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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是最主要的革命，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到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从把中国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到重视人民大众的力量再到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的深化过程，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研究此问题不仅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也坚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关键词］ 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 传播 意识形态 影响
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在社会现实中的表现和表述形式。社会意识是指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从反映社会存在的角度来说，包括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它影响社会存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之前在意识形态领域曾有过三次较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新与旧的思想和势力的斗争，对当时的社会民智开启、思想解放，社会进步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三次解放运动，其核心就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达到强国惠民的目的。这让几千年来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国人似乎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但每一次革命的失败，不仅让他们的梦想破灭也让他们认识到在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终究是行不通的。结果是人民生活更加艰难，社会更加黑暗，促使一批拥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志士仁人不得不重新寻找和探讨中国的出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黑暗中摸索的先进分子终于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胜利的曙光，他们满怀革命的激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中，五四时期达到高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犹如一线光明照亮了国人前行的路，对中国社会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从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近代中国探求救国真理的先进分子也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等思想和主张。追求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政治理想，但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梦想，在苦苦的探索中迷茫前行，不知道国人的出路究竟在那里。十月革命的胜利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让国人找到了现成的样榜。特别是俄国的国情与中国相似，俄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胜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效仿俄国，把俄国当作倡导和追求的模式，由研究资本主义变为传播社会主义。潘公展在《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一文中描述到：“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他们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各种矛盾，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新曙光，认识到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正像李大钊所言：“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飞落在地。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P117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眼中黯然失色，社会主义的思潮风起云涌，在之后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
二、从对帝国主义的现象了解上升为对其本质的认识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整个近代史就是一部血泪史、屈辱史，也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史。鸦片戰争后帝国主义侵占我领土、掠夺我财富、蹂躏我人民、践踏我主权，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切齿痛恨，但这种仇恨只停留在表面事件的认识上，并没有深入了解其受苦受难的根源，更不知道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是其本性使然。知识分子倡导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是从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希望对国人产生影响，认识也只停留在船坚炮利、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上，对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没有认识，更看不清它的本质。19世纪初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大面积的经济危机，国内矛盾四伏，达到不可调的地步，为了转嫁矛盾不息牺牲被侵略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恽代英说：“资本主义是应该推倒的，因为资本家是以少数人利益荼毒大多数人的劫星。”［2］P124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深深点醒了对帝国主义还存有幻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让中国人民看清了帝国主义的嘴脸，知道了帝国主义是侵略战争的制造者，是工人阶级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中国社会灾难制造的元凶。尤其是巴黎和会成为帝国主义的分赃会，中国不仅没有收回青岛和山东的权益，甚至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样的残酷现实让中国人民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李大钊曾尖锐地指出，日本的大亚西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1］P126。李大钊的一番话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绝好阐释。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个阶段才进入到理性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的”［3］P266。
三、把中国人民的自身解放斗争上升为世界革命斗争的高度
漫长的封建社会使我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在列强的欺凌和西方文明的摧残之下，中国人民眼中的世界就是对“洋人”的仇恨，他们不明白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侵略、掠夺，也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与自己相同命运的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唤醒了灾难深重的人民大众，他们在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和前途的同时，也深刻地了解了世界无产阶级同中国人民一样被压迫被剥削，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李大钊在他的《新纪元》中写道：“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的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愈演愈烈，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主义革命波澜壮阔，“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2］P431中国的五四运动正是在世界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兴起的，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912年李大钊在《国民》杂志一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讲到：“此番运动(五四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让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人民看到，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国家中到处是朝气蓬勃的工人运动，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同遭遇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从而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拥有了国际主义的情怀。
四、由轻视民众、脱离民众的思想转变为认识到工农大众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在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基本上以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怀着救亡图存的理想，苦苦寻求中国的出路，其中也不乏为民请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壮举，但往往是孤军奋战，不愿意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也从根本上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作用，从意识形态深处认为民众生性愚钝，还有“群氓”的思想作祟。戊戌变法流产，辛亥革命失败，都证明了“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3］P530。五四运动见证了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让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广大民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坚强决心和顽强的革命斗志，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变革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構造的唯一基础，”只有民众才是“永久的胜利者”，“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1］P146。五四运动后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的先进分子不仅认识到工农群众的重要作用，并且身体力行。1920年五一劳动节《北京大学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新青年》也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起了模范带头作用。1919年3月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1920年初开始到北京长辛店的工人中发表演讲。在众多的拥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步人士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开始为工农大众所接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让先进的知识分子、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入认识，“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的愚暗；他们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4］P649。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只要知识分子加入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生活就有了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销声匿迹了”［4］P652。这些理论和思想几乎成为当时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也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有了本质的飞跃，许多进步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今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从对革命量的认识转变为质的变化，认识到新旧革命的不同
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颁布了自己的纲领，在中国民众中产生巨大影响。但终究因为阶级的局限性，认不清洋人的本质，更主要的是没有先进的思想为指导，最终悲壮落幕。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也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革命失败。“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3］P528。1918年8月孙中山在《辞大元帅职后通告海内外同志书》一文中自己都认识到“夫去——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民愈不聊生矣!”五四运动之前，几次大的革命运动使国人的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仍旧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国人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蔡和森指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5］P231922年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不是“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同时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中谈到：“凡向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主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立一个人民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个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的思想认识，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借鉴。
毫无疑问，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使中国人民找到了革命最终胜利的法宝，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是对中国革命影响的细分，从单一的角度诠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用，以便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特别是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1］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林代昭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
［3］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4］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蔡和森文集（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关键词］ 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 传播 意识形态 影响
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在社会现实中的表现和表述形式。社会意识是指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从反映社会存在的角度来说，包括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它影响社会存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之前在意识形态领域曾有过三次较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新与旧的思想和势力的斗争，对当时的社会民智开启、思想解放，社会进步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三次解放运动，其核心就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达到强国惠民的目的。这让几千年来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国人似乎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但每一次革命的失败，不仅让他们的梦想破灭也让他们认识到在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终究是行不通的。结果是人民生活更加艰难，社会更加黑暗，促使一批拥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志士仁人不得不重新寻找和探讨中国的出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黑暗中摸索的先进分子终于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胜利的曙光，他们满怀革命的激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中，五四时期达到高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犹如一线光明照亮了国人前行的路，对中国社会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从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近代中国探求救国真理的先进分子也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等思想和主张。追求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政治理想，但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梦想，在苦苦的探索中迷茫前行，不知道国人的出路究竟在那里。十月革命的胜利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让国人找到了现成的样榜。特别是俄国的国情与中国相似，俄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胜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效仿俄国，把俄国当作倡导和追求的模式，由研究资本主义变为传播社会主义。潘公展在《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一文中描述到：“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他们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各种矛盾，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新曙光，认识到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正像李大钊所言：“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飞落在地。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P117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眼中黯然失色，社会主义的思潮风起云涌，在之后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
二、从对帝国主义的现象了解上升为对其本质的认识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整个近代史就是一部血泪史、屈辱史，也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史。鸦片戰争后帝国主义侵占我领土、掠夺我财富、蹂躏我人民、践踏我主权，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切齿痛恨，但这种仇恨只停留在表面事件的认识上，并没有深入了解其受苦受难的根源，更不知道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是其本性使然。知识分子倡导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是从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希望对国人产生影响，认识也只停留在船坚炮利、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上，对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没有认识，更看不清它的本质。19世纪初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大面积的经济危机，国内矛盾四伏，达到不可调的地步，为了转嫁矛盾不息牺牲被侵略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恽代英说：“资本主义是应该推倒的，因为资本家是以少数人利益荼毒大多数人的劫星。”［2］P124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深深点醒了对帝国主义还存有幻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让中国人民看清了帝国主义的嘴脸，知道了帝国主义是侵略战争的制造者，是工人阶级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中国社会灾难制造的元凶。尤其是巴黎和会成为帝国主义的分赃会，中国不仅没有收回青岛和山东的权益，甚至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样的残酷现实让中国人民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李大钊曾尖锐地指出，日本的大亚西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1］P126。李大钊的一番话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绝好阐释。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个阶段才进入到理性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的”［3］P266。
三、把中国人民的自身解放斗争上升为世界革命斗争的高度
漫长的封建社会使我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在列强的欺凌和西方文明的摧残之下，中国人民眼中的世界就是对“洋人”的仇恨，他们不明白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侵略、掠夺，也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与自己相同命运的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唤醒了灾难深重的人民大众，他们在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和前途的同时，也深刻地了解了世界无产阶级同中国人民一样被压迫被剥削，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李大钊在他的《新纪元》中写道：“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的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愈演愈烈，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主义革命波澜壮阔，“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2］P431中国的五四运动正是在世界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兴起的，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912年李大钊在《国民》杂志一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讲到：“此番运动(五四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让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人民看到，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国家中到处是朝气蓬勃的工人运动，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同遭遇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从而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拥有了国际主义的情怀。
四、由轻视民众、脱离民众的思想转变为认识到工农大众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在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基本上以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怀着救亡图存的理想，苦苦寻求中国的出路，其中也不乏为民请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壮举，但往往是孤军奋战，不愿意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也从根本上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作用，从意识形态深处认为民众生性愚钝，还有“群氓”的思想作祟。戊戌变法流产，辛亥革命失败，都证明了“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3］P530。五四运动见证了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让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广大民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坚强决心和顽强的革命斗志，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变革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構造的唯一基础，”只有民众才是“永久的胜利者”，“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1］P146。五四运动后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的先进分子不仅认识到工农群众的重要作用，并且身体力行。1920年五一劳动节《北京大学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新青年》也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起了模范带头作用。1919年3月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1920年初开始到北京长辛店的工人中发表演讲。在众多的拥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步人士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开始为工农大众所接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让先进的知识分子、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入认识，“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的愚暗；他们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4］P649。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只要知识分子加入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生活就有了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销声匿迹了”［4］P652。这些理论和思想几乎成为当时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也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有了本质的飞跃，许多进步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今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从对革命量的认识转变为质的变化，认识到新旧革命的不同
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颁布了自己的纲领，在中国民众中产生巨大影响。但终究因为阶级的局限性，认不清洋人的本质，更主要的是没有先进的思想为指导，最终悲壮落幕。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也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革命失败。“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3］P528。1918年8月孙中山在《辞大元帅职后通告海内外同志书》一文中自己都认识到“夫去——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民愈不聊生矣!”五四运动之前，几次大的革命运动使国人的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仍旧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国人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蔡和森指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5］P231922年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不是“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同时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中谈到：“凡向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主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立一个人民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个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的思想认识，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借鉴。
毫无疑问，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使中国人民找到了革命最终胜利的法宝，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是对中国革命影响的细分，从单一的角度诠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用，以便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特别是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1］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林代昭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
［3］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4］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蔡和森文集（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