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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沃伦·史迪威（1883—1946）是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美国人。1911年11月，他到上海度假，这是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九年后，他奉命到中国工作。1935至1939年，他担任美国驻华武官参赞，其足迹遍及中国各地。正是由于这段经历，他被美国军界称为“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奉命前来中国，作为罗斯福总统的驻华军事代表，开始履行其职业军人的历史使命。
徒有其衔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一直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府，反而感到欣喜和鼓舞。韩素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政府的官员们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作战，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
果然，美、英、苏、中等国很快便成立军事同盟，并将对亚洲实行联合军事行动。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位高级军官作他的同盟军参谋长。1942年元旦，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推荐他的老部下、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担当赴中国的使命。可是，史迪威却不愿执行这项使命，因为，他对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侵略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和惊慌失措极为失望。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他还是欣然接受了罗斯福总统的任命。
史迪威的职务是：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驻华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滇缅路监理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他的职责和任务是，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指挥归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发挥租借物资（即援华军用物资）的作用。他的参谋班子由三十五名军官组成，陆军部还答应将海运四百名教官和技术人员，训练中国军队，使他们能正确地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学会美国的战术和技术。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来到重庆，拜访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初次会晤是欢愉的，蒋介石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对他说：“我将任命你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中国部队驻缅第五军、第六军归你指挥，以抵挡日军在缅甸的进攻。”他满心欢喜，高兴地向中外记者说：“中美两国军队并肩进入东京那天，将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然而，仰光失守后，他才感觉到所谓授权，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因为，蒋介石同时任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当英国总督多尔曼·史密斯对此提出质疑时，杜聿明笑着答道：“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让美国人留在战争中的惟一有效方法，就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史迪威陷入困境之中，驻缅中国军队并不服从他的指挥。蒋介石从遥远的重庆，直接和杜聿明联系，下达调动部队的命令。
史迪威清醒了，在日记中写道：“主啊，被绳索拴着的指挥官，其精神负担该有多重啊！”他匆匆飞到重庆，余怒未消地对蒋介石说：“您的部下没有执行您的命令，至多也只是执行了命令的字面意思。当然公正地说，要让中国军队把他们的两个军交给一个他们不熟悉、不能充分信任的，该死的外国人来指挥，确是过高的奢望。”没想到，蒋介石听完后竟惊讶起来，立即和他一起飞到缅甸眉苗，召集中国军官开会，当众宣布，史迪威“拥有提升，撤职和惩罚中国援缅军中任何军官的全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创新。”蒋介石还私下许诺，将授予他一枚用篆体字镌刻的官衔图章，以确认其行使的指挥权。可是，一个星期后，他所得的图章却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援缅军总司令”。至此，他才恍然大悟，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他只能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
集结在缅甸的军队各有各的心思，英国军队想溜，中国军队欲守，而史迪威恰恰相反，决意反攻、大干一场。4月，日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向盟军在缅甸的驻地狂轰滥炸。20日，日军便向腊戎进攻，突破中国军队五十五师防线。他想组织力量，重新夺回丢失的阵地，可是，军心涣散、全无斗志。当第五军、第六军悄然撤回中国时，他竟一无所知。为了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东枝，他冒着猛烈的炮火，亲自率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坚守阵地，直至增援部队的到来。他再次感到屈辱和懊恼，在一份定期的总结报告中，他写道：“蒋介石使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现在只好承认这一点。……我完全受骗了，我真傻……”
他拒绝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的营救，率领残余部队，走入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那里荆棘丛生，遍地都是蚂蚁、昆虫、水蛭，时不时还有离群猛象的袭扰。可是，他却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整日满面怒容、不言不语。一位记者报道说，史迪威“貌似愤怒的上帝，骂起人来犹如堕落的天使”。5月24日，他们终于抵达印度德里。一时间，他成了举世闻名的英雄，记者络绎不绝，采访没完没了。在记者招待会上，他郑重宣布：“我声明，我们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我们撤出了缅甸，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胜利地返回缅甸。”
格格不入
他身材高挑、瘦骨嶙峋，常穿一件非制式的运动衫，而不愿着表明军阶的制服。人们很容易在前线遇到他，只见他脚蹬美国大兵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式硬边战斗帽，嘴里叼着烟斗，嚼着口香糖，如同熟谙母语般地用中国话下达命令。他为人坦诚，憎恨空谈，不愿讨好他不尊敬的人。这样一位自负好斗的职业军人，与“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蒋介石相处，无疑是两条毛驴拴在一根桩上，注定是要踢蹶子的。他们相处不久，他便感到蒋介石“非常难对付”，而蒋介石则抱怨：“在中国，史迪威将军的权力比我的权力大。”
他对蒋介石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1928年4月，他在美国《卫兵》杂志撰文介绍蒋介石时，还倍加赞赏地说，中国统一的完成，表明蒋介石“是靠自己体内的力量获得的”。在他担任武官参赞时，正值日本侵华气焰甚嚣尘上，蒋介石不号召人民起来抗日，却别出心裁地搞起新生活运动，这时，他才轻蔑起蒋介石。他对国民党军队只忠于蒋介石个人，以及各自为阵、保存实力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他称呼蒋介石为“花生米”，他认为蒋介石刁滑、谲诈，如以“花生米”相称，那真是名副其实。
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成为公开的秘密。罗斯福对此极为焦虑，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措辞强硬地说：“史迪威的确是以错误的方法在和蒋委员长打交道。蒋委员长是不能以我们对待其他中国人的通常办法与之交往的。他是中国的最高统帅、中国军队的总司令。”他知道罗斯福的态度后，立即给马歇尔拍了一封电文，进行辩解，电文说：
我因不向走私诈骗者发放军用物资而恶名远扬。在美国继续宣传重庆的观点，已构成对我的工作的重大障碍。美国公众舆论得到的全是虚假的印象。真实的情况是，部队处于绝望的境地。士兵吃不饱，无薪饷，未训练，被轻视，军队贪污腐败成性。本来可以把他们拉出污水坑，但由于我们不断让步，使得蒋委员长认为，他只消一坚持，我们就会屈服。
他继续训练中国军队，为重开缅甸战役作准备。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美国的军援物资便大多倾向北非，中缅印战区再也得不到如数物资了。他牢骚满腹地向马歇尔抱怨说：“我不知道非洲战场得到了多少。难道我就用这些东西去安慰中国人吗？”他还给陆军部拍去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愤怒情绪。马歇尔也有同感，对史迪威说：“我已看过你那封骂娘的电报了。”“我非常同情你的反应。”
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纪念日时，马歇尔正式通知他说，缅甸战役已引起高度重视，因为重新打通缅甸运输线，可以为从中国出击的空军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美国政府将增加对缅甸战役的支援。他高兴极了，因为，他所处的战略位置，已仅次于艾森豪威尔指挥的北非战场。美国已意识到缅甸的战略地位，特意增加六千名美国勤务兵，专门执行筑路及其它任务。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当他赶到重庆时，事情又变得难以捉摸。何应钦抓住一些枝节问题，没完没了地絮叨：“空投时，一些箱子摔破了，药用碘酒也被砸碎了。”12月28日，蒋介石照会罗斯福，对未在孟加拉湾建立海军优势提出质疑。蒋介石认为美国没有实现其诺言，即控制缅甸水域，加强美国驻华空军力量，并且说发起缅甸战役，必须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前提条件不充足，那就会失败，就会给中国带来灾难。1943年1月8日，蒋介石正式拒绝发动缅甸战役，提议推迟到秋天发动为宜。
1943年夏秋间，缅甸战役已在积极的准备之中，史迪威感到蒋介石的“脾气好多了”，宋美龄也称史迪威为“乔大叔”。然而，开罗会议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又得出一个新结论，盟军应把军事打击的重点放在德国。罗斯福得到情报说，日本将在太平洋而不是在中国被打败。罗斯福让史迪威通知蒋介石，盟军至少在一年内，不会在缅甸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亲共嫌疑
1943年8月，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向蒋介石建议，为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以利缅甸战役的准备和发动，应该同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合作，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也是对共产党自称愿意在委员长的指挥下抗日的一种考验。”蒋介石当然不会予以理会，不过，大洋彼岸的罗斯福倒是饶有兴趣，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大敌当前，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愿意打日本的人的援助，显然是错误的。”
史迪威与一些美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很深的政治成见。他在任驻华武官参赞时，负责搜集和研究共产党的情报。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怀有浓厚的兴趣，甚至想“写一封信问一问贺龙如何”。他认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和战术都很出色”。他将其对共产党的认识，与其他武官进行交流，获得他们的好评。1936年2月，英国大使馆便在一封便函中，感谢他提供的“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非常有趣的小册子”。
在日军大举入侵，战则必败的亡国舆论中，林彪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力挫日军，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史迪威由此深受鼓舞，找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就平型关大捷的话题，对八路军和共产党进行广泛的讨论。他常常反问自己：“难道八路军不是很了不起吗？”在武汉，他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接触和交谈后，发现中共高级领导人“襟怀坦白，彬彬有礼，态度和善，为人直率”。与之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的高官们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一副装腔作势、目中无人的派头。
腊戎失守后，他换了一种思路，倘若八路军在此，绝不会如此惨败。他常常语气坚定地对参谋人员说，真想“请那些共产党部队到这里来作战”。在重庆，他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对蒋介石说：“如果委员长同意，我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担心国共两党会短兵相接，酿成内战，那些喋喋不休的反共宣传，使他心烦意乱，不时地问自己：“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停止这种愚蠢的宣传呢？”
1943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抵达重庆，史迪威努力说服赫尔利，对华援助不应将共产党排斥在外。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抗日的，是很有战斗力的。在他们控制的区域，实行的才是真正的改革，减租减息，不抓壮丁，很得下层民众的拥戴。他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第十八集团军（红军）是能发挥作用的，对这一点不能有半点误解。他们可以调到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执行任务。但在这次危机（指皖南事变，作者注）中，我们必须把他们视作这个队伍中的一部分。”
蒋介石感到史迪威已是越走越远，共产党的军队如果得到先进的武器装备，那么，他们就会如虎添翼、势不可敌。蒋介石别无良策，只得给罗斯福去电极力阻挠。史迪威知道后，立即给马歇尔去了封长信说，蒋介石应该和共产党达成包括得到武器装备的协议，让八路军在山西参加战斗。“两年前，他们曾主动提出与我共同合作。现在他们仍可能愿意听从我的指挥。”马歇尔支持他，认为任何中国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同政府军团结抗日，都应受到美国的援助。
罗斯福在一份“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要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援助的范围。史迪威的态度更加明朗化了，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说：“如果让蒋介石控制物资，谁会得到，你是很清楚的；谁得不到，你也是很清楚的。但我们必须让共产党得到援助，因为他们愿意抗日。”
1944年9月13日，他接待了两名共产党的使者，他们带来了毛泽东和朱德的问候，他们谈论了什么，没有详尽的记述，但是，他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已多少透露出会谈的信息：“他们已和我联系过了。他们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但不愿在蒋介石任命的司令官的指挥下作战。”他告诉这两名使者，很想到延安去看看。他将说服共产党将自己的军事力量部署在黄河以北，不与国民党军队接触，并将给以五个师的美式武器装备。
悄然归去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越闹越僵，矛盾所在是由谁来支配援华物资。一次，在使用两架运输机的问题上，他们发生了争执。史迪威桀骜不驯，使蒋介石恼羞成怒，立即给罗斯福拍去电报，婉转地暗示罗斯福，应该将史迪威召回美国。可是，万万没想到，罗斯福竟在回电中明确回答：“史迪威将军要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实际的。”罗斯福拒绝了蒋介石，并且告诉他，就是召回史迪威，那么，新的继任者也享有与史迪威同等的权力。
蒋介石只得忍气吞声、一再克制。但是，他一刻也没有放弃这种呼吁，罗斯福开始腻烦了，也想调换史迪威，以缓和目前的紧张局面。然而，马歇尔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对罗斯福说：“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能够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而在美国再也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
蒋介石虽然碰了个硬钉子，可是，他一旦决心撵走史迪威，那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宋子文正是衔着如此使命，在华盛顿四下活动，凡是他能建言的权威人士，都不厌其烦地唠叨。在排挤史迪威的过程中，宋子文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无非是取史迪威而代之。1943年9月15日，宋子文给罗斯福寄去一份中缅印战区的新计划，重点提出撤换史迪威的事情。
美国军方对于召回史迪威，一直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而马歇尔的态度则是至关紧要的。马歇尔一如既往地支持史迪威，认为应该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以和他所负有的指挥权相适应。1944年6月30日，美国陆军部在一份要求晋升史迪威的文件中，对他大加褒奖，称赞他克服种种困难，包括盟友的冷落，“在缅甸组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并在向密支那的进军中，发动了一次载入史册的辉煌战役。罗斯福拗不过军方的意见，签发了一份由陆军部起草的电报，并于7月6日将这份电报发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再也不提召回史迪威了，换了一种方式，要求罗斯福派位高级别的特使，前来调查中国战区的情况。于是，副总统华莱士前来中国，华莱士在中国的日子里，每天都被蒋介石和宋子文所困扰。蒋介石指出，为摆脱中国战区的不和谐局面，美国政府应派位总统特使，以直接沟通中国战区和总统之间的联系，无需再经过国务院和陆军部。华莱士认为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可以采纳。宋子文没完没了地数落着史迪威的过失，反反复复地讲述史迪威必须召回的理由。华莱士招架不住了，竟然也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
蒋介石又开始出击了，通过总统特使赫尔利直接向罗斯福传递信息，指出史迪威所谓的军事指挥权，已涉及到一国的主权。他说：“只要我还是国家元首和中国最高司令官，在我看来，我无疑有权召回一个我不能再信任的军官。”赫尔利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和史迪威“性格各异，互不相容”，“如果你在他们的争执中支持史迪威，你就必将失去蒋介石，还可能失去中国。”罗斯福权衡利弊，作出直接而明确的命令，史迪威立即从中国撤回。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总统的命令，本想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一个解职声明。马歇尔担心他会出言不逊，造成难堪的局面，指示他在四十八小时内就要踏入归程。他写了两封告别信，其中一封给朱德的信说：“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蒋介石和宋子文前来送行，蒋介石解释说，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性格不合造成的，对此深表遗憾。史迪威不失绅士风度，笑着说：“祝你们取得最后胜利，我永远是中国的朋友。”
史迪威就要回美国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在中缅印战区官兵中传送。他们在一首名为《敬礼》的十四行诗中，这样为他们的指挥官送行：
……你们看
一个敏捷幽灵般的身影
在利多公路上飞奔
——他歪戴军帽
驾着吉普车向孟拱呐喊驶去
我们齐呼
“看到了吗？他没有从这里离去。”
责任编辑 晏蔚青
徒有其衔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一直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府，反而感到欣喜和鼓舞。韩素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政府的官员们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作战，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
果然，美、英、苏、中等国很快便成立军事同盟，并将对亚洲实行联合军事行动。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位高级军官作他的同盟军参谋长。1942年元旦，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推荐他的老部下、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担当赴中国的使命。可是，史迪威却不愿执行这项使命，因为，他对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侵略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和惊慌失措极为失望。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他还是欣然接受了罗斯福总统的任命。
史迪威的职务是：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驻华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滇缅路监理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他的职责和任务是，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指挥归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发挥租借物资（即援华军用物资）的作用。他的参谋班子由三十五名军官组成，陆军部还答应将海运四百名教官和技术人员，训练中国军队，使他们能正确地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学会美国的战术和技术。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来到重庆，拜访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初次会晤是欢愉的，蒋介石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对他说：“我将任命你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中国部队驻缅第五军、第六军归你指挥，以抵挡日军在缅甸的进攻。”他满心欢喜，高兴地向中外记者说：“中美两国军队并肩进入东京那天，将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然而，仰光失守后，他才感觉到所谓授权，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因为，蒋介石同时任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当英国总督多尔曼·史密斯对此提出质疑时，杜聿明笑着答道：“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让美国人留在战争中的惟一有效方法，就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史迪威陷入困境之中，驻缅中国军队并不服从他的指挥。蒋介石从遥远的重庆，直接和杜聿明联系，下达调动部队的命令。
史迪威清醒了，在日记中写道：“主啊，被绳索拴着的指挥官，其精神负担该有多重啊！”他匆匆飞到重庆，余怒未消地对蒋介石说：“您的部下没有执行您的命令，至多也只是执行了命令的字面意思。当然公正地说，要让中国军队把他们的两个军交给一个他们不熟悉、不能充分信任的，该死的外国人来指挥，确是过高的奢望。”没想到，蒋介石听完后竟惊讶起来，立即和他一起飞到缅甸眉苗，召集中国军官开会，当众宣布，史迪威“拥有提升，撤职和惩罚中国援缅军中任何军官的全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创新。”蒋介石还私下许诺，将授予他一枚用篆体字镌刻的官衔图章，以确认其行使的指挥权。可是，一个星期后，他所得的图章却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援缅军总司令”。至此，他才恍然大悟，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他只能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
集结在缅甸的军队各有各的心思，英国军队想溜，中国军队欲守，而史迪威恰恰相反，决意反攻、大干一场。4月，日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向盟军在缅甸的驻地狂轰滥炸。20日，日军便向腊戎进攻，突破中国军队五十五师防线。他想组织力量，重新夺回丢失的阵地，可是，军心涣散、全无斗志。当第五军、第六军悄然撤回中国时，他竟一无所知。为了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东枝，他冒着猛烈的炮火，亲自率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坚守阵地，直至增援部队的到来。他再次感到屈辱和懊恼，在一份定期的总结报告中，他写道：“蒋介石使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现在只好承认这一点。……我完全受骗了，我真傻……”
他拒绝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的营救，率领残余部队，走入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那里荆棘丛生，遍地都是蚂蚁、昆虫、水蛭，时不时还有离群猛象的袭扰。可是，他却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整日满面怒容、不言不语。一位记者报道说，史迪威“貌似愤怒的上帝，骂起人来犹如堕落的天使”。5月24日，他们终于抵达印度德里。一时间，他成了举世闻名的英雄，记者络绎不绝，采访没完没了。在记者招待会上，他郑重宣布：“我声明，我们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我们撤出了缅甸，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胜利地返回缅甸。”
格格不入
他身材高挑、瘦骨嶙峋，常穿一件非制式的运动衫，而不愿着表明军阶的制服。人们很容易在前线遇到他，只见他脚蹬美国大兵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式硬边战斗帽，嘴里叼着烟斗，嚼着口香糖，如同熟谙母语般地用中国话下达命令。他为人坦诚，憎恨空谈，不愿讨好他不尊敬的人。这样一位自负好斗的职业军人，与“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蒋介石相处，无疑是两条毛驴拴在一根桩上，注定是要踢蹶子的。他们相处不久，他便感到蒋介石“非常难对付”，而蒋介石则抱怨：“在中国，史迪威将军的权力比我的权力大。”
他对蒋介石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1928年4月，他在美国《卫兵》杂志撰文介绍蒋介石时，还倍加赞赏地说，中国统一的完成，表明蒋介石“是靠自己体内的力量获得的”。在他担任武官参赞时，正值日本侵华气焰甚嚣尘上，蒋介石不号召人民起来抗日，却别出心裁地搞起新生活运动，这时，他才轻蔑起蒋介石。他对国民党军队只忠于蒋介石个人，以及各自为阵、保存实力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他称呼蒋介石为“花生米”，他认为蒋介石刁滑、谲诈，如以“花生米”相称，那真是名副其实。
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成为公开的秘密。罗斯福对此极为焦虑，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措辞强硬地说：“史迪威的确是以错误的方法在和蒋委员长打交道。蒋委员长是不能以我们对待其他中国人的通常办法与之交往的。他是中国的最高统帅、中国军队的总司令。”他知道罗斯福的态度后，立即给马歇尔拍了一封电文，进行辩解，电文说：
我因不向走私诈骗者发放军用物资而恶名远扬。在美国继续宣传重庆的观点，已构成对我的工作的重大障碍。美国公众舆论得到的全是虚假的印象。真实的情况是，部队处于绝望的境地。士兵吃不饱，无薪饷，未训练，被轻视，军队贪污腐败成性。本来可以把他们拉出污水坑，但由于我们不断让步，使得蒋委员长认为，他只消一坚持，我们就会屈服。
他继续训练中国军队，为重开缅甸战役作准备。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美国的军援物资便大多倾向北非，中缅印战区再也得不到如数物资了。他牢骚满腹地向马歇尔抱怨说：“我不知道非洲战场得到了多少。难道我就用这些东西去安慰中国人吗？”他还给陆军部拍去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愤怒情绪。马歇尔也有同感，对史迪威说：“我已看过你那封骂娘的电报了。”“我非常同情你的反应。”
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纪念日时，马歇尔正式通知他说，缅甸战役已引起高度重视，因为重新打通缅甸运输线，可以为从中国出击的空军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美国政府将增加对缅甸战役的支援。他高兴极了，因为，他所处的战略位置，已仅次于艾森豪威尔指挥的北非战场。美国已意识到缅甸的战略地位，特意增加六千名美国勤务兵，专门执行筑路及其它任务。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当他赶到重庆时，事情又变得难以捉摸。何应钦抓住一些枝节问题，没完没了地絮叨：“空投时，一些箱子摔破了，药用碘酒也被砸碎了。”12月28日，蒋介石照会罗斯福，对未在孟加拉湾建立海军优势提出质疑。蒋介石认为美国没有实现其诺言，即控制缅甸水域，加强美国驻华空军力量，并且说发起缅甸战役，必须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前提条件不充足，那就会失败，就会给中国带来灾难。1943年1月8日，蒋介石正式拒绝发动缅甸战役，提议推迟到秋天发动为宜。
1943年夏秋间，缅甸战役已在积极的准备之中，史迪威感到蒋介石的“脾气好多了”，宋美龄也称史迪威为“乔大叔”。然而，开罗会议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又得出一个新结论，盟军应把军事打击的重点放在德国。罗斯福得到情报说，日本将在太平洋而不是在中国被打败。罗斯福让史迪威通知蒋介石，盟军至少在一年内，不会在缅甸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亲共嫌疑
1943年8月，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向蒋介石建议，为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以利缅甸战役的准备和发动，应该同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合作，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也是对共产党自称愿意在委员长的指挥下抗日的一种考验。”蒋介石当然不会予以理会，不过，大洋彼岸的罗斯福倒是饶有兴趣，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大敌当前，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愿意打日本的人的援助，显然是错误的。”
史迪威与一些美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很深的政治成见。他在任驻华武官参赞时，负责搜集和研究共产党的情报。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怀有浓厚的兴趣，甚至想“写一封信问一问贺龙如何”。他认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和战术都很出色”。他将其对共产党的认识，与其他武官进行交流，获得他们的好评。1936年2月，英国大使馆便在一封便函中，感谢他提供的“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非常有趣的小册子”。
在日军大举入侵，战则必败的亡国舆论中，林彪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力挫日军，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史迪威由此深受鼓舞，找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就平型关大捷的话题，对八路军和共产党进行广泛的讨论。他常常反问自己：“难道八路军不是很了不起吗？”在武汉，他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接触和交谈后，发现中共高级领导人“襟怀坦白，彬彬有礼，态度和善，为人直率”。与之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的高官们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一副装腔作势、目中无人的派头。
腊戎失守后，他换了一种思路，倘若八路军在此，绝不会如此惨败。他常常语气坚定地对参谋人员说，真想“请那些共产党部队到这里来作战”。在重庆，他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对蒋介石说：“如果委员长同意，我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担心国共两党会短兵相接，酿成内战，那些喋喋不休的反共宣传，使他心烦意乱，不时地问自己：“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停止这种愚蠢的宣传呢？”
1943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抵达重庆，史迪威努力说服赫尔利，对华援助不应将共产党排斥在外。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抗日的，是很有战斗力的。在他们控制的区域，实行的才是真正的改革，减租减息，不抓壮丁，很得下层民众的拥戴。他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第十八集团军（红军）是能发挥作用的，对这一点不能有半点误解。他们可以调到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执行任务。但在这次危机（指皖南事变，作者注）中，我们必须把他们视作这个队伍中的一部分。”
蒋介石感到史迪威已是越走越远，共产党的军队如果得到先进的武器装备，那么，他们就会如虎添翼、势不可敌。蒋介石别无良策，只得给罗斯福去电极力阻挠。史迪威知道后，立即给马歇尔去了封长信说，蒋介石应该和共产党达成包括得到武器装备的协议，让八路军在山西参加战斗。“两年前，他们曾主动提出与我共同合作。现在他们仍可能愿意听从我的指挥。”马歇尔支持他，认为任何中国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同政府军团结抗日，都应受到美国的援助。
罗斯福在一份“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要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援助的范围。史迪威的态度更加明朗化了，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说：“如果让蒋介石控制物资，谁会得到，你是很清楚的；谁得不到，你也是很清楚的。但我们必须让共产党得到援助，因为他们愿意抗日。”
1944年9月13日，他接待了两名共产党的使者，他们带来了毛泽东和朱德的问候，他们谈论了什么，没有详尽的记述，但是，他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已多少透露出会谈的信息：“他们已和我联系过了。他们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但不愿在蒋介石任命的司令官的指挥下作战。”他告诉这两名使者，很想到延安去看看。他将说服共产党将自己的军事力量部署在黄河以北，不与国民党军队接触，并将给以五个师的美式武器装备。
悄然归去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越闹越僵，矛盾所在是由谁来支配援华物资。一次，在使用两架运输机的问题上，他们发生了争执。史迪威桀骜不驯，使蒋介石恼羞成怒，立即给罗斯福拍去电报，婉转地暗示罗斯福，应该将史迪威召回美国。可是，万万没想到，罗斯福竟在回电中明确回答：“史迪威将军要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实际的。”罗斯福拒绝了蒋介石，并且告诉他，就是召回史迪威，那么，新的继任者也享有与史迪威同等的权力。
蒋介石只得忍气吞声、一再克制。但是，他一刻也没有放弃这种呼吁，罗斯福开始腻烦了，也想调换史迪威，以缓和目前的紧张局面。然而，马歇尔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对罗斯福说：“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能够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而在美国再也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
蒋介石虽然碰了个硬钉子，可是，他一旦决心撵走史迪威，那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宋子文正是衔着如此使命，在华盛顿四下活动，凡是他能建言的权威人士，都不厌其烦地唠叨。在排挤史迪威的过程中，宋子文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无非是取史迪威而代之。1943年9月15日，宋子文给罗斯福寄去一份中缅印战区的新计划，重点提出撤换史迪威的事情。
美国军方对于召回史迪威，一直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而马歇尔的态度则是至关紧要的。马歇尔一如既往地支持史迪威，认为应该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以和他所负有的指挥权相适应。1944年6月30日，美国陆军部在一份要求晋升史迪威的文件中，对他大加褒奖，称赞他克服种种困难，包括盟友的冷落，“在缅甸组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并在向密支那的进军中，发动了一次载入史册的辉煌战役。罗斯福拗不过军方的意见，签发了一份由陆军部起草的电报，并于7月6日将这份电报发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再也不提召回史迪威了，换了一种方式，要求罗斯福派位高级别的特使，前来调查中国战区的情况。于是，副总统华莱士前来中国，华莱士在中国的日子里，每天都被蒋介石和宋子文所困扰。蒋介石指出，为摆脱中国战区的不和谐局面，美国政府应派位总统特使，以直接沟通中国战区和总统之间的联系，无需再经过国务院和陆军部。华莱士认为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可以采纳。宋子文没完没了地数落着史迪威的过失，反反复复地讲述史迪威必须召回的理由。华莱士招架不住了，竟然也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
蒋介石又开始出击了，通过总统特使赫尔利直接向罗斯福传递信息，指出史迪威所谓的军事指挥权，已涉及到一国的主权。他说：“只要我还是国家元首和中国最高司令官，在我看来，我无疑有权召回一个我不能再信任的军官。”赫尔利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和史迪威“性格各异，互不相容”，“如果你在他们的争执中支持史迪威，你就必将失去蒋介石，还可能失去中国。”罗斯福权衡利弊，作出直接而明确的命令，史迪威立即从中国撤回。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总统的命令，本想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一个解职声明。马歇尔担心他会出言不逊，造成难堪的局面，指示他在四十八小时内就要踏入归程。他写了两封告别信，其中一封给朱德的信说：“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蒋介石和宋子文前来送行，蒋介石解释说，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性格不合造成的，对此深表遗憾。史迪威不失绅士风度，笑着说：“祝你们取得最后胜利，我永远是中国的朋友。”
史迪威就要回美国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在中缅印战区官兵中传送。他们在一首名为《敬礼》的十四行诗中，这样为他们的指挥官送行：
……你们看
一个敏捷幽灵般的身影
在利多公路上飞奔
——他歪戴军帽
驾着吉普车向孟拱呐喊驶去
我们齐呼
“看到了吗？他没有从这里离去。”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