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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医学虽然起源古老，但真正形成是在民国时期，而由于民国时期提倡西学东渐，燕京医学也形成了以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特色
说起流派，人们最先想起的也许是武侠小说中不同的武功和派别，其实像武术、曲艺、传统医学这些国粹，因为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沿革，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学术流派。在中医越来越受到许多慢性疾病患者青睐的时候，也许你并不知晓，北京地区的中医医学也有着自己的学术流派和特色。
燕京医学中，宫廷医学是亮点
学术的流派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鲜明特色，打从《黄帝内经》时代之后，就开始形成了，但这种流派的形成有一定的特点，中医的流派有按疾病划分的，比如伤寒派、温病派，有按学术思想划分的，比如温补派、攻下派，有按人名划分的，比如丹溪派、施今墨学派，有按地域划分的，比如孟河医派、新安流派等等。燕京医学作为一种具有明显地域特点的医学派系，就有地域划分的特性。
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以后在一些古籍中多用其为北京的别称。因此，“燕京医学”是作为北京地区近代中医医家主要学术流派融汇而成的地域性中医学体系。
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联合举办的“首届燕京医学论坛”上，人们就第一次见识到了北京中医医学的独特“气质”。
北京是六朝古都，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田金洲看来，燕京医学也就形成了以宫廷医学为亮点的医学风格。由于那些帝王将相非常注重自己的养生保健，在御药院方中会体现许多综合抗衰老、美容、保健的思想。
清代的宫廷秘方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可冀就曾在整理清代医案的过程中，发掘出一些好药来，将几乎被人遗忘的宫廷秘方还之于民。
比如清朝最为长寿的乾隆皇帝，很喜欢运动，经常出去打围，也十分注意补益养生，其中晚年经常服用一种名为“蟠桃丸”的药。陈可冀研究发现，这种药可清除自由基，保持身体平衡，有很好的延年益寿功效。
慈禧太后很注意保养，一些史料记载，她到70多岁的时候看起来只有50多岁，这跟她注重保养很有关系。她每天吃人参，每天3克，多少年不间断，后来也服用西洋参，此外，她用香发散洗头，还使用沤子方(即宫廷使用的一种冬季润肤品)美白。
清宫著名的八仙糕由茯苓、莲子、芡实、扁豆、苡仁、藕粉、山药、人参等组成，能治疗老年人脾虚，改善小肠吸收功能，疗效显著；又如御制平安丹，以前袁世凯用它来奖励战士，经过临床研究，发现它能防治晕车晕船，这个发现得到了航天部门的重视。
还有溥仪，他特别爱吃油饼、豆浆，但是消化不良，所以经常吃大山楂丸，吃了能帮助消化。
而除了内服的药方，以手法治疗为主的宫廷正骨在治疗骨折，甚至是现代人常犯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顽疾，效果也不错。
护国寺中医医院宫廷正骨研究室主任刘刚介绍，在《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中，正骨的手法分为摸、接、端、提、按、摩、推、拿八法。而要想做到“手随心转，法从手出，法之所施使患者不知其苦”，不但要有高超的正骨手法，而且要有力。为了有“力”，学医者甚至还有一套松山堂练功法，通过如意练功棒、沙袋等工具来练习臂力、腕力、腿力。
不过，宫廷正骨的手法因人而异。首先动作要轻，不用暴力的手法，同样能达到治疗的目的，使患者在心理上易于接受；然后手法要柔和，根据病人病情并利用医生本身的功力来进行治疗；手法的力量要直达病处，使每一个手法都达到治疗目的；利用医生娴熟的技术，医患间相互配合，用最小的气力，简便的手法矫正骨折、脱位及软组织损伤。
除手法外，宫廷正骨在骨折的固定方法和使用的固定器材方面也很有特色。它使用元书纸排子固定法。固定用的元书纸排子是用数张元书纸，根据骨折的部位、类型，伤处肌肉的张力、牵拉力的大小，反复折叠数十层成长方形或长条形，剪圆四角，周边剪成大牙状，一般骨折用大纸排子2个、小纸排子4～6个。
尽管宫廷医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们的追捧，但也有学者认为，也不要过多地迷信宫廷药方，中医治病讲求因人而异，宫廷药方也需要辨证施治，许多养生保健的方药也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下按需服用，并不是说宫廷里的人就一定比普通百姓享受到的中医、中药好。
中西医结合是特色
田金洲教授指出：“燕京医学虽然起源古老，但真正形成是在民国时期，而由于民国时期提倡西学东渐，燕京医学也形成了以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特色。”
正如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的弟子祝谌予所说：“过去中医治病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没有或者不懂得用西医化验指标来参照，对疾病的疗效判定只能依据主观症状的改善或消除，实际上是不够完善的。”
如今，人们去看中医，如果遇到疑难病症，医生首先会采用西医的各种检查手段，明确诊断，然后再按中医辨证，确立治疗方案，开出药方。
可事实上，中西医结合一直是在坚持传统中医还是中西医结合的争论中发展的，中、西医之间及各门派之间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也始终存在。但著名老中医许三润认为，治病才是关键，中西医是否可以结合要以临床实用为前提。
例如，妇科有些临床疾病，“卵巢囊肿”、“输卵管堵塞”等，患者常常没有临床特异性症状，给中医辨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临床上多是经盆腔B超或者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而被发现；还有些病症，如白带量多，质清稀，妇科检查无阳性体征，阴道分泌物镜检也无异常发现，治疗时或健脾、或补肾、或利湿，常常可以获得疗效。
再如，对一些没有典型症状的疾病，如初发的糖尿病，平时并无任何症状，只有在体检时才发现血糖增高，传统中医对此也无方可出，祝谌予就将西医诊断和化验指标纳入中医辨证。“空腹血糖高”，考虑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其原因可能是周围炎症浸润，造成胰岛细胞受损，不能正常产生胰岛素，也可能是机体自身的免疫识别出现问题，抗体攻击胰岛细胞所致。于是，它就从清热和活血方面去治疗；而“餐后血糖高”，可能是胰岛素受体数量减少或者胰岛素受体灵敏度降低，以致胰岛素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它就选择从健脾燥湿去治疗，就可以降血糖。
如今，运用现代医学研究中医的阴阳，通过内分泌、生物细胞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阴阳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祝谌予还通过观察糖尿病患者的微循环，发现一部分糖尿病患者有微循环障碍，血流有异常改变，据症辨证为血瘀症。用活血化瘀法治疗，不但微循环障碍解除，血糖也下降了，因而走出了一条以活血化瘀法治疗糖尿病的新路。
因此，在许润三看来，中西医两大学科各有所长，应该互相取长补短。他认为，西医诊断注重局部病变，而中医诊断注重全身影响；西医治疗偏重共性，较少考虑个体差异，相同的病用同一类药，治疗规范化、程序化。而中医治疗偏重个性，量体裁衣，每人用一份药。它们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整体与局部、个性与共性的结合，既全面又有重点，可以避免治疗的片面性，提高治愈率。
中医发展在于传承
“萧龙友不愿为良相、但愿为良医，施今墨医治顽疾的十大处方，孔伯华擅治温热病与‘石膏’的绝技，汪逢春向无钱看病的患者施医舍药。”老北京们对此恐怕并不陌生。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医术精湛、颇负盛名的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作为主考官，负责命题与阅卷，从此即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
“如今的燕京医学正是以北京四大名医及其传承人的学术经验为核心的。”田金洲告诉记者，京城四大名医以及其他老中医学术流派，普遍具有家传、学院教育、师承教育相结合的特点。
比如，施今墨家传的施小墨、施如瑜等，在脉诊，老年病、肿瘤治疗等方面颇具建树。其中，施小墨又有吴有朋、徐佳、傅强等弟子，前两位在施小墨医馆工作，傅强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工作。
而师承施今墨的祝谌予、董德懋等百余人，后来大多都成为了中医界的泰斗。其中祝谌予又有祝肇刚、祝勇等子嗣，前者为顺义金方国医院（北京第一家民办中医医院）的副院长，后者现在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主治医师。
如今，祝谌予还有吕仁和（中医糖尿病肾病泰斗）、吕景山、梁晓春（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等学院派传人。
在田金洲看来，燕京医学可谓“源流交错”。在这些流派中有源起人，而他们的亲戚、门生又分出不少的支流，这些支流又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工作团队。
“这些队伍究竟分布在哪里，专长在哪些领域，都需要挖掘研究，从而勾画出燕京医学源和流的代表人物的特征来，并最终推动燕京医学的传承发展。”田金洲说。
因此，从2009年开始，北京就启动了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可谓为燕京医学的传承、发展做了一件大实事。据了解，目前已经建立了80余家名家研究室和名医工作站。导师团队涉及心内科、呼吸科、消化科、肾内科、神经内科、肿瘤科、针灸科、外科、骨伤科、妇科、儿科等，为深入发掘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每位继承人通过学术经验汇讲、轮转跟师实践、集体病例讨论、医案交互评点等传承方法，成为复合型的中医临床人才。
说起流派，人们最先想起的也许是武侠小说中不同的武功和派别，其实像武术、曲艺、传统医学这些国粹，因为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沿革，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学术流派。在中医越来越受到许多慢性疾病患者青睐的时候，也许你并不知晓，北京地区的中医医学也有着自己的学术流派和特色。
燕京医学中，宫廷医学是亮点
学术的流派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鲜明特色，打从《黄帝内经》时代之后，就开始形成了，但这种流派的形成有一定的特点，中医的流派有按疾病划分的，比如伤寒派、温病派，有按学术思想划分的，比如温补派、攻下派，有按人名划分的，比如丹溪派、施今墨学派，有按地域划分的，比如孟河医派、新安流派等等。燕京医学作为一种具有明显地域特点的医学派系，就有地域划分的特性。
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以后在一些古籍中多用其为北京的别称。因此，“燕京医学”是作为北京地区近代中医医家主要学术流派融汇而成的地域性中医学体系。
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联合举办的“首届燕京医学论坛”上，人们就第一次见识到了北京中医医学的独特“气质”。
北京是六朝古都，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田金洲看来，燕京医学也就形成了以宫廷医学为亮点的医学风格。由于那些帝王将相非常注重自己的养生保健，在御药院方中会体现许多综合抗衰老、美容、保健的思想。
清代的宫廷秘方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可冀就曾在整理清代医案的过程中，发掘出一些好药来，将几乎被人遗忘的宫廷秘方还之于民。
比如清朝最为长寿的乾隆皇帝，很喜欢运动，经常出去打围，也十分注意补益养生，其中晚年经常服用一种名为“蟠桃丸”的药。陈可冀研究发现，这种药可清除自由基，保持身体平衡，有很好的延年益寿功效。
慈禧太后很注意保养，一些史料记载，她到70多岁的时候看起来只有50多岁，这跟她注重保养很有关系。她每天吃人参，每天3克，多少年不间断，后来也服用西洋参，此外，她用香发散洗头，还使用沤子方(即宫廷使用的一种冬季润肤品)美白。
清宫著名的八仙糕由茯苓、莲子、芡实、扁豆、苡仁、藕粉、山药、人参等组成，能治疗老年人脾虚，改善小肠吸收功能，疗效显著；又如御制平安丹，以前袁世凯用它来奖励战士，经过临床研究，发现它能防治晕车晕船，这个发现得到了航天部门的重视。
还有溥仪，他特别爱吃油饼、豆浆，但是消化不良，所以经常吃大山楂丸，吃了能帮助消化。
而除了内服的药方，以手法治疗为主的宫廷正骨在治疗骨折，甚至是现代人常犯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顽疾，效果也不错。
护国寺中医医院宫廷正骨研究室主任刘刚介绍，在《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中，正骨的手法分为摸、接、端、提、按、摩、推、拿八法。而要想做到“手随心转，法从手出，法之所施使患者不知其苦”，不但要有高超的正骨手法，而且要有力。为了有“力”，学医者甚至还有一套松山堂练功法，通过如意练功棒、沙袋等工具来练习臂力、腕力、腿力。
不过，宫廷正骨的手法因人而异。首先动作要轻，不用暴力的手法，同样能达到治疗的目的，使患者在心理上易于接受；然后手法要柔和，根据病人病情并利用医生本身的功力来进行治疗；手法的力量要直达病处，使每一个手法都达到治疗目的；利用医生娴熟的技术，医患间相互配合，用最小的气力，简便的手法矫正骨折、脱位及软组织损伤。
除手法外，宫廷正骨在骨折的固定方法和使用的固定器材方面也很有特色。它使用元书纸排子固定法。固定用的元书纸排子是用数张元书纸，根据骨折的部位、类型，伤处肌肉的张力、牵拉力的大小，反复折叠数十层成长方形或长条形，剪圆四角，周边剪成大牙状，一般骨折用大纸排子2个、小纸排子4～6个。
尽管宫廷医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们的追捧，但也有学者认为，也不要过多地迷信宫廷药方，中医治病讲求因人而异，宫廷药方也需要辨证施治，许多养生保健的方药也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下按需服用，并不是说宫廷里的人就一定比普通百姓享受到的中医、中药好。
中西医结合是特色
田金洲教授指出：“燕京医学虽然起源古老，但真正形成是在民国时期，而由于民国时期提倡西学东渐，燕京医学也形成了以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特色。”
正如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的弟子祝谌予所说：“过去中医治病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没有或者不懂得用西医化验指标来参照，对疾病的疗效判定只能依据主观症状的改善或消除，实际上是不够完善的。”
如今，人们去看中医，如果遇到疑难病症，医生首先会采用西医的各种检查手段，明确诊断，然后再按中医辨证，确立治疗方案，开出药方。
可事实上，中西医结合一直是在坚持传统中医还是中西医结合的争论中发展的，中、西医之间及各门派之间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也始终存在。但著名老中医许三润认为，治病才是关键，中西医是否可以结合要以临床实用为前提。
例如，妇科有些临床疾病，“卵巢囊肿”、“输卵管堵塞”等，患者常常没有临床特异性症状，给中医辨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临床上多是经盆腔B超或者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而被发现；还有些病症，如白带量多，质清稀，妇科检查无阳性体征，阴道分泌物镜检也无异常发现，治疗时或健脾、或补肾、或利湿，常常可以获得疗效。
再如，对一些没有典型症状的疾病，如初发的糖尿病，平时并无任何症状，只有在体检时才发现血糖增高，传统中医对此也无方可出，祝谌予就将西医诊断和化验指标纳入中医辨证。“空腹血糖高”，考虑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其原因可能是周围炎症浸润，造成胰岛细胞受损，不能正常产生胰岛素，也可能是机体自身的免疫识别出现问题，抗体攻击胰岛细胞所致。于是，它就从清热和活血方面去治疗；而“餐后血糖高”，可能是胰岛素受体数量减少或者胰岛素受体灵敏度降低，以致胰岛素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它就选择从健脾燥湿去治疗，就可以降血糖。
如今，运用现代医学研究中医的阴阳，通过内分泌、生物细胞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阴阳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祝谌予还通过观察糖尿病患者的微循环，发现一部分糖尿病患者有微循环障碍，血流有异常改变，据症辨证为血瘀症。用活血化瘀法治疗，不但微循环障碍解除，血糖也下降了，因而走出了一条以活血化瘀法治疗糖尿病的新路。
因此，在许润三看来，中西医两大学科各有所长，应该互相取长补短。他认为，西医诊断注重局部病变，而中医诊断注重全身影响；西医治疗偏重共性，较少考虑个体差异，相同的病用同一类药，治疗规范化、程序化。而中医治疗偏重个性，量体裁衣，每人用一份药。它们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整体与局部、个性与共性的结合，既全面又有重点，可以避免治疗的片面性，提高治愈率。
中医发展在于传承
“萧龙友不愿为良相、但愿为良医，施今墨医治顽疾的十大处方，孔伯华擅治温热病与‘石膏’的绝技，汪逢春向无钱看病的患者施医舍药。”老北京们对此恐怕并不陌生。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医术精湛、颇负盛名的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作为主考官，负责命题与阅卷，从此即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
“如今的燕京医学正是以北京四大名医及其传承人的学术经验为核心的。”田金洲告诉记者，京城四大名医以及其他老中医学术流派，普遍具有家传、学院教育、师承教育相结合的特点。
比如，施今墨家传的施小墨、施如瑜等，在脉诊，老年病、肿瘤治疗等方面颇具建树。其中，施小墨又有吴有朋、徐佳、傅强等弟子，前两位在施小墨医馆工作，傅强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工作。
而师承施今墨的祝谌予、董德懋等百余人，后来大多都成为了中医界的泰斗。其中祝谌予又有祝肇刚、祝勇等子嗣，前者为顺义金方国医院（北京第一家民办中医医院）的副院长，后者现在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主治医师。
如今，祝谌予还有吕仁和（中医糖尿病肾病泰斗）、吕景山、梁晓春（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等学院派传人。
在田金洲看来，燕京医学可谓“源流交错”。在这些流派中有源起人，而他们的亲戚、门生又分出不少的支流，这些支流又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工作团队。
“这些队伍究竟分布在哪里，专长在哪些领域，都需要挖掘研究，从而勾画出燕京医学源和流的代表人物的特征来，并最终推动燕京医学的传承发展。”田金洲说。
因此，从2009年开始，北京就启动了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可谓为燕京医学的传承、发展做了一件大实事。据了解，目前已经建立了80余家名家研究室和名医工作站。导师团队涉及心内科、呼吸科、消化科、肾内科、神经内科、肿瘤科、针灸科、外科、骨伤科、妇科、儿科等，为深入发掘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每位继承人通过学术经验汇讲、轮转跟师实践、集体病例讨论、医案交互评点等传承方法，成为复合型的中医临床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