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至今的我国十余万种各类古籍，是靠古代四大藏书系统，即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传承的，其中官藏和私藏居主导地位，传承着华夏的文明。那些充满智慧的哲学、军事著作，那些完备、深刻的伦理道德经典，那些厚积成败、借鉴资治的各类史籍，那些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杰作，那些超越时代的科技、工艺著述，那些治病救人、措理奇特的医籍药典……无不饱含着华夏儿女的聪明才智。其记述之详赡、阐释之深邃、语言之优美、部次之有序，不仅令中外学者为之赞叹，而且对于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美丽家园更有足资借鉴之处。
　　为了全面介绍、探讨我国古籍保藏和传承的历史，为了推动保护我国古籍事业的全面发展，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古籍所教授、研究藏书史的专家陈德弟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藏书史力作《秦汉至五代官私藏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版，以下简称《研究》）。该书是陈德弟“藏书文化系列研究”之一，详细探讨了我国秦汉至五代时期的官、私藏书文化，阐释了我国现存古籍是世界文明古国中保藏最多者之原因，讴歌了中华民族崇尚文明、热爱文化的伟大品格，褒扬了那些为保护和传承我国古籍文献做出贡献的历代政府和各类藏书家，阐明了书籍文献在治国理政、修身养性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鞭挞了那些摧残人类文明、制造“书厄”的独夫民贼。相信是书的推出，有助于我国古代藏书文化史的研究，而其丰富的史料和全新的论述，又将我国藏书文化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
　　《研究》全书31万字，除“导论”和“附录”外共分6章。“导论”部分洋洋洒洒万余言，概述了四大藏书体系发生、发展的历史，梳理了官、私藏书的学术史，阐明了这本书的创新之处。正文六章，按照官、私藏书系统产生的顺序，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详述和探讨了秦汉至五代的官、私藏书的实践活动及其所衍生的藏书文化。“附录”共有四表：《魏晋南朝藏书家一览表》《十六国北朝藏书家一览表》《唐代藏书家一览表》《五代十国藏书家一览表》，列出了这些藏书家的朝代、姓名字号、生卒年、籍贯、藏书状况和史料出处。
　　《研究》是国内唯一一部深入探研秦汉至五代官、私藏书的断代著作。著者以深厚的历史学功底为基础，全面、深湛地阐释了我国早期的官、私藏书文化。全书创获颇多，或有所发现，或有所创新，或颠覆传统说法。此前，同类著作有刘渝生的《中国藏书起源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主要探讨了先秦时期官、私藏书的历史，虽然用功较深，资料亦较为丰富，但毋庸讳言，该书推论较多，许多说法实可商榷；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2001年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大部头著作，但由于刊行已有十余年，加之成于众人之手，所以在史料的运用上有所欠缺，在体例上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2001年辽宁出版社版）内容较为丰富，但亦成于众人之手，排印、引文等错误较多，所引史料不注出处，体例很欠规范；徐凌志主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史》无甚创意，远不如傅、任所主编的二书，故学界很少提及；再有就是一些普及读物，如萧东发主编的《中国官府藏书》和《中国私家藏书》。而《研究》一书内容有创新，体例较规范，正如著者在“导论”中所云，“史料更丰富，内容更全面，视野更宽阔，剖析更深刻，评述更客观，用语更准确，创获也更多，对一些传统说法或颠覆，或补正”，堪称研究我国藏书文化史的一部佳作。
　　史学研究，贵在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而不囿于成说，《研究》一书即有这方面的事例和内容。例如，该书第4页，著者发现并指出，“图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籍《韩非子·大体》中：“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而传统说法认为起于汉代，比这晚了近百年。故著者注释云：“所有与文献学有关的著述，甚至在国际互联网上，皆云‘图书’一词，在中国古籍中出现最早者是《史记·萧相国世家》：‘（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此学者失察也。”再如，第12页，以往所有与文献学有关的著作，在讲到唐代上万卷的藏书家时，皆云仅有“十余人”；著者以无可争辩的事实，颠覆了这种一贯讲法，指出：由于“统治者的崇文政策，教育的普及，科举取仕的刺激，雕版印刷的发明和使用等等，使这一时期逾万卷的藏书家增至四十余人”。还有第148页，著者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得到蓬勃发展。是时，藏书家人数众多，藏书量前所未有，藏书活动内容丰富。”著者是基于大量史实而讲这番话的。因为，明代著名文献学家胡应麟，在其所著的《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中说：“魏晋以还，藏书家至寡，读《南、北史》，但数千卷，率载其人传中。至《唐书》所载，稍稍万卷以上，而数万者尚希。”胡氏所云，影响甚大，需要加以辨明，以免继续贻误后学，故著者以史实为依据，驳胡氏所说，指出：“胡氏失察，所言非是。”书中多有此类发明和阐释。
　　著者之所以能有这些“不囿于成说”的阐述，是因为在前人研究此课题的基础上，占有了更多、更新的史料。史学研究，其理论和方法无论怎样创新，但史料永远是最重要的，占有的史料越丰富，一般而言，所论就越接近事物的原貌，也就越令人信服，《研究》一书具有这个特点。书中除利用传世文献，如正史、总集、别集、类书、笔记等外，还利用了此前研究藏书文化史的学者皆未曾用过的墓志史料、考古新发现涉及藏书的史料和未曾关涉的一些传世文献。这些文献，特别是墓志，为此段私家藏书文化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补充了一些传世文献未有的内容，为研究藏书文化提供了许多新的、极有价值的信息。
　　因为著者很注重学术著作编纂的规范化，故在撰写过程中努力做到以身作则，这一点在《研究》一书中得到充分体现。著者在《后记》中亦有所论述，并不失时机地为广大学者介绍相关书籍，以供参考。这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著作，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对于从事中国藏书史、图书馆事业史、文献学史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