在这一崇高使命的感召和驱使下，负有保护部族儿女生命安全责任的女娲，经过对自然现象的长期、认真观察，从生活在黄土高原“内陆湖泊”中的“海鳌”用四只巨腿支撑起巨大身体的现象得到启发，运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发明了“断鳌立极”的土木建筑方法。
二、高原湖泊巨鳌留迹
或者有人要问：女娲的主要活动舞台既然是在黄土高原山西，那里到处是干旱无水的高山和丘陵，她怎么能够看到海里的巨鳌呢?
其实，山西虽然地处黄土高原，但是在地球亿万斯年的发育、演变过程中，它也经历过几次“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根据有关地质、地理资料的记录和表述：在10亿多年前的“中元古代”至“晚震旦世”，山西地处地势高突的“华北古陆”；进入“早寒武世”以后，直至“中奥陶世”的几亿年当中，整个“华北古陆”都沉降为“华北陆表海”；到了“晚奥陶世”至“早石炭世”，随着西北地区“塔里木古陆”和“柴达木古陆”的整体抬升，“华北陆表海”也抬升为“华北准平原”；到了“晚石炭世”，“华北准平原”再度沉降为“华北浅滨海”；到了“早二叠世茅口期”，又逐渐抬升为“华北盆地”；进入“早侏罗世”以后，再度抬升为“华北高地”。现在，如果考察山西吕梁山、系舟山、霍山等地区的地形、地貌，就能够发现：在它们高耸的山腰以上，仍然存在着一道道水平状态的“水文线”痕迹；山坡以下的丘陵地带仍然有古代沧海、桑田变化遗留的“卵石层”存在，这些都是上述“沧桑巨变”留下的确凿证据。
在“晚第三纪”时期，大概是由于“太平洋板块”与“华北板块”冲击的的作用，山西西部和中部都发生了南北向的地层断裂，分别出现了“秦晋地堑”和狭长的“汾渭地堑”，以后“秦晋地堑”成为“串珠状”的高原湖泊，“汾渭地堑”则成为“古汾渭湖”。它们的存在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女娲”至“尧、舜、禹”时期“冀州”地区不断发生“洪水滔天”灾难的渊薮。关于当时山西晋中和临汾盆地的情况，据《中国古地理图集》“中国新生代的古地理·早更新世古地理”一节介绍：
“……山西中部为汾河地堑，发育一系列断陷盆地。自北而南有大同、忻县、太原、临汾和运城等断陷盆地。第三纪晚期，这一系列狭长的盆地已。具雏形，第四纪初，汾河地堑随北北东向断裂继续裂开，盆地继续下沉，接受一套河湖砂砾、泥沉积组合。厚80-100米，局部地区可能大于100米。”(《中国古地理图集》—中国地质料学院地质研究所、武汉地质学院编。地图出版社1985，6月版)
在山西的古代地形图上也可以看出：从晋中盆地、临汾盆地，直到万荣县汾河汇入黄河处，是两大片明显低洼的地形。由于有汾河之水和洪水时期阻滞横流的黄河之水不断流灌注入，这就在晋中盆地和临汾盆地分别形成“晋阳湖”和“平阳湖”两个“高原内陆湖泊”。山西民间长期流传着大禹治水“凿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说法，以及在距今六七万年左右的襄汾县“丁村人”遗址发掘出来的众多鱼、蚌等水生动物化石；驼鸟、大角鹿、杨氏水牛、披毛犀、古菱齿象、纳玛象等多种亚热带野生动物化石等等，就是古代晋中盆地、临汾盆地曾经是“高原内陆湖泊”的生动史证。
所以，在这样的地质、地理环境中存在过“巨鳌”等水生动物，实属自然平常，女娲从“高原湖泊”中看到“巨鳌”并受到启发，产生出伐断树木、竖立木柱，搭架棚顶的联想，也就成为一件顺理成章、毫不奇怪的事情。
三、支柱架梁创立“大庭”
据《说文解字》：“鳌，海中大鳖也。从黾鳌声。”又《一切经音义》：“鳌：海中大龟也。力负蓬(莱)、瀛 (州)、(方)壶三山。”又据《论衡》：“鳌：古之大兽也。”从以上解释可以看出：“海鳌”是一种身体和力量都非常巨大的“爬行纲”“龟鳖目”水陆两栖动物。由于几千年来地球生态环境的变化，这种巨型“海鳌”或者已经潜藏深海，远避人类；或者已经从地球上销声灭迹。不过，现存与之同类的还—有“棱皮龟”、“玳瑁”等等，前者的身体长达两米有余，是现存龟鳖类中最大的一种；后者“1．5米左右。由此可以想象其同类“海鳌”的身体一定也非同小可。长期以来，人们对?断鳌足以立四极”的解释是“女娲砍断海鳌酌巨腿，支撑起倒塌下来的天顶”，从这种“望文生义”的解释就可以知道：在古人的心目中，海鳌有身体是多么巨大!
又据《说文解字义解》：“极：栋也。从木，亟声。《后汉书，蔡茂传》：‘梦坐大殿极上。’注云：‘极，殿梁也。’《一切经音义》：‘檩，正言栋，亦言梁，或言极。’《三辅闲名》：‘栋为极。’”指房屋最高处的横梁——“脊梁”。从以上解释，可知《淮南子》所说的“断鳌足以立四极”，乃是指女娲发明了“梁架结构”，即：砍伐树木，埋设支，架立横梁，在上面搭载巨大的屋顶。根据“仰韶文化”房屋遗址的“复原图”示：当时的方形或圆形房屋中央树立有四至六根高柱，在高柱顶端支架横梁，以支撑屋顶；在房屋底部的地穴周围也等距离地埋设有一根根木柱，木柱之间也用“横梁”连接，使得房屋的跨度和面积得到了扩大和延伸。这种结构的出现，结束了以前“木柱斜支”、“有柱无梁”的建筑历史，使得中国古代房屋建筑技术进入了“立柱架梁”的全新发展时期。从此，人们的住所开始从山间和丘陵阴暗、潮湿的洞穴，转移到开阔、明亮的大地之上。中华民族祖先的生存、居住空间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和飞跃。
前几年，考古工作者在“娲皇陵”所在地——山西洪洞县侯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面积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屋”建筑遗址，这些遗址除在房屋四角有埋竖“碗口”粗细木柱所留下的圆孔以外，还抹有厚度大约0．5—1厘米左右的“白灰地面”。这一遗址可能是当时部族成员聚会的场所。也是女娲部族运用“断鳌立极”方法所创建的原始房屋遗迹。
在远古时期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女娲部族用什么样的工具来伐断树木呢?应该是用“石器”。在距离洪洞侯村约100公里、距今几万年前的襄汾县“丁村遗址”发现的“旧石器”当中，已经有“砍砸器”、“刮削器”、“尖刃器”等多种石器；在侯村田野中发现的“新石器”当中，更有不少经过磨制、刃面比较锋利的石器；可见当时“女娲部族”的成员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刃面锋利的石器，来达到砍伐直径不是很粗的树木的目的。
据《帝王世纪》记载：“女娲氏殁，大庭氏王有天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3页)又据《说文解字》：“庭者，宫中也，庭室也。”可见当时女娲氏所创造、发明的“断鳌立极”即“立柱架梁”的建筑技术，在她以后的“大庭氏”时期已经得到了推广和使用；黄帝时，又把它确立为“上栋下宇”的建筑规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封建社会的“明堂”建筑制度。女娲的这一伟大的发明创造，为中国古代“梁架结构”的“土木建筑”方法，奠定了长期、牢固的传统和基础。它与西方世界所用的“砖石建筑”相区别，成为东方建筑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