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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笔者受英国东方陶瓷学会邀请前往伦敦讲学，期间逗留了一个多月，有幸参观了一系列公私收藏。伦敦作为中国瓷器收藏和学术研究的重镇，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的学术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当属我仰慕已久的大维德基金会瓷器收藏。2007年大维德基金会停止运行后，2009年4月，经基金会董事会与大英博物馆协商，大英博物馆提供专门展厅，大维德收藏将在大英博物馆永久借展。大英博物馆的大维德瓷器展厅于2009年开始对公众开放，精心设计的展柜和优雅有序的陈列将中国瓷器展示得含蓄内敛而又光芒四射，有如瓷器盛宴一般令人流连忘返。
从元青花至正瓶说起
大维德瓷器展厅进门的左侧设有一个独立展柜，陈列的正是那对在世界上闻名遐迩的元青花至正瓶，浓艳的青花发色和遒劲有力的画工在灯光的映射下格外引人瞩目。有意思的是，这对著名的元青花至正瓶在英国的最初收藏者不是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而是大维德的好友Hon.M.W.Elphinstone（1871-1957年）。1927年，他将其中一件（B614号）转售大维德，1929年霍布逊（Hobson）最先在杂志上发文介绍。另外一瓶（B613号）由Elphinstone转售给Charles Russell（1866-1960年），1935年6月6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最终为大维德以360英镑的价格竞拍购得。时隔六年，大维德通过购买和竞拍的方式先后入藏二瓶，可谓机缘凑巧。
这对元青花云龙瓶造型恢宏，胎釉精良，纹饰丰富，青花浓艳夺目，绘画生动流畅，云龙气势磅礴，尤其是瓶身所附至正十一年（1351年）青花铭文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这对瓶子最初似乎并没有引起大维德爵士本人的重视，直到1949年两位美国学者辛佐·希尔瑞（shinzo Shirae）和沃伦·考克斯（Warren E.Cox）在《远东陶瓷会刊》上发表了名为《中国最早的青花瓷》的两篇连载论文。他们以大维德爵士收藏的这对至正瓶为标准器，首次分离出了一批元青花瓷器，并将这类元青花归为“大维德瓶风格”。尔后，1952年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在整理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和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中国瓷器时，借鉴前者的研究成果，经过系统的排比和分析，再度分离出更多的元青花瓷器，并提出了“十四世纪青花类型”的概念。波普的研究于上世纪80年代首次被介绍到国内，引起学术界轰动，其所提出的“十四世纪青花类型”被意译成了著名的“至正型元青花”，后经几大陶瓷专著多次转引，使得“至正型元青花”的名称在国内广为流传。
笔者对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瓶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大维德收藏的这对元青花至正瓶事实上最初是一对专门订制的庙宇供器，其产生缘于宋元时期南方地区（以江西婺源为中心）特有的五显神信仰，最初供奉地是景德镇邻县婺源县的灵顺庙，供奉对象是当时流行于徽赣地区的五显神祗的从神“胡靖一”，供奉者张文进是一位来自景德镇周边玉山县的虔诚信士，无显要身份（参见拙文《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瓶考》，《文物》2010年第4期）。
虽然，婺源灵顺庙早已灰飞烟灭，我们也不可能再看到至正瓶被原样供奉给五显神的情形，然而作为民俗的核心部分，民间信仰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仪式与行为，延续着在传统社会中的生命力。时至今日，五显神的信仰在徽赣地区依然盛行，信众以农村百姓为主，在今日婺源的武口、晓起、江湾、岭下等地皆设有五显庙，香火兴旺，庙内满挂信众的酬神旌旗，显然当地民众对五显神的敬畏和崇信历经千年丝毫不减，我们仍然能够穿越时空去感受这股强大的信仰力量的存在。
我们已经很难推断，当年玉山县信士张文进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在景德镇实现元青花瓷器订造的？是谁做的设计？又是怎样的高手进行了如此道劲有力的青花装饰？张文进是以怎样的形式将这对元青花供器进奉给五显神的？后来这对至正瓶又是怎样被转移到了北京智化寺供奉？最后竟然漂洋过海去了英国伦敦，成为大维德瓷器收藏中的至宝！历史始终是人创造的。六百多年前并非显贵的张文进一定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全家平安祈求五显神保佑而订做的神台供器居然无意间留下了如此至关重要的学术线索，让六百年后的人们认识什么是元青花，也因此西方学术界将这对至正元青花象耳瓶命名为“大维德瓶”。
大维德瓷器收藏的宫廷趣味性
在参观大维德瓷器收藏之前，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大维德本人精通中文，为什么至正瓶上如此重要的铭文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呢？这个问题在我步入展厅后的瞬间便涣然冰释了！展厅里最为夺目的不是至正瓶，而是那些在中国只能在深宫里才能看到的宋代汝窑和官窑。宋瓷的含蓄优雅及其所蕴含的朴拙无华的至高审美境界在大维德瓷器展厅中得以恰如其分的展示。汝窑是北宋徽宗时期的御用瓷器，因其烧造年代短，自南宋以来就是收藏界的珍宝。有记录的传世汝窑瓷器全世界仅存67件，是官窑系统中传世最少的一个品种，台北故宫也仅有21件。大维德收藏了12件，包括了乾隆御题汝窑碗、刻花鱼纹洗、葵口盏托、三足奁式炉、水仙盆、浅碟、瓶等各种器形，从数量和质量上看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其中的刻花鱼纹洗非常罕见。汝窑一般均为素器，不带纹饰，这种带图案的汝窑洗全世界仅存两件，另一件在台北故宫。而汝窑奁式炉全世界也仅存两件，另一件在北京故官，大维德收藏的这件要比北京故宫的那件尺寸大很多。此外，葵口盏托全世界也仅存两件，另一件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非常有意味的是，大维德收藏了一幅1728年由宫廷画家绘制的反映雍正皇帝收藏的古物的《古玩图》，图中恰好描绘了大维德收藏的乾隆御题汝窑碗，可见这只汝窑碗深得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喜爱。而大维德能够同时将《古玩图》和汝窑碗收集到，足见所下功夫之深，由此我们也能领略到大维德收藏汝窑之精。
这批汝窑和官窑瓷器可以说奠定了大维德瓷器收藏绝高的艺术品位基调，大维德是以清官收藏的标准来架构自己的藏品系列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虽然大维德藏品中以至正瓶（大维德瓶）最为著名，但元代瓷器确实不为大维德所看重。因为虽然1927年他已购得一只至正瓶，但在1934年编著的《大维德收藏的中国瓷器》里并没有收录这只青花瓶，而且在这本图录中也很少有明确标明为元代的器物。从这一点上，也能清晰地看到清官旧藏对大维德的影响。在明清两代宫廷收藏中没有一件元代青花瓷的传世品，只有少量的元代其他品种的瓷器，多为祭祀用品，如元龙泉窑大尊、元钧窑天蓝釉大罐、元景德镇蓝釉白龙盘、元卵白釉盘等。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几件元青花也都是1949年以后收集的文物。 明代官窑瓷器是大维德瓷器收藏体系中最为耀眼也是最为完整的一个系列，数量不下550件，从永宣青花到成化斗彩，精美绝伦，堪比两岸故宫。其中永乐时期的瓷器就有29件，永乐青花玉壶春瓶、永乐青花抱月瓶、永乐青花龙纹扃瓶、宣德青花缠枝莲纹盖罐、宣德青花龙纹盘、宣德青花岁寒三友碗、宣德青花团花碗，宣德青花海水白龙纹扁瓶等都是永宣青花瓷器中的精品。成化青花以平等青著称于世，淡雅高贵。明代彩瓷以成化斗彩最为世人称道，大维德成化斗彩收藏也很丰富，斗彩罐、鸡缸杯、夔龙纹杯、葡萄蕉叶纹高足杯等都是成化斗彩中的精品。
在大维德明代官窑瓷器收藏中，除了以上名品之外，其他诸如明代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官窑瓷器皆器形品类全面。大维德的清代官窑瓷器收藏同样令人惊叹，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门类齐全。传世珐琅彩瓷器主要集中在台北故宫，有400余件，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等国内大型博物馆也只有少量收藏，而且从装饰题材上看，花卉较多，山水、人物稀少。大维德收藏了31件珐琅彩瓷器和料器，包括雍正款梅花题诗碗、雍正款茶花盘、乾隆款雁戏图壶，乾隆款珐琅彩兰花胆瓶、乾隆款玉兰花盘、乾隆款牧羊人物罐、乾隆款西洋人物瓶、乾隆款开光西洋风景杯和山水人物杯等，其中有2件山水、4件人物，题材涵盖各个方面，是除中国外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珐琅彩收藏。此外他收藏中的康熙款五彩十二花神杯、雍正款粉彩抱月瓶、雍正款粉彩过枝桃纹盘、乾隆款斗彩岁寒三友壶等都是清代彩瓷中的精品。
大维德瓷器收藏中的颜色釉部分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门类，包括诸如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甜白、宝石红釉、霁蓝釉、孔雀绿釉等品种，到了清代更是精彩纷呈，诸如郎窑红、美人醉、祭红、祭蓝、天青、天蓝、柠檬黄、珊瑚红等等，不胜枚举，美轮美奂。大维德瓷器展厅内所展示的明清单色釉瓷器也是除了两岸故宫以外，其他收藏机构所望尘莫及的。
大维德的收藏具有十分明显的宫廷趣味，也因此被誉为除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外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其中清官旧藏的文物不下百件，有“小型宫廷收藏”之称。大维德是海外公认的最具宫廷欣赏趣味的收藏家。
如果说时势造英雄，那么大维德瓷器收藏是那个时代背景结合个人努力的结果。1892年大维德出生在大英帝国殖民地印度孟买的一个富裕的犹太裔家庭，其父是当地著名的银行家，其家族拥有纺织业和银行业，业务遍布亚洲和远东地区。1913年大维德移居伦敦，赴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学位，同时开始了中国文物的收藏生涯。伦敦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海外中国艺术研究和收藏的中心。大维德也深深地被这种氛围所濡染。1918年他买到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的定窑碗，为了弄清楚这段铭文，他曾写信给博物馆咨询。这件藏品的获得，使他意识到掌握中文对于收藏中国文物的重要性。为了读懂瓷器上的款识，他开始自学中文。当时的英国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够系统地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艺术。然而凭着超常天赋和毅力，到1924年他已具备了一定的中文阅读水平。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首次到北京是1924年，“那时紫禁城里的皇家珍宝正被打包在箱子里杂乱无章地放置着，没有人想到去展览。大维德成功地说服了故宫官员，挑选合适的宫殿陈设出一些珍宝，向一直期盼能看到先人遗产的市民们开放。一个合适的宫殿被选出，但需要彻底维修。大维德又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出版了展览图录，观众远远超出了预期”。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资料：1929年7月24日，大维德捐款5073.05元，用于修缮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及购置宋、元、明瓷器陈列馆的陈列柜；1929年8月10日，故宫聘请大维德为顾问。位于景阳官御书房的宋、元、明陶瓷陈列馆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甚至到说明标签的撰写基本上都是在大维德的指导下进行的，1935年春，大维德发起和策划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并作为理事会总干事来中国遴选展品，共选出1022件艺术珍品参展，其中有735件故宫所藏宫廷文物精品。从1924年到1935年间，大维德频繁地奔波于中英两国之间，亲自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早期的文物登录和展览工作，与大量清官旧藏的文物有着零距离接触。正是由于在故宫的这些特殊经历，培育了他的鉴赏品位，使他对中国文物的认识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很高的基础上。千载难逢的机会成就了大维德瓷器收藏的特殊性，这段难得的经历使得他以后的收藏展现出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英国收藏家的“宫廷趣味”。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第二年大维德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在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官窑、哥窑瓷器居多，近20件，很多有乾隆御题诗。这批清宫藏品的获得，对大维德的收藏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大维德瓷器收藏被多数中国人忽视的学术性
观古往今来的收藏家，无非两类：一类为艺术性收藏，重点强调收藏对象的艺术品位；一类为学术性收藏，强调收藏对象的学术价值和系统性。收藏家中二者兼具的少之又少！过去，由于大维德瓷器没有完整地出过图录，在国内窥见的始终是一鳞半爪，这次在细细地参观和品味之后发现，大维德瓷器收藏事实上不仅仅局限于大家津津乐道的“宫廷趣味”（即收藏的艺术性），其收藏的学术性、完整性亦十分强烈。我以为，大维德瓷器收藏希冀架构的是一套完整的中国陶瓷鉴赏和学习研究体系。如果说大维德瓷器展厅内的单体展柜精美的陈列扑面而来的是“宫廷趣味”的话，那么当你仔细观看展厅两壁的多层展柜内的陈列时，就会惊讶和感叹大维德对中国瓷器收藏用心之深！在大维德收藏中，带款识、铭文的藏品非常丰富，在藏品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收藏。这些款识或言明器物的用途，如元“泰定四年”龙泉窑供奉瓶、明代白瓷“金鲧大醮埴用”款茶盏；或道出制作者的姓名，如磁州窑“至和三年张家造”瓷枕、金农绘五彩“惜春图”盘；或记录制作的年代，如“元祐年造”龙泉窑盘、“洪武五年”青瓷砚、“崇祯乙卯十二年”五彩瓶；或说明陶瓷曾经的归属者，如明“内府供用”蓝釉尊、明“纯忠堂用”青花八仙纹盘、明“赵府造用”五彩龙纹盘等。其中很多款识都是研究中国陶瓷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史料。 大维德的瓷器收藏努力追求的是从宋代开始中国陶瓷史的体系性架构。在大维德瓷器收藏中，我们看到除了汝窑、官窑、哥窑这些名窑以外，还有诸如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钧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等等其他窑器。并且，在每一类瓷器中大维德均力求其体系的完整性。以龙泉窑为例，我们看到大维德在器形、装饰、年代上都在寻求一套从宋代至明代发展演变的完整体系，甚至在瓷器使用过程中镶嵌金属装饰的情况也都收录其中，尤其是对绝对纪年器十分重视，龙泉窑中就有诸如“元祐年造”龙泉窑盘、“洪武五年”青瓷砚等珍贵的绝对纪年器。这一现象同样见于大维德瓷器中的定窑、钧窑等，当然，受限于时代环境，不可否认的是某些窑口实在是难以形成理想的体系性架构的。大维德收藏的元代瓷器收藏中，除了著名的至正瓶元青花以外，其他的还有青花釉里红器、枢府瓷、蓝地留白器及红斑装饰器，元代陶瓷体系已经相对完备。明清官窑品类之全前文已述，无需多说。其民窑体系亦相当完整，从明中期开始，大维德瓷器收藏的明代民窑体系也十分完善，包括众多的明清民窑青花、销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青花人物大盘、销往日本市场的“古染付”、一些徽章订造瓷，甚至连多数藏家并不接纳的漳州窑也一并纳入收藏架构。可见，大维德所要收藏的不仅仅是“宫廷趣味”，而是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国陶瓷艺术史系列。
大维德希望可以让所有热爱中国文化和喜爱中国瓷器的人们从其收藏中领略和认识优雅含蓄的东方艺术美。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大维德艺术基金会成立的真正原因。1930年，大维德开始的第一个中国艺术研究项目便是出资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设立中国艺术与考古教授席位，设立中国艺术大学学位课程。这不仅是英国第一个中国艺术学位课程，也是英国第一个艺术史学位课程。1946年，大维德决定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建立博物馆，使之成为西方中国艺术研究的中心。他向伦敦大学提出了经过精心策划的捐赠方案：他将自己收藏的1400余件瓷器以及有关中国和远东艺术的8000多本中外文图书包括那批古籍珍品全数捐赠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而作为附属条件，亚非学院必须将大维德收藏的陶瓷和图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安置在一起，收藏品必须全部展出并无偿向公众开放；由于他已经行动不便，必须住在博物馆，等等。经过与伦敦大学的艰难磨合，1950年伦敦大学终于竭尽全力克服了战后的重重困难，满足了大维德的要求，在伦敦布鲁姆斯博瑞（Bloomsbury）的乔顿广场（Gordon square）53号为大维德收藏建立了专门博物馆，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1952年人维德好友Elphinstone将他收藏的200余件明清单色釉瓷器也捐给了基金会，至此大维德基金会共拥有1683件瓷器和7件珐琅彩料器。1952年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是海外唯一的收藏一个国家一个门类的藏品和资料的博物馆；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它使陶瓷作为中国艺术的一个分支成为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大维德以此为家，直到1964年去世。
大维德瓷器收藏不仅是具有宫廷趣味的艺术性收藏，而且是富有学术性和教育性的体系收藏。收藏者大维德爵士品位高雅，倾其毕生心血创建了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在20世纪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佳话，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陶瓷研究学者，伦敦亚非学院也因此成为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中国陶瓷研究的重镇。
在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瓷器展厅参观的一个星期时间里，经常碰到中国游客出入展厅。他们一边赞叹瓷器的精美，一边又心痛感慨为什么这些精美的中国瓷器不在国内，甚至有些国人在展厅内大声谩骂，谴责大维德瓷器收藏都是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抢回来的，说中国现在强大了，一定要把这些瓷器带回国内等等。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优秀的艺术品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面前，无论个人还是民族，都不是永久的拥有者，而只是暂时的保管者。中国古代瓷器凭借高超的工艺性和独特的民族艺术性，数百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公私收藏机构竞相珍藏的艺术门类。大英博物馆作为世界顶级艺术品的聚集地，近百个展厅展示的全部是人类优秀文明的历史，大维德瓷器艺术展厅在其中独树一帜，以高雅的展厅设计将中国瓷器这一艺术门类作专门的展示，让中国瓷器在世界大家族的共同舞台上绽放着中华文明的光芒，使世界人民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而这一切的机缘均来自一位热爱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英国人毕生的心血。在时下国内汹涌的艺术品投资的热潮下，试问几人能有这样的收藏品位？又有几人能有这样的收藏境界，将毕生的珍宝飨之于众？作为中国人，我们要向大维德爵士致敬！
（责任编辑：李珍萍）
从元青花至正瓶说起
大维德瓷器展厅进门的左侧设有一个独立展柜，陈列的正是那对在世界上闻名遐迩的元青花至正瓶，浓艳的青花发色和遒劲有力的画工在灯光的映射下格外引人瞩目。有意思的是，这对著名的元青花至正瓶在英国的最初收藏者不是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而是大维德的好友Hon.M.W.Elphinstone（1871-1957年）。1927年，他将其中一件（B614号）转售大维德，1929年霍布逊（Hobson）最先在杂志上发文介绍。另外一瓶（B613号）由Elphinstone转售给Charles Russell（1866-1960年），1935年6月6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最终为大维德以360英镑的价格竞拍购得。时隔六年，大维德通过购买和竞拍的方式先后入藏二瓶，可谓机缘凑巧。
这对元青花云龙瓶造型恢宏，胎釉精良，纹饰丰富，青花浓艳夺目，绘画生动流畅，云龙气势磅礴，尤其是瓶身所附至正十一年（1351年）青花铭文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这对瓶子最初似乎并没有引起大维德爵士本人的重视，直到1949年两位美国学者辛佐·希尔瑞（shinzo Shirae）和沃伦·考克斯（Warren E.Cox）在《远东陶瓷会刊》上发表了名为《中国最早的青花瓷》的两篇连载论文。他们以大维德爵士收藏的这对至正瓶为标准器，首次分离出了一批元青花瓷器，并将这类元青花归为“大维德瓶风格”。尔后，1952年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在整理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和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中国瓷器时，借鉴前者的研究成果，经过系统的排比和分析，再度分离出更多的元青花瓷器，并提出了“十四世纪青花类型”的概念。波普的研究于上世纪80年代首次被介绍到国内，引起学术界轰动，其所提出的“十四世纪青花类型”被意译成了著名的“至正型元青花”，后经几大陶瓷专著多次转引，使得“至正型元青花”的名称在国内广为流传。
笔者对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瓶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大维德收藏的这对元青花至正瓶事实上最初是一对专门订制的庙宇供器，其产生缘于宋元时期南方地区（以江西婺源为中心）特有的五显神信仰，最初供奉地是景德镇邻县婺源县的灵顺庙，供奉对象是当时流行于徽赣地区的五显神祗的从神“胡靖一”，供奉者张文进是一位来自景德镇周边玉山县的虔诚信士，无显要身份（参见拙文《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瓶考》，《文物》2010年第4期）。
虽然，婺源灵顺庙早已灰飞烟灭，我们也不可能再看到至正瓶被原样供奉给五显神的情形，然而作为民俗的核心部分，民间信仰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仪式与行为，延续着在传统社会中的生命力。时至今日，五显神的信仰在徽赣地区依然盛行，信众以农村百姓为主，在今日婺源的武口、晓起、江湾、岭下等地皆设有五显庙，香火兴旺，庙内满挂信众的酬神旌旗，显然当地民众对五显神的敬畏和崇信历经千年丝毫不减，我们仍然能够穿越时空去感受这股强大的信仰力量的存在。
我们已经很难推断，当年玉山县信士张文进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在景德镇实现元青花瓷器订造的？是谁做的设计？又是怎样的高手进行了如此道劲有力的青花装饰？张文进是以怎样的形式将这对元青花供器进奉给五显神的？后来这对至正瓶又是怎样被转移到了北京智化寺供奉？最后竟然漂洋过海去了英国伦敦，成为大维德瓷器收藏中的至宝！历史始终是人创造的。六百多年前并非显贵的张文进一定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全家平安祈求五显神保佑而订做的神台供器居然无意间留下了如此至关重要的学术线索，让六百年后的人们认识什么是元青花，也因此西方学术界将这对至正元青花象耳瓶命名为“大维德瓶”。
大维德瓷器收藏的宫廷趣味性
在参观大维德瓷器收藏之前，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大维德本人精通中文，为什么至正瓶上如此重要的铭文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呢？这个问题在我步入展厅后的瞬间便涣然冰释了！展厅里最为夺目的不是至正瓶，而是那些在中国只能在深宫里才能看到的宋代汝窑和官窑。宋瓷的含蓄优雅及其所蕴含的朴拙无华的至高审美境界在大维德瓷器展厅中得以恰如其分的展示。汝窑是北宋徽宗时期的御用瓷器，因其烧造年代短，自南宋以来就是收藏界的珍宝。有记录的传世汝窑瓷器全世界仅存67件，是官窑系统中传世最少的一个品种，台北故宫也仅有21件。大维德收藏了12件，包括了乾隆御题汝窑碗、刻花鱼纹洗、葵口盏托、三足奁式炉、水仙盆、浅碟、瓶等各种器形，从数量和质量上看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其中的刻花鱼纹洗非常罕见。汝窑一般均为素器，不带纹饰，这种带图案的汝窑洗全世界仅存两件，另一件在台北故宫。而汝窑奁式炉全世界也仅存两件，另一件在北京故官，大维德收藏的这件要比北京故宫的那件尺寸大很多。此外，葵口盏托全世界也仅存两件，另一件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非常有意味的是，大维德收藏了一幅1728年由宫廷画家绘制的反映雍正皇帝收藏的古物的《古玩图》，图中恰好描绘了大维德收藏的乾隆御题汝窑碗，可见这只汝窑碗深得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喜爱。而大维德能够同时将《古玩图》和汝窑碗收集到，足见所下功夫之深，由此我们也能领略到大维德收藏汝窑之精。
这批汝窑和官窑瓷器可以说奠定了大维德瓷器收藏绝高的艺术品位基调，大维德是以清官收藏的标准来架构自己的藏品系列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虽然大维德藏品中以至正瓶（大维德瓶）最为著名，但元代瓷器确实不为大维德所看重。因为虽然1927年他已购得一只至正瓶，但在1934年编著的《大维德收藏的中国瓷器》里并没有收录这只青花瓶，而且在这本图录中也很少有明确标明为元代的器物。从这一点上，也能清晰地看到清官旧藏对大维德的影响。在明清两代宫廷收藏中没有一件元代青花瓷的传世品，只有少量的元代其他品种的瓷器，多为祭祀用品，如元龙泉窑大尊、元钧窑天蓝釉大罐、元景德镇蓝釉白龙盘、元卵白釉盘等。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几件元青花也都是1949年以后收集的文物。 明代官窑瓷器是大维德瓷器收藏体系中最为耀眼也是最为完整的一个系列，数量不下550件，从永宣青花到成化斗彩，精美绝伦，堪比两岸故宫。其中永乐时期的瓷器就有29件，永乐青花玉壶春瓶、永乐青花抱月瓶、永乐青花龙纹扃瓶、宣德青花缠枝莲纹盖罐、宣德青花龙纹盘、宣德青花岁寒三友碗、宣德青花团花碗，宣德青花海水白龙纹扁瓶等都是永宣青花瓷器中的精品。成化青花以平等青著称于世，淡雅高贵。明代彩瓷以成化斗彩最为世人称道，大维德成化斗彩收藏也很丰富，斗彩罐、鸡缸杯、夔龙纹杯、葡萄蕉叶纹高足杯等都是成化斗彩中的精品。
在大维德明代官窑瓷器收藏中，除了以上名品之外，其他诸如明代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官窑瓷器皆器形品类全面。大维德的清代官窑瓷器收藏同样令人惊叹，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门类齐全。传世珐琅彩瓷器主要集中在台北故宫，有400余件，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等国内大型博物馆也只有少量收藏，而且从装饰题材上看，花卉较多，山水、人物稀少。大维德收藏了31件珐琅彩瓷器和料器，包括雍正款梅花题诗碗、雍正款茶花盘、乾隆款雁戏图壶，乾隆款珐琅彩兰花胆瓶、乾隆款玉兰花盘、乾隆款牧羊人物罐、乾隆款西洋人物瓶、乾隆款开光西洋风景杯和山水人物杯等，其中有2件山水、4件人物，题材涵盖各个方面，是除中国外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珐琅彩收藏。此外他收藏中的康熙款五彩十二花神杯、雍正款粉彩抱月瓶、雍正款粉彩过枝桃纹盘、乾隆款斗彩岁寒三友壶等都是清代彩瓷中的精品。
大维德瓷器收藏中的颜色釉部分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门类，包括诸如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甜白、宝石红釉、霁蓝釉、孔雀绿釉等品种，到了清代更是精彩纷呈，诸如郎窑红、美人醉、祭红、祭蓝、天青、天蓝、柠檬黄、珊瑚红等等，不胜枚举，美轮美奂。大维德瓷器展厅内所展示的明清单色釉瓷器也是除了两岸故宫以外，其他收藏机构所望尘莫及的。
大维德的收藏具有十分明显的宫廷趣味，也因此被誉为除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外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其中清官旧藏的文物不下百件，有“小型宫廷收藏”之称。大维德是海外公认的最具宫廷欣赏趣味的收藏家。
如果说时势造英雄，那么大维德瓷器收藏是那个时代背景结合个人努力的结果。1892年大维德出生在大英帝国殖民地印度孟买的一个富裕的犹太裔家庭，其父是当地著名的银行家，其家族拥有纺织业和银行业，业务遍布亚洲和远东地区。1913年大维德移居伦敦，赴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学位，同时开始了中国文物的收藏生涯。伦敦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海外中国艺术研究和收藏的中心。大维德也深深地被这种氛围所濡染。1918年他买到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的定窑碗，为了弄清楚这段铭文，他曾写信给博物馆咨询。这件藏品的获得，使他意识到掌握中文对于收藏中国文物的重要性。为了读懂瓷器上的款识，他开始自学中文。当时的英国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够系统地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艺术。然而凭着超常天赋和毅力，到1924年他已具备了一定的中文阅读水平。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首次到北京是1924年，“那时紫禁城里的皇家珍宝正被打包在箱子里杂乱无章地放置着，没有人想到去展览。大维德成功地说服了故宫官员，挑选合适的宫殿陈设出一些珍宝，向一直期盼能看到先人遗产的市民们开放。一个合适的宫殿被选出，但需要彻底维修。大维德又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出版了展览图录，观众远远超出了预期”。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资料：1929年7月24日，大维德捐款5073.05元，用于修缮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及购置宋、元、明瓷器陈列馆的陈列柜；1929年8月10日，故宫聘请大维德为顾问。位于景阳官御书房的宋、元、明陶瓷陈列馆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甚至到说明标签的撰写基本上都是在大维德的指导下进行的，1935年春，大维德发起和策划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并作为理事会总干事来中国遴选展品，共选出1022件艺术珍品参展，其中有735件故宫所藏宫廷文物精品。从1924年到1935年间，大维德频繁地奔波于中英两国之间，亲自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早期的文物登录和展览工作，与大量清官旧藏的文物有着零距离接触。正是由于在故宫的这些特殊经历，培育了他的鉴赏品位，使他对中国文物的认识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很高的基础上。千载难逢的机会成就了大维德瓷器收藏的特殊性，这段难得的经历使得他以后的收藏展现出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英国收藏家的“宫廷趣味”。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第二年大维德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在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官窑、哥窑瓷器居多，近20件，很多有乾隆御题诗。这批清宫藏品的获得，对大维德的收藏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大维德瓷器收藏被多数中国人忽视的学术性
观古往今来的收藏家，无非两类：一类为艺术性收藏，重点强调收藏对象的艺术品位；一类为学术性收藏，强调收藏对象的学术价值和系统性。收藏家中二者兼具的少之又少！过去，由于大维德瓷器没有完整地出过图录，在国内窥见的始终是一鳞半爪，这次在细细地参观和品味之后发现，大维德瓷器收藏事实上不仅仅局限于大家津津乐道的“宫廷趣味”（即收藏的艺术性），其收藏的学术性、完整性亦十分强烈。我以为，大维德瓷器收藏希冀架构的是一套完整的中国陶瓷鉴赏和学习研究体系。如果说大维德瓷器展厅内的单体展柜精美的陈列扑面而来的是“宫廷趣味”的话，那么当你仔细观看展厅两壁的多层展柜内的陈列时，就会惊讶和感叹大维德对中国瓷器收藏用心之深！在大维德收藏中，带款识、铭文的藏品非常丰富，在藏品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收藏。这些款识或言明器物的用途，如元“泰定四年”龙泉窑供奉瓶、明代白瓷“金鲧大醮埴用”款茶盏；或道出制作者的姓名，如磁州窑“至和三年张家造”瓷枕、金农绘五彩“惜春图”盘；或记录制作的年代，如“元祐年造”龙泉窑盘、“洪武五年”青瓷砚、“崇祯乙卯十二年”五彩瓶；或说明陶瓷曾经的归属者，如明“内府供用”蓝釉尊、明“纯忠堂用”青花八仙纹盘、明“赵府造用”五彩龙纹盘等。其中很多款识都是研究中国陶瓷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史料。 大维德的瓷器收藏努力追求的是从宋代开始中国陶瓷史的体系性架构。在大维德瓷器收藏中，我们看到除了汝窑、官窑、哥窑这些名窑以外，还有诸如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钧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等等其他窑器。并且，在每一类瓷器中大维德均力求其体系的完整性。以龙泉窑为例，我们看到大维德在器形、装饰、年代上都在寻求一套从宋代至明代发展演变的完整体系，甚至在瓷器使用过程中镶嵌金属装饰的情况也都收录其中，尤其是对绝对纪年器十分重视，龙泉窑中就有诸如“元祐年造”龙泉窑盘、“洪武五年”青瓷砚等珍贵的绝对纪年器。这一现象同样见于大维德瓷器中的定窑、钧窑等，当然，受限于时代环境，不可否认的是某些窑口实在是难以形成理想的体系性架构的。大维德收藏的元代瓷器收藏中，除了著名的至正瓶元青花以外，其他的还有青花釉里红器、枢府瓷、蓝地留白器及红斑装饰器，元代陶瓷体系已经相对完备。明清官窑品类之全前文已述，无需多说。其民窑体系亦相当完整，从明中期开始，大维德瓷器收藏的明代民窑体系也十分完善，包括众多的明清民窑青花、销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青花人物大盘、销往日本市场的“古染付”、一些徽章订造瓷，甚至连多数藏家并不接纳的漳州窑也一并纳入收藏架构。可见，大维德所要收藏的不仅仅是“宫廷趣味”，而是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国陶瓷艺术史系列。
大维德希望可以让所有热爱中国文化和喜爱中国瓷器的人们从其收藏中领略和认识优雅含蓄的东方艺术美。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大维德艺术基金会成立的真正原因。1930年，大维德开始的第一个中国艺术研究项目便是出资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设立中国艺术与考古教授席位，设立中国艺术大学学位课程。这不仅是英国第一个中国艺术学位课程，也是英国第一个艺术史学位课程。1946年，大维德决定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建立博物馆，使之成为西方中国艺术研究的中心。他向伦敦大学提出了经过精心策划的捐赠方案：他将自己收藏的1400余件瓷器以及有关中国和远东艺术的8000多本中外文图书包括那批古籍珍品全数捐赠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而作为附属条件，亚非学院必须将大维德收藏的陶瓷和图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安置在一起，收藏品必须全部展出并无偿向公众开放；由于他已经行动不便，必须住在博物馆，等等。经过与伦敦大学的艰难磨合，1950年伦敦大学终于竭尽全力克服了战后的重重困难，满足了大维德的要求，在伦敦布鲁姆斯博瑞（Bloomsbury）的乔顿广场（Gordon square）53号为大维德收藏建立了专门博物馆，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1952年人维德好友Elphinstone将他收藏的200余件明清单色釉瓷器也捐给了基金会，至此大维德基金会共拥有1683件瓷器和7件珐琅彩料器。1952年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是海外唯一的收藏一个国家一个门类的藏品和资料的博物馆；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它使陶瓷作为中国艺术的一个分支成为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大维德以此为家，直到1964年去世。
大维德瓷器收藏不仅是具有宫廷趣味的艺术性收藏，而且是富有学术性和教育性的体系收藏。收藏者大维德爵士品位高雅，倾其毕生心血创建了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在20世纪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佳话，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陶瓷研究学者，伦敦亚非学院也因此成为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中国陶瓷研究的重镇。
在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瓷器展厅参观的一个星期时间里，经常碰到中国游客出入展厅。他们一边赞叹瓷器的精美，一边又心痛感慨为什么这些精美的中国瓷器不在国内，甚至有些国人在展厅内大声谩骂，谴责大维德瓷器收藏都是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抢回来的，说中国现在强大了，一定要把这些瓷器带回国内等等。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优秀的艺术品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面前，无论个人还是民族，都不是永久的拥有者，而只是暂时的保管者。中国古代瓷器凭借高超的工艺性和独特的民族艺术性，数百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公私收藏机构竞相珍藏的艺术门类。大英博物馆作为世界顶级艺术品的聚集地，近百个展厅展示的全部是人类优秀文明的历史，大维德瓷器艺术展厅在其中独树一帜，以高雅的展厅设计将中国瓷器这一艺术门类作专门的展示，让中国瓷器在世界大家族的共同舞台上绽放着中华文明的光芒，使世界人民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而这一切的机缘均来自一位热爱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英国人毕生的心血。在时下国内汹涌的艺术品投资的热潮下，试问几人能有这样的收藏品位？又有几人能有这样的收藏境界，将毕生的珍宝飨之于众？作为中国人，我们要向大维德爵士致敬！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