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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乌素沙漠吹来的风，一路浩荡，吹过红山顶的时候，突然间分了岔，一岔吹向横山，在塬上打旋，卷起许多草，一岔吹向黄河湾，与云彩纠缠，落下几滴雨。
红山就这样站稳了自己的高度。
陕北有个地方叫榆林，榆林有座山叫红山，红山上有处烽燧叫镇北台。七月的一天午后，我从榆林的闹市出发，乘车走十多分钟，就到了红石峡。下车往东，路在前面延伸，沿一段平缓的坡，杨树、榆树和旱柳，在路两边参差。走不多远，仰观，镇北台的雄浑与磅礴就在眼前了，猛觉袭上头顶的晕眩。进入门洞，左拐，拾级而上，这里是墩台的基座，也是红山的山顶了。东南角墩台下有券门，穿进去，上得台地，第一层，颇显宽敞，很早以前这里是戍边将士的营地，房屋早就不在了，现在建有展室，内有此地出土的五行砖、瓦当、瓷雷等文物，见证着镇北台远去的风雨沧桑。墩台共有四层，三十多米高，呈梯形往上收进，先是用黄土夯筑的台地，再以青砖包砌，方方正正高耸在红山顶上，宣示着自己的壮硕与威猛。
站在镇北台上，抚摸着一个个垛口，极目处，四野苍茫寥廓，长城的残垣断壁横亘毛乌素沙漠南缘逶迤而去。走远了的王朝，把自己的繁华和颓废留在了史乘里，遗落在秦砖汉瓦间，消匿在风吹雨打中，秦的明月，汉的金镫，隋的角声，白云苍狗不及细数，已然悲情顿生。
而如今眼前的墩台，能看得出旧时模样的，也只有文治武功的明朝了，把碎掉的日子往前数，就能触及宗庙丘墟的明朝了。明朝的幸福时光在开疆拓土的马蹄声里，在万国来朝的车马驿道上，在余音绕梁的戏曲杂剧中。而在我的印象中，明朝更像是一个武士，从春秋鼎盛到老态龙钟，在边关上雄起来却在朝堂里蔫下去而不复往昔的荣光。
有人说镇北台连接着八达岭，我信。长城从山海关一路延伸到嘉峪关，其间有多少座城池、多少个关隘和敌台、多少個垛口和瞭望孔，谁知道？但我知道，长城有时候是分岔的，纵横交错的，自战国至秦至隋至明的长城并不一定重合，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条线，我们平时留意的只是它的延伸和衔接是否通畅。如此，绕过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长城中段上，镇北台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台”倒也名至实归。
但在更早的时候，红山也就是一座山而已。山下的长城已经残破不堪，明朝的军队守在那道废墟上，自以为固若金汤的疆界，便板起面孔告诫对方：这是老子的地盘，谁要撒野我就揍谁！
揍不怕的鞑靼时常越过破败的城墙进入河套水草丰美的地带放牧，顺便抢上一把。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东蒙鞑靼和西蒙瓦剌。鞑靼在毛乌素沙漠北缘的戈壁草原，闷得慌，觊觎明朝仓廪的充实和市井的繁华。断垣残壁挡不住奔腾的马蹄，成千上万的骑手来去如风，穿过残破的长城，在毫无屏障遮蔽的乡村闾里市井坊间杀人掳掠，河套百姓深受其害。
看着这些不识时务的家伙在眼皮底下放肆，明朝气得七窍生烟，派兵征剿，双方在长城脚下打打杀杀好多年，打乏了就和，和久了又打，消停时也做点茶马互市之类，一边讨价还价，一边磨刀霍霍。所以这时候的边关还充满许多变数，红山上空飘着一层厚厚的云彩，那场雨，注定迟早要来。
终于，朝廷派了一个人来，他是个文人却有着将军的胆魄。他站在红山顶上，抽出宝剑横空一挥，从毛乌素吹来的秋风就断成了两截，一截散入神木，一截吹落米脂。
明成化八年，余子俊来到了榆林，初来乍到就将治所从绥德迁到榆林卫，且先下手为强，将那个难缠的对手赶出河套，并一举捣毁鞑靼红盐池巢穴。鞑靼被打得鼻青脸肿，不敢在河套停留，卷铺盖远徙漠北，边地警报解除。余子俊因军功升任右都御史，随即在秦、隋城址的基础上再修长城，连绵一千七百余里，历时四月即告完工，称“延绥边墙”，成为长城中断的坚实屏障。从此烽烟暂息，黎民百姓脱离战乱之苦。
余子俊定定地望着对面的毛乌素，看了那么久，最后把目光落在红山顶，看了那么久。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红山墩，在山脚下的城墙内侧，只剩下一个夯土堆，十分地不起眼。但在当时，长城中段的军事要地红山墩，威震塞外远近闻名。
余子俊站在烽火台上，望着北边的毛乌素思绪万千。如今战备工事、攻防器具和军队配置齐全，榆林作为边防重镇已颇具规模，百姓生产生活趋于稳定安宁，胡琴琵琶羌笛。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市贸易。
他想到了鞑靼。鞑靼这次确实被打疼了，躲的很远。近处好安身，远处好挣钱，他向对方发出了邀请。
同时，为确保开禁互市的安全和便于官方间的沟通，在长城内侧红山墩脚下修建了“款贡城”，不大的一座城池，里面建有屋宇，其功能相当于现在的口岸，作为进献贡物、赠送礼品、洽谈贸易的重要场所，是明长城线上唯一的一处官市。
“款贡”是什么意思呢？从镇北台回来后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按“款关而入”理解显然是不妥的，谁没敲过门呢？查了一下词典，却是“归附进贡”之说，明着是藐视人家，更不妥。后来看到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番夷求贡赋》，载“得其既败，而后抚之，则彼之感恩愈深，而款贡可以坚久”一段，这样看来就有款诚、款洽的成分在里面了，恩威并用才可以坐下来谈，诚信融洽才可以放心做生意。张居正比余子俊差不多晚了一百年，不难看出此赋是借鉴了余子俊的做法，当作成功经验加以应用，真的是天下第一号明白人。
但在我看来，款贡城更像是一座瓮城。四面都是城墙，红山墩巍然耸立，高牙大纛，朱雀玄武，火列星屯上国雄风。这样的建筑，和平时期是官员办理外交事宜的场所，战时则可用作防御工事，具有不可小觑的双重功能，匠心之独运由此可见一斑。
而真正的集贸市场，则在红山西边两里远的地方，先是在长城脚下空地上进行，后于嘉靖四十三年建成用于民间通关互市的易马城。
明朝的月光洒在延绥边墙，洒在榆林城头，洒在毛乌素，洒在北京的朝堂上。
苍黄翻覆，一百多年之后，当年修建长城和屯垦戍边的人们已不在人世，风烟过处，他们的苦难和功绩没入了尘埃。长城雄伟依旧，榆林风物不改，毛乌素飞沙扬砾。这时候的红山边市，因循着物物交换的定律，一路延续，且场面宏大，一如“万马辐辏”之景象。易马城狭小的交易市场已容纳不下众多的人口和牲畜，只能拓展到城外的开阔地带进行。这种情势下，倘若鞑靼借赶集趁乱攻入城内，距红山只有十里的榆林则首当其冲，潜在的危险无处不在。 此时又一个人来到了榆林，长城在他的眼前延伸。他站在红山顶上，拿起令旗断然一挥，从榆林城赶来集结的几万军队，西边是旌旗招展的步卒，东边是钢刀闪闪的马队。
万历三十五年七月，涂宗浚就任榆镇巡抚。
北边来的抢劫犯此时按捺不住犯罪的冲动，舞刀跃马蜂拥而来。长城沿线鼙鼓动地，角声震天，狼烟连墩而起，城内军民闻警战备。鞑靼忘了曾经的痛，火落赤、摆言太等勒索赏赐未逞，纠一万余众分路攻打城防隘口，劫掠集市，战事一时吃紧。涂宗浚下令以火炮、瓷雷还击，辅以滚油灰盆，再以轻骑追杀，斩首颇多，获马匹器械无算。鞑靼退去，遁入沙漠，延绥边关复归宁静。
涂宗浚定定地望着对面的毛乌素，看了那么久，最后把目光落在红山顶，看了那么久。
就是这里了，建一座墩台，镇北台，很大很大，很高很高，能一眼望穿毛乌素，能看到两翼绵延的长城，能看到明朝北疆的无限江山。
于是奏请朝廷，获得允准，翌年四月动工，将红山顶凿平作为台基，历时一年多完成此项浩大的工程，成为长城中段的标志性建筑。高大的墩台崛地而起，巍峨挺拔直戳云天，站在上面能摘到星星，伸手，一把，再一把。举目四顾，镇北台借助地势之险峻，南面遮蔽着三秦大地，北边抵挡着漠漠瀚海，紧扣长城要隘，严控关陇门户。登台望榆林，丰收景象奔来眼底，街道巷陌熙来攘往。
边关虽安，忘战必危！
鞑靼的商队穿过毛乌素而来，还没到易马城就看见了高高耸立的镇北台。镇北台上旌旗插满垛口，迎风猎猎，军卒肃立，傲睨自若，刀枪剑戟，寒光森森。他们以为走错了地方，呆呆地看着那座仿佛挂在天上的楼台。
将军跨马，扬鞭奋蹄，一声嘶鸣，声震云汉，马道在前，鼓角在后，轻尘紧随，垛口折轉。旋上去，旋上去，金甲反射着日光，战袍飘拂成云霞，一副剪影印在天幕上，横刀立马，豪情泼洒，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如许国！
鞑靼很折服，但不舒服。马市照样开，生意照样做，仗就别打了吧！
于是在款贡城，双方的官员又坐到了一起。
——你们住在房子里好舒服啊，不像我们在马背上风吹日晒，日子过得苦啊。
——你们养牲畜辛苦，可我们种粮织布也不易啊。买卖大家做，干嘛非要抢呢？
——我们的马几年里才能长大，但你们的粮食，一年就能割上一茬。兄弟我过得苦啊。
——我们也不富啊，还养着一群虎狼之师。只要诚心归附，我们省吃俭用也不会亏待你的是吧？
我想象那时的谈判，明朝一定是悟出了不凡的智慧。剿抚并用只是在打不死对方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谁想在战火中烧钱呢？我甚至猜想，什么时候，款贡城内的谈判桌说不定就换成了饭桌，茶碗也许就换成了酒杯，如果喝高了再上演一场抱头痛哭那也不是没有可能，很有可能。
明朝的月光洒在延绥边墙，洒在榆林城头，洒在毛乌素，洒在北京的朝堂上。
涂宗浚走了，刘敏宽来了。
刘敏宽是个诗人。
先前在任西宁兵备副使的时候，刘敏宽在湟中五峰山找出了铁矿，炼出了用于军备的生铁，减轻了财政负担和百姓差役，并纂修了《西宁卫志》，颇受时人赞许。进士、军人、地质队员、史学家、诗人，刘大人的简历很不简单！
万历四十三年，刘敏宽由延绥巡抚升任三边总督、兵部右侍郎。刘敏宽站在镇北台上，定定地望着对面的毛乌素，看了那么久，最后把目光落在边墙的城台上，看了那么久。
刘敏宽不需要修长城，不需要建墩台，他需要赋诗：
重镇秋声霁色开，巡行不是为登台。
千山远向云霄列，一水还从沙漠来。
戍阁崔巍天阙近，塞垣缭绕地维回。
凭高极目狼烟靖，恍是逍遥莨苑偎。
如此闲情逸致，还以为刘大人是来旅游的，看不到前人栽树。而实际上，边关一派祥和的原因是：刘大人炼出了铁还要造炮，铁铸的大神炮，重三百五十斤，安装在城台上，另外还有重四十斤的涌珠炮，架在垛口。这在当时就是重武器了，如果来一场实弹演习，炮声震天动地一响，谁敢惹他？
由此可见刘敏宽巡行登台的用意所在了，身在边关，国事挂心，醉里挑灯看剑。前两位余子俊和涂宗浚，跟鞑靼死磕，修城墙修墩台，流血又流汗，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打下的基础很牢，榆林城防作为“九边重镇”，无疑是挺起在长城中断的一道坚不可摧的脊梁。
刘敏宽意犹未尽，他又来到红石峡，在榆溪河西边的摩崖上，刻下“华夷天堑”四个大字，站在河对岸都能看到，你说狂也不狂？
这就把余子俊和涂宗浚的功劳都隐含在四个字里面了，原来功夫却在后头，不显山露水地赞颂了一把。
而事实上，此时的刘敏宽，再有两年也就退休了。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一位老人竟有如此强大的雄心和胆略，着实令人肃然起敬，请受晚生一拜。
但是明朝，在边关上雄起来却在朝堂里蔫下去的明朝，在它的最后一位皇帝穷得补裤子的时候，李自成猛不丁在后院里放了一把火，紧接着满清入关，内忧外患加剧了家天下的衰亡，一道长城轰然倾塌，一个王朝黯然谢幕。
鞑靼望着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明朝，五味杂陈。他们走向草原深处，走向陌生的清朝，从此远离长城，忘掉曾经的痛。
雄伟的万里长城，终于没能挡住一个朝代终结的命运。浩繁厚重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前途，需要良好的内部秩序来维护，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需要共同的价值追求为支撑，这才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横亘于凿饮耕食的尘寰，稳固而恒久。
如今，几百年过去，明朝的身影埋在厚厚的典籍里。我站在镇北台上，定定地望着远处的毛乌素，看了那么久，最后把目光落在长城残破的遗址上，看了那么久……
作者简介：王月邦，供职于青海省互助县人民法院。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一百余万字。长篇纪实小说《曾国佐将军》获青海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
红山就这样站稳了自己的高度。
陕北有个地方叫榆林，榆林有座山叫红山，红山上有处烽燧叫镇北台。七月的一天午后，我从榆林的闹市出发，乘车走十多分钟，就到了红石峡。下车往东，路在前面延伸，沿一段平缓的坡，杨树、榆树和旱柳，在路两边参差。走不多远，仰观，镇北台的雄浑与磅礴就在眼前了，猛觉袭上头顶的晕眩。进入门洞，左拐，拾级而上，这里是墩台的基座，也是红山的山顶了。东南角墩台下有券门，穿进去，上得台地，第一层，颇显宽敞，很早以前这里是戍边将士的营地，房屋早就不在了，现在建有展室，内有此地出土的五行砖、瓦当、瓷雷等文物，见证着镇北台远去的风雨沧桑。墩台共有四层，三十多米高，呈梯形往上收进，先是用黄土夯筑的台地，再以青砖包砌，方方正正高耸在红山顶上，宣示着自己的壮硕与威猛。
站在镇北台上，抚摸着一个个垛口，极目处，四野苍茫寥廓，长城的残垣断壁横亘毛乌素沙漠南缘逶迤而去。走远了的王朝，把自己的繁华和颓废留在了史乘里，遗落在秦砖汉瓦间，消匿在风吹雨打中，秦的明月，汉的金镫，隋的角声，白云苍狗不及细数，已然悲情顿生。
而如今眼前的墩台，能看得出旧时模样的，也只有文治武功的明朝了，把碎掉的日子往前数，就能触及宗庙丘墟的明朝了。明朝的幸福时光在开疆拓土的马蹄声里，在万国来朝的车马驿道上，在余音绕梁的戏曲杂剧中。而在我的印象中，明朝更像是一个武士，从春秋鼎盛到老态龙钟，在边关上雄起来却在朝堂里蔫下去而不复往昔的荣光。
有人说镇北台连接着八达岭，我信。长城从山海关一路延伸到嘉峪关，其间有多少座城池、多少个关隘和敌台、多少個垛口和瞭望孔，谁知道？但我知道，长城有时候是分岔的，纵横交错的，自战国至秦至隋至明的长城并不一定重合，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条线，我们平时留意的只是它的延伸和衔接是否通畅。如此，绕过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长城中段上，镇北台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台”倒也名至实归。
但在更早的时候，红山也就是一座山而已。山下的长城已经残破不堪，明朝的军队守在那道废墟上，自以为固若金汤的疆界，便板起面孔告诫对方：这是老子的地盘，谁要撒野我就揍谁！
揍不怕的鞑靼时常越过破败的城墙进入河套水草丰美的地带放牧，顺便抢上一把。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东蒙鞑靼和西蒙瓦剌。鞑靼在毛乌素沙漠北缘的戈壁草原，闷得慌，觊觎明朝仓廪的充实和市井的繁华。断垣残壁挡不住奔腾的马蹄，成千上万的骑手来去如风，穿过残破的长城，在毫无屏障遮蔽的乡村闾里市井坊间杀人掳掠，河套百姓深受其害。
看着这些不识时务的家伙在眼皮底下放肆，明朝气得七窍生烟，派兵征剿，双方在长城脚下打打杀杀好多年，打乏了就和，和久了又打，消停时也做点茶马互市之类，一边讨价还价，一边磨刀霍霍。所以这时候的边关还充满许多变数，红山上空飘着一层厚厚的云彩，那场雨，注定迟早要来。
终于，朝廷派了一个人来，他是个文人却有着将军的胆魄。他站在红山顶上，抽出宝剑横空一挥，从毛乌素吹来的秋风就断成了两截，一截散入神木，一截吹落米脂。
明成化八年，余子俊来到了榆林，初来乍到就将治所从绥德迁到榆林卫，且先下手为强，将那个难缠的对手赶出河套，并一举捣毁鞑靼红盐池巢穴。鞑靼被打得鼻青脸肿，不敢在河套停留，卷铺盖远徙漠北，边地警报解除。余子俊因军功升任右都御史，随即在秦、隋城址的基础上再修长城，连绵一千七百余里，历时四月即告完工，称“延绥边墙”，成为长城中断的坚实屏障。从此烽烟暂息，黎民百姓脱离战乱之苦。
余子俊定定地望着对面的毛乌素，看了那么久，最后把目光落在红山顶，看了那么久。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红山墩，在山脚下的城墙内侧，只剩下一个夯土堆，十分地不起眼。但在当时，长城中段的军事要地红山墩，威震塞外远近闻名。
余子俊站在烽火台上，望着北边的毛乌素思绪万千。如今战备工事、攻防器具和军队配置齐全，榆林作为边防重镇已颇具规模，百姓生产生活趋于稳定安宁，胡琴琵琶羌笛。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市贸易。
他想到了鞑靼。鞑靼这次确实被打疼了，躲的很远。近处好安身，远处好挣钱，他向对方发出了邀请。
同时，为确保开禁互市的安全和便于官方间的沟通，在长城内侧红山墩脚下修建了“款贡城”，不大的一座城池，里面建有屋宇，其功能相当于现在的口岸，作为进献贡物、赠送礼品、洽谈贸易的重要场所，是明长城线上唯一的一处官市。
“款贡”是什么意思呢？从镇北台回来后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按“款关而入”理解显然是不妥的，谁没敲过门呢？查了一下词典，却是“归附进贡”之说，明着是藐视人家，更不妥。后来看到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番夷求贡赋》，载“得其既败，而后抚之，则彼之感恩愈深，而款贡可以坚久”一段，这样看来就有款诚、款洽的成分在里面了，恩威并用才可以坐下来谈，诚信融洽才可以放心做生意。张居正比余子俊差不多晚了一百年，不难看出此赋是借鉴了余子俊的做法，当作成功经验加以应用，真的是天下第一号明白人。
但在我看来，款贡城更像是一座瓮城。四面都是城墙，红山墩巍然耸立，高牙大纛，朱雀玄武，火列星屯上国雄风。这样的建筑，和平时期是官员办理外交事宜的场所，战时则可用作防御工事，具有不可小觑的双重功能，匠心之独运由此可见一斑。
而真正的集贸市场，则在红山西边两里远的地方，先是在长城脚下空地上进行，后于嘉靖四十三年建成用于民间通关互市的易马城。
明朝的月光洒在延绥边墙，洒在榆林城头，洒在毛乌素，洒在北京的朝堂上。
苍黄翻覆，一百多年之后，当年修建长城和屯垦戍边的人们已不在人世，风烟过处，他们的苦难和功绩没入了尘埃。长城雄伟依旧，榆林风物不改，毛乌素飞沙扬砾。这时候的红山边市，因循着物物交换的定律，一路延续，且场面宏大，一如“万马辐辏”之景象。易马城狭小的交易市场已容纳不下众多的人口和牲畜，只能拓展到城外的开阔地带进行。这种情势下，倘若鞑靼借赶集趁乱攻入城内，距红山只有十里的榆林则首当其冲，潜在的危险无处不在。 此时又一个人来到了榆林，长城在他的眼前延伸。他站在红山顶上，拿起令旗断然一挥，从榆林城赶来集结的几万军队，西边是旌旗招展的步卒，东边是钢刀闪闪的马队。
万历三十五年七月，涂宗浚就任榆镇巡抚。
北边来的抢劫犯此时按捺不住犯罪的冲动，舞刀跃马蜂拥而来。长城沿线鼙鼓动地，角声震天，狼烟连墩而起，城内军民闻警战备。鞑靼忘了曾经的痛，火落赤、摆言太等勒索赏赐未逞，纠一万余众分路攻打城防隘口，劫掠集市，战事一时吃紧。涂宗浚下令以火炮、瓷雷还击，辅以滚油灰盆，再以轻骑追杀，斩首颇多，获马匹器械无算。鞑靼退去，遁入沙漠，延绥边关复归宁静。
涂宗浚定定地望着对面的毛乌素，看了那么久，最后把目光落在红山顶，看了那么久。
就是这里了，建一座墩台，镇北台，很大很大，很高很高，能一眼望穿毛乌素，能看到两翼绵延的长城，能看到明朝北疆的无限江山。
于是奏请朝廷，获得允准，翌年四月动工，将红山顶凿平作为台基，历时一年多完成此项浩大的工程，成为长城中段的标志性建筑。高大的墩台崛地而起，巍峨挺拔直戳云天，站在上面能摘到星星，伸手，一把，再一把。举目四顾，镇北台借助地势之险峻，南面遮蔽着三秦大地，北边抵挡着漠漠瀚海，紧扣长城要隘，严控关陇门户。登台望榆林，丰收景象奔来眼底，街道巷陌熙来攘往。
边关虽安，忘战必危！
鞑靼的商队穿过毛乌素而来，还没到易马城就看见了高高耸立的镇北台。镇北台上旌旗插满垛口，迎风猎猎，军卒肃立，傲睨自若，刀枪剑戟，寒光森森。他们以为走错了地方，呆呆地看着那座仿佛挂在天上的楼台。
将军跨马，扬鞭奋蹄，一声嘶鸣，声震云汉，马道在前，鼓角在后，轻尘紧随，垛口折轉。旋上去，旋上去，金甲反射着日光，战袍飘拂成云霞，一副剪影印在天幕上，横刀立马，豪情泼洒，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如许国！
鞑靼很折服，但不舒服。马市照样开，生意照样做，仗就别打了吧！
于是在款贡城，双方的官员又坐到了一起。
——你们住在房子里好舒服啊，不像我们在马背上风吹日晒，日子过得苦啊。
——你们养牲畜辛苦，可我们种粮织布也不易啊。买卖大家做，干嘛非要抢呢？
——我们的马几年里才能长大，但你们的粮食，一年就能割上一茬。兄弟我过得苦啊。
——我们也不富啊，还养着一群虎狼之师。只要诚心归附，我们省吃俭用也不会亏待你的是吧？
我想象那时的谈判，明朝一定是悟出了不凡的智慧。剿抚并用只是在打不死对方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谁想在战火中烧钱呢？我甚至猜想，什么时候，款贡城内的谈判桌说不定就换成了饭桌，茶碗也许就换成了酒杯，如果喝高了再上演一场抱头痛哭那也不是没有可能，很有可能。
明朝的月光洒在延绥边墙，洒在榆林城头，洒在毛乌素，洒在北京的朝堂上。
涂宗浚走了，刘敏宽来了。
刘敏宽是个诗人。
先前在任西宁兵备副使的时候，刘敏宽在湟中五峰山找出了铁矿，炼出了用于军备的生铁，减轻了财政负担和百姓差役，并纂修了《西宁卫志》，颇受时人赞许。进士、军人、地质队员、史学家、诗人，刘大人的简历很不简单！
万历四十三年，刘敏宽由延绥巡抚升任三边总督、兵部右侍郎。刘敏宽站在镇北台上，定定地望着对面的毛乌素，看了那么久，最后把目光落在边墙的城台上，看了那么久。
刘敏宽不需要修长城，不需要建墩台，他需要赋诗：
重镇秋声霁色开，巡行不是为登台。
千山远向云霄列，一水还从沙漠来。
戍阁崔巍天阙近，塞垣缭绕地维回。
凭高极目狼烟靖，恍是逍遥莨苑偎。
如此闲情逸致，还以为刘大人是来旅游的，看不到前人栽树。而实际上，边关一派祥和的原因是：刘大人炼出了铁还要造炮，铁铸的大神炮，重三百五十斤，安装在城台上，另外还有重四十斤的涌珠炮，架在垛口。这在当时就是重武器了，如果来一场实弹演习，炮声震天动地一响，谁敢惹他？
由此可见刘敏宽巡行登台的用意所在了，身在边关，国事挂心，醉里挑灯看剑。前两位余子俊和涂宗浚，跟鞑靼死磕，修城墙修墩台，流血又流汗，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打下的基础很牢，榆林城防作为“九边重镇”，无疑是挺起在长城中断的一道坚不可摧的脊梁。
刘敏宽意犹未尽，他又来到红石峡，在榆溪河西边的摩崖上，刻下“华夷天堑”四个大字，站在河对岸都能看到，你说狂也不狂？
这就把余子俊和涂宗浚的功劳都隐含在四个字里面了，原来功夫却在后头，不显山露水地赞颂了一把。
而事实上，此时的刘敏宽，再有两年也就退休了。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一位老人竟有如此强大的雄心和胆略，着实令人肃然起敬，请受晚生一拜。
但是明朝，在边关上雄起来却在朝堂里蔫下去的明朝，在它的最后一位皇帝穷得补裤子的时候，李自成猛不丁在后院里放了一把火，紧接着满清入关，内忧外患加剧了家天下的衰亡，一道长城轰然倾塌，一个王朝黯然谢幕。
鞑靼望着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明朝，五味杂陈。他们走向草原深处，走向陌生的清朝，从此远离长城，忘掉曾经的痛。
雄伟的万里长城，终于没能挡住一个朝代终结的命运。浩繁厚重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前途，需要良好的内部秩序来维护，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需要共同的价值追求为支撑，这才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横亘于凿饮耕食的尘寰，稳固而恒久。
如今，几百年过去，明朝的身影埋在厚厚的典籍里。我站在镇北台上，定定地望着远处的毛乌素，看了那么久，最后把目光落在长城残破的遗址上，看了那么久……
作者简介：王月邦，供职于青海省互助县人民法院。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一百余万字。长篇纪实小说《曾国佐将军》获青海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