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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洪流中，边缘的独特性从不讨好，这是世上众多弱势族群逐步被卷入现代性旋涡中的殊途同归
《我的凉山兄弟》这本书的背后，是一场横跨10年，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作者刘绍华2002年走进大凉山，因为偶然的机缘得到当地人接纳，深度参与乡民的生活，贴近体察他们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渴求与挣扎。这本书在学界广受称赞，却不仅仅是写给人类学同道，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写：“我希望凉山和我的诺苏兄弟们的生命能广被认识。这是我始终如一的初衷。”
本书中文版书名直呼“凉山兄弟”，没有回避凉山诺苏人长期以来“污名化”的舆论处境。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刻板印象与伤害有多深刻，在作者的田野调查经历中已得到证明。写书之初，她便有意打破这些刻板印象。
凉山州的面积约为6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其中约44%是诺苏人，汉族约占52%，其余则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般来说，诺苏人主要聚居在高山上。在某些高山区的赤贫县，诺苏人占当地人口的比例超过95%。
诺苏人在半个世纪间经历的社会变迁，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在短短半世纪间，他们经历了三种迥异的社会生活形态，包括1956年之前以氏族为基础的独立自主部落状态、1956年至1978年左右的社会主义集体公社时期，以及1978年之后逐渐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时期。“现代性”是理解诺苏人命运的关键词之一。现代性对诺苏人的影响始于20世纪初的鸦片经济。集体公社和文化革命，摧毁了当地的社群组织和文化仪式；改革开放后的不平衡发展，又将诺苏青年推入流动人口大潮。密集剧烈的变化冲刷着诺苏社会文化的根基，埋下大量社会问题的伏笔。
本书的英文标题是“Passage to Manhood”，可理解为男性的成人仪式。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诺苏男子，多经历过相似的生命阶段：离开家乡到都市闯荡。闯荡的过程，往往伴随毒品、盗窃、坐牢，也有病痛、死亡的记忆。这像是一场当代的“男子成年礼”，诺苏青年把这个过程视为“男子气概”的展演，一场让人兴奋的青春冒险，而毒瘾和艾滋，是这种成年仪式可能带来的永久伤痕。
上世纪80年代，诺苏族年轻人开始陆续加入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千万大军，四处飘荡、寻找乐子。很快，这些在外寻找乐子的年轻人接纳了海洛因，海洛因因此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与社会、经济能力的指标，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在都市生存本领的能耐。
回头审视这些生命历程起起伏伏的年轻诺苏人，社会变迁满足了他们向外探索的自由与渴望，他们得以在异乡他族的城市里纵情青春，却也吃尽各式各样的苦头，甚至感染恶疾。更不幸的是，有人无法脱离海洛因，在此中间阶段停留太久的结果，让他们一直处于混沌状态。未能返乡重拾原有的生活，也未能在城市中寻得合法的生计，对海洛因的依赖让他们身心俱疲，生病与死亡更成为常态。
书中的“成年礼”，有多种解读的可能。宏观层面来说，诺苏青年的遭际引带出来的剧烈社会变迁，可视为宏观改革时期中国的“过渡仪式”；个体角度而言，诺苏青年的“下凉山”并非完全被动，其中包含一种生命状态的展开。“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难以克服的困境，却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丝参与广阔世界、寻求自我实现的机会。即使目睹大凉山的满目疮痍，作者并不把诺苏青年视为悲剧命运的被动承受者，他们作为“行动主体”所感受到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并不是毒品、艾滋等灾难能够抹杀的。“我同时强调当地行动主体在这场社会变迁波潮中所感受到的正面与负面的力量。虽然出现大规模流行病令人悲哀与不平，但我们不该因而忽略行动者在参与社会变迁的历程中，所感受到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我认为如此才能真正理解非主流社会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成为替罪羔羊的过程”。
的确，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地的行为模式、社会制度、伦理规范等逐渐有趋向一致的倾向，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对诺苏人来说却是陌生的，甚至有些不可理解，所以这种以“普世价值”为参照的操作手段并不可行。比如说由国际组织在当地推动的艾滋防治计划，其中包含反污名的标准作业，但这看似善意的前置作业，不仅对利姆乡民毫无帮助，反而影响了当地的乡干部、卫生人员和小学老师，首先造成他们对艾滋感染者的道德责难。进而，由于对艾滋病了解不够，感染者和亲属很难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国际组织所期待的效果。
作者在中文版后记里有一句话：“在历史的洪流中，边缘的独特性从不讨好，这是世上众多弱势族群逐步被卷入现代性旋涡中的殊途同归。”凉山诺苏人一直处于现代性和传统的撕扯状态中，贫困、毒品、艾滋，这些都是现代性强制介入的副产品，如果简单地把诺苏人的生活现状归因为所谓“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既没有道理也不负责任。
很感谢这本书。这是一本扎实的、有典范意义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也是见证诺苏年轻人青春冒险的“生命之书”。
书名：《我的凉山兄弟》
作者： 刘绍华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年9月
《我的凉山兄弟》这本书的背后，是一场横跨10年，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作者刘绍华2002年走进大凉山，因为偶然的机缘得到当地人接纳，深度参与乡民的生活，贴近体察他们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渴求与挣扎。这本书在学界广受称赞，却不仅仅是写给人类学同道，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写：“我希望凉山和我的诺苏兄弟们的生命能广被认识。这是我始终如一的初衷。”
本书中文版书名直呼“凉山兄弟”，没有回避凉山诺苏人长期以来“污名化”的舆论处境。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刻板印象与伤害有多深刻，在作者的田野调查经历中已得到证明。写书之初，她便有意打破这些刻板印象。
凉山州的面积约为6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其中约44%是诺苏人，汉族约占52%，其余则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般来说，诺苏人主要聚居在高山上。在某些高山区的赤贫县，诺苏人占当地人口的比例超过95%。
诺苏人在半个世纪间经历的社会变迁，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在短短半世纪间，他们经历了三种迥异的社会生活形态，包括1956年之前以氏族为基础的独立自主部落状态、1956年至1978年左右的社会主义集体公社时期，以及1978年之后逐渐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时期。“现代性”是理解诺苏人命运的关键词之一。现代性对诺苏人的影响始于20世纪初的鸦片经济。集体公社和文化革命，摧毁了当地的社群组织和文化仪式；改革开放后的不平衡发展，又将诺苏青年推入流动人口大潮。密集剧烈的变化冲刷着诺苏社会文化的根基，埋下大量社会问题的伏笔。
本书的英文标题是“Passage to Manhood”，可理解为男性的成人仪式。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诺苏男子，多经历过相似的生命阶段：离开家乡到都市闯荡。闯荡的过程，往往伴随毒品、盗窃、坐牢，也有病痛、死亡的记忆。这像是一场当代的“男子成年礼”，诺苏青年把这个过程视为“男子气概”的展演，一场让人兴奋的青春冒险，而毒瘾和艾滋，是这种成年仪式可能带来的永久伤痕。
上世纪80年代，诺苏族年轻人开始陆续加入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千万大军，四处飘荡、寻找乐子。很快，这些在外寻找乐子的年轻人接纳了海洛因，海洛因因此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与社会、经济能力的指标，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在都市生存本领的能耐。
回头审视这些生命历程起起伏伏的年轻诺苏人，社会变迁满足了他们向外探索的自由与渴望，他们得以在异乡他族的城市里纵情青春，却也吃尽各式各样的苦头，甚至感染恶疾。更不幸的是，有人无法脱离海洛因，在此中间阶段停留太久的结果，让他们一直处于混沌状态。未能返乡重拾原有的生活，也未能在城市中寻得合法的生计，对海洛因的依赖让他们身心俱疲，生病与死亡更成为常态。
书中的“成年礼”，有多种解读的可能。宏观层面来说，诺苏青年的遭际引带出来的剧烈社会变迁，可视为宏观改革时期中国的“过渡仪式”；个体角度而言，诺苏青年的“下凉山”并非完全被动，其中包含一种生命状态的展开。“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难以克服的困境，却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丝参与广阔世界、寻求自我实现的机会。即使目睹大凉山的满目疮痍，作者并不把诺苏青年视为悲剧命运的被动承受者，他们作为“行动主体”所感受到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并不是毒品、艾滋等灾难能够抹杀的。“我同时强调当地行动主体在这场社会变迁波潮中所感受到的正面与负面的力量。虽然出现大规模流行病令人悲哀与不平，但我们不该因而忽略行动者在参与社会变迁的历程中，所感受到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我认为如此才能真正理解非主流社会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成为替罪羔羊的过程”。
的确，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地的行为模式、社会制度、伦理规范等逐渐有趋向一致的倾向，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对诺苏人来说却是陌生的，甚至有些不可理解，所以这种以“普世价值”为参照的操作手段并不可行。比如说由国际组织在当地推动的艾滋防治计划，其中包含反污名的标准作业，但这看似善意的前置作业，不仅对利姆乡民毫无帮助，反而影响了当地的乡干部、卫生人员和小学老师，首先造成他们对艾滋感染者的道德责难。进而，由于对艾滋病了解不够，感染者和亲属很难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国际组织所期待的效果。
作者在中文版后记里有一句话：“在历史的洪流中，边缘的独特性从不讨好，这是世上众多弱势族群逐步被卷入现代性旋涡中的殊途同归。”凉山诺苏人一直处于现代性和传统的撕扯状态中，贫困、毒品、艾滋，这些都是现代性强制介入的副产品，如果简单地把诺苏人的生活现状归因为所谓“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既没有道理也不负责任。
很感谢这本书。这是一本扎实的、有典范意义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也是见证诺苏年轻人青春冒险的“生命之书”。
书名：《我的凉山兄弟》
作者： 刘绍华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