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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苏格拉底（或者说将苏格拉底作为代言人的柏拉图）灵魂不朽论证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灵魂不朽这个命题，一直到今天，都是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没有人能够在死亡以后，回到人世向我们转述另一个世界的情形。那一端只有人们想象的幻影，在事实层面上仍旧一片空白。
那么，苏格拉底是如何通过哲学思辨，试图将这个命题转化为理论必然的呢？首先，苏格拉底认为，肉体的感觉是既不准确也不清楚的，热爱智慧的人不会在肉体层面感到快乐。他们的事业是使灵魂从身体解脱和分离，即练习世俗意义上的死亡。死亡是连接现世生活和不朽灵魂的桥梁。
随后，苏格拉底提出了相反相生理论。万事万物都是由其反面转变而来，如较弱的生于较强的，较小的生于较大的，更差的生于更好的，更正义的生于更不正义的，此消彼长，有所损益。生与死，就像醒着与睡着，从生到死是入睡的过程，从死复生则是醒来的过程。肉体产生和消亡，但是灵魂一直存在。
这与中国古代庄子的齐物论有相通之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从相对的概念出发，生与死、可与不可、是与非，都是相反相生的。不同的是，庄子上升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论，而苏格拉底则用灵魂来解释相反相生。
苏格拉底的类比论证似乎非常让人信服。人们情感上很容易认同他的说理。但这本质上是经验主义，他通过逻辑推论并不能得出必然的结论。我认为，死的实质是无生命。生命确实只有从有到无、从无到有两个过程。但是，这其中并不一定需要借助灵魂。生命的转化有某种复杂的形式。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原子），也许一个新的生命确实具有一个逝去生命的部分。精神上就更加容易理解了，知识和思想在人类历史上代代相传自不必多说。人类文明在过去的生命上消失，在后来的生命上得到传承。将全人类，甚至全部生命看作一个整体，站在更高的视角，生命相反相生并没有错，但灵魂不是必要的载体。这也映照了庄子的哲学思想。
苏格拉底在《斐多》中对这一论证是不完善的。他在文中承认了这一点。“有理性的人一定不能坚持说我所描述的情景完全是事实。”“我想这既是合理的意向，又是一种值得冒险的信仰，因为这种冒险是高尚的。”
因此，苏格拉底对生命不朽的论证的第一层价值体现在，苏格拉底明白这是一种“冒险”，但依旧捍卫自己的理论。很多时候，人们在困难面前停下脚步，不敢踏进迷雾，放弃追寻真理，那他们就永远也无法更进一步。苏格拉底身上的执着恰恰是追求真理所需要的。灵魂不朽的论证可以被补充完善，理论在孕育过程中需要发展空间。
从古到今，很多科学家坚定地相信世界的简单性。例如，沃森和克里克搭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他们以此为进行科学研究的信念，最终成功找到了科学世界的脉搏。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而苏格拉底的灵魂不朽论则在演变中塑造了无数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其次，灵魂不朽论证的第二层价值在于，它给现世的善提供了为的理由，给现世的恶提供了非为的理由。灵魂是神圣的概念。人可以蔑视法律，不顾人伦，但不能看轻灵魂，只要他相信灵魂的存在。根据苏格拉底的理论，肉体是暂时的，而灵魂是永恒的，人否定灵魂就是否定自身的存在。
“现在看来，要否定灵魂不朽是极端危险的。如果死亡是一种摆脱一切的解放，那么它对恶者来说是一种恩惠，因为借助死亡，他们不仅摆脱了身体，而且也摆脱了他们与灵魂在一起时犯下的罪恶，然而实际上，由于灵魂是不朽的，因此除了尽可能变得善良和聪明以外，它不能逃避恶而得到平安。”多少人在为非作歹时，想着不过一死。在现代法治社会，我们给罪犯以人权保障，死亡——陷入永恒的黑暗是他们认为最大的惩罚。死，成了他们逃避现世罪恶的最终手段。
柏拉图在《法篇》中进一步阐述了灵魂不朽对社会秩序构建的意义。“灵魂之所以不朽，是因为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足以在人世建立起必要的敬畏，而没有这种敬畏，社会就会陷入罪恶和无序之中。”柏拉图提到一个词：敬畏。这和对法律这一人类智慧的敬畏不同，而是对某种更高存在的尊敬和畏惧。为此，《斐多》中设置了一个绝对力量，由它对人类死后的灵魂进行审判。
我认为，《斐多》表面上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思辨，同时也包含了浓厚的宗教观念。且不说其中宙斯、哈得斯这些希腊神的出现，苏格拉底引导人们向善的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绝对力量的存在之上的。神是具象化的信仰，它关乎很多东西，不仅是“神是否存在”这个命题。所以，神是把很多信仰圈起来，变成一个关乎神的整体。只有“神是否存在”是不足以产生现实影响的。苏格拉底建构的，不是神本身，而是一套信仰体系，他在《斐多》中提出了核心观念。以绝对力量的存在为核心的理论，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灵魂不朽的现实意义。
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不是神本身。假设绝对力量真的存在，人类对它的感知就好像盲人摸象，在无限的存在面前，每个人只能认识有限的部分。对神的虔诚信仰是宗教的内核，而宗教作为一個系统，代表的是世人对神的解读。相信神并不妨碍对宗教内容的取舍。这应该是一个学习和选择的过程。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审美阶段（文艺）、伦理阶段（哲学）和宗教阶段——这个排序并非按照时间顺序，我暂且也无法将哲学和宗教排出高低。三者的特点在同一时期可以交叉并行，我只通过什么特征占社会主导做出判断。
审美阶段是非理性的美感和感动，注重个体性和享乐。我认为，人类能达到审美阶段，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发展和物质基础之上的。人们在满足生存需要之后，还有余裕追求感官享受。这个阶段主要在西方，西方文明以古希腊为源头。古希腊虽然没有东方广袤的土地，但因其处于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人员往来，货物流通，成为举世闻名的商业场所。商业讲究平等和自由，人们追求个体性和享乐也是在此之上发展的。以古希腊惊人的自由人与奴隶的数量比，审美阶段的超前发展就不出人意外了。
在伦理阶段，人们寻求智慧、理性，追求生命价值。但它的局限性在于，人不能经历死亡。人生是单向的旅途，没有返程的班次。没有人能从终点回来，告诉世人彼端是怎样的。因此，通过哲学理解世界，必然存在极限和盲点。一旦突破极限，伦理阶段就转化为宗教阶段。前者是理性的，而后者是非理性的，这个过程实现了非理性的跳跃。我对此的看法是，“哲学”对死后世界的推论和想象足以让它成为某一种宗教。
我认为，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的关键词都是敬畏。而他们最大的区别则在于，伦理阶段是敬畏法律，尊敬人类智慧，畏惧同类的惩罚。这是基于人类对自身的把握，总结和提炼出的智慧结晶。而宗教阶段则是敬畏神，在对神的信仰下约束自身行为。宗教治国，信仰和律令是不冲突的，甚至法律都要为信仰让路。
在伦理阶段，人们的头脑用哲学和理性武装，但内心是苍凉的。启蒙运动以后，现代文学的冰冷和灰暗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宗教的狂热又太过灼人，一次大火可以毁天灭地。若是完全倾斜的伦理或宗教阶段，我很难评判。但古希腊时期可以说三者的特点兼而有之。苏格拉底等哲人相信神的存在，同时以哲学思辨作为追求真理的工具。他们保持理性思考和内心充盈，用逻辑架构信仰大厦。
我将苏格拉底的死看作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是有选择的。他是所谓“积极的死”。活着是可贵的，世上有很多留恋，但有东西是比活着更加重要的——他誓死捍卫的灵魂不朽。
作者简介：范木子（2000—），女，汉族，浙江人，武汉大学本科在读。
那么，苏格拉底是如何通过哲学思辨，试图将这个命题转化为理论必然的呢？首先，苏格拉底认为，肉体的感觉是既不准确也不清楚的，热爱智慧的人不会在肉体层面感到快乐。他们的事业是使灵魂从身体解脱和分离，即练习世俗意义上的死亡。死亡是连接现世生活和不朽灵魂的桥梁。
随后，苏格拉底提出了相反相生理论。万事万物都是由其反面转变而来，如较弱的生于较强的，较小的生于较大的，更差的生于更好的，更正义的生于更不正义的，此消彼长，有所损益。生与死，就像醒着与睡着，从生到死是入睡的过程，从死复生则是醒来的过程。肉体产生和消亡，但是灵魂一直存在。
这与中国古代庄子的齐物论有相通之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从相对的概念出发，生与死、可与不可、是与非，都是相反相生的。不同的是，庄子上升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论，而苏格拉底则用灵魂来解释相反相生。
苏格拉底的类比论证似乎非常让人信服。人们情感上很容易认同他的说理。但这本质上是经验主义，他通过逻辑推论并不能得出必然的结论。我认为，死的实质是无生命。生命确实只有从有到无、从无到有两个过程。但是，这其中并不一定需要借助灵魂。生命的转化有某种复杂的形式。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原子），也许一个新的生命确实具有一个逝去生命的部分。精神上就更加容易理解了，知识和思想在人类历史上代代相传自不必多说。人类文明在过去的生命上消失，在后来的生命上得到传承。将全人类，甚至全部生命看作一个整体，站在更高的视角，生命相反相生并没有错，但灵魂不是必要的载体。这也映照了庄子的哲学思想。
苏格拉底在《斐多》中对这一论证是不完善的。他在文中承认了这一点。“有理性的人一定不能坚持说我所描述的情景完全是事实。”“我想这既是合理的意向，又是一种值得冒险的信仰，因为这种冒险是高尚的。”
因此，苏格拉底对生命不朽的论证的第一层价值体现在，苏格拉底明白这是一种“冒险”，但依旧捍卫自己的理论。很多时候，人们在困难面前停下脚步，不敢踏进迷雾，放弃追寻真理，那他们就永远也无法更进一步。苏格拉底身上的执着恰恰是追求真理所需要的。灵魂不朽的论证可以被补充完善，理论在孕育过程中需要发展空间。
从古到今，很多科学家坚定地相信世界的简单性。例如，沃森和克里克搭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他们以此为进行科学研究的信念，最终成功找到了科学世界的脉搏。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而苏格拉底的灵魂不朽论则在演变中塑造了无数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其次，灵魂不朽论证的第二层价值在于，它给现世的善提供了为的理由，给现世的恶提供了非为的理由。灵魂是神圣的概念。人可以蔑视法律，不顾人伦，但不能看轻灵魂，只要他相信灵魂的存在。根据苏格拉底的理论，肉体是暂时的，而灵魂是永恒的，人否定灵魂就是否定自身的存在。
“现在看来，要否定灵魂不朽是极端危险的。如果死亡是一种摆脱一切的解放，那么它对恶者来说是一种恩惠，因为借助死亡，他们不仅摆脱了身体，而且也摆脱了他们与灵魂在一起时犯下的罪恶，然而实际上，由于灵魂是不朽的，因此除了尽可能变得善良和聪明以外，它不能逃避恶而得到平安。”多少人在为非作歹时，想着不过一死。在现代法治社会，我们给罪犯以人权保障，死亡——陷入永恒的黑暗是他们认为最大的惩罚。死，成了他们逃避现世罪恶的最终手段。
柏拉图在《法篇》中进一步阐述了灵魂不朽对社会秩序构建的意义。“灵魂之所以不朽，是因为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足以在人世建立起必要的敬畏，而没有这种敬畏，社会就会陷入罪恶和无序之中。”柏拉图提到一个词：敬畏。这和对法律这一人类智慧的敬畏不同，而是对某种更高存在的尊敬和畏惧。为此，《斐多》中设置了一个绝对力量，由它对人类死后的灵魂进行审判。
我认为，《斐多》表面上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思辨，同时也包含了浓厚的宗教观念。且不说其中宙斯、哈得斯这些希腊神的出现，苏格拉底引导人们向善的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绝对力量的存在之上的。神是具象化的信仰，它关乎很多东西，不仅是“神是否存在”这个命题。所以，神是把很多信仰圈起来，变成一个关乎神的整体。只有“神是否存在”是不足以产生现实影响的。苏格拉底建构的，不是神本身，而是一套信仰体系，他在《斐多》中提出了核心观念。以绝对力量的存在为核心的理论，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灵魂不朽的现实意义。
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不是神本身。假设绝对力量真的存在，人类对它的感知就好像盲人摸象，在无限的存在面前，每个人只能认识有限的部分。对神的虔诚信仰是宗教的内核，而宗教作为一個系统，代表的是世人对神的解读。相信神并不妨碍对宗教内容的取舍。这应该是一个学习和选择的过程。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审美阶段（文艺）、伦理阶段（哲学）和宗教阶段——这个排序并非按照时间顺序，我暂且也无法将哲学和宗教排出高低。三者的特点在同一时期可以交叉并行，我只通过什么特征占社会主导做出判断。
审美阶段是非理性的美感和感动，注重个体性和享乐。我认为，人类能达到审美阶段，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发展和物质基础之上的。人们在满足生存需要之后，还有余裕追求感官享受。这个阶段主要在西方，西方文明以古希腊为源头。古希腊虽然没有东方广袤的土地，但因其处于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人员往来，货物流通，成为举世闻名的商业场所。商业讲究平等和自由，人们追求个体性和享乐也是在此之上发展的。以古希腊惊人的自由人与奴隶的数量比，审美阶段的超前发展就不出人意外了。
在伦理阶段，人们寻求智慧、理性，追求生命价值。但它的局限性在于，人不能经历死亡。人生是单向的旅途，没有返程的班次。没有人能从终点回来，告诉世人彼端是怎样的。因此，通过哲学理解世界，必然存在极限和盲点。一旦突破极限，伦理阶段就转化为宗教阶段。前者是理性的，而后者是非理性的，这个过程实现了非理性的跳跃。我对此的看法是，“哲学”对死后世界的推论和想象足以让它成为某一种宗教。
我认为，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的关键词都是敬畏。而他们最大的区别则在于，伦理阶段是敬畏法律，尊敬人类智慧，畏惧同类的惩罚。这是基于人类对自身的把握，总结和提炼出的智慧结晶。而宗教阶段则是敬畏神，在对神的信仰下约束自身行为。宗教治国，信仰和律令是不冲突的，甚至法律都要为信仰让路。
在伦理阶段，人们的头脑用哲学和理性武装，但内心是苍凉的。启蒙运动以后，现代文学的冰冷和灰暗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宗教的狂热又太过灼人，一次大火可以毁天灭地。若是完全倾斜的伦理或宗教阶段，我很难评判。但古希腊时期可以说三者的特点兼而有之。苏格拉底等哲人相信神的存在，同时以哲学思辨作为追求真理的工具。他们保持理性思考和内心充盈，用逻辑架构信仰大厦。
我将苏格拉底的死看作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是有选择的。他是所谓“积极的死”。活着是可贵的，世上有很多留恋，但有东西是比活着更加重要的——他誓死捍卫的灵魂不朽。
作者简介：范木子（2000—），女，汉族，浙江人，武汉大学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